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信仰一样正视疾病（中华工商时报）
时间:2011-01-14 08:54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郭钇杉
他将精神病人与艺术联系在一起，不仅仅完成了研究与收集，更“看到了真人，看到了真相”。画家郭海平说：“他们是我的上帝，我见到了真正的自由、自然与生命的意志。”
“我们过去都习惯说艺术家和精神病人只有一步之遥，都是属于同类，我特别想了解就是精神病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少。”
正是基于这种执著的探究，郭海平完成了在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3个月的实践和探索。3个月的精神病院生活，郭海平通过精神病人的不同作品，感受到了他们心灵深处的东西，这些病人们不会伪装，往往通过画笔表现的都是脑海中浮现的东西，看到什么画什么，想到什么画什么。画画可以让这些病患表达出内心的感受。
给“非理性”一个平等的机会
2010年11月8日，郭海平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精神病人艺术研究基地——南京原形艺术中心，曾经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当郭海平在南京市建邺区民政局拿到了对南京原形艺术中心成立的批文时，他给所有关心此事的朋友发短信：“批文拿到了。”其中一个朋友回信说：“再不成，大家都成精神病了。”而此时的郭海平却如此平静，抬头想想自己的经历，说了声：“这就是命运。”
南京原形艺术中心是我国第一家以挖掘、收藏、研究和推广精神病人艺术为主的非营利性专业机构。精神病人艺术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用郭海平的话说，这个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一个被长期忽略和遮蔽的精神原形开始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它们将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重要的启示”。建这个艺术中心最大的意义，就是第一次在中国打开本土研究的大门。希望艺术界、医学界都能正视它，不带偏见地看待非理性的姿态。给非理性、疯癫一个平台、一个平等的机会。
而郭海平更大的期待是，借由对精神病人艺术的探究，我们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和观念也许会发生一些改变，如宽容、理解和尊重他们，并肯定非理性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2010年11月18日，郭海平的南京原形艺术中心举办了首次展览，其展览名称命名为“异想天开”，常人看到这个名称可能会觉得是脱离现实的、虚无的，或者只是一种幻想。
郭海平对“异想天开”这个展览名称有着自己的解释，他说：“只有异想才能打开天空和自然。”“异想天开”是中国的一个成语，通常情况下，这个成语又总是会与“脱离现实”、“痴心妄想”等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一提到“异想天开”，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好感，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教育历来都教导国民要“务实”和“脚踏实地”。但好就好在艺术可以例外，而且还常常鼓励人们去幻想和超越现实，从而达到人们从现实重压中解脱出来的目的。“所以，当我们将‘异想天开’、‘痴心妄想’、‘胡思乱想’与‘艺术’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反而会觉得‘异想天开’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也许正如郑板桥所说的‘难得糊涂’以及梵高所说的‘我越是神智分裂，越是虚弱，越是能进入一种艺术的境界。’”
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有人说现在这个社会，凡事都讲究回报，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没有好处你为什么干这个？
