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双资料：郑慧华来信
士明：
謝謝你的回信與觀點。書我已經寄出去了，應該過農曆年前你可以收到，萬一沒收到的話，再告知我。
非常欣賞你的「展覽即排練」，和如何保持「自我排演」的立論基礎，相信這個實踐會產生一翻新的風景。
你提及〈第三文本〉關於藝術與社會的問題─特別是關於「當代藝術家的身份」、「公共領域」，的確是近年藝壇探討和辯證得很多的問題。特別是在當代，藝術家創作性質的延異和改變，藝術家這個身份如何界定？這也是我在一系列訪談中逐漸實際碰觸到的問題，台灣的藝術訓練科層化、過去也十分封閉，僵化的狀況嚴格說起來直到近一兩年才開始有稍微轉變的跡象（藝術家的訓練被既有理論、身份界定和長久的意識型態所框架），但這個轉變，也還需要再觀察，它是否是帶起一種關於藝術發展本質上的改變，或者只是一種形式，還不得而知。
針對台灣自身的狀況而言，台灣劇場行動者王墨林說的一個狀態，是我想去探討的之一，他寫道：「台灣太少人會去談到所謂跨領域，不只是創作媒材的跨，更是通過『身分』的跨，將自身依存於已被分類化的話語權延異至重建一種共同敘述的語境。」包括當代藝術家，在創作思考各層面究竟「跨」出了什麼？是一個問題。再者，即便我們的知識份子、文化圈、藝術圈都不在一種相通的語境中，這使得探討「社會」十分困難。當然，去建構一種共同的語境，有它的危險性，但或許在這個階段，至少要先能開始溝通，才有往下深入的可能，同一個語境並非意思指大家說一樣的話，我感覺是大家對「現實社會」的體認和理解到什麼程度，否則連在台灣之內好像都很難彼此溝通。
西方的人文發展、現代主義已經幾百年，當他們談論「社會」和我們談論「社會」是站在不一樣的基礎點上，發展不同、脈絡也不同，但是當代工具、傳播發達的好處是讓知識流通迅速，我們很容易就能找到參照點，我想，這是上一屆台北雙年展達到的一個成果與功能，但面對「在地現實」有沒有共同的語境得以描述，卻是極缺乏的。社會並不是一個既定的東西，藝術作為個體實踐的方式，它或許有能力產生出得以被檢驗的政治性動力（Political dynamics）？去衝撞在被加諸在它自身或之上的概念？
一派社會學者推論到極端，認為「社會」是被建構、是用以召喚認同的集體幻見或「意識」，人們在其中被制約，但也出於一種慾望的本性，甚至，「社會」也可能是治理者用以描述被其掌管的眾生的一個代名詞，也因而開始辯証「究竟『社會』是否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東西？」並重新談論「個人的社會」─它還是回歸到個人生命政治的問題。
間接思考你所提的「艺术家的创作究竟是导向个体之建构？还是引出公共领域之生产？」）。或許在「個人的社會」的基礎上，個體─即便是藝術創作曾經是如此私密、個人化的東西仍有能力轉化出公共領域的探討與生產？
另一個我覺得有趣的，是當代藝術的執行方式，藝術家有時像個公民記者、有時是個事件中介者、有的直接宣稱自己是行動主義者，那麼究竟是什麼使他們得以稱作「藝術創作」？是機制使然還是某種不同的思考特質？
說回你即將發動的「排演」，或像其他單元的「對話」與「訪察」，撇開大敘述、去面對處在非西方社會中的現狀是什麼─這也是一種慾望。非西方追求的「現代歷程」或可說是種種幻見，但其中的「矛盾」卻是它底下的真相（它可能是非常身體感且沒有辦法被轉譯的東西）。不過在台灣，我們太習慣使用強勢者的抽象語言、順服他們的邏輯，缺乏身體感。這其實是界仁大哥一直在提的。學界裡充斥的是脫脈絡論述（不過卻以為自己在中心語境中，或在脈絡中），活在這種西方「母體」中的狀況，也是台灣很大的危機。「與後殖民說再見」在台灣目前或有另一種該探討的樣貌。
