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谈
中国模式真相
曾任中国新华社高级记者和编辑35年，并以《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轰动海内外的杨继绳表示，“中国模式”最早来自外国经济学家，只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案例，到了中国政府支持的政治评论家那里，其内涵发生了变化。全面肯定中国现状的“中国模式”不可持续。提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最新一轮的对“西化”的批判抵制，难以阻挡中国民主化的巨浪。
“中国模式”是当今一个热门话题。2011年第1期《炎黄春秋》刊登由杨继绳撰写的《我看“中国模式” 》（全文12,000字）。对什么是“中国模式”、提出“中国模式”的目的何在、它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会产生什么影响等问题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剖析。
什么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最早来自外国经济学家，伴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奇迹增长令国外经济学家刮目相看而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说，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如此强劲的步调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具有启示性。在最近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反而得到了快速发展。因此，“中国模式”的说法传播更广。
杨继绳指出，不过，在经济学家眼中，“模式”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案例。如最近风行“印度模式”，因为印度近十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为7%～9%，今后几年可能要超过中国。“印度模式”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以加工业为主，是“世界工厂”，印度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50%，是“世界办公室”；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大，内需是印度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政府主导，印度经济由市场主导。很多人熟悉外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称赞。其实，称赞印度经济的评论也不少。
然而，到政治评论家那里，“中国模式”内涵发生了变化。
《他改变了中国：jzm传》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其新著《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对“中国模式”做了解释。他认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不太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于是也就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收益。”
1980年代以《大趋势》一书而闻名中国的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认为“中国模式”是“纵向民主”。即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
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
杨继绳表示，这些外国人不可能在短期内了解中国。他们回避中国的现实矛盾，只看到中国光鲜的表面，离中国现实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库恩是中国的上宾，官方为他的采访和写作创造了优越条件。访问对象基本是中国政府开列的体制内人物，没有采访底层，该书只用一年时间完成。不能期待从他这本匆忙写就的著作中了解真正的中国。而奈斯比特是在jzm的提议下选择“中国大趋势”这个题目。项目团队由天津财经大学和南开大学的3位老师和20多名学生组成。搜集和摘编报纸信息，译成英文提供给奈斯比特，《南方周末》之类报刊排除在外。这种拼接、提炼官方报纸而成的《中国大趋势》同样不能反映问题。
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于1989年发表“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然而，到了2009年8月，中国官方新华网在一篇编译文章《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强调，福山肯定“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其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负责任的权威体制”政治传统：一是西方难以企及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体制；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但是，一些研究者核对福山原文后发现，新华网“选择性”编译了福山的言论。其实，福山至今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理念：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难以长期维系。
外国人热烈讨论中国模式，中国人自己不会落后。
2009年12月，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出版。该书一问世就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著作。潘维也到中国设在国外的孔子学院和英国下院等地宣讲“中国模式”。但是，细看潘维的主张，不仅和库恩、奈斯比特一样，对中国现行体制全盘肯定和歌颂，还全面肯定了改革以前的30年。他说：“模式是对‘成功’之路的‘归纳’。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
杨继绳指出，综上所述，一些中外学者近年宣扬的“中国模式”包括几个要点：一，肯定和赞扬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二，肯定和赞扬改革前的30年；三，主张中央集权和“大政府”，肯定“威权体制”；四，排斥现代民主制度，否定普世价值；五，否定“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皇权专制的批判，掀起了最新一轮尊孔读经高潮。
现代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虽然它有不少缺点，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中国模式”完全否定现代民主制度，替以集权政治制度，显然不高明。
从今天对“中国模式”的歌颂，杨继绳表示，他想起了上世纪30年代一些西方著名学者对前苏联的歌颂。那时的背景是西方面临经济危机，而前苏联却“一枝独秀”。今天，西方又面临经济危机，中国又是“一枝独秀”。
但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歌颂前苏联的学者犯了历史短视症，但愿今天歌颂“中国模式”的学者，不要步他们的后尘。
