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WONG PLUS的博客
关于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开幕，今年是第三十年总共十二届，值得关注的是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转向批评家策划人及更全球化命题第十个年头了。据查巴西馆以巴西利亚建城五十年，日本馆以新陈代谢派五十年为由头做展，金狮奖又给了宣告过建筑学五十年后就要完蛋的库哈斯。建筑展对于建筑学的作用如何？可就这些事件的交集展开。
遥祝王澍老师的木构穹顶获得威尼斯的主题展的特别荣誉奖，无论如何，这是中国的建筑实验数年坚持的硕果仅存，和摆脱中国的帽子的可能的开始。另，此次智利馆也是地震灾后解决提案，不知有否资料可查，与上一届中国建筑馆可做比较。
威尼斯的国家馆金狮奖授予了巴林馆，因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这是建筑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概念，我在之前一篇短文中提到，事实上，建筑学更积极的方式应当是一个颠倒，“没有建筑的建筑师”。
从此次威尼斯双年展的各种奖项来看，它是对2000年的双年展主题的一个迟来的切实回应，有意识的终结（库哈斯的终身成就奖）或开启一个建筑的新的政治时刻？还是对全球化明星建筑师风潮之前的人文主义的扼叹和重新摆布（巴林，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无意中为建筑界留下一段政治定位上的空白期呢？
昨天上网看到些威尼斯中国馆的图片，客观的讲，能把这样的主题做到可以令人如此无语的地步，策展的和参展的还是需要一定的无耻的勇气和胆识的，的确是有很大难度的。难就难在既要有高年级的做作，又要装出低年级的无畏。
翻到第一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策展人的一句话，可以用来对当代的建筑和艺术应当如何更积极地去做，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别有所区分。建筑所是，应当借助建筑，而不仅关于建筑。艺术所是，应当只以艺术之名，而无关于艺术。
关于建筑：
政治学的乌托邦之死将引发建筑学的建筑之死，两者间的对等结构与上帝和人是对应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推倒那一触即塌的建筑。经由德波的奇观和库哈斯的大，塔夫里的建筑-城市-资本主义的顺序链条基本上脱开了。建筑正确和政治正确是分裂的，能量源于此。不要以建筑师在为谁设计来判断政治正确性。
有人说我只想把房子造好，不想碰政治，有人说建筑就在政治中，怎么能不谈。都只说对了一些。建筑和政治互相摘不清楚的，前者想逃出来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投进去，但要有自我历史定位，哪怕make fun也是非现实政治的政治态度。只fun是没有信念的无聊和轻佻，只是等着被回收的低档术。
伊格尔顿说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詹姆逊说永远历史化，不是让建筑师去搞现实政治，不是让建筑师去谈政治新词，而是要建筑师了解政治现实大体如何，不一定需要理论辅导，从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非政治的东西中都能感受得到，再比照政治现实找到建筑现实的特定性，不是逃出来搞好，而是投进去搞乱。
从意识形态及其反应的形式手段，技术的能力和生产方式，加上潜在的信念和学科责任去回收建筑的现代性的遗产，就像巴迪欧把几次革命视作为同一剧本的不同彩排那样，围绕着全球景观化装置的生产方式的效应展开，是对国内目前同时性吸纳的最好的卷入方式。
什么叫实验，针对形式或体制的，什么是当代，针对建筑或政治，是两条不相交的渐进线。去抢实验建筑还是当代建筑的命名有什么用，建筑实验走共同道路的时代已经过了，一味要求别人给出或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弄个混杂性的大拼盘，也没什么意思了，问题在于这个只不过是什么的学科到底想共同要什么呢？
詹姆逊的拉康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分析法，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上的建筑在局限的物质情境的反应中，看到不同历史阶段对学科的不满的共通性，正如部分的柯林斯对复古主义等的讨论。
建筑师一职业化了，再怎么说，不是帮凶就是帮闲。尽管我们可以说每个个体都对这个罪负有责任，但清算的时候不能把每笔帐就直接划给每个具体的人身上，不过建筑师的确应该在现实实践中再凶点，在理论行动中更狠些。
清理下乌托邦的分类史。理想国开始，与政治公众有关，桃花源与去政治的地点有关，乌托邦与封闭的地点有关，（反）乌托邦与人对未来的愿望和恐惧有关，项目的乌托邦与被抛的情境有关，媒介的伊托邦与总要摆脱情境的欲望有关。那么制造麦格芬的乌托邦呢？至少麦格芬不是现成的，乌托邦借此展开。
