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策划：向精神病人及其艺术致敬
http://zt.chinavisual.com/design/10_beatiful_heart/index.shtml
我国将提高重性精神病人治疗率防其肇事肇祸
2010年06月20日 23:25:23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成都６月２０日电（记者 周英峰）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重性精神病人肇事肇祸问题，中央综治委委员、卫生部副部长尹力１９日表示，国家将提高重性精神病人治疗率，减少肇事肇祸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尹力在此间召开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说，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社会生活工作节奏加快、压力增加，心理行为问题、精神疾病尤其是重性精神病问题日益突出。最近，一些地方时有重性精神病人肇事肇祸。
尹力介绍说，近年来我国大力开展重性精神病人管理工作。在医改中，实施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专项，在全国２００个区县支持精神病医院下基层，１７.３万名病人接受了免费病情评估，４.５万名贫困高危险病人接受了免费门诊治疗，１万余名病情突变病人接受了免费应急处置，７０００余名贫困高危险病人接受了免费住院治疗。目前，在政策上重性精神病人管理已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要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农村乡镇卫生院为病人建立健康档案，派人定期访视指导康复，全国已为９０万名重性精神病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同时，卫生部要求直辖市和地市依托精神病医院建设心理援助热线电话，目前全国２４个城市开通，对于疏导、缓解社会压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尹力表示，今明两年全国将改扩建５５０家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提高对重性精神病人的救治能力，改善就医环境，全面加强精神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工作。加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农村乡镇卫生院建设，按照医改的部署和要求，把重性精神病人管理纳入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做好登记和随访工作，与公安、民政等基层政府部门密切配合，分工负责，切实落实病人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解决重性精神病人医疗费用和精神专科医院的经费保障问题。要研究建立社会支持和心理卫生服务体系，探索缓解人们的压力和防范心理行为问题的办法。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于１８日至１９日在成都召开。
2010年06月20日 23:25:23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成都６月２０日电（记者 周英峰）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重性精神病人肇事肇祸问题，中央综治委委员、卫生部副部长尹力１９日表示，国家将提高重性精神病人治疗率，减少肇事肇祸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尹力在此间召开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说，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社会生活工作节奏加快、压力增加，心理行为问题、精神疾病尤其是重性精神病问题日益突出。最近，一些地方时有重性精神病人肇事肇祸。
尹力介绍说，近年来我国大力开展重性精神病人管理工作。在医改中，实施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专项，在全国２００个区县支持精神病医院下基层，１７.３万名病人接受了免费病情评估，４.５万名贫困高危险病人接受了免费门诊治疗，１万余名病情突变病人接受了免费应急处置，７０００余名贫困高危险病人接受了免费住院治疗。目前，在政策上重性精神病人管理已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要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农村乡镇卫生院为病人建立健康档案，派人定期访视指导康复，全国已为９０万名重性精神病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同时，卫生部要求直辖市和地市依托精神病医院建设心理援助热线电话，目前全国２４个城市开通，对于疏导、缓解社会压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尹力表示，今明两年全国将改扩建５５０家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提高对重性精神病人的救治能力，改善就医环境，全面加强精神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工作。加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农村乡镇卫生院建设，按照医改的部署和要求，把重性精神病人管理纳入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做好登记和随访工作，与公安、民政等基层政府部门密切配合，分工负责，切实落实病人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解决重性精神病人医疗费用和精神专科医院的经费保障问题。要研究建立社会支持和心理卫生服务体系，探索缓解人们的压力和防范心理行为问题的办法。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于１８日至１９日在成都召开。
中国精神病超过一亿，人渣八千万，都是被共产主义洗脑造成的恶果！
湖北上访"精神病人"出院自述经历 被强迫吃药
新民网4月17日报道 因为拍摄上访者而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十堰市民彭宝泉，因为其特殊经历，一下子成为公众人物。15日，彭宝泉终于获准出院。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彭宝泉表示，他还要继续“打抱不平”，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他说，他希望找一家最权威的机构，给自己再做一个鉴定，摘掉自己头上挥之不去的“精神病人”帽子。
收钱显得我们会尽心
南都：外界最初以为你只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但十堰警方说你是参与者，收过一万块钱，你自认为到底是过客还是参与者?
彭宝泉：我只能说是个知情者。五交化公司员工上访已经六七年了，我跟他们住的距离不远，经常会碰面，因为知道自己喜欢打抱不平，他们跟我说，让我帮忙呼吁一下。我说我一个人做不了，介绍邓复华一起做。我们是收了一万块钱，可能他们也找过很多人，感觉别人不怎么尽心，所以给了一万块钱，邓复华顺手就给了我5000元。
南都：你认为自己能够做什么?可以得这5000元?
彭宝泉：邓复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然后也通过渠道送到十堰市委书记、市长那里，给政府一段时间来处理。如果还不行，就可以通过网络、媒体来反映，引起舆论关注。
南都：你觉得收这笔钱正当吗?