权力市场经济不可持续
杨继绳指出，中国改革30年来，不仅经济飞速发展，政治上也有明显的进步。但是，中国现状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民众对国事的参与程度很低；民意表达渠道很不通畅；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力量微弱；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司法不能独立；新闻没有自由。中国目前还是威权政治体制。
“中国模式”全面肯定了中国的现状。而中国的现状就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这种模式已经蜕变为“权力市场经济”。
在“权力市场经济”模式里，国家行政权力控制市场运行、参与市场交易。权力可以变成商品，进而变成资本；资本也可以收买公共权力为其谋利。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和霸占重要社会资源。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很难通过勤劳和智慧来获得财富和提高社会地位。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一切罪恶的渊薮。今日中国公共权力的腐败已经超过社会能够忍受的限度，成为全民感到剧痛的社会癌症。
随后，杨继绳以大量篇幅和数据剖析“权力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造成的现状：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当今中国面临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被驾驭的资本。“仇官”和“仇富”的社会心理也由此而生。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持续。中国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直接原因：一是劳动者的权利得不到保证，因而劳动力价格低下；二是政府控制下的资源价格过低；三是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四是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
新一轮反“西化”之争
杨继绳指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最新一轮的对“西化”的批判抵制。自晚清以来，中国对“西化”的批判由来已久。反对“西化”的种种理论常常被执政当局作为维护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工具，特别是用来反对民主、维护专政的理论工具。著名哲学家艾思奇1940年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一个特殊传统。它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杀人类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走自己的路。”（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载1940年2月延安《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早就分裂出马克思主义，并且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苏联政治体制。因此，“西化”有“苏联式西化”和“欧美式西化”。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西化”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中国传统文化被一种西方文化（马列主义）打倒，另一种西方文化（欧美式）被推到对立面。在“苏联式西化”过程中，把中国传统文化都当成封建糟粕，不停地批判孔孟之道，批判“道德继承论”，提倡“厚今薄古”（即厚马列主义之今，薄中国传统文化之古），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
改革3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上已经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体制还坚持苏联模式，从而使中国陷入“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俄罗斯已经抛弃了苏联模式，“中国模式”论者还珍惜人家已经抛弃的“弊帚”，再次弹起反“西化”的高调，极力维护现存政治体制，真是荒唐。“中国模式”论者所掀起的反“西化”，只不过是近百年来反“西化”的一波新浪花。杨继绳最后质问，在尖锐社会矛盾强烈呼唤政治改革，中国人民十分渴望民主的时候，这一朵小浪花，能够阻挡中国民主化的巨浪吗？
中国模式真相
曾任中国新华社高级记者和编辑35年，并以《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轰动海内外的杨继绳表示，“中国模式”最早来自外国经济学家，只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案例，到了中国政府支持的政治评论家那里，其内涵发生了变化。全面肯定中国现状的“中国模式”不可持续。提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最新一轮的对“西化”的批判抵制，难以阻挡中国民主化的巨浪。
“中国模式”是当今一个热门话题。2011年第1期《炎黄春秋》刊登由杨继绳撰写的《我看“中国模式” 》（全文12,000字）。对什么是“中国模式”、提出“中国模式”的目的何在、它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会产生什么影响等问题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剖析。
什么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最早来自外国经济学家，伴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奇迹增长令国外经济学家刮目相看而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说，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如此强劲的步调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具有启示性。在最近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反而得到了快速发展。因此，“中国模式”的说法传播更广。
杨继绳指出，不过，在经济学家眼中，“模式”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案例。如最近风行“印度模式”，因为印度近十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为7%～9%，今后几年可能要超过中国。“印度模式”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以加工业为主，是“世界工厂”，印度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50%，是“世界办公室”；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大，内需是印度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政府主导，印度经济由市场主导。很多人熟悉外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称赞。其实，称赞印度经济的评论也不少。
