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癫狂的城市: 2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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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11/01/18 14:04:38 by guest
来源：Ou Ning‘s blog 作者Author: OUNING
[2006年4月7日，北京丰台区花乡羊坊村工作人员带领大批联防队前往下一个拆迁点进行拆迁。甄宏戈摄影。]
癫狂的城市
2000－2010
欧宁
2000 年夏天，我决定离开住了十一年的深圳，搬到广州。作为一个短短二十年时间内建立起来的新城市，深圳似乎遭遇了它发展的瓶颈。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完成了，中央政府的政策开始向上海倾斜。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的城市开发和房地产的狂飙突进使它的土地储备很快见底，深圳不得不继续向北和向东特别是关外寻找更多城市空间。在个人生活的领域，它的单一经济城市的定位，历史纵深感的匮乏，生活风格和文化资源的有限性，都令我越来越觉得它在空间上的迫狭。而同年秋天，上海举办了它的第三届艺术双年展，大量以前未被官方接纳的当代艺术作品开始进入这个大型展览，使它成为一个隐含着许多风向信息的标志性事件。我的迁居行动是试探性的，只是保守地搬到了深圳近邻的广州。两年后，呙中校的《深圳，你被谁抛弃》在网上发表，引起轩然大波。
2001年夏天，在广州的潮热天气中，我和几个助手正在为一个即将在柏林汉堡火车站美术馆开幕的中国当代艺术展“生活在此时”赶制画册。这是文化部首次出资在欧洲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展，策展人即是2000年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的侯瀚如，还有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范迪安。7月13日，在我们为画册忙得头昏脑胀时，工作室的电视传来了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消息，我们看见天安门广场上狂欢的人群，脸上贴着国旗，手上也挥舞着国旗，口中大呼，“北京赢了！北京赢了！！”这个消息，不仅为北京，也为整个国家接下来十年的城市化运动安上了一个超级巨大的加速器。9月11日，在画册已经杀青，我们准备赶赴柏林时，纽约世贸大厦双子塔被两架飞机撞毁，那象征着资本的骄傲、城市的野心和人类与天比高的疯狂的摩天大楼轰然倒地，它间接影响了库哈斯为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做的设计，后者以一个扭曲的Z字型结构，完成了对曼哈顿式摩天大楼的批判。
这一年的6月29日，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和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同时举行，意味着拉萨这座位处高原上的边远城市将要加入全国城市铁路网。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WTO的决定。一年后，中国经济跃上新台阶，GDP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000 美元，年增长速度达8％左右，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分量突显。在接着而来的2002年12月3日，经过4轮投票，上海从5个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 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这一切，均彰显中国正国运亨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整装待发，要在通往一个簇新的超级大国的路上全速起跑。城市化作为工业化之后最重要的一项国策，将在这一轮加速快跑中迈入下一个高潮，它将大面积改写中国的城市史。
奥运和世博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始自文革后，它的第一个十年以深圳为主角。在一个渔村的基础上用最快的速度创建一个新城市，在世界范围的当代城市史中都是罕见的。深圳初创时的经济模式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料装配和补偿贸易）,利用它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改变土地性质，在原来的农地上兴建大量工厂，吸纳各地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承接香港和海外的加工订单。这一模式进一步辐射至珠三角地区，至今仍被一些内陆城市采用。第二个十年经历1989年后的短暂停顿，在 1992年后再次从深圳发轫，进而波及沿海城市及大部分省会城市。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全面向消费社会转型，商业和服务业进一步流行，房地产业则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土地收入变成各地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大量农业用地被不断膨胀的发展商收购，城市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02年，Richard Florida在美国发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很应景地总结了在美国和欧洲等地出现的新兴创意产业，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中国也开始追赶这一趟国际潮流，并根据“大国崛起”的需要，提出“发展软实力”的策略，各地城市开始加入创意产业的热潮，中国城市化运动自此开始步入第三个十年。
自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全球化的序幕拉开，跨国资本的流动要求打通所有国界，扫除一切政治上的障碍，民族国家的观念开始受到冲击。而现代交通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人们日渐频繁的国际旅行和网上交流也进一步淡化了各自的国族意识。于是，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城市便日渐成为人们界定身份属性的重要标识，而国与国之间的武力竞争，也开始让位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双年展这样以城市为主办单位的艺术盛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风行全世界的原因，而奥运会和世博会这样的顶级人类盛会更是被各城市激烈争夺。以大型活动为契机，各主办城市可以吸纳国际流动资本，带动城市建设，刺激本地生产和消费，发展旅游观光业和服务业，这已经成为推动城市复兴，把城市品牌推向国际化的不二法门。自中国加入WTO后，整个国家热烈拥抱全球化，奥运会和世博会两大盛会的主办权分别落入两个最大的城市北京和上海手中，中国由此步入城市发展的颠狂时代。