郭海平说：“我的目标就是要让病人的真实现象、他们的作品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你把我的做法定义为宣传也好、炒作也好，我认为只要能实现这个目标，怎么说都不重要，都无所谓。关键看结果，是不是？”
也有人问他，如果有人愿意出高价收购精神病人的作品，他怎么办？郭海平答道：“那些作品我一幅没动。”作品的版权属于作者的，他没有权利出售。
打开精神病院之门，也打开精神病人的心门
郭海平对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的关注，起源于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就住在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里，至今已经服药几十年了。
郭海平的哥哥比他大十几岁，身材健硕、聪明朴实，是家里几个孩子中父母最寄予厚望的一个。但因为在南大工作的郭父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革命”，原本打算参军的哥哥政审不合格，改放苏北农村插队。
他回忆道：“那时候我还很小，一天放学回家，突然看见下放当知青的哥哥被人送回家了，两个大汉一左一右地押着他，哥哥被用绳子五花大绑，勒在我们家的凳子上。”他一向崇拜的高大而聪明的哥哥已经完全疯了，当时哥哥的眼神在幼年郭海平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成了日后弟弟主动要求入住精神病院的隐秘动因。
南京祖堂山医院坐落在南京著名的南郊风景区内，“南朝四百八十寺”，著名的“弘觉寺”就在祖堂山，同今天的祖堂山精神病院只有一墙之隔。南朝最后两个皇帝死后就埋葬在这里。皇帝陵墓、寺庙与精神病院，三者都同出世和灵魂有关，冥冥之中被安排在一起。1952年，弘觉寺的僧人被悉数遣送回家，寺庙就成了收容精神病人的场所。
郭海平进入祖堂山精神病院是在2006年10月10日，进入之前，他经过了10个月的再三申请院方才得以同意。
他希望对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的病人进行为期3个月的“艺术疗法”，收集精神病患者的艺术作品，并进而观察他们的精神世界。
郭海平只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各种绘画用具进入南京祖堂山精神病医院，医院把住院部的四楼全部拨给他使用，有几间很大的活动室，每天下午，有医生带着病人过来画画，有些人只是看看就走了，另一些愿意留下来。郭海平只提供用具，鼓励他们随心所欲地画任何自己想画的东西。
在他的住院日记中，这样形容这个临时居所：“每到夜晚就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四五百平方米的整个四层楼只有我一个人，稍有动静，即使是走路都会有清晰的回音，为了减缓这种恐怖感，我总是打开整个楼层的灯光。”
入院没几天，患有精神分裂的张玉宝引起了郭海平的注意，郭海平认为张玉宝是他最感到震撼的精神病艺术家。张玉宝从未画过画，发病的时候他会举着菜刀在大街上乱跑，但他却画出了令许多艺术家都大吃一惊的“挣扎”、“怒吼”、“放大镜后牵着怪兽的人”等作品。郭海平对这些画毫无头绪，张玉宝的解释是，这些都是从他“脑子里冒出来的”。他作画时的状态也很“大师”，格外自负。
张玉宝的眼神与其他病人很不同，精神病人服药以后眼神多少会有些涣散或呆滞，但张玉宝的眼睛骨碌碌，很狡黠，他常半低着头，可是眼睛瞟着，暗中观察别人。他会说冷笑话，善于在语言里埋伏机关打趣别人，别人笑成一团，他不笑。不发病时，看不出他有任何异常。
“艺术治疗”对精神病人的是否真的有效果?
在郭海平艺术疗程中效果最为明显的，往往是那些入院不久、服药不长的新病人，只有他们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欲望还没有受到药物的侵害，有的病人画到一半就感觉疲惫，倒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起来。
郭海平发现很多病人一旦拿起笔，都会表现出相当的独立、坦诚和自由。在创作中，他们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完全没有障碍。这和他们平时那种谦卑和不自信的状态判若两人。这也许就是精神分析学家们所说的“真实让你获得自由”。艺术让他们脱离了现实困境，获得了一种自由。
“艺术治疗”会对一些病人起到缓解作用。郭海平以张玉宝为例，两个月后，张玉宝的站立和行走姿态都发生了明显改变，他笔下的内容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他逐渐远离了“被铁丝缠绕的儿童”、“困兽”、“畸形”这样的主题，转而反映“游泳”、“公园”这样的现实生活，同时人物个体越来越细小。