前两天理论车间发了篇博文大体叫“中国建筑理论界有那么多激昂的人说了那么多话，愣是没齐泽克说得明白，可叹”。这捅破中国建筑界窗糊纸的声音还是由一个搞哲学的发出来了。原本想做一期清算中国建筑十年的稿子，看来还不够，参照并行的政治讨论，实在该问一句，七八十年来，中国建筑界到底在干什么？
七八十年的建筑界，找到过不少药，也判准过不少病。先找药再得病和得了病说无药可医的居多。对医术没有独特理解的人，从哪个琳琅的药铺出来，就把自己变成了药片。后来的人总能占点便宜的，但需记住未来是来自于以往的短缺和过量，而不是否定，未来也不是药。否则的话有多少药也不给你吃。
刚看了一篇转帖谈本雅明到库哈斯的文章，写了一段批评。这篇文章唯一贡献的就是把库哈斯交到了本雅明手中，让读的人心里变得很安全了。本雅明的arua的消散不仅仅是arua本身没了，而且还是说那种主客体之间的前现代的frame在现代性之初就没有了，这是本雅明的洞察力。
这点我们可以看艾森曼给罗西写的前言中，认为柯布西埃的主体概念还是停留在十九世纪的，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当柯布用漫步这个类似于本雅明的漫游者的概念回收到建筑创作中去的时候，果然如此，重新给建筑制定了一种观看的frame。
库哈斯的破坏力人们没有读出来的原因是，使用shock概念时的含混，其中有将不可见的变成可见的shock，还有就是人们看得时候依然把它当做一种可以观看的对象的shock，这个不能被简化为奇观。奇观指的是机制，不是某个对象，现在建筑或文化批评中的使用奇观时，已经把这个概念简单化了庸俗化了。
我认为如果库哈斯对本雅明说的arua进行了否定的否定，那是沿着本雅明的去除观看的frame具有一定的阶级批判意识的这条线下来的。至于文中提到的瑞士建筑，我认为在物的实践上无可厚非，有所推进，但是有没有达到通过此努力就能对现有的建筑学的大框架进行调整和破解的能力，我是一直有怀疑的。
尤其是在奇观社会之后，这个问题在詹姆逊批评弗兰普顿的批判地域主义的时候，也提过相类似的看法。甚至可以这么认为，文中的瑞士建筑方向，必须借助现有的这个奇观的frame，必须在里边慢慢地爬才有效，然而在更加激进一些的建筑学的讨论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写论文前总有一种厌倦读书的感觉，就像老朱以前的说法，为什么他想把红酒戒掉，因为他觉得红酒太好喝了。能给国内的理论界读出点东西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搞创作的能用真性情写文章的也没几个了。所以把那些所谓专读某类的人已读过的书再读一遍时，是多令人困惑呀，难怪有人说建筑界读理论能力干旱了。
都什么年代了，还有那么多策展人和做作品的人，以媒体的方式，把老外的现场夸奖拿出来说事儿，说好或不说好只不过是修养和礼节的问题。国内很多人还在把库哈斯当做明星用，根本没把他当作建筑师过。还有那些干不过库哈斯的建筑师，说库哈斯不是建筑正道。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走他的独木桥，招你了嘛？
关于城市：
粗粗看了港西九第二阶段：福斯特呈现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城市的关系，不侧重特定主题，中规中矩，踩“环保”时髦的概念；许李严关注场所如何容纳和展现，但未做更积极的文化定位，都是现成内容，是现实经济运作最可能的结果；库哈斯企图通过多样的地貌混合与激发性的建筑群组去引导不确定的文化新生态。
去年旁观西湖东岸景观整治规划案，政府为申遗倒计时提出发展中的保护。为新城，人们生活在未来，为旧景，人们生活在过去。独缺现在，人们现在的生活在何处？控制新城的是经济利益，控制旧景的是价值等级，控制现在的其实是能见度。就此我戏言，只要西湖打上人工雾，能见度降低，还需整治个啥？
旅游产业的实质不正是移动力加上消费吗？那么我们在反思旅游产业的时候，什么不是围绕着旅游产业展开的呢？什么人群不在旅游的产业链中呢？
我在两年前提出的intercity是解决和超越政治恋污癖和技术恋污癖的良药吗？
关于艺术：
艺术地去搞一个现实的图式，拿出来当作品，现在看来，是没什么意思的，看起来批判的来源有很多，其实都成了没有mcguffin的make fun。象征和图式是有区别的，象征确保了与现实的距离，看起来，它解决不了什么现实问题，但有时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也等于解决了一个问题。
关于公共和私有的物权，让我想起两件作品。刘韡把废弃的石头拿回来编码，和最近“每个人的东湖”计划。前者有些东西在那儿，看上去不属于任何人，但你真要拿走，它就成别人的了；后者相反，别人真要拿走，它就成每个人的了。所以将此观念做成作品只是一种凭吊，没多大意义。要讨论的应当是为了什么拿？
有不少不搞艺术的人，还是认为搞当代艺术是为了个人表达的问题，是搞感觉，有不少搞艺术的人，已经把搞政治搞市场的那套算计拿来用了，却号称是为了自己的表达自由。其实搞当代艺术的更需要算计，只不过不是已有的那一套套现成的算计而已。所以说要真正自由地搞艺术，其实是很难的。
关于哲学阅读与知识：