2005年1月 27日，北京市政府提交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获得国务院批复开始执行，它的近期规划主要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远期规划针对后奥运时代直至2020年。它提出北京总体空间结构为“两轴－两带－多中心”：“两轴”指沿长安街的东西轴和根据传统7.8公里的中轴线（从永定门至钟鼓楼）向北延伸而成的25公里的新南北轴；“两带”指“东部发展带”和“西部发展带”；“多中心”包括八大城市职能中心。其中的一个职能中心奥林匹克中心区便设在传统中轴线以北的区域，包括多个奥运场馆和设施，如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馆（水立方）、国家体育馆、国家会议中心、奥运村等。这些奥运场馆和设施早在2002年就开始采用国际竞赛的方式，邀请世界各地的著名建筑机构参与设计。作为北京奥运会主会场和开幕式所在地，国家体育场最后由瑞士的赫尔左格和德梅隆建筑事务所夺得设计权，他们的“鸟巢”方案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和谐社会”的国家意志，并创造了既富中国特色又具当代精神的夺目形式美感。
奥运会被视为一次千载难逢的展示中国实力的机会，因此，众多大型标志性公共建筑要赶在它之前完工，奥运建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除了实体展示，中央政府还抓住奥运这一事件在其它方面进行布局运筹，其中一个重大举措是在2006年11月4－5日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一直把投资非洲当成一个重要的经济和外交策略，利用过去援助非洲所积聚的感情基础，中国大量介入当地的基础建设，甚至要把深圳的经验引入非洲，在那里设立多个经济特区，通过激活当地的经济来换取各种资源，并在外交上与非洲各国结盟来抗衡美国。事实上，来自中国的热钱和中国政府的灵活手腕早已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的势力迫出非洲。在奥运前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可以说是中国“反向全球化”策略的一次盛大宣示，与此同时，北京也正好藉此来演练对多年来令人头痛的城市交通问题的解决方案，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作准备。在论坛期间，北京封存50%以上的公车以削减车流量，私车不提倡上路，动员使用公共交通，限制外地车进入市区，结果收效显著，连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也开玩笑说，希望非洲朋友迟些离开，这样北京的道路可以继续保持畅通。
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进一步采取了这些经验，推出私车单双号轮换出行的措施。它虽可解一时之困，却并非治堵的根本。兴建超级大马路，对道路进行分级，摊大饼式的环路设计，都跟不上日渐增多的私车的需要，反而令城市交通陷入死局。而举办世博会的上海，却因路网密集，道路小但单行线多，轨道交通建设良好，得以避免出现死堵的尴尬局面。如果说北京举办奥运是出于政治和国家认同的需要，上海的世博会则更多关注民生层面，它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以一个肯定句式的口吻，把城市化推上了一个未来的美好愿景，并让它落在生活的支点上。城市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角，它反映出世博会对人类社会从工业化过渡到城市化的历史趋势的观察，但在展览形式上，仍采用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分类和组织方法，以国家馆作为展示单位，收集世界各国对于城市化问题的最新思想观念和技术成果。由于展览内容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加上中国民众对它所展示的未来新世界的疯狂热情，上海世博会的参观人数累计达7304.88万，刷新了世博会的历史纪录。
不过，尽管上海世博会向世人展示了这个城市雄厚的财力和基础建设方面的骄人成就，但蜂涌而来的观众导致的混乱秩序，以及中国人在参观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德心和礼仪的缺失，却饱受非议。它暴露出中国在城市运营、管治和公民教育方面的水平，仍不能与这类大型国际活动相称。虽然北京在奥运会期间通过民间智囊习得一些较为聪明的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应对方法（例如高志凯提出的“鱼钩理论”便让外交部和公安部学会用合理的方法规避和平抗议人士有可能引发的公关危机），但上海世博会对那些狡猾无礼的观众的失治却是一个令人羞耻的败绩。随后广州主办的2010年亚运会，无论官方或民间的宣传中那些错漏百出的英文都令人啼笑皆非。大型活动虽然可以为城市品牌增光添彩，但如果操办不当，它的负面影响亦不可低估。当广州办完亚运，又传出要申办下一届世博会时，人们便不禁怀疑，这个城市是否太自不量力了？它可以把Zaha Hadid设计的广州歌剧院建成一个偷工减料、面目全非的山寨建筑，是不是要检讨一下它的执行和实施能力？
奥运、世博和亚运分别为北京、上海和广州催生了许多国际知名建筑师设计的大型标志性公共建筑，然而在盛会过后，这些建筑如何融入城市的日常生活，如何和市民发生关系，它们的长期使用和运营便成了问题。这和中国各地将要兴建1000家博物馆，却缺乏展览节目策划运营的人才资源同理。自Frank Gehry设计的比尔包鄂古根汉美术馆成功地帮助比尔包鄂实现城市复兴，创造了旅游经济的奇迹之后，所有城市都开始迷信大师建筑。但据《纽约时报》 2007年的一篇报道，比尔包鄂市民很少去古根汉美术馆，他们认为这种从美国移植过来的私立美术馆制度以及它的建筑只是为游客准备的，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关，他们在西甲足球联赛中追捧比尔包鄂竞技队的热情远胜于对Frank Gehry建筑的膜拜。这个建筑可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目光，但并未能与这个城市的本土文化发生联系。比尔包鄂市民的反应给大肆流行的Richard Florida的创意阶层理论一个有力的反证，城市转型不能单一依赖创意产业，最重要还是要从本土资源和现实出发，否则无法激发本地市民的参与。对中国而言，在沈阳铁西区复制一个北京的798艺术区是荒谬的，因为前者根本没有后者广阔深厚的艺术家资源和相应的艺术机构；而在河南安阳兴建中国文字博物馆则在情理之中，因为安阳是中国上古文字（甲骨文）的出土之地。
城市更新与历史保护
自工业时代结束，第三产业兴起和消费时代来临，全球城市均开始进行产业结构和空间格局的转型。大量原本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城市开始衰败，它们不得不寻找城市更新的机会。新产业所需的发展空间除了可在不断扩张的新城区获得之外，更希望在旧城的功能转换中兑现。在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新兴房地产业、服务业和旅游业不仅在郊区农村进行征地发展，同时也介入旧城改造，通过大规模的拆迁获取它们所需的空间。推土机和挖土机在一种强大的资本逻辑之下隆隆运作，把它们逐利的巨铲和魔爪伸向大量历史街区和文物建筑。拆迁自那时起便成为中国城市的恶梦，在进入新千年后，更被冠以奥运、世博及其它大型公共事件之名，变本加厉。历史保护虽然被写在每个城市崭新的总体规划之中，但一旦遭遇现实利益，马上变成一纸空文。北京作为多个朝代的首都，历史街区和文物建筑留存最丰富，在这一狂潮中受灾也最严重。