然而，到政治评论家那里，“中国模式”内涵发生了变化。
《他改变了中国：jzm传》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其新著《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对“中国模式”做了解释。他认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不太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于是也就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收益。”
1980年代以《大趋势》一书而闻名中国的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认为“中国模式”是“纵向民主”。即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
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
杨继绳表示，这些外国人不可能在短期内了解中国。他们回避中国的现实矛盾，只看到中国光鲜的表面，离中国现实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库恩是中国的上宾，官方为他的采访和写作创造了优越条件。访问对象基本是中国政府开列的体制内人物，没有采访底层，该书只用一年时间完成。不能期待从他这本匆忙写就的著作中了解真正的中国。而奈斯比特是在jzm的提议下选择“中国大趋势”这个题目。项目团队由天津财经大学和南开大学的3位老师和20多名学生组成。搜集和摘编报纸信息，译成英文提供给奈斯比特，《南方周末》之类报刊排除在外。这种拼接、提炼官方报纸而成的《中国大趋势》同样不能反映问题。
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于1989年发表“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然而，到了2009年8月，中国官方新华网在一篇编译文章《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强调，福山肯定“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其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负责任的权威体制”政治传统：一是西方难以企及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体制；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但是，一些研究者核对福山原文后发现，新华网“选择性”编译了福山的言论。其实，福山至今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理念：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难以长期维系。
外国人热烈讨论中国模式，中国人自己不会落后。
2009年12月，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出版。该书一问世就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著作。潘维也到中国设在国外的孔子学院和英国下院等地宣讲“中国模式”。但是，细看潘维的主张，不仅和库恩、奈斯比特一样，对中国现行体制全盘肯定和歌颂，还全面肯定了改革以前的30年。他说：“模式是对‘成功’之路的‘归纳’。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
杨继绳指出，综上所述，一些中外学者近年宣扬的“中国模式”包括几个要点：一，肯定和赞扬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二，肯定和赞扬改革前的30年；三，主张中央集权和“大政府”，肯定“威权体制”；四，排斥现代民主制度，否定普世价值；五，否定“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皇权专制的批判，掀起了最新一轮尊孔读经高潮。
现代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虽然它有不少缺点，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中国模式”完全否定现代民主制度，替以集权政治制度，显然不高明。
从今天对“中国模式”的歌颂，杨继绳表示，他想起了上世纪30年代一些西方著名学者对前苏联的歌颂。那时的背景是西方面临经济危机，而前苏联却“一枝独秀”。今天，西方又面临经济危机，中国又是“一枝独秀”。
但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歌颂前苏联的学者犯了历史短视症，但愿今天歌颂“中国模式”的学者，不要步他们的后尘。
权力市场经济不可持续
杨继绳指出，中国改革30年来，不仅经济飞速发展，政治上也有明显的进步。但是，中国现状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民众对国事的参与程度很低；民意表达渠道很不通畅；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力量微弱；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司法不能独立；新闻没有自由。中国目前还是威权政治体制。
“中国模式”全面肯定了中国的现状。而中国的现状就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这种模式已经蜕变为“权力市场经济”。
在“权力市场经济”模式里，国家行政权力控制市场运行、参与市场交易。权力可以变成商品，进而变成资本；资本也可以收买公共权力为其谋利。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和霸占重要社会资源。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很难通过勤劳和智慧来获得财富和提高社会地位。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一切罪恶的渊薮。今日中国公共权力的腐败已经超过社会能够忍受的限度，成为全民感到剧痛的社会癌症。
随后，杨继绳以大量篇幅和数据剖析“权力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造成的现状：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当今中国面临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被驾驭的资本。“仇官”和“仇富”的社会心理也由此而生。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持续。中国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直接原因：一是劳动者的权利得不到保证，因而劳动力价格低下；二是政府控制下的资源价格过低；三是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四是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
新一轮反“西化”之争