张玉宝最显著的变化是精神状态的好转，如郭海平刚见到他时，他的姿态整个是蜷缩的，看什么都像是在偷窥似的，这种情景十分令人心酸，尤其在他的艺术天赋显露之后，郭海平常常感到自己喘不过气来，至今仍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生理上的变化。后来郭海平每天都让他来画室画画，尽可能都给他一些照顾，同时还建议医生减了他1/3的药，没隔几天，他很快就变得昂首挺胸起来，而且目光也由原来的窥视转变成了一种自信的审视，其作品中的人物图像也由原来蚂蚁般的大小立刻被他放大了很多倍，有一次他竟画了一幅八面正反交错在一起的《旗帜》作品，非常精彩和神奇，他的思维变得主动积极了，甚至拥有了很强的思辨批判色彩。
3个月的“住院”实践，让郭海平经由艺术的方式，对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开始有了一个直观和粗浅的了解。从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离开后，郭海平和王玉医生花了10个月时间把病房中11个病人的艺术实验写成报告，祖堂山精神病院医生王玉在朋友聂鹰资助下，合作出版《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一书。
在《癫狂的艺术》里，郭海平从艺术角度分析病人的图画，而王玉从医学角度讲述病人的故事和病史。
对于“疯癫”两字，郭海平认为那是两种状态，“疯”是狂躁，而“癫”是紧张，通过绘画看到的不是他们疯狂的极端状态，而是心理状态的一种肌理。而王玉的医学称呼则是“精神病患者”。在王玉看来，精神病人达到了艺术家求之不得的状态。
在精神病院的一个病人画一个站在椅子上的人，之后擦掉椅子，把两条手臂画成翅膀。整个过程中都保持着愉快的微笑。这些在医学上看起来是精神分裂特有的傻笑，在王玉看来却是一种愉快的内心体验，那种表情正常人无法伪装。
自从离开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创办一所民间原生艺术中心就成了郭海平脑海中的一个梦想。如何让精神病人有独立的创作空间，让他们靠创作养活自己，通过作品让人们从鄙视和恐惧他们，变为理解和尊敬他们。这才有了本文开头他为原形艺术中心呼吁奔走的一幕。
读书，是抵御杂质干扰的武器
如今的郭海平是个非常正常的艺术家，画画、办展览、写书、开很文艺的咖啡馆，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个不爱读书的叛逆青年。
1986年，他和南京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一起搞了一场名为“晒太阳”的艺术活动，活动本身很成功，但最后却发现他们想传达的精神和观念，全部被媒体误读了。郭海平觉得，媒体所写的都不是他们的本意，他深刻感受到文字是一种权利，“一个想传播自己的精神理念的人，如果缺少了文字这个媒介，难度就会很大。”自从“晒太阳”事件以后，郭海平去上了夜大，学了中文专业。
上世纪80年代，文艺青年郭海平和一帮朋友决定经广州偷渡到香港，到了广州之后，兜里就剩下了几块钱，每天都在挨饿前行，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郭海平花了一两块钱买了一本《高尔基传》。郭海平回忆起当时买书的行为，犹如一个神圣的仪式。他将书郑重地放在挎包里，继续上路立刻感到似乎吸取了力量——那个年代对知识的崇敬和渴望是如此强烈。偷渡当然没有成功，更荒诞的是这本书最后也没有读，买书的那一举动已经完成了它的意义。
这些年，郭海平一直关注精神病人与艺术这一领域，开始逐渐接触医学书，特别是精神医学方面的书，这其中包括《剑桥医学史》、《疯癫与文明》、《再造病人》、《当中医遇上西医》等书。郭海平认为，即使是人文学者也有必要去接触医学，因为医学对人生命的干预非常直接而强烈。弗洛伊德、福柯等西方知识分子都与医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西方艺术家当中也有达明·赫斯特这样医科出身的精英。
未来，他说自己一方面会继续读书、写作，另一方面有创办“民营的精神艺术疗养院”的想法。精神病人们根据病情轻重，有各自的活动空间，没有蓝白条病号服，没有病人这个称呼，精神康复机构对所有人开放。
“精神病艺术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是人最真实的原型。而精神艺术疗养院，便是为了提供体验的平台，试图远离是非、善恶和美丑这些常规文化价值的判断。”而他将继续“看病”，继续“找药”，继续创作艺术，“直到大家能够理解我的好心好意为止”。
他将精神病人与艺术联系在一起，不仅仅完成了研究与收集，更“看到了真人，看到了真相”。画家郭海平说：“他们是我的上帝，我见到了真正的自由、自然与生命的意志。”