北京正式成为全国政治中心起自金代，当时称金中都，后元灭金，在废都的东北位置另起元大都，都城平面由刘秉忠主持设计，明取替元后，延用了元大都的南北中轴线（从永定门至钟鼓楼），将旧都拆毁重建，明初期完成内城，嘉靖年间起建外城，但只建了南半部，所形成的凸形平面被清继承，一直持续至今。北京城按天圆地方的观念被建成一座方城，皇城处于中央位置，象征最高权力，在向外辐射的过程中，权力随着与皇城距离的近与远逐步递减，呈现出费孝通所描述的“差序结构”的特点——上至国家社稷，下至乡土社会都适用的一种社会结构和空间组织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把中央政府所在地设于中南海，把长安街发展为东西轴线，沿线为各部委和重要国家机构兴建新的办公建筑，与传统南北轴线相交于天安门，使之成为北京甚至整个中国的中心点。新政权保留了皇城的所有建筑，但由于把行政中心设于旧城，新旧建筑杂处，令传统风貌大受影响。在建国后的历次改造中，旧城城墙和城楼被严重拆毁，从明清一直保存下来的古老都城再难完整，因此，新中国之后的北京城市规划备受争议。
2002年，由北京规划委员会编制的《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出版，试图修正北京城市建设中一直存在的漠视历史的作为，把历史保护作为法定政策写入官方文献中，但这本售价600元人民币的煌煌巨著只能进入少数专业人士的视野,而与一般市民无缘。2003年，新华社记者王军耗时十年写作完成的《城记》出版，作者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历史资料，采访超过50位当事人，以炽热真挚的感情，理性入微的分析，对北京城残缺不堪而仍然拆声不绝的现状展开历史和现实的追问。当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旧城改造和大拆大建在北京行之已久，民间怨声载道，媒体报道连篇累牍，所以《城记》甫一出版，便洛阳纸贵，大家争睹为快，并议论纷纷。《城记》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位像Jane Jacobs一样的知识分子，以自发的调研和庶民的角度，对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发起猛烈的攻击。就像Jane Jacobs的伟大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样，《城记》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在满怀激情的叙述中，饱含着一种与城市生死与共的磅礴壮烈的道义感。特别是它所披露的梁思成为保护古都所付的毕生心血以及未被采纳的“梁陈方案”（梁思成和陈占祥1950年提出的在北京新城另设行政中心的规划方案），不仅引发新一代中国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的共鸣，也深获普罗大众的认同。
在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下，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城市规划必须听命于国家意志，它受权力的制约非常大，其独立的专业空间实际非常小。虽然各城市近几年都建立城市规划展览馆对未来规划进行公示并征询民意，但多数都流于形式，民众参与度非常有限。由于缺乏真正的公众监督机制，长官意志和权力寻租对城市规划的干扰导致城市建设出现资源分配不公，历史保护的原则被利益需求瓦解等严重问题。探索历史保护，一直与城市谋求未来发展空间的需要形成冲突，关键是如何做到平衡。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为例，原宣武、崇文、东城和西城四区位处旧城，受历史保护政策的制约，发展空间有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北京开始向朝阳区东扩，在新千年后中心再北移，奥林匹亚中心区成为最热门的投资地块，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仍要继续在此兴建国学中心、国家美术馆、工艺美术馆等大型公共建筑，旧城的更新发展备受忽略，可能会造成不同行政区发展的失衡。正因为旧城改造困难重重，城市规划更应多投注精力和资源，寻求对保护和发展两难局面的破解。
因为与权力结成依附关系，城市规划常常罔顾民意，更轻视民间的智慧。但一个城市的自我生长，却往往比刻意的规划更具人情味。历史保护不仅要保护皇家建筑，也要注重对民间遗产的传承；不仅要爱惜久远年代的文物，也要把历史的目光放宽，对当下有价值的实践提前列入保育的范围；不仅要动用国家资源，也要动员民间的力量。自文革后，在深圳和广州等较早开始城市化进程的南方城市，因为城市扩张的需要，征用郊区农村的农地用作商业发展，但保留农民的宅基地和农业户籍，当宅基地旁的农地慢慢变成城市，失地的农民便开始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起多层建筑，一方面用以自住，另一方面用来出租谋生，因为房租低廉，加上行政管治界线模糊，于是吸引了大量低收入外来打工者入住，于是便形成了所谓的城中村现象。以传统的官方城市规划目光看来，城中村建筑密集，人口混杂，管理失控，是城市必须切掉的毒瘤；但在我看来，城中村是一个包罗万有的24小时方便社区，它为低收入者提供低成本的暂居地，缓解他们与城市主流社会的冲突，并为他们提供通过自我奋斗而完成阶层升迁的跳板，它也是原村民在失去耕地又不能转为市民的情况下，应对急迫现实的一种生存智慧。2003年，我以这样的目光拍摄了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三元里的一部纪录片，在参加第50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后，吸引了很多建筑师、城市研究者和艺术界的注意，也改变了这些南方城市政府对城中村的看法。
在 2005年由深圳规划局发起，深圳市政府主办的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上，策展人张永和首次邀请麻省理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深圳大学进行深圳城中村联合设计研究，对城中村的价值进行重估并展开保护和改造的论证。同样的做法也适用于各城市中广泛存在的贫民窟和所谓的 “城市死角”。历史保护和旧城改造并不限于那些显而易见的历史街区和文物建筑，还要深入发掘城市自我发展中那些民间的闪光点。在同一届双年展上，一位八旬老太太陈佩君用多年捡拾回来的垃圾建材自己建成的一个蜗居住宅也被邀请正式参展，这一方面是对民间智慧的致敬，同时也激发了市民参与的精神。在历史保护和旧城改造的探索中，王军提出的重新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激活产权交易，让民间资金自行参与旧房的修缮和改造，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上海新天地的平移重建模式就是民间商业资本摸索出来的经验，如果民用旧宅也能合法交易，利用市场原则引入民间资金，确保私有产权不受侵犯，那么自己的房产破损的话产权人肯定会自愿修缮，而不用依靠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拨款。
城市公民运动
目前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其实是整个国家对城乡关系的重新调整，而城市更新则是对城市社会资源和各种产权的重新分配，它们对现存利益格局产生冲击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如果我们有幸能读到将来的历史学家对今日中国的回顾，那么城市化和城市更新必是他们厚笔浓墨奋力书写的最显要的章节。在眼前这种迅疾急速的变革中，维持社会公正，照顾和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是最重要的，如有不慎，则很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导致政权颠覆，一场令人不堪设想的革命将演变为现实。发生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政治文明史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因为它传达出对社会公正和公民平权的呼唤，它虽然与产权分配无关，但却关系到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对社会资源的平等分享。它发生于广州这个最早改革开放的城市，一个因不带身份证上街而被收容继而被毒打致死的普通公民，因被《南方都市报》披露而导致众多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废止限制公民自由流动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孙志刚的死换来一条恶法的废止，为新千年后的中国树立了一条维护生命尊严的准则。
