来源：李心沫的艺术空间

　　在一个谈论**都成为禁忌的国度里面，谈论女权是奢侈的。虽然我们从物质层面上或者是文化表象上似乎已经进入了现代乃至当代。但从个体的精神层面和国家制度方面，我们一直延续着一种封建社会的模式。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两千年封建帝制，但中国人精神上的辛亥革命还没有开始。并且精神的问题远非一场革命可以断然解决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那封建社会的文化基因已无法避免的遗留在每个中国人身体和意识里面。历史和文化带有巨大惯性，就像黄河水一样源远流长，翻滚而下，人不过是被裹挟而下的泥沙。新文化运动固然是重要的——怀着重建中国文化的初衷，但是区区数年光景，辟如昙花一现，如何改变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如果将其看做中国现代文化的开始，但自新中国建立之后，它便夭折了，至八五思潮有过一次小小的闪烁，八九年之后便彻底熄灭了。社会主义接替了封建主义继续着封建主义的事业，在反封建的旗帜下加固着封建壁垒，正由于这封建意识的强大惯性，不仅使中国的民主与自由屡屡成为幻影，并且以民权作为基础的女权也难以展开，中国的女权主义的遭遇正好是**问题的一个缩影。问题不仅在于统治者的控制与打压，更在于民众自身的麻木和犬儒，中国人履行着明哲保身的信念，只要不涉及到自己就是与己无关，作为公民的公共意识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有人说中国只有人民没有公民，这我相信，我也确信没有公民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生成，我不相信一个满脑子封建思想的中国人可以成为知识分子。

　　以上是我阅读王小箭先生的一篇文章《女性艺术首先不是艺术问题》的读后感。

　　王先生在文中说“在男女平权之前，男女的社会角色是固定的，男人务国，女人务家，中外皆然，男人最大的务国就是为国捐躯，女人最大的务家就是 (为男人)传宗接代。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男权社会是男女双方的共谋，就像宗教是教士和信徒的共谋一样，只是在共谋结构中教士处于统治地位而已，绝对不存在教士用愚弄教徒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统治问题。”

　　其实女权的问题更像是种族的问题(并且二者是基于同样的思想背景——解构主义的脉络——边缘向中心的反击)，打个比方，比如黑人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就是黑人是被作为他者而存在的，白人是优等的，具有支配地位的，是世界的主人，而黑人是劣等的，是理应被统治的，是奴隶。那么请问王先生：黑人与白人的关系是否也是共谋的关系，绝对不存在压迫的关系?是否白人为主，黑人为奴也是合理的?黑人与白人除去肤色的不同，在智力上并非低能，何以白人为主，黑人为奴?正像男人与女人差什么?除去生理差异没有什么区别，何以男人是大写的，普遍性的，并且其使命是务国，女人是作为他者的，附属的，个人化的，务家的? 而由此而发生的是女性被限定在家庭内部，与社会失去了联系，从而也就丧失了社会性。男性于是成为社会的主导，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书写者，而许多具有与男性相同智慧的女性却只能无声无息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沉默。我想这并非是一个男女共谋的问题，而是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面被迫接受的命运。

　　王先生继而又说“道德对弱势者的同情导致了压迫关系的责任自然归于统治者，同时乎略了统治者既是压迫者同时庇护者的两面性。”当我读到这一言论的时候，我不禁有些战栗，何其荒谬!这是怎样的对于集权统治的一种开脱。依照此种言论，封建社会或者奴隶社会才应该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根本无需转向现代。中国人也无需寻求民主与自由，因为独裁与专政的国家是对国民进行着庇护。照此推理，法西斯也就具有了合法性。对于弱势者的同情恰恰是人文主义思想的最为重要的内容，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如果将同情心去除，人与野兽将没有区别，社会的慈善机制就无法建立起来，不平等的分化将越来越巨大，人的等级序列将无法消除。假如对统治者和压迫者进行认同和赞许，那么，奴隶解放运动不必发生，黑人运动无需发生，女权运动无需发生，甚至中国的辛亥革命也不必发生，奴隶，黑人，女人，中国人若早早认识到“压迫者也是庇护者”的道理，世界将会更美好?!

