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解密时代的有礼之举（齐泽克）
维基解密时代的有礼之举（齐泽克）
原文链接： （http://www.lrb.co.uk/v33/n02/slavoj-zizek/good-manners-in-the-age-of-wikileaks）
（fateface译）
在维基解密泄露的一条外交电文中，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被比作蝙蝠侠和罗宾。这是个类比挺有道理：难道维基解密的组织者Julian Assange不像是Christopher Nolan《黑暗骑士》中的“小丑”在现实生活中的翻版吗？在电影里，地区检察官Harvey Dent是个偏执的正义卫士，他后来变得堕落而且还亲手杀了人，最终死在蝙蝠侠手下。蝙蝠侠及其朋友警官Gordon意识到，如果Dent的罪行公诸于众，会使这个城市道德沦丧，因此他们打算维护Dent的形象，让蝙蝠侠承担杀人的罪责。这部电影告诉人们，为维护公共道德，有必要撒谎：只有谎言能救赎我们。无怪乎这部影片里唯一寻求真相的角色就是大反派“小丑”了。“小丑”说得很明白，当蝙蝠侠摘下面具透露其真实身份时，他就会停止袭击哥特市；为了避免泄密保护蝙蝠侠，Dent告诉媒体他就是蝙蝠侠──另一个谎言。为了诱捕“小丑”，Gordon假装死了──还是个谎言。
“小丑”想要揭露面具下的真相，他相信这会摧毁社会秩序。我们该怎么称呼他？恐怖分子？《黑暗骑士》有力地重现了《要塞风云（Fort Apache）》和《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那类经典西部片，这些影片表达了一个意思，为了让狂野的西部变得文明，谎言必须被抬高成真相：换句话说，文明化必须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黑暗骑士》大受欢迎，但问题是为何，在现在这个时候，又再次需要用谎言来维持社会体系了呢？
再来想想Leo Strauss重新走红的现象：其政治思想与现今密切相关的方面正是其精英主义的民主观，也即“必要的谎言”理论。精英分子意识到事物的真实状态（权力的物质主义逻辑），因而他们应该统治民众，并灌输民众种种神话，让其在幸福的无知中保持快乐。对Strauss而言，苏格拉底的确犯下了被指控的罪行：哲学确实是对社会的威胁。质疑诸神和城市的道德精神会损害市民的忠诚，因而损害正常社会生活的基础。然而，哲学也是最高等、最有价值的人类追求。他提议的解决之道是，哲学家要将其教诲当作秘密，以“大意微言”的方式流传下去，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如此而为。包含在从柏拉图到霍布斯和洛克的“伟大哲学传统”中的真正隐秘信息是：没有神，道德只不过是偏见，社会并不建立于天性之上。
迄今为止，维基解密的故事一直表现为维基解密与美帝国之间的斗争：公布绝密美国政府文件是支持信息自由、支持民众知情权的行为，或是威胁国际关系稳定的恐怖主义行为？但如果这并非真正的问题所在呢？如果关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之争将会在维基解密自身内部发生呢？也即公布政府秘密文件的激进行为，和维基解密自身（与其他因素一起）使这一行为重新接入霸权性的
(hegemonic)意识形态-政治场域中的做法之间的斗争。
这种对接的主要问题不是“大机构共谋”──维基解密与五大新闻报纸的协议，给他们独家新闻权，有选择地发表这些文件。重要得多的是，维基解密本身的阴谋论模式：一个“好”秘密组织攻击以美国外交部为代表的“坏”秘密组织。根据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敌人是那些在无情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掩饰真相、操纵公众、羞辱盟友的美国外交官们。“权力”掌握在居于高位的坏人手里，而并不被看成是弥漫于整个社会机体、决定我们如何工作、思考和消费的东西。当Mastercard、Visa、PayPal和美国银行与国家联手杯葛维基解密时，维基解密本身也尝到了这种权力无处不在的苦头。采取这种阴谋论模式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被按照同样的逻辑来对待。（无怪乎有许许多多关于谁是维基解密“真正”幕后操盘手的说法──美国中央情报局？）
与阴谋论模式互补的是其显而易见的反面：对维基解密自由主义式的解读，将其看成是为“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公民的知情权”而战的光荣历史中的又一篇章。这一看法就把维基解密归为“新闻调查”的极端形式。在这里，我们离某些好莱坞大片常见的主题仅一小步之遥，就好像《惊天大阴谋（All the President’s Men）》和《塘鹅暗杀令（The Pelican Brief）》中的情节：几个普通人发现了与总统有关的丑闻，迫使总统下台。 腐败看上去好像已经达到了最高层，但这类作品的中心思想在于其高昂的最终结局：当两三个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都能扳倒总统──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人时，我们的国家是多么伟大啊！
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言，表现权力的终极方式就是允许那些看上去非常有力的批判存在。如今并不缺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们听到太多对资本主义可怕之处的批评：有各种书籍、深度新闻调查和电视纪录片，揭露大公司如何无情地污染我们的环境，揭露银行家如何继续拿到丰厚的红利而他们的银行却要靠公共资金来拯救，揭露把童工当奴隶来使唤的血汗工厂，等等。然而，这里有鬼：在这些批评中没有受到质疑的，正是对这些恶劣行径的攻击所立足的民主-自由框架。此处（或明或暗）的目标是使资本主义民主化，也即用媒体压力、国会调查、更严格的法律、公正的警方调查等等方式扩展对经济的民主式控制。然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制度设定却从未受到质疑。