想像你所謂的將藝術劇場轉化為另一個「現實的排練場」，我想起Boris Groys對當代藝術「作品」的調整談法我也蠻欣賞：它或許不能再稱為「藝術作品」（Art works），而應該以「藝術文獻」（Art documentations）稱之，因為在所謂「藝術」介入的當下，轉變已經發生在現場、甚至在諸眾之間，有第一現場─現實狀態─未經論述化的「過程」，和第二現場─可能在展場或美術館裡─論述化。但重點是最終在美術館的是具政治動能的「現實文獻」，叫不叫「作品」如今好像快成為後設問題。不知道這和你想談的有無關係，就是邊回信邊聯想到。
用一句我跟Superflex的訪談中他們所說到的，假設藝術的參與和介入像是提出一種方案，它自身終究還是「一個問題」，它不是在試圖解決問題，或那種「解決」是在提出問題。否則它和社會運動/具明確目的性的政治鬥爭無所區別。也因而它也可能不光是在「日常生活的實踐」層次上，它不只是再現或紀錄，而如果這是一種草根的基礎，其實當代藝術是走向一種「菁英的草根轉化」─若要被批判，這是個可以檢視的點。倘若社會的概念是種種巨大幻見，「美好社會或未來」其實是要我們檢驗的「烏托邦」－我感覺到的所謂藝術「介入」所激發的「衝突」於此，「力量」可能也在此。但究竟做的如何，正如同你所說，對其中不同層次的表現或意圖必須保持高度的警覺。
也許事實比我想像得還複雜得多。但因為「藝術與社會」這本訪談集，也重新使我去面對這些種種。很高興有機會趁回你的信時，把這些又都再思考一下並與你分享，離題部份還請多包涵。你提及的問題值得再思索下去，也很謝謝你和我們分享大陸現在的情況。希望以後有機會再多深入瞭解。
謝謝你的信。我知道你必定很忙，無需一定要回信。
祝一切好！
慧華
謝謝你的回信與觀點。書我已經寄出去了，應該過農曆年前你可以收到，萬一沒收到的話，再告知我。
非常欣賞你的「展覽即排練」，和如何保持「自我排演」的立論基礎，相信這個實踐會產生一翻新的風景。
你提及〈第三文本〉關於藝術與社會的問題─特別是關於「當代藝術家的身份」、「公共領域」，的確是近年藝壇探討和辯證得很多的問題。特別是在當代，藝術家創作性質的延異和改變，藝術家這個身份如何界定？這也是我在一系列訪談中逐漸實際碰觸到的問題，台灣的藝術訓練科層化、過去也十分封閉，僵化的狀況嚴格說起來直到近一兩年才開始有稍微轉變的跡象（藝術家的訓練被既有理論、身份界定和長久的意識型態所框架），但這個轉變，也還需要再觀察，它是否是帶起一種關於藝術發展本質上的改變，或者只是一種形式，還不得而知。
針對台灣自身的狀況而言，台灣劇場行動者王墨林說的一個狀態，是我想去探討的之一，他寫道：「台灣太少人會去談到所謂跨領域，不只是創作媒材的跨，更是通過『身分』的跨，將自身依存於已被分類化的話語權延異至重建一種共同敘述的語境。」包括當代藝術家，在創作思考各層面究竟「跨」出了什麼？是一個問題。再者，即便我們的知識份子、文化圈、藝術圈都不在一種相通的語境中，這使得探討「社會」十分困難。當然，去建構一種共同的語境，有它的危險性，但或許在這個階段，至少要先能開始溝通，才有往下深入的可能，同一個語境並非意思指大家說一樣的話，我感覺是大家對「現實社會」的體認和理解到什麼程度，否則連在台灣之內好像都很難彼此溝通。
西方的人文發展、現代主義已經幾百年，當他們談論「社會」和我們談論「社會」是站在不一樣的基礎點上，發展不同、脈絡也不同，但是當代工具、傳播發達的好處是讓知識流通迅速，我們很容易就能找到參照點，我想，這是上一屆台北雙年展達到的一個成果與功能，但面對「在地現實」有沒有共同的語境得以描述，卻是極缺乏的。社會並不是一個既定的東西，藝術作為個體實踐的方式，它或許有能力產生出得以被檢驗的政治性動力（Political dynamics）？去衝撞在被加諸在它自身或之上的概念？
