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与观念:当代艺术与文化政治”研讨会都讨论了什么?
发起人:爽歪歪  回复数:0   浏览数:1895   最后更新:2010/12/14 10:17:21 by 爽歪歪
[楼主] 爽歪歪 2010-12-14 10:17:21
转自博客“文嘉琳的艺术空间”

非常有幸能够参加这次研讨会,能够现场听到各位学者精彩的演讲,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让我印象深刻,而席间一次又一次的激烈辩论更让人思维开阔。

沈语冰老师看起来是谦虚和温和的。他的演讲题目是《另类政治:施坦伯格和他的多重解释论》,这是他译作的后记笔记。在他的演讲中,展现了新的欧美视觉文化研究成果,通过他的介绍了解到施坦伯格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施坦伯格是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式主义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全盛时代最大的反形式主义者,20世纪末这个“后现代主义”和“视觉文化研究”甚嚣尘上的反形式主义时代最大的形式主义者。他主张的是一种图像的多元解释论,而且他认为,图像的形式分析,可以而且应该与主题、内容的分析相结合。

一直就比较喜欢王南溟,他犀利的文风让人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见到他的真人,高、瘦、中发,快人快语,有一种奔放的自由气质。他应该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人。几次向会议主持要求多的时间,非常迫切的要说明自己的观点。这种迫切背后隐藏着一颗对当代社会心急如焚的心情。王南溟的演讲题目是《公民政治与公民艺术:一种新的批评理论》,他从当今批评家对摄影家王劲松的《百拆图》的阐释谈起,提出艺术批评从中国社会现状的思考退居到中国美学的迷恋,而这种中国美学的迷恋正是他要批判的。他认为王劲松的《拆》得到重要的阐释不是来自于当代艺术批评,而是来自于民生状况。从唐福珍的**到正阳艺术区艺术家的维权**,从宜黄事件到河南樱桃沟的**事件……民生状况的更进是弱势群体以生命换来的,然而倘若始终是在行政中审理违宪,没有司法的独立,就不能解决民生的法律保障。王南溟主张扩宽艺术的视野,发现公民的身体表达和视觉表达,使他们同样成为艺术批评的对象,不再是谈论政治就不是艺术,艺术要远离政治的这种艺术与政治二元对立论,也不是艺术一定要艺术家所创造的如果不是艺术家的行为就不是艺术的这种艺术身份上的二元对立,而是艺术在公民生活中,或者是包括了艺术家们与非艺术家们共同构建的公民艺术。

对于王南溟来说,他是在提倡一种新的艺术批评。但在我看来,我觉得他行为的本身代表着知识分子本分的自觉。艺术批评家并不仅仅是对艺术提出批评阐释的人,他在本质上应该首先是一个公民,一个公民就应该是参与公共政治和公共管理的人,他更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有表达的自觉,阐明和捍卫真理是职责所在,更是追求所在。

李公明先生在其论文《当代艺术的公共政治视界:艺术机构、艺术家及公众》中则重点探讨当代艺术机构对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作用。他提到当代艺术馆叙事不仅重构过去,而且塑造未来:从前人们在参观完博物馆之后可能只是知道过去,而在当代艺术馆出来之后却是在关注现在将如何通向未来。正是当代艺术馆的公共性决定了当代艺术馆对于推动实现公民自由权利的历史进程可以起到的作用。然而,在一些管理人员看来,允许参展作品对公民自由权利的表达的题材会冒风险。艺术都包含着乌托邦的因素,因此所有艺术都是激进的,艺术无法不与社会的统治理性发生冲突。当代艺术馆对展览自由权利的坚持就成了艺术家坚持他们的创作自由权利和公众坚持他们的自由交流权利的前提和途径。李公明引用布尔迪厄的观点,认为艺术家、作家“必须学会使用国家给予的自由来对付国家。”既要呼吁提高国家对非商业性文艺机构的资助,同时要警惕和监督对这些资助的实际使用。他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应该喊出社会的疼痛,提出“新博物馆理论”实质上是关于一自由和多元的展示反抗体制化、以文化记忆抵抗处于政治需要的历史遗忘、以异质性促进实现**和人道主义。

这是一个非常良善的愿望。然而,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的国家才能实现的追求。如果民主不能保障,怎么能保障国家给予的自由?倘若当政者根本就不给予自由,又怎么能运用这些自由来对付国家?