有人问我什么是something in the object but more than the object？举个简单的例子，苏东坡将人有悲欢离合对应月有阴晴圆缺，民间将月食说成天狗吃月亮，都是。只不过经由太阳光被地球遮掉的科学解释说，从中一切，前者成了绝妙好辞，后者成了迷信。
若知识比行货，便有ready in hand和present in hand之别。先要反思，需哲学性的批判能力，后要自身切割以综合，故学点艺术再广义地运用点艺术能力，是为知识之用也。若知识作水货，只靠集装箱从古从外的拖来，再镶上品牌充行货，只廉价卖而已，是为知识之无用也。
能被称作经典的书总有一把看不见的专属刀，读它一是为了找刀，找到就可去切别的菜，二是找制刀法，找到就可改他刀为我用，最不济的是小心地收拾刀锋过后切下来的洋葱就哭，若把生理反应想作感情投入的哭就更糟。当然，有刀的切出的未必有没刀乱搅出的好看，更未必赶得上只摆盘的好看，但有刀的更利落。
伯格森的时间尖点和记忆平面的圆锥体，是克莱因瓶的缝合体，它将内在的不可能给摆平了，亲密性这一词词源中的内膜，闭合了，失去了生产性的能量，是外观的结构。另一个图示，鲍德里亚的墨比乌斯环是压扁的克莱因瓶，道出了符号体系化后的悲剧性命运，丧失了将个体投入瓶中的动力，只剩无尽的批判。
知识是用来呼吸的，呼吸是用来活着的。知识不只是用来吞食的，知识是轻的，不是变污秽的，呼吸与消化是个整体的系统。做一条知识的食道混饭吃，混名声，不以为乏味反以为荣，是为某种知识阶层，不是活着的人。
有两种翻译人，一种是寒冬夜行人中的那个，伪托好多小国家的作者，其实都是他自己生产的，听起来象文艺复兴的人，另一种是惊魂记中的诺曼，把自己当作自己妈，最后妈成自己，听起来象国内占山头和走时髦的，我称后者为点踩派。
以朗西埃被解放的观者一文中无知的教师来看，师之责并非对学生负责，而是宣告学生天性之潜能，让其自己对自己负责。有人认为老师应强要学生把最后的图画好，此谓为学生好，我以为相反，学生被要求把图画好，现实中实为为老师好而已。国内建筑教学中尝有如此，且多为外聘之短期设计课。
由是，对实践偏向的建筑学本科之理论教育，精读某些原典，固可以视为一次演练，然仅为一家之说。且国内多为解决教师自己阅读的补钙之焦虑。若演练只将某原典奉为经典不去动弹，不得读解法门，实为欲得鱼而忘渔者也，不要也罢。不如授之如何阅读法和如何做个案分析法。至于理论，各从天命。
理论车间有一个关于阅读的观点，大体的意思是一个人要时时提醒自己，有没有读出什么可以给当下的共同体的议题提供一些更有挑战的更激进的贡献。我还是深以为然的。很多国内阅读的贡献都是填补空白式的，意思是向共同体宣告我已读过了，你们要么跟我读或者干脆就别读了，承认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就可以了。
转理论车间：理论为艺术做得太少，而艺术家已忘了理论是可以为他们卸掉身上的重担，推动他们飞步前行的。艺术不需要为理论做任何东西，而理论必须先为艺术家做掉80%以上的事儿。理论使艺术锋利。我之前说；理论象度中，理论就是一种实践活动，而在实践象度中，实践也同样可以蕴含着一种理论活动。
林语堂曾举庄子托伪和引注两辨，一以庄子所说作为自己所论之证据，再有由庄子之说始阐发自己对此的观点。若庄子说被后人证实为伪托的话，那么前者，这种给自己的论点买了历史保险的，就站不住脚了。此为考核一篇论文用典究竟为何的方法之一？
今天给三年级上基地与生态理论，概述了理解基地的视界和几个不同视域，以及两者的关系等等。之后的课会精读一些文献，但是我说我的精读不是CLOSE READING，而是快块切割的BUSY READING，精干的连读和精练的串读。
中国古有文人体制，故唯习其法，无论出身贱贵，皆可翻身，由此西式左派革命论不合国中之传统。怪哉，斯文人阶级观耳，非真文人也，尤类今世之凤凰男。或穷或温饱者，孰理当革命？穷极者，不得不穷凶极恶的革命，既得温饱者，不思革命？或更利于革命？故左派革命论无关穷富，实乃为何革命论。
时人有一种误解，若你理论搞的好些，便认为你设计就不会太好，反之亦然。这种误解最大的问题在于，好像某个人活该只能搞他现在搞得好的事情。其实不然，搞得好，应先来自与这个人对这些事儿更敏感些。而现在看上去搞得不错的人当中，很多其实并不是因为敏感于此，只不过把理论或设计当做了任务在搞。
八道胡说：
菲律宾人质事件说，我们不仅是某个国家的人质，而且在出门轻松旅游时，还可能成为另一个国家的人质的人质。被解救出来的，最好去感谢国家，没有被解救出来的，想想还是作为国家的人质不出去的好。布莱希特曾反讽道，人民解散一个政府需要双倍的代价，那么不如政府出来解散人民，再选一拨新的人民吧。
如果你真是XiaoShenyang，你应该在一个明媚阳光的午后，欧风建筑的大堂里，用温州产的一次性打火机，将褪去的苏格兰长裙点燃，享受话语的荒漠，永远追不上或超越了的真实，重合使真理成为真相，是现实完结的崩溃点，真实永在耗散中行进。只有歇斯底里和妄想狂，正常的人才是令人崩溃的。
脱口秀把政治话题打造成fun，这种犬儒主义式的刺激是秩序中的组成部分。工作很无聊，你可以度个假找自我，接着还是回来上班，允许你发泄对老板的不满终有一天会成为公司福利。演员靠让观众fun使自己过的好一些很正常，象韩寒除了让粉丝愤并fun着，不再多摆点什么那只不过是演员的生活方式。
今天看了盗梦空间，故事情节结构并不象传说中的复杂。我想不是因为黑客帝国之后观众的经验提高了，而是这部显然更重市场而轻于哲学伦理探讨的，从一上来就把整个游戏规则交代的清清楚楚，说白了，之后不用管什么梦套梦结构，就是看一帮差不多的成员在不同地点上去通关而已。最后一关想像力还是不行。