同样是在广州，2005年发生的太石村事件则是一起典型的因城市化而引起的公民维权事件。已被划入广州市番禺区的鱼窝头镇太石村村民，因不满村委会非法倒卖集体农地用于工厂建设，不能发放征地补偿款和财务不透明而依法发起对村主任的罢免动议，并重新选举村委会。由于区政府采取暴力手段，动用了上千警力拘捕村民，罢免行动失败。太石村事件是众多农村征地事件中，最能体现农民的权利和民主意识的维权运动，它揭示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的黑暗现实以及在中国城乡关系调整中的激烈冲突。中国农民一直是城市化运动的牺牲者，靠近城市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被城市低价征收，远离城市的农村则源源不绝向城市输送廉价劳动力，土地性质的改变导致无地可耕，劳动力的流失又使土地荒废，进城务工则因为户籍制度的阻隔而无权分享城市的公共资源，他们在城市的微薄收入根本不足以补贴破产的农村，中国在封建时代的城乡互哺关系转化为一种倒悬的迫人现实，农村、农业和农民成为城市化时代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2007年，重庆和成都两大城市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成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致力于解决这个顽疾，据2010年12月2日《南方周末》对成都的封面报道，似乎收效甚显。
尽管成都的城乡统筹试验传来利好的消息，但中国各地因征地拆迁而产生的对抗和暴力事件仍不绝于耳。在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的唐福珍自焚身亡事件，2010年9月10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的钟家自焚事件余热未散的时候，又传来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蒲歧镇寨桥村的钱云会被工程车撞死事件……感谢互联网和近年兴起的个人媒体微博的出现，令中国社会的能见度大幅提高，同时也令中国的公民维权运动有了日益方便强大的利器。尽管人们不能预见下一个事件发生在何时何处，但通过互联网的传播，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转发、评论甚至组成公民调查小组，介入事件，再影响传统媒体进行报道，形成监督，努力杜绝类似事件的再发生。不管这类事件发生在任何穷乡僻壤，它都能牵动那些生活在城市中天天上网的公民们，他们成为日渐壮大的公民运动的主体。如果说互联网在今日的城市公民运动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令它出现无中心、无领袖但更有力、更壮观的新型特点的话，那么2007年3月份在重庆鹤兴路片区发生的“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应是最强大和最成功的例证。
这一事件发生在《物权法》刚刚颁发不久，它令事件主角吴苹、杨武夫妇在他们坚硬强悍的性格底色之上再添加了一层新鲜有效的法律保护，但真正能让他们成功获得拆迁赔偿的却是那张深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孤岛”图片，它在网上的出现迅即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球，并引发了一直以来不满暴力拆迁的民意的井喷，网上声援声浪日甚一日。大量国内外媒体被网上这张图片牵引到事件现场，紧接着的海量报道令这一事件成了全世界的焦点，甚至连欧洲的成人杂志也刊发了消息。它迫使重庆政府回到谈判桌上，最后赔偿得以合理解决。这一事件第一次冲破了“拆迁事件不可见报”的行政命令，让它之后的所有类似事件得以在传统媒体曝光，与互联网形成互动舆论。这是迄今为止并不多见的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而达成完满解决的唯一拆迁事件，也成为市民通过法律途径进行非暴力、无伤害维权的成功个案。
除了这些有直接个人利益驱动、以地权和产权为主要诉求的公民运动，过去几年还出现了一些以公共利益为诉求，倡导城市历史保护，维护集体记忆的大型街头运动，而且非常有意义的是，这类活动的主体都是年轻人。2006年11月，香港政府为了实施中区第三期填海工程和修建快速道，决定清拆有近50多年历史的天星码头及爱丁堡广场的钟楼，引发众多年轻人前往示威抗议。他们闯入码头工地，登上了推进中的推土机，在对抗行动失败后，马上又转战附近也要被拆的皇后码头，从自发、松散的状态改为成立“本土行动”的组织，开始长期占据皇后码头，在那里发动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到后期还进行了静坐与绝食。这场持续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直到2007年8月2日香港政府出动数百名警员、消防人员、医护人员还有工程人员进行清场和强拆才告一段落。这是一场由香港新生代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运动。他们都是一些二十多岁的学生、网志编辑、独立记者和自由职业者，以97回归作为自己思想成长的分水岭，拒绝战后婴儿一代的精英倾向和殖民印记，俯身到香港的庶民历史中去找寻香港身份的认同和建立香港本土的主体性——天星和皇后码头所在的中环滨海区自六十年代以来就是庶民抗争、集会和分享的城市公共空间，凝聚着香港民众的历史记忆。（详见拙文《城市更新及其对抗》，2008年2月《SOHO小报》。）
在认识了他们之中的几位核心成员朱凯迪、陈景辉、周思中和邓小桦等之后，我于2009年3月27日邀请他们到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来参加“八零后的社会空间”的公开讨论，与本地的同龄人就年轻人如何拓展自己的社会和话语空间这一话题进行交流。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第一次接触“八零后”的概念，回到香港后很快就借用它在2009年末和2010年初来运作更大规模的“反高铁”运动，吸引更多香港年轻人参与，使“八零后”变成一个令香港政府头痛的新名词。更有意思的是，香港“八零后”走上街头的活跃身影通过在电视和报纸上的频繁曝光，对近邻的广州年轻人产生感染作用，间接催生了2010年7月25日和8月1日分别在广州江南西地铁出口和人民公园的两次保卫粤语的公开集会。虽然“撑粤语”的诉求略显牵强，但他们要从地方文化保育入手展开自己的社会行动，要在历史的舞台上集体亮相的冲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不禁令人对一向以自我快乐为准则，甚少关心社会事务的中国“八零后”和“九零后”刮目相看。
面对日益频繁的个人和群体事件，政府应检讨它背后的制度根源，并尽快寻求改革方案。维稳只是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单一的打压不能换来社会的稳定，而只令民怨越积越深。公民社会的成长，是社会自我管理的有效方式，它对政府管治提供的是一种有效的助力，而不是它的对立面。所以政府应开放更多通道给民间力量，给NGO提供更多的信任和空间，让它们进一步发挥润滑社会的功能。互联网不一定是覆舟之水，它提供的民意平台，善加利用和处理，将会为政府保驾护航，使社会安全平稳地行驶。年轻人的冒起，并不是因为他们背后受人指使，而是身份意识的渴求，是社会和历史责任的萌芽，更是独立思想的成长。有后进若此，乃国家之幸也。未来，一定是他们的天下！