在会议现场,各位批评家还就艺术需不需要阐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大部分人都对阐释表示赞同。刘礼宾表示出了不同的意见。其实我觉得刘礼宾更想表达的是我们对艺术品缺乏感知能力,但显然他的文章拐进了不需要阐释拒绝阐释的歧途。事实上,我们对艺术品缺乏感知能力是事实,不仅对艺术品,现代人对生活中的众多事物和感情都缺乏感知,比如婆娑的树、鲜艳的花、拂面的清风、感动、喜爱、激情、热爱……大众因庸俗琐碎的生活而迷失了一颗敏感的心,因此才把这个重任交给艺术家,艺术家通过形式把感知到的生命形式展现出来呼唤大众在观赏作品时重新敏感和轻盈起来。而艺术家没有提供出能够打动观众的作品,没有使观众从沉重中得到解脱,也就是没有通过作品把观众麻木的神经触动,这应该是艺术家自身应该反省的问题,而不是艺术品要不要阐释的问题。批评家阐释艺术作品并不是单纯的在接受艺术家所提供的一个标准答案。很多艺术家会想:我创作这件作品原本是想这样的,可是批评家居然那样来解读。于是他们觉得与批评家形成了隔阂,说他们根本就不理解他,或者根本就不懂。但实际上,他们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一、批评家和观众是具有自己的思想的主动的人,他们不可能被动的接受,而是带着他的认识、他的理解、他的价值体系,甚至他的成见去认识作品的。二、一件作品它并不在艺术家停笔的时候就完成了,它需要有人来观看和欣赏,从而完成不断运动的完成作品,当初艺术家表现这种题材、使用这种方法,用了这块颜色他原是想让人们明白理解什么他只能根据自身的经历认识、能力做一种估量,但他永远无法确认这件作品究竟在别人身上产生了什么效果。这一方面是艺术家觉得别人不理解他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有时候对别人从作品中发掘出来的意义的阐释艺术家自身都觉得惊讶的原因。

他提到的理论套用,我觉得倒是真的。西方美学是提供给我们一种思维方式,让我们看到关于美、关于艺术我们究竟可以认识到哪种程度?我们学习美学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精神维度,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而不是动辄说现在流行这个主义,不流行那个主义,某某主义这样认为,某某人那样认为,好像那是不可动摇的权威,我们学习他们是为了开阔自己的思维疆域,我们引用他们是为了佐证自己的观念想法。

我个人也是蛮赞成“为艺术而艺术的”。但我认为“为艺术而艺术”并不单纯指艺术关注它本身的形式语言,我觉得这是指艺术的独立,指艺术不与政治纠缠,这种不纠缠是不以当政者的价值立场来判断甚至干涉艺术,并不是说艺术要不要介入社会的问题。社会是人的联盟,艺术是人的创造,艺术必然与社会关联。艺术和知识为了看看人类究竟可以创造些什么?达到哪种程度?人类的思想究竟有多广袤?比如原以为艺术只能描绘现实存在的自然,原来艺术还可以表达抽象的情感形式,原以为艺术只能是架上绘画,原来我们还可以以艺术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小便器……知识分子、学者和艺术家表达的权利天然受到保护和尊重,不被强权所要挟,不被资本所左右,尽管它和他们发生关系。倘若表达的权利受到二者的干涉,真正的知识分子、学者和艺术家也应该有表达的自觉。

査常平先生讲的题目是《中国当代艺术思想图景中的精神性探索》。由于他深厚的哲学和神学背景,如果没有阅读过他的著作的人是很难理解他的。在他讲演过程中,我就悄悄的问旁边的一个研究生能不能听懂,这个学生告诉我不懂。中国历来就是一个重视世俗生活的民族,对宗教和形上充满蔑视,哲学也至多有政治哲学,这便是知识和艺术始终纠缠不休的原因。其实,唯心或唯物,有神和无神只是看待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真正伟大的哲学思想都是具备超越性向度的。査常平一直所强调的精神性探索最终的根源就在此,只不过在基督徒眼里上帝就是真理。他提到的人与神的对立、并立、人和神的合一的三种关系其实也是人对信的关系,人如果没有对超越自身的一个绝对存在的信仰(神的信仰)便容易以物质主义的眼光看待世界,以肉身的延续为追求,在个体的生命中去灵性化、甘愿沦为宿命者或物质性的机器。人和神的合一,则直接导致人的自我神化,比如作为神的代言人,比如偶像的崇拜。只有人和神并立,神绝对无限完美的存在,人有限有罪的存在,人才不至于虚妄的神化自己,同时渴望通过赎罪无限无穷的接近上帝,这是一种超越性,但是在有限的肉身基础上展开的,是人性的延伸。艺术虽然不是宗教,不过,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把艺术当成自己的宗教。

另外,杨小彦的演讲为我们呈现了丰富而珍贵的摄影图片,对发生在视觉政治中的中国当代摄影进行了考察,这些图片一方面记录了历史,另一方面它又凝固了摄影者的立场和角度:革命想象、革命纪实与对革命的想象。

当然,还有其他参会人的发言也相当精彩,只是我没法完全记录下来。让人深思的发言还有吴鸿提到的“如果当代艺术的合法性不是制度性的保障,而是由于商业等因素促成的一种偶然性,那必然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最终导致商业性消解了原来的批判性。”王林提出的:“艺术批评应该要阐释出合法性,而不是合法律性,因为知识分子是揭示真相的人。”査常平提出的:“如果我们没有对个体生命的热爱和对仇敌的宽恕,依然是一种革命的思维,中国还将面临5000年不断循环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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