“我们过去都习惯说艺术家和精神病人只有一步之遥，都是属于同类，我特别想了解就是精神病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少。”
正是基于这种执著的探究，郭海平完成了在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3个月的实践和探索。3个月的精神病院生活，郭海平通过精神病人的不同作品，感受到了他们心灵深处的东西，这些病人们不会伪装，往往通过画笔表现的都是脑海中浮现的东西，看到什么画什么，想到什么画什么。画画可以让这些病患表达出内心的感受。
给“非理性”一个平等的机会
2010年11月8日，郭海平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精神病人艺术研究基地——南京原形艺术中心，曾经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当郭海平在南京市建邺区民政局拿到了对南京原形艺术中心成立的批文时，他给所有关心此事的朋友发短信：“批文拿到了。”其中一个朋友回信说：“再不成，大家都成精神病了。”而此时的郭海平却如此平静，抬头想想自己的经历，说了声：“这就是命运。”
南京原形艺术中心是我国第一家以挖掘、收藏、研究和推广精神病人艺术为主的非营利性专业机构。精神病人艺术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用郭海平的话说，这个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一个被长期忽略和遮蔽的精神原形开始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它们将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重要的启示”。建这个艺术中心最大的意义，就是第一次在中国打开本土研究的大门。希望艺术界、医学界都能正视它，不带偏见地看待非理性的姿态。给非理性、疯癫一个平台、一个平等的机会。
而郭海平更大的期待是，借由对精神病人艺术的探究，我们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和观念也许会发生一些改变，如宽容、理解和尊重他们，并肯定非理性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2010年11月18日，郭海平的南京原形艺术中心举办了首次展览，其展览名称命名为“异想天开”，常人看到这个名称可能会觉得是脱离现实的、虚无的，或者只是一种幻想。
郭海平对“异想天开”这个展览名称有着自己的解释，他说：“只有异想才能打开天空和自然。”“异想天开”是中国的一个成语，通常情况下，这个成语又总是会与“脱离现实”、“痴心妄想”等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一提到“异想天开”，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好感，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教育历来都教导国民要“务实”和“脚踏实地”。但好就好在艺术可以例外，而且还常常鼓励人们去幻想和超越现实，从而达到人们从现实重压中解脱出来的目的。“所以，当我们将‘异想天开’、‘痴心妄想’、‘胡思乱想’与‘艺术’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反而会觉得‘异想天开’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也许正如郑板桥所说的‘难得糊涂’以及梵高所说的‘我越是神智分裂，越是虚弱，越是能进入一种艺术的境界。’”
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有人说现在这个社会，凡事都讲究回报，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没有好处你为什么干这个？
郭海平说：“我的目标就是要让病人的真实现象、他们的作品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你把我的做法定义为宣传也好、炒作也好，我认为只要能实现这个目标，怎么说都不重要，都无所谓。关键看结果，是不是？”
也有人问他，如果有人愿意出高价收购精神病人的作品，他怎么办？郭海平答道：“那些作品我一幅没动。”作品的版权属于作者的，他没有权利出售。
打开精神病院之门，也打开精神病人的心门