2011年1月1日至4日，北京。
本文发表于2011年1月15日出版的第339期《新周刊》专题《新世纪十年回望》。
[2006年4月7日，北京丰台区花乡羊坊村工作人员带领大批联防队前往下一个拆迁点进行拆迁。甄宏戈摄影。]
癫狂的城市
2000－2010
欧宁
2000 年夏天，我决定离开住了十一年的深圳，搬到广州。作为一个短短二十年时间内建立起来的新城市，深圳似乎遭遇了它发展的瓶颈。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完成了，中央政府的政策开始向上海倾斜。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的城市开发和房地产的狂飙突进使它的土地储备很快见底，深圳不得不继续向北和向东特别是关外寻找更多城市空间。在个人生活的领域，它的单一经济城市的定位，历史纵深感的匮乏，生活风格和文化资源的有限性，都令我越来越觉得它在空间上的迫狭。而同年秋天，上海举办了它的第三届艺术双年展，大量以前未被官方接纳的当代艺术作品开始进入这个大型展览，使它成为一个隐含着许多风向信息的标志性事件。我的迁居行动是试探性的，只是保守地搬到了深圳近邻的广州。两年后，呙中校的《深圳，你被谁抛弃》在网上发表，引起轩然大波。
2001年夏天，在广州的潮热天气中，我和几个助手正在为一个即将在柏林汉堡火车站美术馆开幕的中国当代艺术展“生活在此时”赶制画册。这是文化部首次出资在欧洲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展，策展人即是2000年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的侯瀚如，还有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范迪安。7月13日，在我们为画册忙得头昏脑胀时，工作室的电视传来了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消息，我们看见天安门广场上狂欢的人群，脸上贴着国旗，手上也挥舞着国旗，口中大呼，“北京赢了！北京赢了！！”这个消息，不仅为北京，也为整个国家接下来十年的城市化运动安上了一个超级巨大的加速器。9月11日，在画册已经杀青，我们准备赶赴柏林时，纽约世贸大厦双子塔被两架飞机撞毁，那象征着资本的骄傲、城市的野心和人类与天比高的疯狂的摩天大楼轰然倒地，它间接影响了库哈斯为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做的设计，后者以一个扭曲的Z字型结构，完成了对曼哈顿式摩天大楼的批判。
这一年的6月29日，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和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同时举行，意味着拉萨这座位处高原上的边远城市将要加入全国城市铁路网。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WTO的决定。一年后，中国经济跃上新台阶，GDP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000 美元，年增长速度达8％左右，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分量突显。在接着而来的2002年12月3日，经过4轮投票，上海从5个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 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这一切，均彰显中国正国运亨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整装待发，要在通往一个簇新的超级大国的路上全速起跑。城市化作为工业化之后最重要的一项国策，将在这一轮加速快跑中迈入下一个高潮，它将大面积改写中国的城市史。
奥运和世博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始自文革后，它的第一个十年以深圳为主角。在一个渔村的基础上用最快的速度创建一个新城市，在世界范围的当代城市史中都是罕见的。深圳初创时的经济模式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料装配和补偿贸易）,利用它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改变土地性质，在原来的农地上兴建大量工厂，吸纳各地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承接香港和海外的加工订单。这一模式进一步辐射至珠三角地区，至今仍被一些内陆城市采用。第二个十年经历1989年后的短暂停顿，在 1992年后再次从深圳发轫，进而波及沿海城市及大部分省会城市。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全面向消费社会转型，商业和服务业进一步流行，房地产业则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土地收入变成各地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大量农业用地被不断膨胀的发展商收购，城市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02年，Richard Florida在美国发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很应景地总结了在美国和欧洲等地出现的新兴创意产业，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中国也开始追赶这一趟国际潮流，并根据“大国崛起”的需要，提出“发展软实力”的策略，各地城市开始加入创意产业的热潮，中国城市化运动自此开始步入第三个十年。
自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全球化的序幕拉开，跨国资本的流动要求打通所有国界，扫除一切政治上的障碍，民族国家的观念开始受到冲击。而现代交通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人们日渐频繁的国际旅行和网上交流也进一步淡化了各自的国族意识。于是，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城市便日渐成为人们界定身份属性的重要标识，而国与国之间的武力竞争，也开始让位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双年展这样以城市为主办单位的艺术盛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风行全世界的原因，而奥运会和世博会这样的顶级人类盛会更是被各城市激烈争夺。以大型活动为契机，各主办城市可以吸纳国际流动资本，带动城市建设，刺激本地生产和消费，发展旅游观光业和服务业，这已经成为推动城市复兴，把城市品牌推向国际化的不二法门。自中国加入WTO后，整个国家热烈拥抱全球化，奥运会和世博会两大盛会的主办权分别落入两个最大的城市北京和上海手中，中国由此步入城市发展的颠狂时代。
2005年1月 27日，北京市政府提交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获得国务院批复开始执行，它的近期规划主要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远期规划针对后奥运时代直至2020年。它提出北京总体空间结构为“两轴－两带－多中心”：“两轴”指沿长安街的东西轴和根据传统7.8公里的中轴线（从永定门至钟鼓楼）向北延伸而成的25公里的新南北轴；“两带”指“东部发展带”和“西部发展带”；“多中心”包括八大城市职能中心。其中的一个职能中心奥林匹克中心区便设在传统中轴线以北的区域，包括多个奥运场馆和设施，如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馆（水立方）、国家体育馆、国家会议中心、奥运村等。这些奥运场馆和设施早在2002年就开始采用国际竞赛的方式，邀请世界各地的著名建筑机构参与设计。作为北京奥运会主会场和开幕式所在地，国家体育场最后由瑞士的赫尔左格和德梅隆建筑事务所夺得设计权，他们的“鸟巢”方案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和谐社会”的国家意志，并创造了既富中国特色又具当代精神的夺目形式美感。