　　王先生继而抛出了他认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统治的这种两面性在家长与孩子的关系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家长绝对是孩子的压迫者，但也绝对是孩子的庇护者。”可能也只有在中国这个没有**，继续沿袭着封建家长制传统的国家里，孩子是处于这样一种“被压迫和保护”的结构中，孩子成为私有，他们弱小 ，才使大人对孩子——最无力的生命进行惩罚，殴打，驯化成为一个服从者，长大之后他们就会成为顺民，对统治和强权卑躬屈膝，并且对他们的后代继续着他们所接受的一切：规训——从身体到精神。这就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家庭教育传统。这种教育成为文化基因遗传着，继续着暴力和屈从。很难想象，作为一位高等学院的教授会对中国的家长制毫无反思，居然成为他所乐道，并且可以作为他为自己的“统治者合理性”的一个说辞。中国的奴性教育的确是自家庭教育就开始了，接受了长期的驯化教育之后，孩子不再有反抗，并且当他们成年之后还会对此进行认同。之所以中国无法产生真正的知识分子，原因是他们的生长历程是在家长制的龙炉里生长出来的，他们没有批判精神，并且从骨子里赞成独裁与专政，因为被统治被压迫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需求。这也就不难解释王先生的此种言论了。

　　他进而推导出：

　　“只有有压迫能力才有庇护能力，之所以保家卫国在全世界都是男人的责任，只能是因为只有有卫国能力的才能保家，只有有保家能力的才有能力卫国，所以男性同时是国和家的庇护者。”到这里完全暴露出了王先生的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整套理论都是中国古代的“齐家，治国”之说。男性在这里具有毋庸置疑的主导和至高地位，被推为国家与家庭的捍卫者，这与现代主义的精神恰好是背道而驰的，与当代哲学更是相去甚远。一种真正的公民意识只有在破除了宗族世袭的藩篱才可实现，而真正的爱国主义恰恰是翻越狭隘的国家限制，但这些新思想在王先生的精神世界里似乎没有任何痕迹。这的确另我怀疑，中国是否真的存在“知识分子性”，以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思维如何探讨知识分子和当代性的问题?而性别问题恰恰是一个当代命题。

　　接下来的论述中，他谈到女性所从事的职业，例如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护理，招待等等这些都是延续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定，这无疑是女性主义所指向的关节。而女性主义所要破除的也恰是这种被规定。而女性主义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一规定性进行批判。以使女性从被动的境遇中解脱出来。这是人所共知的女性主义立场。但王先生仅仅用了一句“都是男女的共谋”来掩盖掉了不平等的男女社会地位和关系。也成为解释男权社会合法性的一个说辞。似乎潜在的在言明一个观点：就是世界不存在公平与不公平，统治与被统治，强权与弱势，而是一切都是合理的，是互相商量的结果。照此推论，**不是问题，女权更加不是问题，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也不要反抗也不要争取，重要的是要接受这个事实。

　　王先生甚至例举了种种女人对男人的压迫来表达自己对女性主义的反对。他说：“在母子的关系中，女性的统治地位是绝对的，只有到了需要靠儿子供养的孤寡暮年，才会变为无夫从子。”王先生暴露了他对女性的歧视。是封建社会的家长制使父母成为孩子的统治者，而不是女性自身的问题。王先生抛开这个家长制单单提出母子关系，而对父子关系不予谈论，在父子关系中，父亲同样是统治者，并且比女性有过之无不及，“在慈母严父“的角色中，对儿子的控制和压力更直接的来自于父亲。而且在夫妻的关系中，在”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观念下，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而”母以子贵“则使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完全取决是否有儿子。我不知道女性的权力究竟在哪里?首先女性被限定在家庭的范围内，与社会失去了联系，女人的唯一任务就是相夫教子，她们就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将一生耗尽在家庭伦理当中。而她们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在于此，她们的个体独立性是从来没有过的。王先生冷漠的和充满嘲讽的语气其实暴露出他对女性深层的鄙视。其实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代表了大多数中国男性的普遍心理。

　　王先生说“在女主与男仆，女老师与男学生，女上司与男下属，女教练与男运动员，女医生与男病人、美国女兵与伊拉克战俘的关系中，女性都是强势而非弱势，是压迫者而并非被压迫者。”这似乎可以作为女性也有统治男性的例子，但是如果细究可以发现女教师与男学生，女教练与男球员，女医生与男病人之间并不构成压迫的关系，教师，教练，医生，是这些女性的工作，而她所面对的是工作的对象，这些工作对象有男也有女，她们所做的工作男性也在从事。如何单单挑选出女性作为靶心?举个女上司男下属的例子，究竟有多少个女上司?中国能够做到女上司的不过男上司的一个零头，事实上这些女上司不是依靠男性无法成为女上司，女上司对男下属的压迫也就不足为记了，如果可以讨论的话，倒是男上司对女下属构成了一种威胁。“小秘”群体何以产生，还有自古以来都有男主人引诱女仆，很少有女主人抢占男仆。这一切只能说明女性在中国所处的卑微的处境，而用一些无缘由的例证来消解这一不平等性，这只能说是一种冷酷。

　　王先生举了澳大利亚夫妇的《亚当的脑与夏娃的脑》作为对自己的“男女有别”观念的一个论证。“研究的结论是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假如王先生读过了巴特勒的《性别的麻烦》，就会不那么武断了，就会发现：男人可以是女人，女人也可以是男人，清晰的性别界限是不存在的，性别区分不过是结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树上的一个幻象。而王先生正把这幻想看成了真实。

　　2011年2月13日于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