郭海平对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的关注，起源于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就住在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里，至今已经服药几十年了。
郭海平的哥哥比他大十几岁，身材健硕、聪明朴实，是家里几个孩子中父母最寄予厚望的一个。但因为在南大工作的郭父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革命”，原本打算参军的哥哥政审不合格，改放苏北农村插队。
他回忆道：“那时候我还很小，一天放学回家，突然看见下放当知青的哥哥被人送回家了，两个大汉一左一右地押着他，哥哥被用绳子五花大绑，勒在我们家的凳子上。”他一向崇拜的高大而聪明的哥哥已经完全疯了，当时哥哥的眼神在幼年郭海平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成了日后弟弟主动要求入住精神病院的隐秘动因。
南京祖堂山医院坐落在南京著名的南郊风景区内，“南朝四百八十寺”，著名的“弘觉寺”就在祖堂山，同今天的祖堂山精神病院只有一墙之隔。南朝最后两个皇帝死后就埋葬在这里。皇帝陵墓、寺庙与精神病院，三者都同出世和灵魂有关，冥冥之中被安排在一起。1952年，弘觉寺的僧人被悉数遣送回家，寺庙就成了收容精神病人的场所。
郭海平进入祖堂山精神病院是在2006年10月10日，进入之前，他经过了10个月的再三申请院方才得以同意。
他希望对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的病人进行为期3个月的“艺术疗法”，收集精神病患者的艺术作品，并进而观察他们的精神世界。
郭海平只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各种绘画用具进入南京祖堂山精神病医院，医院把住院部的四楼全部拨给他使用，有几间很大的活动室，每天下午，有医生带着病人过来画画，有些人只是看看就走了，另一些愿意留下来。郭海平只提供用具，鼓励他们随心所欲地画任何自己想画的东西。
在他的住院日记中，这样形容这个临时居所：“每到夜晚就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四五百平方米的整个四层楼只有我一个人，稍有动静，即使是走路都会有清晰的回音，为了减缓这种恐怖感，我总是打开整个楼层的灯光。”
入院没几天，患有精神分裂的张玉宝引起了郭海平的注意，郭海平认为张玉宝是他最感到震撼的精神病艺术家。张玉宝从未画过画，发病的时候他会举着菜刀在大街上乱跑，但他却画出了令许多艺术家都大吃一惊的“挣扎”、“怒吼”、“放大镜后牵着怪兽的人”等作品。郭海平对这些画毫无头绪，张玉宝的解释是，这些都是从他“脑子里冒出来的”。他作画时的状态也很“大师”，格外自负。
张玉宝的眼神与其他病人很不同，精神病人服药以后眼神多少会有些涣散或呆滞，但张玉宝的眼睛骨碌碌，很狡黠，他常半低着头，可是眼睛瞟着，暗中观察别人。他会说冷笑话，善于在语言里埋伏机关打趣别人，别人笑成一团，他不笑。不发病时，看不出他有任何异常。
“艺术治疗”对精神病人的是否真的有效果?
在郭海平艺术疗程中效果最为明显的，往往是那些入院不久、服药不长的新病人，只有他们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欲望还没有受到药物的侵害，有的病人画到一半就感觉疲惫，倒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起来。
郭海平发现很多病人一旦拿起笔，都会表现出相当的独立、坦诚和自由。在创作中，他们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完全没有障碍。这和他们平时那种谦卑和不自信的状态判若两人。这也许就是精神分析学家们所说的“真实让你获得自由”。艺术让他们脱离了现实困境，获得了一种自由。
“艺术治疗”会对一些病人起到缓解作用。郭海平以张玉宝为例，两个月后，张玉宝的站立和行走姿态都发生了明显改变，他笔下的内容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他逐渐远离了“被铁丝缠绕的儿童”、“困兽”、“畸形”这样的主题，转而反映“游泳”、“公园”这样的现实生活，同时人物个体越来越细小。
张玉宝最显著的变化是精神状态的好转，如郭海平刚见到他时，他的姿态整个是蜷缩的，看什么都像是在偷窥似的，这种情景十分令人心酸，尤其在他的艺术天赋显露之后，郭海平常常感到自己喘不过气来，至今仍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生理上的变化。后来郭海平每天都让他来画室画画，尽可能都给他一些照顾，同时还建议医生减了他1/3的药，没隔几天，他很快就变得昂首挺胸起来，而且目光也由原来的窥视转变成了一种自信的审视，其作品中的人物图像也由原来蚂蚁般的大小立刻被他放大了很多倍，有一次他竟画了一幅八面正反交错在一起的《旗帜》作品，非常精彩和神奇，他的思维变得主动积极了，甚至拥有了很强的思辨批判色彩。