奥运会被视为一次千载难逢的展示中国实力的机会，因此，众多大型标志性公共建筑要赶在它之前完工，奥运建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除了实体展示，中央政府还抓住奥运这一事件在其它方面进行布局运筹，其中一个重大举措是在2006年11月4－5日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一直把投资非洲当成一个重要的经济和外交策略，利用过去援助非洲所积聚的感情基础，中国大量介入当地的基础建设，甚至要把深圳的经验引入非洲，在那里设立多个经济特区，通过激活当地的经济来换取各种资源，并在外交上与非洲各国结盟来抗衡美国。事实上，来自中国的热钱和中国政府的灵活手腕早已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的势力迫出非洲。在奥运前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可以说是中国“反向全球化”策略的一次盛大宣示，与此同时，北京也正好藉此来演练对多年来令人头痛的城市交通问题的解决方案，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作准备。在论坛期间，北京封存50%以上的公车以削减车流量，私车不提倡上路，动员使用公共交通，限制外地车进入市区，结果收效显著，连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也开玩笑说，希望非洲朋友迟些离开，这样北京的道路可以继续保持畅通。
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进一步采取了这些经验，推出私车单双号轮换出行的措施。它虽可解一时之困，却并非治堵的根本。兴建超级大马路，对道路进行分级，摊大饼式的环路设计，都跟不上日渐增多的私车的需要，反而令城市交通陷入死局。而举办世博会的上海，却因路网密集，道路小但单行线多，轨道交通建设良好，得以避免出现死堵的尴尬局面。如果说北京举办奥运是出于政治和国家认同的需要，上海的世博会则更多关注民生层面，它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以一个肯定句式的口吻，把城市化推上了一个未来的美好愿景，并让它落在生活的支点上。城市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角，它反映出世博会对人类社会从工业化过渡到城市化的历史趋势的观察，但在展览形式上，仍采用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分类和组织方法，以国家馆作为展示单位，收集世界各国对于城市化问题的最新思想观念和技术成果。由于展览内容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加上中国民众对它所展示的未来新世界的疯狂热情，上海世博会的参观人数累计达7304.88万，刷新了世博会的历史纪录。
不过，尽管上海世博会向世人展示了这个城市雄厚的财力和基础建设方面的骄人成就，但蜂涌而来的观众导致的混乱秩序，以及中国人在参观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德心和礼仪的缺失，却饱受非议。它暴露出中国在城市运营、管治和公民教育方面的水平，仍不能与这类大型国际活动相称。虽然北京在奥运会期间通过民间智囊习得一些较为聪明的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应对方法（例如高志凯提出的“鱼钩理论”便让外交部和公安部学会用合理的方法规避和平抗议人士有可能引发的公关危机），但上海世博会对那些狡猾无礼的观众的失治却是一个令人羞耻的败绩。随后广州主办的2010年亚运会，无论官方或民间的宣传中那些错漏百出的英文都令人啼笑皆非。大型活动虽然可以为城市品牌增光添彩，但如果操办不当，它的负面影响亦不可低估。当广州办完亚运，又传出要申办下一届世博会时，人们便不禁怀疑，这个城市是否太自不量力了？它可以把Zaha Hadid设计的广州歌剧院建成一个偷工减料、面目全非的山寨建筑，是不是要检讨一下它的执行和实施能力？
奥运、世博和亚运分别为北京、上海和广州催生了许多国际知名建筑师设计的大型标志性公共建筑，然而在盛会过后，这些建筑如何融入城市的日常生活，如何和市民发生关系，它们的长期使用和运营便成了问题。这和中国各地将要兴建1000家博物馆，却缺乏展览节目策划运营的人才资源同理。自Frank Gehry设计的比尔包鄂古根汉美术馆成功地帮助比尔包鄂实现城市复兴，创造了旅游经济的奇迹之后，所有城市都开始迷信大师建筑。但据《纽约时报》 2007年的一篇报道，比尔包鄂市民很少去古根汉美术馆，他们认为这种从美国移植过来的私立美术馆制度以及它的建筑只是为游客准备的，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关，他们在西甲足球联赛中追捧比尔包鄂竞技队的热情远胜于对Frank Gehry建筑的膜拜。这个建筑可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目光，但并未能与这个城市的本土文化发生联系。比尔包鄂市民的反应给大肆流行的Richard Florida的创意阶层理论一个有力的反证，城市转型不能单一依赖创意产业，最重要还是要从本土资源和现实出发，否则无法激发本地市民的参与。对中国而言，在沈阳铁西区复制一个北京的798艺术区是荒谬的，因为前者根本没有后者广阔深厚的艺术家资源和相应的艺术机构；而在河南安阳兴建中国文字博物馆则在情理之中，因为安阳是中国上古文字（甲骨文）的出土之地。
城市更新与历史保护
自工业时代结束，第三产业兴起和消费时代来临，全球城市均开始进行产业结构和空间格局的转型。大量原本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城市开始衰败，它们不得不寻找城市更新的机会。新产业所需的发展空间除了可在不断扩张的新城区获得之外，更希望在旧城的功能转换中兑现。在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新兴房地产业、服务业和旅游业不仅在郊区农村进行征地发展，同时也介入旧城改造，通过大规模的拆迁获取它们所需的空间。推土机和挖土机在一种强大的资本逻辑之下隆隆运作，把它们逐利的巨铲和魔爪伸向大量历史街区和文物建筑。拆迁自那时起便成为中国城市的恶梦，在进入新千年后，更被冠以奥运、世博及其它大型公共事件之名，变本加厉。历史保护虽然被写在每个城市崭新的总体规划之中，但一旦遭遇现实利益，马上变成一纸空文。北京作为多个朝代的首都，历史街区和文物建筑留存最丰富，在这一狂潮中受灾也最严重。
北京正式成为全国政治中心起自金代，当时称金中都，后元灭金，在废都的东北位置另起元大都，都城平面由刘秉忠主持设计，明取替元后，延用了元大都的南北中轴线（从永定门至钟鼓楼），将旧都拆毁重建，明初期完成内城，嘉靖年间起建外城，但只建了南半部，所形成的凸形平面被清继承，一直持续至今。北京城按天圆地方的观念被建成一座方城，皇城处于中央位置，象征最高权力，在向外辐射的过程中，权力随着与皇城距离的近与远逐步递减，呈现出费孝通所描述的“差序结构”的特点——上至国家社稷，下至乡土社会都适用的一种社会结构和空间组织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把中央政府所在地设于中南海，把长安街发展为东西轴线，沿线为各部委和重要国家机构兴建新的办公建筑，与传统南北轴线相交于天安门，使之成为北京甚至整个中国的中心点。新政权保留了皇城的所有建筑，但由于把行政中心设于旧城，新旧建筑杂处，令传统风貌大受影响。在建国后的历次改造中，旧城城墙和城楼被严重拆毁，从明清一直保存下来的古老都城再难完整，因此，新中国之后的北京城市规划备受争议。