盗梦空间虽然把architect捧成造梦人，且煞有介事地铺陈了前面的设计过程，但显然在制作时，并没有找好的建筑师合作，最后一层梦境居然是一座当代都市的废墟，从建筑到规划都成很大的问题。只一处值得引发，迪卡考核女学生画迷宫的时候，显然圆形的要比方形的更“迷”人一些，很对。
昨在柳浪闻莺看了云门舞集，经典化了的现代舞加中国传统文人情结。这样的东西确实只能给少数有相似知识背景的人看过拉倒了，何必政治正确地推向更多的人呢？少数人能看好的未必意味着是精英文化，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同而已，干吗要搞成有文化使命感的推向多数人，多数人就是需以此教化的庸众吗？
美院为什么是个有趣的地方？纵使你想用大光环把自己罩起来，只要你没什么深入的真本事，没真性情，没多少人会鸟你。相反光环越大越招搞艺术的人反感。自己信任自己的人，有没有光环就不重要的，美院学生中盛传的颇有一些皇牌级讲师。相反，只要你自信要做好所做之事，光环太大招人烦，也不碍的。
今日开学，给二年级学生讲兴造论今世可用，非形得意，实取动中之动以物兴人也。我带过的某五年级学生请我晚饭，席间又遇学生三人来聚，把酒尽欢。空降某项目做指导，一建筑研究生拍桌称我要求粗暴，无妨，唯项目事急求效率耳，另一拨新媒体研究生很快习得我动态数据库辅动态历史观之法，甚慰。
最近在用各种设备玩微博，体验被微博控制的感受，得出一个附带的想法，如果微博的字数再有所限制的话，是不是能够鼓励大家多用半文半白，文言文来写作，是不是有利于恢复一些中国前人写杂文的习惯呢？
现在好像流行“诚意”这个词，好像一有诚意，怎么都行了。一次到碟店，旁有一女子拿出一张恶搞片，问老板，这部片子拍得有没有诚意呀？诚意，一不说你能不能证明他有没有，二即使证明了那又怎样？你是为自己看东西还是去看作者的诚意呀？即使没诚意，甚至还另有企图，你从中能得到东西，就可以了嘛。
有些从做媒体转过来给自己扣上建筑批评家帽子的人，有主张说要超越建筑本体，多用用社会政治等一拖拉的维度来评建筑。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他们没看懂过多少建筑史，对建筑批评的概念至少还停留在前现代。最近被跨界这个事儿弄烦了，以后还是不用这个词了。一跨界哪儿冒出那么多原来没中心的人来呢。
偶然看了其他几个教学内容，发现一个共通的倾向。在教学中没有让每个学生活出自己来的想法和意愿，也没有提醒他们现实潜在的能量。学生是被奴役的，犹其那几个拿轻佻当有趣的人，不仅自己无能还要学生陪伴。学生成了满足他们卑微口味的牺牲品而矣，将来却还要拿出来被当作教学成就。可叹。
据学生交上来的调查表，和他们聊了一下午。班上颇有几个口味重的，很好。学生兴趣虽不全面，看待世事亦不深入，但整体上是丰富多样的，很可挖掘。我要学生不求我给他们做担保，也不要找那些被公认为雅的古物做担保，而是要大胆求自己内心的声音做保，做统觉之氛围。每人都应是变态的。兴造始。
一个人讲话讲得多，也偶而会讲对几句话。提高讲对话的概率，还有一法，就是多讲俗话废话。另外少就事论事，多隔空地讲，虽未必有用，总不会有太多直接的错处。这种话，就怕有另一说跳出来逼，一逼就无甚退路，现了原形。最愿见的就是有人记着，掐头去尾地挑点出来，便存为了耳熟的名言。
今天参与了跨媒体学院教学会议，还是个教育方法和目的的问题。跨界也好，跨媒体也好，首要是为了灭自己，副产品才是灭了教条的同行。因为要灭自己，所以哲学和理论上的反思才比媒体重要。跨界最大的敌人不是边界太多有拘束，而是没有重心晃得太轻飘。要务是晃得更开更稳，附带的才是跨了媒体。
网上愤青种类少。愤的内容虽多，但所愤的后台老板就那一两个。愤的成本较低，效率却高，不用多少技术含量只跟着事儿一路愤下去，便也不需什么独特思考了。文青种类更多，有好古拟古，玩世赚世，脱中入洋的等等，现在还有搞穿越的。炫技一多，也有了些共性。人未到，观点未明，品味先冒了泡。
愤青人数多种类少，愤点多要求少，扯开喉咙响但独特声音小，除了自由，看来更需要的却是极权。真要是没了极权哪有喊自由的自由，所以为了喊的自由，宁可造些极权出来也不要极权的变成自由。现在很给了自由让你喊，那玩意儿还是极权吗？不是不给喊的自由，而是除了不要极权，你还想喊些什么？
现在有学生要的师生平等更体现在礼仪上经济上，而很少有从态度上学识上出发的。我是最提倡欺师灭祖的了，不能从学生那儿学到什么，我上起课来就很不爽，所以只有爱道者才是真欺师，而不是礼仪上的尊师。相反，有的学生受尊师说的毒，就象我之前看的十二猴子，把动物放出来也当作了成功的革命。
昨天聊天有人问我，你对学者型艺术家、学者型设计师这种说法怎么看。我说国内最缺的是学者型学者，或者说当代激进政治中所谓的艺术地去搞的学者。正因为学者型学者太少了，所以将学者型加上其他职业组成的说法，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侮辱。
不幸的是，我是个有理论爱好的设计师，更不幸的是，我的理论爱好开始于大家都觉得能搞懂点理论的设计师要好过不读理论的。幸运的是，我自认为还不是个教条的人。变得教条的原因，多来自于补钙的瘾，一条一条又一条地学来，然后原原本本地去教自己又去教人，于是就教条了，教得越条的就越教条。
民间有俗语称，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能连着吃，由此，一个人能反复看多少次同一部电影或小说，不吐，便可作为排列自己喜欢程度的评判方法之一。
