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迎华：想像的产物和内在的视野
来源：Carol Yinghua Lu's Blog
想像的产物和内在的视野
——对话汉斯贝尔廷《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7)
通读汉斯贝尔廷在《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第七章《欧洲：艺术史分裂后的东西方》之后的强烈感受是虽然贝尔廷的讨论只是涉及到东欧和西欧在艺术价值上不平衡的权力较量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对于东欧的艺术创作和面貌的塑造，我们几乎可以将其中对于东欧以及东西欧关系的描述完全置换成为对中国情况和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的讨论。在中国，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出现的现代主义精神和诉求很快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中受挫，并在接下来数十年共产党所发动的各种政治经济运动中被转化成为一种极端的精神和行为上的统一化运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实践在缺乏对自身现代主义传统进行梳理和认识的情况下展开，并在一开始就不具备个体性和主体性的自我意识。
贝尔廷写道，“现代主义在俄罗斯等国遭遇了断裂，但俄罗斯的先锋主义者们长期以来在西方不断发起话题，这种情况引发了人们错误的臆想，认为现代主义完全是在西方产生的，似乎现代主义在东方没有遭受过一再的打压，更何况不同东欧国家的现代主义状况也各异其类。”我们曾多次讨论到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思想界在80年代以来完全是以西方现代主义中的艺术和思想史为范本，但往往在实践和讨论中忽略了对于自身现代主义精神的回溯和尝试理解它如何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中被转化并以各种方式潜在于当代政治实践和文化、艺术生产之中。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于2004年出版的丛书《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正是希望梳理现代中国的思想史，认清内在于我们的文化语境的思想传统，尝试建构一个认识自己的自我阐释和评价的理论架构。他在题为《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的前言中写道，“在我看来，当我们从这样一个植根于儒学的历史视野出发展开天理之成立、展开那些被当代史家放置在经济史、政治制造史或哲学史范畴中的问题时，我们也就是从一个内在的视野中诠释历史。在这个视野中，我们今天单纯地当作经济政治范畴的那些问题，在另一个历史语境中是不能单纯地当作经济政治问题来解释的，例如，郡县、封建等等概念在儒学世界中是一个有着内在完整性的思想世界的有机部分，只有通过这个思想世界，现实世界及其变化才被赋予了意义，也才能够被把握和理解。”中国批评家黄专自2005年创立OCAT当代艺术中心以来所开展的实践也是一种在艺术生产和机构建设中开展的自我研究和价值系统建构的尝试，他是这样描述OCAT的，“OCAT将在中国建立一种当代艺术的自我研究、自我评价和自我解释系统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这几乎是一项没有参照的工作，我们为此已经完成了许多研究课题。我们将当代艺术研究视为开放的人文科学中的一种有机环节，所以我们把与思想界、哲学界、史学界的联系看成我们工作能够产生思想能量和学术能量的基础。”
这两项在思想界和艺术生产领域平行开展的工作的重要性还未能够充分显现。在北京的图书批发市场中，汪晖的这套丛书是属于架下销售的范畴，也就是说它的传播范围是有限的，只是在已经知道和了解他的思考的读者之内流传。而OCAT地处深圳，OCAT所开展的出版、研究和展览计划，以及黄专的理念在喧嚣的艺术世界中得到的关注仍然微弱。这两者所呼唤的内在反省性的视野远远敌不过各种在中国社会和艺术行业中获得各种普遍关注度和夺取最大化的资本和社会资源的价值判断和声音。
大量的这些噪音在我看来是建立在各种无益的想像之上的所形成的诉求、欲望，工作和实践方式，背后所支撑的是对于利益和权力的渴望。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想像，西方政治和经济权力对于中国文化思想的想像，西方艺术市场对于中国艺术的想像，中国艺术行业从业人员对于西方对于东方身份诉求的想像，中国艺术实践者对于自我历史，自我传统的想像，对于经济权力的想像等等。这些彼此的想像和猜测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对话和互动的基础之上，而更多的是西方的强权和中国自身的不自信和缺乏主体性的结合体之上，形成了中国艺术界内各种非常畸形的自我塑造的倾向：将自己塑造成西方投射政治想像的载体，比如像一些策展人和画廊主将艺术家的创作界定为所谓的“政治波普”等带有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并成功贩卖给西方的案例，比如另一些画廊主套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上某项被传播成为是消除精英主义并接近人民的宣传运动而实际上是利用了中国广大农村边缘地区农民的无自主意识而带有欺骗性地忽悠他们，成为共产党实现其政治权力争夺的群众基础和工具的低劣的党派斗争行径，并借此向对于中国革命带有某些理想主义情节和投射的国际艺术机构和策展人贩卖中国当代艺术，比如一些艺术家对于中国官方对艺术期待的简单判断和想像，比如更多的艺术家对于所谓的市场需求和收藏家喜好的想像。
这些自我塑造和自我投射不体现任何自我反思性，也并不是在和当代的对话过程当中产生，更不具备任何的当代性，本身并不利于当代艺术的建设和思考。正如汉斯贝尔廷所写的，“双方互相愉快地将世界的一部分交给对方。”在我们行业中的很多实践者愉快地把自己的世界交付于这些错位的价值判断的左右，而事实上这个问题的本质也不再是东西方的问题，不是一个地理政治划分的问题。在长期作为我们的虚假敌人和参照系的西方世界自身也面临着经济的危机所引发的种种收缩和自省式的思考的时候，我们的迷茫将不应该再在西方寻找到答案，也不应该在民族情感的问题上寻找出路。