2002年，由北京规划委员会编制的《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出版，试图修正北京城市建设中一直存在的漠视历史的作为，把历史保护作为法定政策写入官方文献中，但这本售价600元人民币的煌煌巨著只能进入少数专业人士的视野,而与一般市民无缘。2003年，新华社记者王军耗时十年写作完成的《城记》出版，作者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历史资料，采访超过50位当事人，以炽热真挚的感情，理性入微的分析，对北京城残缺不堪而仍然拆声不绝的现状展开历史和现实的追问。当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旧城改造和大拆大建在北京行之已久，民间怨声载道，媒体报道连篇累牍，所以《城记》甫一出版，便洛阳纸贵，大家争睹为快，并议论纷纷。《城记》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位像Jane Jacobs一样的知识分子，以自发的调研和庶民的角度，对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发起猛烈的攻击。就像Jane Jacobs的伟大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样，《城记》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在满怀激情的叙述中，饱含着一种与城市生死与共的磅礴壮烈的道义感。特别是它所披露的梁思成为保护古都所付的毕生心血以及未被采纳的“梁陈方案”（梁思成和陈占祥1950年提出的在北京新城另设行政中心的规划方案），不仅引发新一代中国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的共鸣，也深获普罗大众的认同。
在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下，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城市规划必须听命于国家意志，它受权力的制约非常大，其独立的专业空间实际非常小。虽然各城市近几年都建立城市规划展览馆对未来规划进行公示并征询民意，但多数都流于形式，民众参与度非常有限。由于缺乏真正的公众监督机制，长官意志和权力寻租对城市规划的干扰导致城市建设出现资源分配不公，历史保护的原则被利益需求瓦解等严重问题。探索历史保护，一直与城市谋求未来发展空间的需要形成冲突，关键是如何做到平衡。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为例，原宣武、崇文、东城和西城四区位处旧城，受历史保护政策的制约，发展空间有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北京开始向朝阳区东扩，在新千年后中心再北移，奥林匹亚中心区成为最热门的投资地块，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仍要继续在此兴建国学中心、国家美术馆、工艺美术馆等大型公共建筑，旧城的更新发展备受忽略，可能会造成不同行政区发展的失衡。正因为旧城改造困难重重，城市规划更应多投注精力和资源，寻求对保护和发展两难局面的破解。
因为与权力结成依附关系，城市规划常常罔顾民意，更轻视民间的智慧。但一个城市的自我生长，却往往比刻意的规划更具人情味。历史保护不仅要保护皇家建筑，也要注重对民间遗产的传承；不仅要爱惜久远年代的文物，也要把历史的目光放宽，对当下有价值的实践提前列入保育的范围；不仅要动用国家资源，也要动员民间的力量。自文革后，在深圳和广州等较早开始城市化进程的南方城市，因为城市扩张的需要，征用郊区农村的农地用作商业发展，但保留农民的宅基地和农业户籍，当宅基地旁的农地慢慢变成城市，失地的农民便开始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起多层建筑，一方面用以自住，另一方面用来出租谋生，因为房租低廉，加上行政管治界线模糊，于是吸引了大量低收入外来打工者入住，于是便形成了所谓的城中村现象。以传统的官方城市规划目光看来，城中村建筑密集，人口混杂，管理失控，是城市必须切掉的毒瘤；但在我看来，城中村是一个包罗万有的24小时方便社区，它为低收入者提供低成本的暂居地，缓解他们与城市主流社会的冲突，并为他们提供通过自我奋斗而完成阶层升迁的跳板，它也是原村民在失去耕地又不能转为市民的情况下，应对急迫现实的一种生存智慧。2003年，我以这样的目光拍摄了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三元里的一部纪录片，在参加第50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后，吸引了很多建筑师、城市研究者和艺术界的注意，也改变了这些南方城市政府对城中村的看法。
在 2005年由深圳规划局发起，深圳市政府主办的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上，策展人张永和首次邀请麻省理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深圳大学进行深圳城中村联合设计研究，对城中村的价值进行重估并展开保护和改造的论证。同样的做法也适用于各城市中广泛存在的贫民窟和所谓的 “城市死角”。历史保护和旧城改造并不限于那些显而易见的历史街区和文物建筑，还要深入发掘城市自我发展中那些民间的闪光点。在同一届双年展上，一位八旬老太太陈佩君用多年捡拾回来的垃圾建材自己建成的一个蜗居住宅也被邀请正式参展，这一方面是对民间智慧的致敬，同时也激发了市民参与的精神。在历史保护和旧城改造的探索中，王军提出的重新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激活产权交易，让民间资金自行参与旧房的修缮和改造，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上海新天地的平移重建模式就是民间商业资本摸索出来的经验，如果民用旧宅也能合法交易，利用市场原则引入民间资金，确保私有产权不受侵犯，那么自己的房产破损的话产权人肯定会自愿修缮，而不用依靠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拨款。
城市公民运动
目前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其实是整个国家对城乡关系的重新调整，而城市更新则是对城市社会资源和各种产权的重新分配，它们对现存利益格局产生冲击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如果我们有幸能读到将来的历史学家对今日中国的回顾，那么城市化和城市更新必是他们厚笔浓墨奋力书写的最显要的章节。在眼前这种迅疾急速的变革中，维持社会公正，照顾和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是最重要的，如有不慎，则很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导致政权颠覆，一场令人不堪设想的革命将演变为现实。发生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政治文明史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因为它传达出对社会公正和公民平权的呼唤，它虽然与产权分配无关，但却关系到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对社会资源的平等分享。它发生于广州这个最早改革开放的城市，一个因不带身份证上街而被收容继而被毒打致死的普通公民，因被《南方都市报》披露而导致众多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废止限制公民自由流动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孙志刚的死换来一条恶法的废止，为新千年后的中国树立了一条维护生命尊严的准则。