关于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开幕，今年是第三十年总共十二届，值得关注的是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转向批评家策划人及更全球化命题第十个年头了。据查巴西馆以巴西利亚建城五十年，日本馆以新陈代谢派五十年为由头做展，金狮奖又给了宣告过建筑学五十年后就要完蛋的库哈斯。建筑展对于建筑学的作用如何？可就这些事件的交集展开。
遥祝王澍老师的木构穹顶获得威尼斯的主题展的特别荣誉奖，无论如何，这是中国的建筑实验数年坚持的硕果仅存，和摆脱中国的帽子的可能的开始。另，此次智利馆也是地震灾后解决提案，不知有否资料可查，与上一届中国建筑馆可做比较。
威尼斯的国家馆金狮奖授予了巴林馆，因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这是建筑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概念，我在之前一篇短文中提到，事实上，建筑学更积极的方式应当是一个颠倒，“没有建筑的建筑师”。
从此次威尼斯双年展的各种奖项来看，它是对2000年的双年展主题的一个迟来的切实回应，有意识的终结（库哈斯的终身成就奖）或开启一个建筑的新的政治时刻？还是对全球化明星建筑师风潮之前的人文主义的扼叹和重新摆布（巴林，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无意中为建筑界留下一段政治定位上的空白期呢？
昨天上网看到些威尼斯中国馆的图片，客观的讲，能把这样的主题做到可以令人如此无语的地步，策展的和参展的还是需要一定的无耻的勇气和胆识的，的确是有很大难度的。难就难在既要有高年级的做作，又要装出低年级的无畏。
翻到第一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策展人的一句话，可以用来对当代的建筑和艺术应当如何更积极地去做，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别有所区分。建筑所是，应当借助建筑，而不仅关于建筑。艺术所是，应当只以艺术之名，而无关于艺术。
关于建筑：
政治学的乌托邦之死将引发建筑学的建筑之死，两者间的对等结构与上帝和人是对应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推倒那一触即塌的建筑。经由德波的奇观和库哈斯的大，塔夫里的建筑-城市-资本主义的顺序链条基本上脱开了。建筑正确和政治正确是分裂的，能量源于此。不要以建筑师在为谁设计来判断政治正确性。
有人说我只想把房子造好，不想碰政治，有人说建筑就在政治中，怎么能不谈。都只说对了一些。建筑和政治互相摘不清楚的，前者想逃出来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投进去，但要有自我历史定位，哪怕make fun也是非现实政治的政治态度。只fun是没有信念的无聊和轻佻，只是等着被回收的低档术。
伊格尔顿说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詹姆逊说永远历史化，不是让建筑师去搞现实政治，不是让建筑师去谈政治新词，而是要建筑师了解政治现实大体如何，不一定需要理论辅导，从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非政治的东西中都能感受得到，再比照政治现实找到建筑现实的特定性，不是逃出来搞好，而是投进去搞乱。
从意识形态及其反应的形式手段，技术的能力和生产方式，加上潜在的信念和学科责任去回收建筑的现代性的遗产，就像巴迪欧把几次革命视作为同一剧本的不同彩排那样，围绕着全球景观化装置的生产方式的效应展开，是对国内目前同时性吸纳的最好的卷入方式。
什么叫实验，针对形式或体制的，什么是当代，针对建筑或政治，是两条不相交的渐进线。去抢实验建筑还是当代建筑的命名有什么用，建筑实验走共同道路的时代已经过了，一味要求别人给出或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弄个混杂性的大拼盘，也没什么意思了，问题在于这个只不过是什么的学科到底想共同要什么呢？
詹姆逊的拉康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分析法，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上的建筑在局限的物质情境的反应中，看到不同历史阶段对学科的不满的共通性，正如部分的柯林斯对复古主义等的讨论。
建筑师一职业化了，再怎么说，不是帮凶就是帮闲。尽管我们可以说每个个体都对这个罪负有责任，但清算的时候不能把每笔帐就直接划给每个具体的人身上，不过建筑师的确应该在现实实践中再凶点，在理论行动中更狠些。
清理下乌托邦的分类史。理想国开始，与政治公众有关，桃花源与去政治的地点有关，乌托邦与封闭的地点有关，（反）乌托邦与人对未来的愿望和恐惧有关，项目的乌托邦与被抛的情境有关，媒介的伊托邦与总要摆脱情境的欲望有关。那么制造麦格芬的乌托邦呢？至少麦格芬不是现成的，乌托邦借此展开。