一派社會學者推論到極端，認為「社會」是被建構、是用以召喚認同的集體幻見或「意識」，人們在其中被制約，但也出於一種慾望的本性，甚至，「社會」也可能是治理者用以描述被其掌管的眾生的一個代名詞，也因而開始辯証「究竟『社會』是否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東西？」並重新談論「個人的社會」─它還是回歸到個人生命政治的問題。
間接思考你所提的「艺术家的创作究竟是导向个体之建构？还是引出公共领域之生产？」）。或許在「個人的社會」的基礎上，個體─即便是藝術創作曾經是如此私密、個人化的東西仍有能力轉化出公共領域的探討與生產？
另一個我覺得有趣的，是當代藝術的執行方式，藝術家有時像個公民記者、有時是個事件中介者、有的直接宣稱自己是行動主義者，那麼究竟是什麼使他們得以稱作「藝術創作」？是機制使然還是某種不同的思考特質？
說回你即將發動的「排演」，或像其他單元的「對話」與「訪察」，撇開大敘述、去面對處在非西方社會中的現狀是什麼─這也是一種慾望。非西方追求的「現代歷程」或可說是種種幻見，但其中的「矛盾」卻是它底下的真相（它可能是非常身體感且沒有辦法被轉譯的東西）。不過在台灣，我們太習慣使用強勢者的抽象語言、順服他們的邏輯，缺乏身體感。這其實是界仁大哥一直在提的。學界裡充斥的是脫脈絡論述（不過卻以為自己在中心語境中，或在脈絡中），活在這種西方「母體」中的狀況，也是台灣很大的危機。「與後殖民說再見」在台灣目前或有另一種該探討的樣貌。
想像你所謂的將藝術劇場轉化為另一個「現實的排練場」，我想起Boris Groys對當代藝術「作品」的調整談法我也蠻欣賞：它或許不能再稱為「藝術作品」（Art works），而應該以「藝術文獻」（Art documentations）稱之，因為在所謂「藝術」介入的當下，轉變已經發生在現場、甚至在諸眾之間，有第一現場─現實狀態─未經論述化的「過程」，和第二現場─可能在展場或美術館裡─論述化。但重點是最終在美術館的是具政治動能的「現實文獻」，叫不叫「作品」如今好像快成為後設問題。不知道這和你想談的有無關係，就是邊回信邊聯想到。
用一句我跟Superflex的訪談中他們所說到的，假設藝術的參與和介入像是提出一種方案，它自身終究還是「一個問題」，它不是在試圖解決問題，或那種「解決」是在提出問題。否則它和社會運動/具明確目的性的政治鬥爭無所區別。也因而它也可能不光是在「日常生活的實踐」層次上，它不只是再現或紀錄，而如果這是一種草根的基礎，其實當代藝術是走向一種「菁英的草根轉化」─若要被批判，這是個可以檢視的點。倘若社會的概念是種種巨大幻見，「美好社會或未來」其實是要我們檢驗的「烏托邦」－我感覺到的所謂藝術「介入」所激發的「衝突」於此，「力量」可能也在此。但究竟做的如何，正如同你所說，對其中不同層次的表現或意圖必須保持高度的警覺。
也許事實比我想像得還複雜得多。但因為「藝術與社會」這本訪談集，也重新使我去面對這些種種。很高興有機會趁回你的信時，把這些又都再思考一下並與你分享，離題部份還請多包涵。你提及的問題值得再思索下去，也很謝謝你和我們分享大陸現在的情況。希望以後有機會再多深入瞭解。
謝謝你的信。我知道你必定很忙，無需一定要回信。
祝一切好！
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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