同样是在广州，2005年发生的太石村事件则是一起典型的因城市化而引起的公民维权事件。已被划入广州市番禺区的鱼窝头镇太石村村民，因不满村委会非法倒卖集体农地用于工厂建设，不能发放征地补偿款和财务不透明而依法发起对村主任的罢免动议，并重新选举村委会。由于区政府采取暴力手段，动用了上千警力拘捕村民，罢免行动失败。太石村事件是众多农村征地事件中，最能体现农民的权利和民主意识的维权运动，它揭示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的黑暗现实以及在中国城乡关系调整中的激烈冲突。中国农民一直是城市化运动的牺牲者，靠近城市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被城市低价征收，远离城市的农村则源源不绝向城市输送廉价劳动力，土地性质的改变导致无地可耕，劳动力的流失又使土地荒废，进城务工则因为户籍制度的阻隔而无权分享城市的公共资源，他们在城市的微薄收入根本不足以补贴破产的农村，中国在封建时代的城乡互哺关系转化为一种倒悬的迫人现实，农村、农业和农民成为城市化时代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2007年，重庆和成都两大城市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成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致力于解决这个顽疾，据2010年12月2日《南方周末》对成都的封面报道，似乎收效甚显。
尽管成都的城乡统筹试验传来利好的消息，但中国各地因征地拆迁而产生的对抗和暴力事件仍不绝于耳。在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的唐福珍自焚身亡事件，2010年9月10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的钟家自焚事件余热未散的时候，又传来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蒲歧镇寨桥村的钱云会被工程车撞死事件……感谢互联网和近年兴起的个人媒体微博的出现，令中国社会的能见度大幅提高，同时也令中国的公民维权运动有了日益方便强大的利器。尽管人们不能预见下一个事件发生在何时何处，但通过互联网的传播，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转发、评论甚至组成公民调查小组，介入事件，再影响传统媒体进行报道，形成监督，努力杜绝类似事件的再发生。不管这类事件发生在任何穷乡僻壤，它都能牵动那些生活在城市中天天上网的公民们，他们成为日渐壮大的公民运动的主体。如果说互联网在今日的城市公民运动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令它出现无中心、无领袖但更有力、更壮观的新型特点的话，那么2007年3月份在重庆鹤兴路片区发生的“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应是最强大和最成功的例证。
这一事件发生在《物权法》刚刚颁发不久，它令事件主角吴苹、杨武夫妇在他们坚硬强悍的性格底色之上再添加了一层新鲜有效的法律保护，但真正能让他们成功获得拆迁赔偿的却是那张深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孤岛”图片，它在网上的出现迅即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球，并引发了一直以来不满暴力拆迁的民意的井喷，网上声援声浪日甚一日。大量国内外媒体被网上这张图片牵引到事件现场，紧接着的海量报道令这一事件成了全世界的焦点，甚至连欧洲的成人杂志也刊发了消息。它迫使重庆政府回到谈判桌上，最后赔偿得以合理解决。这一事件第一次冲破了“拆迁事件不可见报”的行政命令，让它之后的所有类似事件得以在传统媒体曝光，与互联网形成互动舆论。这是迄今为止并不多见的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而达成完满解决的唯一拆迁事件，也成为市民通过法律途径进行非暴力、无伤害维权的成功个案。
除了这些有直接个人利益驱动、以地权和产权为主要诉求的公民运动，过去几年还出现了一些以公共利益为诉求，倡导城市历史保护，维护集体记忆的大型街头运动，而且非常有意义的是，这类活动的主体都是年轻人。2006年11月，香港政府为了实施中区第三期填海工程和修建快速道，决定清拆有近50多年历史的天星码头及爱丁堡广场的钟楼，引发众多年轻人前往示威抗议。他们闯入码头工地，登上了推进中的推土机，在对抗行动失败后，马上又转战附近也要被拆的皇后码头，从自发、松散的状态改为成立“本土行动”的组织，开始长期占据皇后码头，在那里发动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到后期还进行了静坐与绝食。这场持续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直到2007年8月2日香港政府出动数百名警员、消防人员、医护人员还有工程人员进行清场和强拆才告一段落。这是一场由香港新生代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运动。他们都是一些二十多岁的学生、网志编辑、独立记者和自由职业者，以97回归作为自己思想成长的分水岭，拒绝战后婴儿一代的精英倾向和殖民印记，俯身到香港的庶民历史中去找寻香港身份的认同和建立香港本土的主体性——天星和皇后码头所在的中环滨海区自六十年代以来就是庶民抗争、集会和分享的城市公共空间，凝聚着香港民众的历史记忆。（详见拙文《城市更新及其对抗》，2008年2月《SOHO小报》。）
在认识了他们之中的几位核心成员朱凯迪、陈景辉、周思中和邓小桦等之后，我于2009年3月27日邀请他们到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来参加“八零后的社会空间”的公开讨论，与本地的同龄人就年轻人如何拓展自己的社会和话语空间这一话题进行交流。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第一次接触“八零后”的概念，回到香港后很快就借用它在2009年末和2010年初来运作更大规模的“反高铁”运动，吸引更多香港年轻人参与，使“八零后”变成一个令香港政府头痛的新名词。更有意思的是，香港“八零后”走上街头的活跃身影通过在电视和报纸上的频繁曝光，对近邻的广州年轻人产生感染作用，间接催生了2010年7月25日和8月1日分别在广州江南西地铁出口和人民公园的两次保卫粤语的公开集会。虽然“撑粤语”的诉求略显牵强，但他们要从地方文化保育入手展开自己的社会行动，要在历史的舞台上集体亮相的冲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不禁令人对一向以自我快乐为准则，甚少关心社会事务的中国“八零后”和“九零后”刮目相看。
面对日益频繁的个人和群体事件，政府应检讨它背后的制度根源，并尽快寻求改革方案。维稳只是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单一的打压不能换来社会的稳定，而只令民怨越积越深。公民社会的成长，是社会自我管理的有效方式，它对政府管治提供的是一种有效的助力，而不是它的对立面。所以政府应开放更多通道给民间力量，给NGO提供更多的信任和空间，让它们进一步发挥润滑社会的功能。互联网不一定是覆舟之水，它提供的民意平台，善加利用和处理，将会为政府保驾护航，使社会安全平稳地行驶。年轻人的冒起，并不是因为他们背后受人指使，而是身份意识的渴求，是社会和历史责任的萌芽，更是独立思想的成长。有后进若此，乃国家之幸也。未来，一定是他们的天下！
2011年1月1日至4日，北京。
本文发表于2011年1月15日出版的第339期《新周刊》专题《新世纪十年回望》。
小欧，，，你丫挺能白话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