甚至在“道德化反资本主义”最为激进的形式（如阿雷格里论坛［Porto Alegre Forum］、西雅图运动等）中，这一点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维基解密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看。从一开始，其活动的某些方面就远远超越了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信息自由流动。我们不应该在内容的层面上寻找其僭越之处。维基解密所泄漏的事情中唯一让人惊讶的就是其中没什么事情出乎人意料之外。难道我们了解到的不正是我们希望知道的？真正惹麻烦的是其呈现方式：我们再不能假装我们不知道那些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知道的事情。这正是公共空间的悖论所在：即使每个人都知道某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在公开场合把它说出来还是会改变所有事情。1918年新成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采取的最初政策之一就是把沙皇时代秘密外交的全部文件都公诸于众，包括所有的秘密协议、公开条约的秘密条款等等。其目标也是针对国家权力机器的整体运作。
维基解密所威胁的是权力的正式运作方式。其真正目标不是肮脏的细节以及哪个人该为其负责；换句话说，与其说它针对的是那些当权者，不如说是针对权力本身，权力的结构。我们不应忘记，组成权力的不仅是制度及其规则，而且也包括挑战权力的合法（“正常”）途径（独立媒体、非政府机构等等）──正如印度学者Saroj Giri评论的，维基解密“通过挑战那些挑战权力和揭露真相的正常渠道，来挑战权力”。（注？）维基解密揭露种种内幕的目的不仅是让当权者难堪，而是使我们行动起来，带来权力运作的不同方式，使之可能超越代议制民主的局限。
然而，要是认为把所有秘密之事都揭露出来就能解放我们，就是个错误。这个前提是错的。真相使人解放，是的，但不是这个真相。我们当然不能相信冠冕堂皇的表象，也即那些官方文件，但是在冠冕堂皇后面的八卦中我们也找不到真相。装模做样──公众形象──绝非简单的矫饰。E. L. Doctorow曾经说过，我们表现出的样子是我们拥有的全部，因此我们对待它要非常小心。我们常常听人说，隐私正在消失，最私密的秘密也会在公众的追究下公开。但是事实刚好相反：真正在消失中的是公共空间和与之相伴的尊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别把什么都说出来才是妥当的，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在《偷吻（Baisers volés）》一片中，Delphine Seyrig向其年轻的情人解释礼貌和机智之间的区别：“想象你不慎走进浴室，里面有个女人正赤身裸体在洗淋浴。礼貌的做法是你很快关上门说：‘对不起，女士！’而机智则是很快关上门说：‘对不起，先生！’”只有在第二种情况下，假装并没有看清楚洗淋浴的人到底是男是女，才展现真正的机智。
政治中机智的最佳例子就是葡萄牙共产党领袖Alvaro Cunhal和Ernesto Melo Antunes的秘密会晤，后者是1974年军方政变推翻Salazar政权时军方一派中倾向民主的成员。当时事态极度紧张：一方面，共产党正准备发起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接管工厂和土地（武器已经派发给了民众）；另一方面，保守派和自由派也准备千方百计阻止革命，包括用军队来干预。Antunes和Cunhal做了笔秘密交易：两者间没有协议──表面上看，他们除了互不同意以外，什么也没做──但是他们在会晤后达成共识：共产党不发起革命，因而使“正常的”民主国家得以建立；而反对社会主义的军方也不会宣告共产党为非法组织，还要接纳其为民主进程中的关键要素。可以说，这一小心谨慎的会晤使葡萄牙免于内战。而会晤的双方甚至在事后也一直保持谨慎态度。当我的一位记者朋友问起这次会晤，Cunhal说，只有当Antunes不否认的情况下，他才会承认有过这场会晤──如果Antunes否认了，那就从未发生过。当我的朋友告诉Antunes，Cunhal是这么说的，Antunes只是静静聆听。因此，通过不否认，他满足了Cunhal的条件，隐晦地承认了此事。这就是左派绅士如何搞政治的。
从我们现在能重构的事情经过来看，古巴导弹危机的喜剧结局貌似也是通过机智，也即假装不知情的礼貌惯习，而达成的。肯尼迪的天才之举在于，假装那封信并没寄到，这一伎俩行之有效只是因为发信人（赫鲁晓夫）也将计就计。1962年10月26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发了封信，确认了此前通过中间人达成的协议：如果美国发表声明保证不侵略古巴，那么苏联就将导弹从古巴撤走。然而，次日，在美国还没回信前，赫鲁晓夫又送来一封措词更加强硬的信，附加了更多条件。那天晚上8：05，肯尼迪发出了给赫鲁晓夫的回信。他接受了赫鲁晓夫10月26日的提议，表现得好像10月27日的信根本不存在一样。10月28日，肯尼迪收到了赫鲁晓夫的第三封信，同意达成协议。在这些时刻，当每件事都在危急关头，装模作样──有礼，意识到正在“玩游戏”──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这只是故事误导人的一方面。有些时刻──霸权性话语处于危机的时刻，也要冒险撕破表象。青年马克思就曾在1843年描述过这样的情境。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判断1830-1840年代德国旧制度的衰败是对法国旧制度悲剧性覆灭的滑稽模仿。“只要其相信、而且不得不相信其自身的正当性”，法国的旧制度就是悲剧性的。而德国的旧制度“只是想象其相信自己，还要求全世界都如此想象。如果它真信其自身的本质，它还会…在虚饰和诡辩中寻求安慰吗？现代的旧制度不如说是真英雄已死的世界秩序中的喜剧表演而已。”在这种情境下，羞耻就是武器：“必须通过增加对压力的自觉，让真正的压力更有力，必须通过公开羞耻，让羞耻变得更加让人羞耻。”
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面临着全球秩序中不知廉耻的世故(cynicism)，这一秩序的行动者仅仅想象他们相信其民主理念、人权等等。通过像维基解密这样的揭秘行为，羞耻──容忍这种权力主宰我们的羞耻──通过公诸于众而变得更加令人感到羞耻。美国介入伊拉克内政，要为其带来世俗的民主，结果却加强了宗教原教旨主义，让伊朗变得更强。这不是真诚的行动者悲剧性的错误，而是世故的骗子被自己的诡计打倒的案例。