前两天理论车间发了篇博文大体叫“中国建筑理论界有那么多激昂的人说了那么多话，愣是没齐泽克说得明白，可叹”。这捅破中国建筑界窗糊纸的声音还是由一个搞哲学的发出来了。原本想做一期清算中国建筑十年的稿子，看来还不够，参照并行的政治讨论，实在该问一句，七八十年来，中国建筑界到底在干什么？
七八十年的建筑界，找到过不少药，也判准过不少病。先找药再得病和得了病说无药可医的居多。对医术没有独特理解的人，从哪个琳琅的药铺出来，就把自己变成了药片。后来的人总能占点便宜的，但需记住未来是来自于以往的短缺和过量，而不是否定，未来也不是药。否则的话有多少药也不给你吃。
刚看了一篇转帖谈本雅明到库哈斯的文章，写了一段批评。这篇文章唯一贡献的就是把库哈斯交到了本雅明手中，让读的人心里变得很安全了。本雅明的arua的消散不仅仅是arua本身没了，而且还是说那种主客体之间的前现代的frame在现代性之初就没有了，这是本雅明的洞察力。
这点我们可以看艾森曼给罗西写的前言中，认为柯布西埃的主体概念还是停留在十九世纪的，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当柯布用漫步这个类似于本雅明的漫游者的概念回收到建筑创作中去的时候，果然如此，重新给建筑制定了一种观看的frame。
库哈斯的破坏力人们没有读出来的原因是，使用shock概念时的含混，其中有将不可见的变成可见的shock，还有就是人们看得时候依然把它当做一种可以观看的对象的shock，这个不能被简化为奇观。奇观指的是机制，不是某个对象，现在建筑或文化批评中的使用奇观时，已经把这个概念简单化了庸俗化了。
我认为如果库哈斯对本雅明说的arua进行了否定的否定，那是沿着本雅明的去除观看的frame具有一定的阶级批判意识的这条线下来的。至于文中提到的瑞士建筑，我认为在物的实践上无可厚非，有所推进，但是有没有达到通过此努力就能对现有的建筑学的大框架进行调整和破解的能力，我是一直有怀疑的。
尤其是在奇观社会之后，这个问题在詹姆逊批评弗兰普顿的批判地域主义的时候，也提过相类似的看法。甚至可以这么认为，文中的瑞士建筑方向，必须借助现有的这个奇观的frame，必须在里边慢慢地爬才有效，然而在更加激进一些的建筑学的讨论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写论文前总有一种厌倦读书的感觉，就像老朱以前的说法，为什么他想把红酒戒掉，因为他觉得红酒太好喝了。能给国内的理论界读出点东西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搞创作的能用真性情写文章的也没几个了。所以把那些所谓专读某类的人已读过的书再读一遍时，是多令人困惑呀，难怪有人说建筑界读理论能力干旱了。
都什么年代了，还有那么多策展人和做作品的人，以媒体的方式，把老外的现场夸奖拿出来说事儿，说好或不说好只不过是修养和礼节的问题。国内很多人还在把库哈斯当做明星用，根本没把他当作建筑师过。还有那些干不过库哈斯的建筑师，说库哈斯不是建筑正道。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走他的独木桥，招你了嘛？
关于城市：
粗粗看了港西九第二阶段：福斯特呈现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城市的关系，不侧重特定主题，中规中矩，踩“环保”时髦的概念；许李严关注场所如何容纳和展现，但未做更积极的文化定位，都是现成内容，是现实经济运作最可能的结果；库哈斯企图通过多样的地貌混合与激发性的建筑群组去引导不确定的文化新生态。
去年旁观西湖东岸景观整治规划案，政府为申遗倒计时提出发展中的保护。为新城，人们生活在未来，为旧景，人们生活在过去。独缺现在，人们现在的生活在何处？控制新城的是经济利益，控制旧景的是价值等级，控制现在的其实是能见度。就此我戏言，只要西湖打上人工雾，能见度降低，还需整治个啥？
旅游产业的实质不正是移动力加上消费吗？那么我们在反思旅游产业的时候，什么不是围绕着旅游产业展开的呢？什么人群不在旅游的产业链中呢？
我在两年前提出的intercity是解决和超越政治恋污癖和技术恋污癖的良药吗？
关于艺术：
艺术地去搞一个现实的图式，拿出来当作品，现在看来，是没什么意思的，看起来批判的来源有很多，其实都成了没有mcguffin的make fun。象征和图式是有区别的，象征确保了与现实的距离，看起来，它解决不了什么现实问题，但有时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也等于解决了一个问题。
关于公共和私有的物权，让我想起两件作品。刘韡把废弃的石头拿回来编码，和最近“每个人的东湖”计划。前者有些东西在那儿，看上去不属于任何人，但你真要拿走，它就成别人的了；后者相反，别人真要拿走，它就成每个人的了。所以将此观念做成作品只是一种凭吊，没多大意义。要讨论的应当是为了什么拿？
有不少不搞艺术的人，还是认为搞当代艺术是为了个人表达的问题，是搞感觉，有不少搞艺术的人，已经把搞政治搞市场的那套算计拿来用了，却号称是为了自己的表达自由。其实搞当代艺术的更需要算计，只不过不是已有的那一套套现成的算计而已。所以说要真正自由地搞艺术，其实是很难的。
关于哲学阅读与知识：
有人问我什么是something in the object but more than the object？举个简单的例子，苏东坡将人有悲欢离合对应月有阴晴圆缺，民间将月食说成天狗吃月亮，都是。只不过经由太阳光被地球遮掉的科学解释说，从中一切，前者成了绝妙好辞，后者成了迷信。