杨继绳指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最新一轮的对“西化”的批判抵制。自晚清以来，中国对“西化”的批判由来已久。反对“西化”的种种理论常常被执政当局作为维护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工具，特别是用来反对民主、维护专政的理论工具。著名哲学家艾思奇1940年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一个特殊传统。它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杀人类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走自己的路。”（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载1940年2月延安《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早就分裂出马克思主义，并且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苏联政治体制。因此，“西化”有“苏联式西化”和“欧美式西化”。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西化”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中国传统文化被一种西方文化（马列主义）打倒，另一种西方文化（欧美式）被推到对立面。在“苏联式西化”过程中，把中国传统文化都当成封建糟粕，不停地批判孔孟之道，批判“道德继承论”，提倡“厚今薄古”（即厚马列主义之今，薄中国传统文化之古），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
改革3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上已经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体制还坚持苏联模式，从而使中国陷入“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俄罗斯已经抛弃了苏联模式，“中国模式”论者还珍惜人家已经抛弃的“弊帚”，再次弹起反“西化”的高调，极力维护现存政治体制，真是荒唐。“中国模式”论者所掀起的反“西化”，只不过是近百年来反“西化”的一波新浪花。杨继绳最后质问，在尖锐社会矛盾强烈呼唤政治改革，中国人民十分渴望民主的时候，这一朵小浪花，能够阻挡中国民主化的巨浪吗？
《北京共识》: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另一种典范？
高盛公司高级顾问 雷默 Jashua Ramo
新华社《参考资料》编辑部翻译， 清华大学教授 崔之元 校对，
电子邮箱：cui-zy@mail.tsinghua.edu.cn
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5月11日发表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北京共识》，全文如下：
（作者简介：乔舒亚·库珀·雷默是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雷默的咨询工作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商业领域，重点放在中国。拉莫以前担任过美国时代公司编辑。他在1996年加入《时代》杂志并成为该杂志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和外事版主编，负责《时代》杂志的国际报道。雷默还担任过CNN电视台国际问题分析家。他是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阿斯彭学会荣誉会员、美中年轻领导人论坛两发起人之一以及世界经济论坛明天的全球领导人会议成员。乔舒亚还是一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是两项美国飞行速度记录的保持者。他一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一部分时间在美国度过。）
第一部分 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
序言：新方法
见到丹麦科学家第谷，大多数人首先会注意到他的金属鼻尖，那是为了掩盖他在一次决斗中所受的伤而花了很多钱装上的假鼻尖。用佩剑决斗在15世纪的德国大学里是很流行的。但第谷的银鼻子也是一种象征。他是擅长在那些据认为解释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中找出漏洞的人。例如，他研究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科学家对行星在某一天的确切位置所作的预测。他多次发现这些预测都不准确。天空中出现了有趣的事情：火星似乎在轨道上向后移动、彗星穿过据认为应当是行星所在的天穹、月亮跳过了早就预测到要发生的日食。这是因为第谷时代的理论是建立在对遥远天体进行的很不完善的偶然观察的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可以很出色地预测星体前些天夜晚的运动相当于预测昨天天气的预报。因此，第谷把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花在对行星运动的研究。他每晚观察行星、星体和天空中的其它物体，非常精确地详细记录这些星体的位置变化。他在1572年和1577年所进行的两次观察改变了天文学理论。第一次他发现一颗仙后座新星，第二次他观察一颗彗星的移动轨迹。这两个天体无可争议地比月亮高得多，这一事实证明天空并不象亚里斯多德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永远是以地球为中心进行划分的。此外，他还得出结论，如果彗星是在天穹，那么它们肯定要在天穹移动。这就打破了以前认为行星在无形的天空中运行的观念。伽利略、开普勒等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根据第谷的观察开创了全新的天文学理论。第谷的思想改变了一切。他的思想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如果你要了解天空是如何运行的，你就应当更加关心天体是如何移动的，而不只是关心它们的最终归宿。
人们往往会考虑中国在20年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它会成为充满民族主义仇恨的国家吗？或者成为一个富裕、超大型的新加坡，一个只是在会议室表现得好战的国家？大多数中国以外的政策规划者的共同看法是，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旗鼓相当”的强国，在经济实力以及可能在军事实力上直逼美国。因此，这种理论认为，今后20年必须作出努力，要么跟中国密切接触以影响它的崛起方向，要么努力遏制中国使它不能获得超过目前全球实力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的实力。但是，事实是，谁也不知道中国在20年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
这种想法多少有些帮助，但却不能成为理论的根据。它完全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实：中国的崛起已经通过引进发展和实力的新概念而改变国际秩序。使决策者认为中国在20年后会成为一个问题的因素，其实并非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的基本组成部分。根据它拥有多少艘航空母舰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陈旧的规则来评估中国的实力，会导致极大的错误估计。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不对称超级大国，一个有史以来最少依赖显示实力的传统手段的国家，它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影响作为显示实力的主要手段。