原文链接： （http://www.lrb.co.uk/v33/n02/slavoj-zizek/good-manners-in-the-age-of-wikileaks）
（fateface译）
在维基解密泄露的一条外交电文中，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被比作蝙蝠侠和罗宾。这是个类比挺有道理：难道维基解密的组织者Julian Assange不像是Christopher Nolan《黑暗骑士》中的“小丑”在现实生活中的翻版吗？在电影里，地区检察官Harvey Dent是个偏执的正义卫士，他后来变得堕落而且还亲手杀了人，最终死在蝙蝠侠手下。蝙蝠侠及其朋友警官Gordon意识到，如果Dent的罪行公诸于众，会使这个城市道德沦丧，因此他们打算维护Dent的形象，让蝙蝠侠承担杀人的罪责。这部电影告诉人们，为维护公共道德，有必要撒谎：只有谎言能救赎我们。无怪乎这部影片里唯一寻求真相的角色就是大反派“小丑”了。“小丑”说得很明白，当蝙蝠侠摘下面具透露其真实身份时，他就会停止袭击哥特市；为了避免泄密保护蝙蝠侠，Dent告诉媒体他就是蝙蝠侠──另一个谎言。为了诱捕“小丑”，Gordon假装死了──还是个谎言。
“小丑”想要揭露面具下的真相，他相信这会摧毁社会秩序。我们该怎么称呼他？恐怖分子？《黑暗骑士》有力地重现了《要塞风云（Fort Apache）》和《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那类经典西部片，这些影片表达了一个意思，为了让狂野的西部变得文明，谎言必须被抬高成真相：换句话说，文明化必须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黑暗骑士》大受欢迎，但问题是为何，在现在这个时候，又再次需要用谎言来维持社会体系了呢？
再来想想Leo Strauss重新走红的现象：其政治思想与现今密切相关的方面正是其精英主义的民主观，也即“必要的谎言”理论。精英分子意识到事物的真实状态（权力的物质主义逻辑），因而他们应该统治民众，并灌输民众种种神话，让其在幸福的无知中保持快乐。对Strauss而言，苏格拉底的确犯下了被指控的罪行：哲学确实是对社会的威胁。质疑诸神和城市的道德精神会损害市民的忠诚，因而损害正常社会生活的基础。然而，哲学也是最高等、最有价值的人类追求。他提议的解决之道是，哲学家要将其教诲当作秘密，以“大意微言”的方式流传下去，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如此而为。包含在从柏拉图到霍布斯和洛克的“伟大哲学传统”中的真正隐秘信息是：没有神，道德只不过是偏见，社会并不建立于天性之上。
迄今为止，维基解密的故事一直表现为维基解密与美帝国之间的斗争：公布绝密美国政府文件是支持信息自由、支持民众知情权的行为，或是威胁国际关系稳定的恐怖主义行为？但如果这并非真正的问题所在呢？如果关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之争将会在维基解密自身内部发生呢？也即公布政府秘密文件的激进行为，和维基解密自身（与其他因素一起）使这一行为重新接入霸权性的
(hegemonic)意识形态-政治场域中的做法之间的斗争。
这种对接的主要问题不是“大机构共谋”──维基解密与五大新闻报纸的协议，给他们独家新闻权，有选择地发表这些文件。重要得多的是，维基解密本身的阴谋论模式：一个“好”秘密组织攻击以美国外交部为代表的“坏”秘密组织。根据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敌人是那些在无情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掩饰真相、操纵公众、羞辱盟友的美国外交官们。“权力”掌握在居于高位的坏人手里，而并不被看成是弥漫于整个社会机体、决定我们如何工作、思考和消费的东西。当Mastercard、Visa、PayPal和美国银行与国家联手杯葛维基解密时，维基解密本身也尝到了这种权力无处不在的苦头。采取这种阴谋论模式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被按照同样的逻辑来对待。（无怪乎有许许多多关于谁是维基解密“真正”幕后操盘手的说法──美国中央情报局？）
与阴谋论模式互补的是其显而易见的反面：对维基解密自由主义式的解读，将其看成是为“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公民的知情权”而战的光荣历史中的又一篇章。这一看法就把维基解密归为“新闻调查”的极端形式。在这里，我们离某些好莱坞大片常见的主题仅一小步之遥，就好像《惊天大阴谋（All the President’s Men）》和《塘鹅暗杀令（The Pelican Brief）》中的情节：几个普通人发现了与总统有关的丑闻，迫使总统下台。 腐败看上去好像已经达到了最高层，但这类作品的中心思想在于其高昂的最终结局：当两三个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都能扳倒总统──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人时，我们的国家是多么伟大啊！
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言，表现权力的终极方式就是允许那些看上去非常有力的批判存在。如今并不缺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们听到太多对资本主义可怕之处的批评：有各种书籍、深度新闻调查和电视纪录片，揭露大公司如何无情地污染我们的环境，揭露银行家如何继续拿到丰厚的红利而他们的银行却要靠公共资金来拯救，揭露把童工当奴隶来使唤的血汗工厂，等等。然而，这里有鬼：在这些批评中没有受到质疑的，正是对这些恶劣行径的攻击所立足的民主-自由框架。此处（或明或暗）的目标是使资本主义民主化，也即用媒体压力、国会调查、更严格的法律、公正的警方调查等等方式扩展对经济的民主式控制。然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制度设定却从未受到质疑。甚至在“道德化反资本主义”最为激进的形式（如阿雷格里论坛［Porto Alegre Forum］、西雅图运动等）中，这一点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维基解密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看。