想像的产物和内在的视野
——对话汉斯贝尔廷《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7)
通读汉斯贝尔廷在《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第七章《欧洲：艺术史分裂后的东西方》之后的强烈感受是虽然贝尔廷的讨论只是涉及到东欧和西欧在艺术价值上不平衡的权力较量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对于东欧的艺术创作和面貌的塑造，我们几乎可以将其中对于东欧以及东西欧关系的描述完全置换成为对中国情况和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的讨论。在中国，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出现的现代主义精神和诉求很快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中受挫，并在接下来数十年共产党所发动的各种政治经济运动中被转化成为一种极端的精神和行为上的统一化运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实践在缺乏对自身现代主义传统进行梳理和认识的情况下展开，并在一开始就不具备个体性和主体性的自我意识。
贝尔廷写道，“现代主义在俄罗斯等国遭遇了断裂，但俄罗斯的先锋主义者们长期以来在西方不断发起话题，这种情况引发了人们错误的臆想，认为现代主义完全是在西方产生的，似乎现代主义在东方没有遭受过一再的打压，更何况不同东欧国家的现代主义状况也各异其类。”我们曾多次讨论到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思想界在80年代以来完全是以西方现代主义中的艺术和思想史为范本，但往往在实践和讨论中忽略了对于自身现代主义精神的回溯和尝试理解它如何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中被转化并以各种方式潜在于当代政治实践和文化、艺术生产之中。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于2004年出版的丛书《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正是希望梳理现代中国的思想史，认清内在于我们的文化语境的思想传统，尝试建构一个认识自己的自我阐释和评价的理论架构。他在题为《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的前言中写道，“在我看来，当我们从这样一个植根于儒学的历史视野出发展开天理之成立、展开那些被当代史家放置在经济史、政治制造史或哲学史范畴中的问题时，我们也就是从一个内在的视野中诠释历史。在这个视野中，我们今天单纯地当作经济政治范畴的那些问题，在另一个历史语境中是不能单纯地当作经济政治问题来解释的，例如，郡县、封建等等概念在儒学世界中是一个有着内在完整性的思想世界的有机部分，只有通过这个思想世界，现实世界及其变化才被赋予了意义，也才能够被把握和理解。”中国批评家黄专自2005年创立OCAT当代艺术中心以来所开展的实践也是一种在艺术生产和机构建设中开展的自我研究和价值系统建构的尝试，他是这样描述OCAT的，“OCAT将在中国建立一种当代艺术的自我研究、自我评价和自我解释系统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这几乎是一项没有参照的工作，我们为此已经完成了许多研究课题。我们将当代艺术研究视为开放的人文科学中的一种有机环节，所以我们把与思想界、哲学界、史学界的联系看成我们工作能够产生思想能量和学术能量的基础。”
这两项在思想界和艺术生产领域平行开展的工作的重要性还未能够充分显现。在北京的图书批发市场中，汪晖的这套丛书是属于架下销售的范畴，也就是说它的传播范围是有限的，只是在已经知道和了解他的思考的读者之内流传。而OCAT地处深圳，OCAT所开展的出版、研究和展览计划，以及黄专的理念在喧嚣的艺术世界中得到的关注仍然微弱。这两者所呼唤的内在反省性的视野远远敌不过各种在中国社会和艺术行业中获得各种普遍关注度和夺取最大化的资本和社会资源的价值判断和声音。
大量的这些噪音在我看来是建立在各种无益的想像之上的所形成的诉求、欲望，工作和实践方式，背后所支撑的是对于利益和权力的渴望。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想像，西方政治和经济权力对于中国文化思想的想像，西方艺术市场对于中国艺术的想像，中国艺术行业从业人员对于西方对于东方身份诉求的想像，中国艺术实践者对于自我历史，自我传统的想像，对于经济权力的想像等等。这些彼此的想像和猜测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对话和互动的基础之上，而更多的是西方的强权和中国自身的不自信和缺乏主体性的结合体之上，形成了中国艺术界内各种非常畸形的自我塑造的倾向：将自己塑造成西方投射政治想像的载体，比如像一些策展人和画廊主将艺术家的创作界定为所谓的“政治波普”等带有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并成功贩卖给西方的案例，比如另一些画廊主套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上某项被传播成为是消除精英主义并接近人民的宣传运动而实际上是利用了中国广大农村边缘地区农民的无自主意识而带有欺骗性地忽悠他们，成为共产党实现其政治权力争夺的群众基础和工具的低劣的党派斗争行径，并借此向对于中国革命带有某些理想主义情节和投射的国际艺术机构和策展人贩卖中国当代艺术，比如一些艺术家对于中国官方对艺术期待的简单判断和想像，比如更多的艺术家对于所谓的市场需求和收藏家喜好的想像。
这些自我塑造和自我投射不体现任何自我反思性，也并不是在和当代的对话过程当中产生，更不具备任何的当代性，本身并不利于当代艺术的建设和思考。正如汉斯贝尔廷所写的，“双方互相愉快地将世界的一部分交给对方。”在我们行业中的很多实践者愉快地把自己的世界交付于这些错位的价值判断的左右，而事实上这个问题的本质也不再是东西方的问题，不是一个地理政治划分的问题。在长期作为我们的虚假敌人和参照系的西方世界自身也面临着经济的危机所引发的种种收缩和自省式的思考的时候，我们的迷茫将不应该再在西方寻找到答案，也不应该在民族情感的问题上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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