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中国的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一方面，美国正在推行旨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单边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领域调动削弱美国影响的资源，营造将使美国更难采取霸权行径的环境。现在不是判断中国崛起是好是坏的时刻。我希望把如何对待中国崛起的讨论留给有关接触/遏制的激烈的意识形态辩论，尽管我马上就要说明就中国而言为什么诸如接触和遏制等观念已经是过时的陈旧观念。我在本文中想要做的只是概述中国新实力基础的大概情况，进一步证实，如果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衡量，中国在许多重要领域已经是美国的对手。我还要简单地谈一谈这一方法的潜在含义，如果允许继续下去的话。从全球社会的角度来看，到处疏导交通、检查警报器和抓捕坏蛋的人被称作警察。对其它所有的事情都要操心的人被称作市长。
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它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它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一种经济理论，它认为华盛顿最清楚如何告诉别国管理自己，这种理论曾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变化如此之快，以致于没有多少人，甚至本国人都赶不上形势的社会的产物，它也是由这样一个社会决定的。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在中国的报刊文章、吃饭聊天和政策辩论中像祷告一样反复出现。本文中反映的大部分思想曾在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在中国的智囊团和政府研究中心讨论，但只是过去12个月才开始实施。我对这个进程的分析基于与中国大学、智囊团和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的一百多次非正式的讨论。
北京共识既涉及经济变化，也涉及社会变化。它是利用经济学和统治权改善社会，这是在由华盛顿共识推动的90年代未能达到的原先的发展经济学的目标。当然，中国的发展和富强道路不能由任何其他国家照搬。它仍然充满矛盾、紧张和陷阱。然而中国崛起的许多因素引起了发展中世界的兴趣。其中一些的根源是中国的商业影响日益扩大，但是，另一些表明新的中国物理学的精神有吸引力。这有两个重要的影响。首先，不管中国的改革成功与否，北京共识都已经引出一系列的新思想，这些思想与来自华盛顿的思想截然不同。第二，适用于发展的北京共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一大变化，一个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不成熟改革进程已经转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改革进程，它像连锁反应一样进行，更多地由内部动力决定，而不是靠外国因素推动，例如加入世贸组织、核不扩散规则、甚至大规模的病毒性流行病。中国现在正总结自己的经验，开始写自己的书。这些经验把中国的思维与从其他地方的全球化文化失败中吸取的教训融合在一起。世界其他国家开始读这本书。
北京共识与此前的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及经济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对比。这个模式必定使中国及其追随者与现有的发展思想和强权需要形成对立。正如印度经济学家贾扬塔·罗伊所说：“我高兴地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希望在相当短的时间里超过这些巨人。”或者，正如对中国思维的一份概要所解释的那样：“当今世界面临一些严重的问题，例如南北鸿沟扩大、环境恶化、国际恐怖活动和国际毒品走私。应该加快从强权政治向道义政治的转变。”如果美国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这些问题，那只会加快对北京共识的接受。中国领导人把今后20年称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已经制订了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某种总计划，并且在利用这种意识形态理论巧妙地实现这种力量转移。事实上，许多中国领导人现在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和平崛起”。但是，甚至这一点都将需要国际力量物理学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在出现。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92744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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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公司高级顾问 雷默 Jashua Ramo
新华社《参考资料》编辑部翻译， 清华大学教授 崔之元 校对，
电子邮箱：cui-zy@mail.tsinghua.edu.cn
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5月11日发表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北京共识》，全文如下：
（作者简介：乔舒亚·库珀·雷默是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雷默的咨询工作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商业领域，重点放在中国。拉莫以前担任过美国时代公司编辑。他在1996年加入《时代》杂志并成为该杂志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和外事版主编，负责《时代》杂志的国际报道。雷默还担任过CNN电视台国际问题分析家。他是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阿斯彭学会荣誉会员、美中年轻领导人论坛两发起人之一以及世界经济论坛明天的全球领导人会议成员。乔舒亚还是一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是两项美国飞行速度记录的保持者。他一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一部分时间在美国度过。）
第一部分 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
序言：新方法