从一开始，其活动的某些方面就远远超越了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信息自由流动。我们不应该在内容的层面上寻找其僭越之处。维基解密所泄漏的事情中唯一让人惊讶的就是其中没什么事情出乎人意料之外。难道我们了解到的不正是我们希望知道的？真正惹麻烦的是其呈现方式：我们再不能假装我们不知道那些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知道的事情。这正是公共空间的悖论所在：即使每个人都知道某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在公开场合把它说出来还是会改变所有事情。1918年新成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采取的最初政策之一就是把沙皇时代秘密外交的全部文件都公诸于众，包括所有的秘密协议、公开条约的秘密条款等等。其目标也是针对国家权力机器的整体运作。
维基解密所威胁的是权力的正式运作方式。其真正目标不是肮脏的细节以及哪个人该为其负责；换句话说，与其说它针对的是那些当权者，不如说是针对权力本身，权力的结构。我们不应忘记，组成权力的不仅是制度及其规则，而且也包括挑战权力的合法（“正常”）途径（独立媒体、非政府机构等等）──正如印度学者Saroj Giri评论的，维基解密“通过挑战那些挑战权力和揭露真相的正常渠道，来挑战权力”。（注？）维基解密揭露种种内幕的目的不仅是让当权者难堪，而是使我们行动起来，带来权力运作的不同方式，使之可能超越代议制民主的局限。
然而，要是认为把所有秘密之事都揭露出来就能解放我们，就是个错误。这个前提是错的。真相使人解放，是的，但不是这个真相。我们当然不能相信冠冕堂皇的表象，也即那些官方文件，但是在冠冕堂皇后面的八卦中我们也找不到真相。装模做样──公众形象──绝非简单的矫饰。E. L. Doctorow曾经说过，我们表现出的样子是我们拥有的全部，因此我们对待它要非常小心。我们常常听人说，隐私正在消失，最私密的秘密也会在公众的追究下公开。但是事实刚好相反：真正在消失中的是公共空间和与之相伴的尊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别把什么都说出来才是妥当的，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在《偷吻（Baisers volés）》一片中，Delphine Seyrig向其年轻的情人解释礼貌和机智之间的区别：“想象你不慎走进浴室，里面有个女人正赤身裸体在洗淋浴。礼貌的做法是你很快关上门说：‘对不起，女士！’而机智则是很快关上门说：‘对不起，先生！’”只有在第二种情况下，假装并没有看清楚洗淋浴的人到底是男是女，才展现真正的机智。
政治中机智的最佳例子就是葡萄牙共产党领袖Alvaro Cunhal和Ernesto Melo Antunes的秘密会晤，后者是1974年军方政变推翻Salazar政权时军方一派中倾向民主的成员。当时事态极度紧张：一方面，共产党正准备发起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接管工厂和土地（武器已经派发给了民众）；另一方面，保守派和自由派也准备千方百计阻止革命，包括用军队来干预。Antunes和Cunhal做了笔秘密交易：两者间没有协议──表面上看，他们除了互不同意以外，什么也没做──但是他们在会晤后达成共识：共产党不发起革命，因而使“正常的”民主国家得以建立；而反对社会主义的军方也不会宣告共产党为非法组织，还要接纳其为民主进程中的关键要素。可以说，这一小心谨慎的会晤使葡萄牙免于内战。而会晤的双方甚至在事后也一直保持谨慎态度。当我的一位记者朋友问起这次会晤，Cunhal说，只有当Antunes不否认的情况下，他才会承认有过这场会晤──如果Antunes否认了，那就从未发生过。当我的朋友告诉Antunes，Cunhal是这么说的，Antunes只是静静聆听。因此，通过不否认，他满足了Cunhal的条件，隐晦地承认了此事。这就是左派绅士如何搞政治的。
从我们现在能重构的事情经过来看，古巴导弹危机的喜剧结局貌似也是通过机智，也即假装不知情的礼貌惯习，而达成的。肯尼迪的天才之举在于，假装那封信并没寄到，这一伎俩行之有效只是因为发信人（赫鲁晓夫）也将计就计。1962年10月26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发了封信，确认了此前通过中间人达成的协议：如果美国发表声明保证不侵略古巴，那么苏联就将导弹从古巴撤走。然而，次日，在美国还没回信前，赫鲁晓夫又送来一封措词更加强硬的信，附加了更多条件。那天晚上8：05，肯尼迪发出了给赫鲁晓夫的回信。他接受了赫鲁晓夫10月26日的提议，表现得好像10月27日的信根本不存在一样。10月28日，肯尼迪收到了赫鲁晓夫的第三封信，同意达成协议。在这些时刻，当每件事都在危急关头，装模作样──有礼，意识到正在“玩游戏”──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这只是故事误导人的一方面。有些时刻──霸权性话语处于危机的时刻，也要冒险撕破表象。青年马克思就曾在1843年描述过这样的情境。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判断1830-1840年代德国旧制度的衰败是对法国旧制度悲剧性覆灭的滑稽模仿。“只要其相信、而且不得不相信其自身的正当性”，法国的旧制度就是悲剧性的。而德国的旧制度“只是想象其相信自己，还要求全世界都如此想象。如果它真信其自身的本质，它还会…在虚饰和诡辩中寻求安慰吗？现代的旧制度不如说是真英雄已死的世界秩序中的喜剧表演而已。”在这种情境下，羞耻就是武器：“必须通过增加对压力的自觉，让真正的压力更有力，必须通过公开羞耻，让羞耻变得更加让人羞耻。”
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面临着全球秩序中不知廉耻的世故(cynicism)，这一秩序的行动者仅仅想象他们相信其民主理念、人权等等。通过像维基解密这样的揭秘行为，羞耻──容忍这种权力主宰我们的羞耻──通过公诸于众而变得更加令人感到羞耻。美国介入伊拉克内政，要为其带来世俗的民主，结果却加强了宗教原教旨主义，让伊朗变得更强。这不是真诚的行动者悲剧性的错误，而是世故的骗子被自己的诡计打倒的案例。