3个月的“住院”实践，让郭海平经由艺术的方式，对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开始有了一个直观和粗浅的了解。从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离开后，郭海平和王玉医生花了10个月时间把病房中11个病人的艺术实验写成报告，祖堂山精神病院医生王玉在朋友聂鹰资助下，合作出版《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一书。
在《癫狂的艺术》里，郭海平从艺术角度分析病人的图画，而王玉从医学角度讲述病人的故事和病史。
对于“疯癫”两字，郭海平认为那是两种状态，“疯”是狂躁，而“癫”是紧张，通过绘画看到的不是他们疯狂的极端状态，而是心理状态的一种肌理。而王玉的医学称呼则是“精神病患者”。在王玉看来，精神病人达到了艺术家求之不得的状态。
在精神病院的一个病人画一个站在椅子上的人，之后擦掉椅子，把两条手臂画成翅膀。整个过程中都保持着愉快的微笑。这些在医学上看起来是精神分裂特有的傻笑，在王玉看来却是一种愉快的内心体验，那种表情正常人无法伪装。
自从离开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创办一所民间原生艺术中心就成了郭海平脑海中的一个梦想。如何让精神病人有独立的创作空间，让他们靠创作养活自己，通过作品让人们从鄙视和恐惧他们，变为理解和尊敬他们。这才有了本文开头他为原形艺术中心呼吁奔走的一幕。
读书，是抵御杂质干扰的武器
如今的郭海平是个非常正常的艺术家，画画、办展览、写书、开很文艺的咖啡馆，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个不爱读书的叛逆青年。
1986年，他和南京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一起搞了一场名为“晒太阳”的艺术活动，活动本身很成功，但最后却发现他们想传达的精神和观念，全部被媒体误读了。郭海平觉得，媒体所写的都不是他们的本意，他深刻感受到文字是一种权利，“一个想传播自己的精神理念的人，如果缺少了文字这个媒介，难度就会很大。”自从“晒太阳”事件以后，郭海平去上了夜大，学了中文专业。
上世纪80年代，文艺青年郭海平和一帮朋友决定经广州偷渡到香港，到了广州之后，兜里就剩下了几块钱，每天都在挨饿前行，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郭海平花了一两块钱买了一本《高尔基传》。郭海平回忆起当时买书的行为，犹如一个神圣的仪式。他将书郑重地放在挎包里，继续上路立刻感到似乎吸取了力量——那个年代对知识的崇敬和渴望是如此强烈。偷渡当然没有成功，更荒诞的是这本书最后也没有读，买书的那一举动已经完成了它的意义。
这些年，郭海平一直关注精神病人与艺术这一领域，开始逐渐接触医学书，特别是精神医学方面的书，这其中包括《剑桥医学史》、《疯癫与文明》、《再造病人》、《当中医遇上西医》等书。郭海平认为，即使是人文学者也有必要去接触医学，因为医学对人生命的干预非常直接而强烈。弗洛伊德、福柯等西方知识分子都与医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西方艺术家当中也有达明·赫斯特这样医科出身的精英。
未来，他说自己一方面会继续读书、写作，另一方面有创办“民营的精神艺术疗养院”的想法。精神病人们根据病情轻重，有各自的活动空间，没有蓝白条病号服，没有病人这个称呼，精神康复机构对所有人开放。
“精神病艺术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是人最真实的原型。而精神艺术疗养院，便是为了提供体验的平台，试图远离是非、善恶和美丑这些常规文化价值的判断。”而他将继续“看病”，继续“找药”，继续创作艺术，“直到大家能够理解我的好心好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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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形艺术网将不断向中国艺术界介绍国外精神病人艺术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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