见到丹麦科学家第谷，大多数人首先会注意到他的金属鼻尖，那是为了掩盖他在一次决斗中所受的伤而花了很多钱装上的假鼻尖。用佩剑决斗在15世纪的德国大学里是很流行的。但第谷的银鼻子也是一种象征。他是擅长在那些据认为解释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中找出漏洞的人。例如，他研究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科学家对行星在某一天的确切位置所作的预测。他多次发现这些预测都不准确。天空中出现了有趣的事情：火星似乎在轨道上向后移动、彗星穿过据认为应当是行星所在的天穹、月亮跳过了早就预测到要发生的日食。这是因为第谷时代的理论是建立在对遥远天体进行的很不完善的偶然观察的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可以很出色地预测星体前些天夜晚的运动相当于预测昨天天气的预报。因此，第谷把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花在对行星运动的研究。他每晚观察行星、星体和天空中的其它物体，非常精确地详细记录这些星体的位置变化。他在1572年和1577年所进行的两次观察改变了天文学理论。第一次他发现一颗仙后座新星，第二次他观察一颗彗星的移动轨迹。这两个天体无可争议地比月亮高得多，这一事实证明天空并不象亚里斯多德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永远是以地球为中心进行划分的。此外，他还得出结论，如果彗星是在天穹，那么它们肯定要在天穹移动。这就打破了以前认为行星在无形的天空中运行的观念。伽利略、开普勒等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根据第谷的观察开创了全新的天文学理论。第谷的思想改变了一切。他的思想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如果你要了解天空是如何运行的，你就应当更加关心天体是如何移动的，而不只是关心它们的最终归宿。
人们往往会考虑中国在20年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它会成为充满民族主义仇恨的国家吗？或者成为一个富裕、超大型的新加坡，一个只是在会议室表现得好战的国家？大多数中国以外的政策规划者的共同看法是，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旗鼓相当”的强国，在经济实力以及可能在军事实力上直逼美国。因此，这种理论认为，今后20年必须作出努力，要么跟中国密切接触以影响它的崛起方向，要么努力遏制中国使它不能获得超过目前全球实力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的实力。但是，事实是，谁也不知道中国在20年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
这种想法多少有些帮助，但却不能成为理论的根据。它完全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实：中国的崛起已经通过引进发展和实力的新概念而改变国际秩序。使决策者认为中国在20年后会成为一个问题的因素，其实并非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的基本组成部分。根据它拥有多少艘航空母舰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陈旧的规则来评估中国的实力，会导致极大的错误估计。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不对称超级大国，一个有史以来最少依赖显示实力的传统手段的国家，它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影响作为显示实力的主要手段。
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中国的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一方面，美国正在推行旨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单边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领域调动削弱美国影响的资源，营造将使美国更难采取霸权行径的环境。现在不是判断中国崛起是好是坏的时刻。我希望把如何对待中国崛起的讨论留给有关接触/遏制的激烈的意识形态辩论，尽管我马上就要说明就中国而言为什么诸如接触和遏制等观念已经是过时的陈旧观念。我在本文中想要做的只是概述中国新实力基础的大概情况，进一步证实，如果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衡量，中国在许多重要领域已经是美国的对手。我还要简单地谈一谈这一方法的潜在含义，如果允许继续下去的话。从全球社会的角度来看，到处疏导交通、检查警报器和抓捕坏蛋的人被称作警察。对其它所有的事情都要操心的人被称作市长。
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它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它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一种经济理论，它认为华盛顿最清楚如何告诉别国管理自己，这种理论曾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变化如此之快，以致于没有多少人，甚至本国人都赶不上形势的社会的产物，它也是由这样一个社会决定的。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在中国的报刊文章、吃饭聊天和政策辩论中像祷告一样反复出现。本文中反映的大部分思想曾在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在中国的智囊团和政府研究中心讨论，但只是过去12个月才开始实施。我对这个进程的分析基于与中国大学、智囊团和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的一百多次非正式的讨论。
北京共识既涉及经济变化，也涉及社会变化。它是利用经济学和统治权改善社会，这是在由华盛顿共识推动的90年代未能达到的原先的发展经济学的目标。当然，中国的发展和富强道路不能由任何其他国家照搬。它仍然充满矛盾、紧张和陷阱。然而中国崛起的许多因素引起了发展中世界的兴趣。其中一些的根源是中国的商业影响日益扩大，但是，另一些表明新的中国物理学的精神有吸引力。这有两个重要的影响。首先，不管中国的改革成功与否，北京共识都已经引出一系列的新思想，这些思想与来自华盛顿的思想截然不同。第二，适用于发展的北京共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一大变化，一个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不成熟改革进程已经转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改革进程，它像连锁反应一样进行，更多地由内部动力决定，而不是靠外国因素推动，例如加入世贸组织、核不扩散规则、甚至大规模的病毒性流行病。中国现在正总结自己的经验，开始写自己的书。这些经验把中国的思维与从其他地方的全球化文化失败中吸取的教训融合在一起。世界其他国家开始读这本书。
北京共识与此前的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及经济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对比。这个模式必定使中国及其追随者与现有的发展思想和强权需要形成对立。正如印度经济学家贾扬塔·罗伊所说：“我高兴地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希望在相当短的时间里超过这些巨人。”或者，正如对中国思维的一份概要所解释的那样：“当今世界面临一些严重的问题，例如南北鸿沟扩大、环境恶化、国际恐怖活动和国际毒品走私。应该加快从强权政治向道义政治的转变。”如果美国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这些问题，那只会加快对北京共识的接受。中国领导人把今后20年称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已经制订了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某种总计划，并且在利用这种意识形态理论巧妙地实现这种力量转移。事实上，许多中国领导人现在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和平崛起”。但是，甚至这一点都将需要国际力量物理学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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