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自豆瓣。

他对赵汀阳现场描写比较详细


赵汀阳一上来就坦诚地说：后殖民主义与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印度的文化/历史被英国殖民者割裂，而中国有连贯的“天下”帝国体系。类似于“我和你是不一样的，我不要听你那一套，我在搞我自己这一套”的态度。殖民地的经验固然与中国不同，但是印度人民的反抗与斗争，理应受到平等的尊重。如果第一世界尚且有理由说自己没有被殖民、被侵略、被凌辱过，因而无法理解，那么，作为第三世界重要部分的中国人，怎么会没有“同情的理解”呢？看似客观地说印度与中国没有联系，实际上是有点冷血的。当赵汀阳在讲他的天下体系的时候，他是站在什么立场宣布自己的不同情和置身事外？他的“天下”体系召唤的是怎样的主体性，具有怎样的情感结构？

后来许江应和了赵汀阳的说法。印度是完全被殖民，而中国是半殖民，所以两者不同……那么，非要等到中国被完全殖民了，才够条件体会印度的殖民历史？这种地域/历史的特殊论（exceptionalism），把每个地区的人群割裂开来，看似是照顾了不同人群的特殊性，实际上，却是拒绝建设性分析、拒绝分享和借鉴斗争经验的借口。霍米反复强调，他从来没有说过一种理论放诸四海而皆准，后殖民当然有其经验的特殊性，但是，这并不妨碍有效的理论思考与比较（恰恰是把触角伸向全球的美国是最喜欢说美国是一个exception，从而跳脱任何针对它的质疑）。

赵先生排斥后殖民主义的第二条理由是：后殖民主义者说得天花乱坠，批判当权者、批判资本主义，实际上没有任何行动，这些批判者仍然留在（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学术体制之内。他们的所说和所做是背离的。这不禁让我想起对鲁迅的批评：你鲁迅不是提倡革命吗？你怎么不去搞暗杀？怎么还留在小阁楼里醉眼朦胧地写着报屁股文章？鲁迅当然是不理会这些人的挑拨和抬杠的。在同样的社会岗位上，谁做的多、谁做的少，旁观者自有公论。在体制无法破解的情况下，问题不是去自暴自弃做人体炸弹，而是以韧的精神做出最大效用的（知与行两方面）贡献。

赵汀阳的第三条理由借助于以赛亚伯林，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赵汀阳认为，后殖民主义试图取消既有的各种身份认同，而寻求更开放、自由、激进的身份认同，这种取向是十分危险的，积极自由的苦头中国人已经吃够了（他暗指49年以后的中国经验）。而消极自由，在赵汀阳看来，是较为稳妥的、温和、安全的。后殖民主义者有不喜欢某种现实制度、某种身份安排的自由，那么别人也有“不喜欢他们不喜欢”的自由。赵为了掩饰自己的“歧视”权利，他补充道，我不去实际压迫/排斥他们，我心里想想，心里讨厌他们总可以吧。赵汀阳怀着他的正统道德观，希望保持一种内在的排斥个体（异己）的权利。

但是，想法与行动从来不是割裂的。人类作为语言的动物，行动永远需要合法化话语。看似无公害的正统观念，迟早要暴露出来的。赵汀阳自己就忍不住了，他在别人发言期间画了两幅漫画，一副是一只猪在咬自己的尾巴，另一幅是一只猴子和一个人在树枝上睡觉，标题为：“睡着了什么都是好的”。前一幅显然是在讽刺以霍米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者自相矛盾（批判资本主义，却在资本主义国家担任教职），后一幅是讽刺他们全是在说梦话，与现实无关。

幸好赵汀阳是漫画家，当他不喜欢别人不喜欢的时候，只能拿着笔杆子把”与己无关“的霍米画作猪和猴子。如果他拿的是枪杆子……

从来没有什么温和的消极自由。那不是自由人的基础。自由从来都是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挂钩的。

霍米接受了赵汀阳的这两幅漫画，放在了他的包里。

四轮对话结束后，是台下观众提问环节。第一位发言的女士试图提出一个在我看来有意思的话题，她说她考察福建的地方文明并非是纯粹的儒家文明，而是由三种不同的文明组成，正当她想进一步阐述的时候（我猜测她是想说文明本身是多元异质的），主持人许江粗暴地打断了她的叙述，他说她没有获得他的允许就自己提问。他当然有一个文明的理由：时间不够了，每个人只能问两分钟（可她只讲了不到一分钟）。最后主持人自己花了十几分钟讲了一通仪式性的总结陈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