若知识比行货，便有ready in hand和present in hand之别。先要反思，需哲学性的批判能力，后要自身切割以综合，故学点艺术再广义地运用点艺术能力，是为知识之用也。若知识作水货，只靠集装箱从古从外的拖来，再镶上品牌充行货，只廉价卖而已，是为知识之无用也。
能被称作经典的书总有一把看不见的专属刀，读它一是为了找刀，找到就可去切别的菜，二是找制刀法，找到就可改他刀为我用，最不济的是小心地收拾刀锋过后切下来的洋葱就哭，若把生理反应想作感情投入的哭就更糟。当然，有刀的切出的未必有没刀乱搅出的好看，更未必赶得上只摆盘的好看，但有刀的更利落。
伯格森的时间尖点和记忆平面的圆锥体，是克莱因瓶的缝合体，它将内在的不可能给摆平了，亲密性这一词词源中的内膜，闭合了，失去了生产性的能量，是外观的结构。另一个图示，鲍德里亚的墨比乌斯环是压扁的克莱因瓶，道出了符号体系化后的悲剧性命运，丧失了将个体投入瓶中的动力，只剩无尽的批判。
知识是用来呼吸的，呼吸是用来活着的。知识不只是用来吞食的，知识是轻的，不是变污秽的，呼吸与消化是个整体的系统。做一条知识的食道混饭吃，混名声，不以为乏味反以为荣，是为某种知识阶层，不是活着的人。
有两种翻译人，一种是寒冬夜行人中的那个，伪托好多小国家的作者，其实都是他自己生产的，听起来象文艺复兴的人，另一种是惊魂记中的诺曼，把自己当作自己妈，最后妈成自己，听起来象国内占山头和走时髦的，我称后者为点踩派。
以朗西埃被解放的观者一文中无知的教师来看，师之责并非对学生负责，而是宣告学生天性之潜能，让其自己对自己负责。有人认为老师应强要学生把最后的图画好，此谓为学生好，我以为相反，学生被要求把图画好，现实中实为为老师好而已。国内建筑教学中尝有如此，且多为外聘之短期设计课。
由是，对实践偏向的建筑学本科之理论教育，精读某些原典，固可以视为一次演练，然仅为一家之说。且国内多为解决教师自己阅读的补钙之焦虑。若演练只将某原典奉为经典不去动弹，不得读解法门，实为欲得鱼而忘渔者也，不要也罢。不如授之如何阅读法和如何做个案分析法。至于理论，各从天命。
理论车间有一个关于阅读的观点，大体的意思是一个人要时时提醒自己，有没有读出什么可以给当下的共同体的议题提供一些更有挑战的更激进的贡献。我还是深以为然的。很多国内阅读的贡献都是填补空白式的，意思是向共同体宣告我已读过了，你们要么跟我读或者干脆就别读了，承认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就可以了。
转理论车间：理论为艺术做得太少，而艺术家已忘了理论是可以为他们卸掉身上的重担，推动他们飞步前行的。艺术不需要为理论做任何东西，而理论必须先为艺术家做掉80%以上的事儿。理论使艺术锋利。我之前说；理论象度中，理论就是一种实践活动，而在实践象度中，实践也同样可以蕴含着一种理论活动。
林语堂曾举庄子托伪和引注两辨，一以庄子所说作为自己所论之证据，再有由庄子之说始阐发自己对此的观点。若庄子说被后人证实为伪托的话，那么前者，这种给自己的论点买了历史保险的，就站不住脚了。此为考核一篇论文用典究竟为何的方法之一？
今天给三年级上基地与生态理论，概述了理解基地的视界和几个不同视域，以及两者的关系等等。之后的课会精读一些文献，但是我说我的精读不是CLOSE READING，而是快块切割的BUSY READING，精干的连读和精练的串读。
中国古有文人体制，故唯习其法，无论出身贱贵，皆可翻身，由此西式左派革命论不合国中之传统。怪哉，斯文人阶级观耳，非真文人也，尤类今世之凤凰男。或穷或温饱者，孰理当革命？穷极者，不得不穷凶极恶的革命，既得温饱者，不思革命？或更利于革命？故左派革命论无关穷富，实乃为何革命论。
时人有一种误解，若你理论搞的好些，便认为你设计就不会太好，反之亦然。这种误解最大的问题在于，好像某个人活该只能搞他现在搞得好的事情。其实不然，搞得好，应先来自与这个人对这些事儿更敏感些。而现在看上去搞得不错的人当中，很多其实并不是因为敏感于此，只不过把理论或设计当做了任务在搞。
八道胡说：
菲律宾人质事件说，我们不仅是某个国家的人质，而且在出门轻松旅游时，还可能成为另一个国家的人质的人质。被解救出来的，最好去感谢国家，没有被解救出来的，想想还是作为国家的人质不出去的好。布莱希特曾反讽道，人民解散一个政府需要双倍的代价，那么不如政府出来解散人民，再选一拨新的人民吧。
如果你真是XiaoShenyang，你应该在一个明媚阳光的午后，欧风建筑的大堂里，用温州产的一次性打火机，将褪去的苏格兰长裙点燃，享受话语的荒漠，永远追不上或超越了的真实，重合使真理成为真相，是现实完结的崩溃点，真实永在耗散中行进。只有歇斯底里和妄想狂，正常的人才是令人崩溃的。
脱口秀把政治话题打造成fun，这种犬儒主义式的刺激是秩序中的组成部分。工作很无聊，你可以度个假找自我，接着还是回来上班，允许你发泄对老板的不满终有一天会成为公司福利。演员靠让观众fun使自己过的好一些很正常，象韩寒除了让粉丝愤并fun着，不再多摆点什么那只不过是演员的生活方式。
今天看了盗梦空间，故事情节结构并不象传说中的复杂。我想不是因为黑客帝国之后观众的经验提高了，而是这部显然更重市场而轻于哲学伦理探讨的，从一上来就把整个游戏规则交代的清清楚楚，说白了，之后不用管什么梦套梦结构，就是看一帮差不多的成员在不同地点上去通关而已。最后一关想像力还是不行。