咦，豆瓣上发现两个翻译版本哦，对比一下。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王立秋 试译
在WikiLeaks公布的一则外交电报中，普山口山京和梅德山口山韦杰夫被比作蝙蝠侠和罗宾。这是种有用的类比：朱利安·阿山口山桑山口山奇，WikiLeaks的组织人，难道不就是与克里斯托弗·诺兰《暗夜骑士》中小丑对应的真实的生命么？在电影中，高谭市DA，哈维·丹特，一名腐化的，自身犯下谋杀罪行的偏执的治安维持者，便为蝙蝠侠所杀，蝙蝠侠和他的朋友警察专员戈登意识到，如果丹特的谋杀被公之于众，就会有损城市的风尚，因此他们策划使蝙蝠侠对杀戮负责来维护丹特的形象：只有谎言才能拯救我们。难怪电影中唯一一个真实的角色是小丑，电影里的超级恶人了。他清楚地说明了这点，即只要蝙蝠侠脱掉他的面具并公布他的真实身份，他对高谭市的袭击就会停止；为防止对真相的披露也出于对蝙蝠侠的保护，丹特告诉媒体，他就是蝙蝠侠——另一个谎言。为诱捕小丑，戈登伪造了他自己的死亡——又一个谎言。
小丑想要揭露面具下的真相，他深信这将毁灭社会次序。我们该称他为什么呢？恐怖分子？《暗夜骑士》显然是那些经典西方电影《要塞风云》和《双虎屠龙》的新版本，这些电影揭露了这点，即为使蛮荒的西部开花，谎言就必须被提升为真理：文明，换言之，必须以谎言为基础。这场电影异常地流行。问题在于，确切来说就在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需要谎言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更新了的需求呢？
我们也来想想利奥·施特劳斯的再度流行吧：在今天，其政治思想与当下最为相关的面向，是他关于民主的精英主义的观念，关于“必要的谎言”的观念。精英应当统治，他们应当对事物的现实状态（物质主义的权力逻辑）有所意识，并用语言来满足人民，使他们在他们收到祝福的无知状态下保持幸福。对施特劳斯来说，苏格拉底是有罪的，就像人们指控的那样：哲学是社会的威胁。质疑众神和城邦的伦理侵蚀了公民的忠诚，因此也危及正常社会生活的基础。但哲学也是人类作出的最高的，最有价值的努力。施特劳斯提议的解决方案是，哲学家应该使他们的教导隐秘化，就像是世上他们做的那样，通过“字里行间”地写作来把教导传递下去。包含在从柏拉图到霍布斯和洛克的哲学的“伟大传统”中的隐藏的信息，是不存在众神，而道德不过只是偏见，社会并无自然的根基。
迄今，WikiLeaks的故事已经被再现/表征为WikiLeaks与美帝国之间的一场斗争：机密的美国政府文件的出版，是支持信息自由，支持人民知情权的行动呢，还是说，它是对稳定的国际关系提出的一种恐怖主义行动？但如果这不是真的（问题之所在）呢？如果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在WikiLeaks自身内部进行：在揭秘机密国家文件与这一行动被再次写入霸权意识形态的领域的方式之间，而完成这一行动的，除了其他机构之外，恰恰还有WikiLeaks本身呢？
这种重写首先并不涉及“公司共谋”，也即，WikiLeaks与五大报纸做出的协议，给他们有选择地选发文件的独家权利。更为重要的是Wikileaks的密谋模式：一个“好的”秘密组织对一个以美国国家部门的形式出现的，“坏的”秘密组织发起了进攻。根据这种看待事情的方式，敌人，就是那些隐藏真相，操纵公众并羞辱盟友——这一切为的，是对自身利益的无情的追求——的美国外交家。“权力”为那些上层的坏家伙所掌握，并且，不被设想为某种贯穿整个社会集体，决定我们如何工作、思考和消费的东西。在Mastercard，Visa，Paypal和美国银行与国家合力阻止它的时候，WikiLeaks本身就尝到这种权力的广泛弥散的味道了。人们为介入密谋模式而付出的代价，是得到按此逻辑来说应得的对待。（难怪有那么多关于谁是WikiLeaks的“真实后台”——CIA?——的理论了。）
密谋的模式为其表面上的对立面所补充，WikiLeaks的自由挪用，不过是在荣耀的，为“信息流通自由”和“公民知情权”而进行的斗争的历史上的另一个章节罢了。这种观点把WikiLeaks还原为“调查性新闻”激进的一例。这里，我们只看到了离开这种好莱坞式的重磅炸弹——如《惊天大阴谋》（直译为总统都是人）和《塘鹅暗杀令》，其中一群普通人发现了一则往涉及高层的丑闻，但这类作品的意识形态在于他们乐观的最后咨文：在一群像你那样的普通人都能扳倒总统，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该是如何地伟大呀！——的一小步。
在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方，权力的最终的展示，在于允许看起来是强力的批判的东西出现。今天不乏反资本主义。我们负荷了无数对资本主义之恐怖的批判：书本，深度调查报道和电视纪录片展示了那些无情污染我们环境的公司，那些在他们的银行为公共资金所拯救的时候继续接受高额奖金的腐败的银行家，雇佣童工把他们当做奴隶来使用的血汗工厂等等。然而，这里有一个陷阱：在这些批判中不被质疑的，是反对这些过度/无节制的斗争的民主-自由的框架。这些批判的（明示或暗示的）目标是，民主化资本主义，通过媒体压力、议会调查、严法、开诚布公的警方调查等手段，把民主的控制扩展至经济领域。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制度设定，却从未受到质疑。甚至对最为紧急的“伦理反资本主义”（阿雷格里港论坛，西雅图运动等等）形式来说，这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质疑的禁区）。
WikiLeaks不可能得到同样的对待。从一开始，关于WikiLeaks的活动，就有某种超越于信息流通自由的自由主义概念之外的东西存在。关于WikiLeaks的披露，唯一使人惊奇的是，它们毫不令人惊奇。难道我们没有得知确切来说我们预期得知的一切么？真实的不安，只是表象层次上的不安：我们不能再假装我们不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知道的那些东西了。这就是公共空间的矛盾：甚至在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的情况下，在公共场合中说出这个事实，还是会改变一切。1918年，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采取的最初的措施之一，就是公开沙皇秘密外交的全部内容，所有秘密的协定，秘密的公共协定条款等等。那里，目标也是整个权力的国家装置的运转。
WikiLeaks威胁到的，是权力的形式运作。这里，真正的目标并不是那些肮脏的细节和应对这些东西负责的个体；而是那些当权的人，换言之，差不多就是权力本身，权力的结构。我们不应忘记，权力不仅由制度及其法则，更由挑战权力的合法（“正常的/规范的”）方式（一个独立的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等）所构成——正如印度学者萨罗依·吉里(Saroj Giri)说的那样，WikiLeaks“通过挑战挑战权力的正常渠道并揭露真相来挑战权力”。WikiLeaks的揭露的目标，不仅仅是是那些当权的人难看，更是领导我们自我动员，以带来一种不同的权力运作方式——一种可能超出代议制民主界限的权力的运作。
但不管怎么说，假设揭露过去一直是秘密的一切就能解放我们，那就错了。这里的前设就是错误的。是，真理解放我们，但不是这个真理。当然人们可以不相信表面现象，不相信官方的文件，但我们也不能在门面之后为人们所共享的流言中找到真理。表象，公众脸谱，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虚伪。E.L.多克托罗曾经评论到，表象，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因此我们应当谨慎对待。我们经常被告知，隐私正在消失，最隐秘的秘密正对公共的调查开放。但事实恰恰相反：正在有效地消失的，是公共的空间，以及伴随着它的尊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其中，不说出全部是最得体的行为。在《偷吻》中，黛芬丝历对她年轻的恋人解释礼貌和得体(tact)之间的差异：“想象你无意间闯入有裸女在洗澡的浴室。礼貌要求你快速地关上门并且说，“对不起，女士！”，而得体则是很快地关上门并说，“对不起，先生！””只在第二种情况下，通过假装没有看到足够分辨淋浴下的人的性别的内容，一个人才展示出真正的得体。
政治中得体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阿尔瓦罗·库尼亚尔，葡萄牙CP领导人，和厄内斯托·梅洛·安图内斯，1974年推翻萨拉查政府的军事组织的一名亲民主成员之间的秘密会晤。当时的情景及其紧张：一方面，CP已经准备好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接管工厂和土地（武器已经分发到人民手中）；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又已经准备好以一切手段，包括军队的干涉来组织革命。安图内斯和库尼亚尔达成了一项心照不宣的协议：在他们之间没有共识——在表面上，他们相互分歧——但他们带着这样的理解，即CP不会发起革命而结束了会议，这，因此也就允许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得以出现，而反社会主义的军队，则也不会剥夺CP的合法权利，反而把它接受为民主程序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我们可以主张，这次谨慎的会晤使葡萄牙免于内战。而参与的双方，甚至从后见之明来看，都保持了他们的谨慎。当被问到这次会晤（被我的一名记者朋友问到）的时候，库尼亚尔说他只会在安图内斯不否认的情况下确认——如果安图内斯否认的话，那么这就没有发生过。安图内斯，在他那边，则在我朋友告诉他库尼亚尔说过的话的时候，沉默地聆听。因此，通过不否认，他满足了库尼亚尔的条件并含蓄地确认了这件事情。这就是左派绅士在政治中行动的方式。
至此，我们可以重建今天的事件，看起来，古巴导弹危机的好结果，也是通过得体，假装不知道的理解来实现的。肯尼迪的天才之处在于假装没有收到其中一封信，而这只有在发信人（赫鲁晓夫）愿意接受的情况下，这一策略才能生效。1962年10月26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发出一封信函，确认之前通过调节达成的提议：如果美国保证不侵犯该岛的话，苏联将把导弹撤离古巴。然而，第二天，在美国回复之前，赫鲁晓夫发出了另一封更加紧急的信件，加上了更多的条件。那天下午八点零五分，肯尼迪发出了给赫鲁晓夫的回复。他接受了赫鲁晓夫十月二十六日的提议，就像二十七日的信从未存在过那样行动。十月二十八日，肯尼迪收到了赫鲁晓夫同意接收协议的第三封信。在这样的时刻，在一切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候，表象，礼貌，和人们是在“玩游戏”的意识，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然而，这只是这个故事的——有误导性的——一面。存在这样的时刻——对霸权话语来说的危机时刻——这个时候，人们必须承担使表象崩解的风险。这样的时刻在1843年青年马克思的笔下得到了描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作出了这样的诊断，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旧制度的衰落是法国旧制度的悲剧性衰落的滑稽重复。“只要它相信并不得不相信他自己的合法性”，法国旧制度就是悲剧。德国旧制度“仅仅是想象它相信自己并且要求世界也来想象相同的事情。如果它相信它自己的本质的话，那么它会……在虚伪和诡辩中寻求庇护么？现代的旧制度毋宁说只是一种世界次序的笑剧，其真实的英雄们已经死去。”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就是一种武器：“真实的压力必须通过把压力的意识加诸其上而变得更有压力，必须通过公开羞耻来使羞耻变得更加羞耻。”
这确切说来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情景：我们面对着对一种世界次序的无羞耻的犬儒主义，而这一次序的行动者们仅仅想象他们相信他们关于民主，人权等等的观念。通过像WikiLeaks的披露那样的行动，羞耻——我们容忍这种加之于我们身上的权力的羞耻——通过公开化而变得更加羞耻。在美国干涉伊拉克以带来世俗民主的时候——而结果，恰恰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强化以及一个更加强大的伊朗——这不是出自某个真诚的行动者的悲剧性的错误，而是为自己的游戏所击败的犬儒骗子所面临的结果。
注释
“WikiLeaks之外的WikiLeaks？”，
www.metamute.org/en/articles/WikiLeaks_beyond_WikiLeaks.