盗梦空间虽然把architect捧成造梦人，且煞有介事地铺陈了前面的设计过程，但显然在制作时，并没有找好的建筑师合作，最后一层梦境居然是一座当代都市的废墟，从建筑到规划都成很大的问题。只一处值得引发，迪卡考核女学生画迷宫的时候，显然圆形的要比方形的更“迷”人一些，很对。
昨在柳浪闻莺看了云门舞集，经典化了的现代舞加中国传统文人情结。这样的东西确实只能给少数有相似知识背景的人看过拉倒了，何必政治正确地推向更多的人呢？少数人能看好的未必意味着是精英文化，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同而已，干吗要搞成有文化使命感的推向多数人，多数人就是需以此教化的庸众吗？
美院为什么是个有趣的地方？纵使你想用大光环把自己罩起来，只要你没什么深入的真本事，没真性情，没多少人会鸟你。相反光环越大越招搞艺术的人反感。自己信任自己的人，有没有光环就不重要的，美院学生中盛传的颇有一些皇牌级讲师。相反，只要你自信要做好所做之事，光环太大招人烦，也不碍的。
今日开学，给二年级学生讲兴造论今世可用，非形得意，实取动中之动以物兴人也。我带过的某五年级学生请我晚饭，席间又遇学生三人来聚，把酒尽欢。空降某项目做指导，一建筑研究生拍桌称我要求粗暴，无妨，唯项目事急求效率耳，另一拨新媒体研究生很快习得我动态数据库辅动态历史观之法，甚慰。
最近在用各种设备玩微博，体验被微博控制的感受，得出一个附带的想法，如果微博的字数再有所限制的话，是不是能够鼓励大家多用半文半白，文言文来写作，是不是有利于恢复一些中国前人写杂文的习惯呢？
现在好像流行“诚意”这个词，好像一有诚意，怎么都行了。一次到碟店，旁有一女子拿出一张恶搞片，问老板，这部片子拍得有没有诚意呀？诚意，一不说你能不能证明他有没有，二即使证明了那又怎样？你是为自己看东西还是去看作者的诚意呀？即使没诚意，甚至还另有企图，你从中能得到东西，就可以了嘛。
有些从做媒体转过来给自己扣上建筑批评家帽子的人，有主张说要超越建筑本体，多用用社会政治等一拖拉的维度来评建筑。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他们没看懂过多少建筑史，对建筑批评的概念至少还停留在前现代。最近被跨界这个事儿弄烦了，以后还是不用这个词了。一跨界哪儿冒出那么多原来没中心的人来呢。
偶然看了其他几个教学内容，发现一个共通的倾向。在教学中没有让每个学生活出自己来的想法和意愿，也没有提醒他们现实潜在的能量。学生是被奴役的，犹其那几个拿轻佻当有趣的人，不仅自己无能还要学生陪伴。学生成了满足他们卑微口味的牺牲品而矣，将来却还要拿出来被当作教学成就。可叹。
据学生交上来的调查表，和他们聊了一下午。班上颇有几个口味重的，很好。学生兴趣虽不全面，看待世事亦不深入，但整体上是丰富多样的，很可挖掘。我要学生不求我给他们做担保，也不要找那些被公认为雅的古物做担保，而是要大胆求自己内心的声音做保，做统觉之氛围。每人都应是变态的。兴造始。
一个人讲话讲得多，也偶而会讲对几句话。提高讲对话的概率，还有一法，就是多讲俗话废话。另外少就事论事，多隔空地讲，虽未必有用，总不会有太多直接的错处。这种话，就怕有另一说跳出来逼，一逼就无甚退路，现了原形。最愿见的就是有人记着，掐头去尾地挑点出来，便存为了耳熟的名言。
今天参与了跨媒体学院教学会议，还是个教育方法和目的的问题。跨界也好，跨媒体也好，首要是为了灭自己，副产品才是灭了教条的同行。因为要灭自己，所以哲学和理论上的反思才比媒体重要。跨界最大的敌人不是边界太多有拘束，而是没有重心晃得太轻飘。要务是晃得更开更稳，附带的才是跨了媒体。
网上愤青种类少。愤的内容虽多，但所愤的后台老板就那一两个。愤的成本较低，效率却高，不用多少技术含量只跟着事儿一路愤下去，便也不需什么独特思考了。文青种类更多，有好古拟古，玩世赚世，脱中入洋的等等，现在还有搞穿越的。炫技一多，也有了些共性。人未到，观点未明，品味先冒了泡。
愤青人数多种类少，愤点多要求少，扯开喉咙响但独特声音小，除了自由，看来更需要的却是极权。真要是没了极权哪有喊自由的自由，所以为了喊的自由，宁可造些极权出来也不要极权的变成自由。现在很给了自由让你喊，那玩意儿还是极权吗？不是不给喊的自由，而是除了不要极权，你还想喊些什么？
现在有学生要的师生平等更体现在礼仪上经济上，而很少有从态度上学识上出发的。我是最提倡欺师灭祖的了，不能从学生那儿学到什么，我上起课来就很不爽，所以只有爱道者才是真欺师，而不是礼仪上的尊师。相反，有的学生受尊师说的毒，就象我之前看的十二猴子，把动物放出来也当作了成功的革命。
昨天聊天有人问我，你对学者型艺术家、学者型设计师这种说法怎么看。我说国内最缺的是学者型学者，或者说当代激进政治中所谓的艺术地去搞的学者。正因为学者型学者太少了，所以将学者型加上其他职业组成的说法，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侮辱。
不幸的是，我是个有理论爱好的设计师，更不幸的是，我的理论爱好开始于大家都觉得能搞懂点理论的设计师要好过不读理论的。幸运的是，我自认为还不是个教条的人。变得教条的原因，多来自于补钙的瘾，一条一条又一条地学来，然后原原本本地去教自己又去教人，于是就教条了，教得越条的就越教条。
民间有俗语称，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能连着吃，由此，一个人能反复看多少次同一部电影或小说，不吐，便可作为排列自己喜欢程度的评判方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