[注]译自Slavoj Žižek, “Good Manners in the Age of WikiLeaks”, 载《伦敦书评》(LRB,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3, No.2, 20 January 2011, pp. 9-10。见http://www.lrb.co.uk/v33/n02/slavoj-zizek/good-manners-in-the-age-of-wikileaks/print或http://www.lrb.co.uk/v33/n02/slavoj-zizek/good-manners-in-the-age-of-wikileaks。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王立秋 试译
在WikiLeaks公布的一则外交电报中，普山口山京和梅德山口山韦杰夫被比作蝙蝠侠和罗宾。这是种有用的类比：朱利安·阿山口山桑山口山奇，WikiLeaks的组织人，难道不就是与克里斯托弗·诺兰《暗夜骑士》中小丑对应的真实的生命么？在电影中，高谭市DA，哈维·丹特，一名腐化的，自身犯下谋杀罪行的偏执的治安维持者，便为蝙蝠侠所杀，蝙蝠侠和他的朋友警察专员戈登意识到，如果丹特的谋杀被公之于众，就会有损城市的风尚，因此他们策划使蝙蝠侠对杀戮负责来维护丹特的形象：只有谎言才能拯救我们。难怪电影中唯一一个真实的角色是小丑，电影里的超级恶人了。他清楚地说明了这点，即只要蝙蝠侠脱掉他的面具并公布他的真实身份，他对高谭市的袭击就会停止；为防止对真相的披露也出于对蝙蝠侠的保护，丹特告诉媒体，他就是蝙蝠侠——另一个谎言。为诱捕小丑，戈登伪造了他自己的死亡——又一个谎言。
小丑想要揭露面具下的真相，他深信这将毁灭社会次序。我们该称他为什么呢？恐怖分子？《暗夜骑士》显然是那些经典西方电影《要塞风云》和《双虎屠龙》的新版本，这些电影揭露了这点，即为使蛮荒的西部开花，谎言就必须被提升为真理：文明，换言之，必须以谎言为基础。这场电影异常地流行。问题在于，确切来说就在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需要谎言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更新了的需求呢？
我们也来想想利奥·施特劳斯的再度流行吧：在今天，其政治思想与当下最为相关的面向，是他关于民主的精英主义的观念，关于“必要的谎言”的观念。精英应当统治，他们应当对事物的现实状态（物质主义的权力逻辑）有所意识，并用语言来满足人民，使他们在他们收到祝福的无知状态下保持幸福。对施特劳斯来说，苏格拉底是有罪的，就像人们指控的那样：哲学是社会的威胁。质疑众神和城邦的伦理侵蚀了公民的忠诚，因此也危及正常社会生活的基础。但哲学也是人类作出的最高的，最有价值的努力。施特劳斯提议的解决方案是，哲学家应该使他们的教导隐秘化，就像是世上他们做的那样，通过“字里行间”地写作来把教导传递下去。包含在从柏拉图到霍布斯和洛克的哲学的“伟大传统”中的隐藏的信息，是不存在众神，而道德不过只是偏见，社会并无自然的根基。
迄今，WikiLeaks的故事已经被再现/表征为WikiLeaks与美帝国之间的一场斗争：机密的美国政府文件的出版，是支持信息自由，支持人民知情权的行动呢，还是说，它是对稳定的国际关系提出的一种恐怖主义行动？但如果这不是真的（问题之所在）呢？如果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在WikiLeaks自身内部进行：在揭秘机密国家文件与这一行动被再次写入霸权意识形态的领域的方式之间，而完成这一行动的，除了其他机构之外，恰恰还有WikiLeaks本身呢？
这种重写首先并不涉及“公司共谋”，也即，WikiLeaks与五大报纸做出的协议，给他们有选择地选发文件的独家权利。更为重要的是Wikileaks的密谋模式：一个“好的”秘密组织对一个以美国国家部门的形式出现的，“坏的”秘密组织发起了进攻。根据这种看待事情的方式，敌人，就是那些隐藏真相，操纵公众并羞辱盟友——这一切为的，是对自身利益的无情的追求——的美国外交家。“权力”为那些上层的坏家伙所掌握，并且，不被设想为某种贯穿整个社会集体，决定我们如何工作、思考和消费的东西。在Mastercard，Visa，Paypal和美国银行与国家合力阻止它的时候，WikiLeaks本身就尝到这种权力的广泛弥散的味道了。人们为介入密谋模式而付出的代价，是得到按此逻辑来说应得的对待。（难怪有那么多关于谁是WikiLeaks的“真实后台”——CIA?——的理论了。）
密谋的模式为其表面上的对立面所补充，WikiLeaks的自由挪用，不过是在荣耀的，为“信息流通自由”和“公民知情权”而进行的斗争的历史上的另一个章节罢了。这种观点把WikiLeaks还原为“调查性新闻”激进的一例。这里，我们只看到了离开这种好莱坞式的重磅炸弹——如《惊天大阴谋》（直译为总统都是人）和《塘鹅暗杀令》，其中一群普通人发现了一则往涉及高层的丑闻，但这类作品的意识形态在于他们乐观的最后咨文：在一群像你那样的普通人都能扳倒总统，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该是如何地伟大呀！——的一小步。
在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方，权力的最终的展示，在于允许看起来是强力的批判的东西出现。今天不乏反资本主义。我们负荷了无数对资本主义之恐怖的批判：书本，深度调查报道和电视纪录片展示了那些无情污染我们环境的公司，那些在他们的银行为公共资金所拯救的时候继续接受高额奖金的腐败的银行家，雇佣童工把他们当做奴隶来使用的血汗工厂等等。然而，这里有一个陷阱：在这些批判中不被质疑的，是反对这些过度/无节制的斗争的民主-自由的框架。这些批判的（明示或暗示的）目标是，民主化资本主义，通过媒体压力、议会调查、严法、开诚布公的警方调查等手段，把民主的控制扩展至经济领域。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制度设定，却从未受到质疑。甚至对最为紧急的“伦理反资本主义”（阿雷格里港论坛，西雅图运动等等）形式来说，这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质疑的禁区）。
WikiLeaks不可能得到同样的对待。从一开始，关于WikiLeaks的活动，就有某种超越于信息流通自由的自由主义概念之外的东西存在。关于WikiLeaks的披露，唯一使人惊奇的是，它们毫不令人惊奇。难道我们没有得知确切来说我们预期得知的一切么？真实的不安，只是表象层次上的不安：我们不能再假装我们不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知道的那些东西了。这就是公共空间的矛盾：甚至在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的情况下，在公共场合中说出这个事实，还是会改变一切。1918年，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采取的最初的措施之一，就是公开沙皇秘密外交的全部内容，所有秘密的协定，秘密的公共协定条款等等。那里，目标也是整个权力的国家装置的运转。
WikiLeaks威胁到的，是权力的形式运作。这里，真正的目标并不是那些肮脏的细节和应对这些东西负责的个体；而是那些当权的人，换言之，差不多就是权力本身，权力的结构。我们不应忘记，权力不仅由制度及其法则，更由挑战权力的合法（“正常的/规范的”）方式（一个独立的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等）所构成——正如印度学者萨罗依·吉里(Saroj Giri)说的那样，WikiLeaks“通过挑战挑战权力的正常渠道并揭露真相来挑战权力”。
但不管怎么说，假设揭露过去一直是秘密的一切就能解放我们，那就错了。这里的前设就是错误的。是，真理解放我们，但不是这个真理。当然人们可以不相信表面现象，不相信官方的文件，但我们也不能在门面之后为人们所共享的流言中找到真理。表象，公众脸谱，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虚伪。E.L.多克托罗曾经评论到，表象，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因此我们应当谨慎对待。我们经常被告知，隐私正在消失，最隐秘的秘密正对公共的调查开放。但事实恰恰相反：正在有效地消失的，是公共的空间，以及伴随着它的尊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其中，不说出全部是最得体的行为。在《偷吻》中，黛芬丝历对她年轻的恋人解释礼貌和得体(tact)之间的差异：“想象你无意间闯入有裸女在洗澡的浴室。礼貌要求你快速地关上门并且说，“对不起，女士！”，而得体则是很快地关上门并说，“对不起，先生！””只在第二种情况下，通过假装没有看到足够分辨淋浴下的人的性别的内容，一个人才展示出真正的得体。
政治中得体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阿尔瓦罗·库尼亚尔，葡萄牙CP领导人，和厄内斯托·梅洛·安图内斯，1974年推翻萨拉查政府的军事组织的一名亲民主成员之间的秘密会晤。当时的情景及其紧张：一方面，CP已经准备好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接管工厂和土地（武器已经分发到人民手中）；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又已经准备好以一切手段，包括军队的干涉来组织革命。安图内斯和库尼亚尔达成了一项心照不宣的协议：在他们之间没有共识——在表面上，他们相互分歧——但他们带着这样的理解，即CP不会发起革命而结束了会议，这，因此也就允许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得以出现，而反社会主义的军队，则也不会剥夺CP的合法权利，反而把它接受为民主程序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我们可以主张，这次谨慎的会晤使葡萄牙免于内战。而参与的双方，甚至从后见之明来看，都保持了他们的谨慎。当被问到这次会晤（被我的一名记者朋友问到）的时候，库尼亚尔说他只会在安图内斯不否认的情况下确认——如果安图内斯否认的话，那么这就没有发生过。安图内斯，在他那边，则在我朋友告诉他库尼亚尔说过的话的时候，沉默地聆听。因此，通过不否认，他满足了库尼亚尔的条件并含蓄地确认了这件事情。这就是左派绅士在政治中行动的方式。
至此，我们可以重建今天的事件，看起来，古巴导弹危机的好结果，也是通过得体，假装不知道的理解来实现的。肯尼迪的天才之处在于假装没有收到其中一封信，而这只有在发信人（赫鲁晓夫）愿意接受的情况下，这一策略才能生效。1962年10月26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发出一封信函，确认之前通过调节达成的提议：如果美国保证不侵犯该岛的话，苏联将把导弹撤离古巴。然而，第二天，在美国回复之前，赫鲁晓夫发出了另一封更加紧急的信件，加上了更多的条件。那天下午八点零五分，肯尼迪发出了给赫鲁晓夫的回复。他接受了赫鲁晓夫十月二十六日的提议，就像二十七日的信从未存在过那样行动。十月二十八日，肯尼迪收到了赫鲁晓夫同意接收协议的第三封信。在这样的时刻，在一切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候，表象，礼貌，和人们是在“玩游戏”的意识，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然而，这只是这个故事的——有误导性的——一面。存在这样的时刻——对霸权话语来说的危机时刻——这个时候，人们必须承担使表象崩解的风险。这样的时刻在1843年青年马克思的笔下得到了描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作出了这样的诊断，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旧制度的衰落是法国旧制度的悲剧性衰落的滑稽重复。“只要它相信并不得不相信他自己的合法性”，法国旧制度就是悲剧。德国旧制度“仅仅是想象它相信自己并且要求世界也来想象相同的事情。如果它相信它自己的本质的话，那么它会……在虚伪和诡辩中寻求庇护么？现代的旧制度毋宁说只是一种世界次序的笑剧，其真实的英雄们已经死去。”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就是一种武器：“真实的压力必须通过把压力的意识加诸其上而变得更有压力，必须通过公开羞耻来使羞耻变得更加羞耻。”
这确切说来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情景：我们面对着对一种世界次序的无羞耻的犬儒主义，而这一次序的行动者们仅仅想象他们相信他们关于民主，人权等等的观念。通过像WikiLeaks的披露那样的行动，羞耻——我们容忍这种加之于我们身上的权力的羞耻——通过公开化而变得更加羞耻。在美国干涉伊拉克以带来世俗民主的时候——而结果，恰恰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强化以及一个更加强大的伊朗——这不是出自某个真诚的行动者的悲剧性的错误，而是为自己的游戏所击败的犬儒骗子所面临的结果。
注释
www.metamute.org/en/articles/WikiLeaks_beyond_WikiLeaks.
[注]译自Slavoj Žižek, “Good Manners in the Age of WikiLeaks”, 载《伦敦书评》(LRB,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3, No.2, 20 January 2011, pp. 9-10。见http://www.lrb.co.uk/v33/n02/slavoj-zizek/good-manners-in-the-age-of-wikileaks/print或http://www.lrb.co.uk/v33/n02/slavoj-zizek/good-manners-in-the-age-of-wikilea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