彭宝泉：虽然对方说得好听，是解决交通费，我心里也不是很坦然，一直悄悄地放在一个地方，爱人也叫我退回去。我现在也拿不定主意，还是找个合适的机会退回去吧。
被送院之前联系网友
南都：你是如何被送到精神病院的?
彭宝泉：我当时在现场拍照，完了准备去买菜，但500多米外的两个警察追过来把我带上车。我当时还心想，没做什么违法的事，你要带去哪里都行，我还跟他们说，你们放开我，我跟你们走。但在车上，邓复华跟我说，你想得太简单了，他说在警车上听到对讲机里有一个郧县普通话的声音说，把这三个人找个由头处理到位。
南都：随后你被带到哪里?
彭宝泉：我一直和五交化的员工关在一起，没有任何异常，还跟他们开玩笑，希望他们控制住情绪，不要着急。中午12点多，警察讯问我看到什么做了什么，我跟他们说今天回答你现场所为，其他的一概不答。
南都：你有担心会怎么处理你们吗?
彭宝泉：一直等到晚上两点，我也很疲劳了，躺在三楼的沙发上，把整个过程回忆了一遍，还是认为自己没有违法行为，但联想到邓复华所说的话，心里还是有种不祥的预感。
南都：那你做了些什么?
彭宝泉：可能正是有种来者不善的感觉，我之前在一楼调解室给网友张洪峰打了电话，把情况给他说了一下，他说你有没有做违法的事?我说没有，他说，当你不能通电话的时候，我就把情况告诉外界。当警察讯问让我感觉有治人的意图时，我就把手机关了。其他人都被放出去，只剩下我们几个人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强烈：看来是一定要了。
南都：你想到会对你们做什么了吗?
彭宝泉：后来，有几个人拿着打印好的东西让我回答“是”还是“不是”，一是你之前有没有精神病，另一是现在的精神状况。我当时一个字也没说，他们还说了一些挖苦讽刺我的话，我也坐着一动不动。我想的是，无论你怎么样我都配合，看你们到底想把我怎么样。
十来分钟被定有病
南都：你是怎么被送到精神病院的?
彭宝泉：大概一两点，警察跟我说，现在要把你送去精神病院检查。最开始是送到十堰市中医院精神科，在一楼的门诊，医生问了我包括家庭的一些情况，然后就被警察叫出去了。过了十几分钟，邓复华也被带过来了，后来我们又被五个警察带上车，以为会带回派出所，没想到又带到茅箭精神病院。
南都：警方说经过四个小时的诊断初步认为你是偏执性精神障碍，是这样吗?
彭宝泉：警察开始把医生叫出去说了一会，是一个戴着眼镜很斯文的年轻医生，后来他问我话时我跟他说，小伙子，你要么就按他们的意见办，要么就听我单独跟你说。他问我：你有没有拿钢丝勒过别人脖子?我说有这个事，因为当时眼睛被打伤，报警一直得不到处理;又问我，是不是离婚了，我也回答是离了，主要是不想连累到爱人，我们还生活在一起，感情也很好。大约交流了不到十分钟，警察又进来了，再等了二十多分钟，我就直接被送到住院部二楼的精神病房了。
“兴奋型”病房住一夜
南都：医院是怎样对你们进行治疗的?
彭宝泉：进去之后，我们被送到一个“兴奋型”病房，新来的病号和有暴力倾向的都关在这里，我看到有一个人四肢绑着布袋被绑在床上。我有点害怕，心里反复对自己说，一定要挺住。后来邓复华也进来了。因为一夜没有休息，躺在床上闭了一下眼，没多久天就亮了。
南都：医生怎么处置你们?
彭宝泉：第二天，值班的陈医生来了，说我是偏执性人格障碍，我说我没有病，他说你说自己没有病，正好说明你有病。他给我开药，我说不吃，护士说不吃就灌，我一看那几个五大三粗的护工，只得顺从地吃了药。
南都：吃药有什么反应?
彭宝泉：那几天浑身不舒服，头就像喝醉酒，头疼心闷，四肢无力，脚底下走路也很飘。他们坚持要治疗，我说没有病治什么，医院要讲究科学。
南都：吃药吃到什么时候?
彭宝泉：大概在周二，感觉医生护士对我特别好，也不再强迫我吃药，想吃就吃，以前要排队打饭，之后把饭打好送到我面前。当天下午，我妹妹和战友来看我，通过他们的表情，我感觉到外界有媒体在关注我了。我马上要过电话给陈永刚打电话问外面情况，他说红旗飘飘形势一片大好，让我放心注意身体，没讲两句，护士就把电话抢走了。
战友冲进医院接人
南都：什么时候有消息可以出院的?
彭宝泉：大概在周三，医生先给邓复华开了出院条，邓借机给老婆打了个电话，但说要找医院宣传科才能出院，当时就想不明白，出院怎么要找宣传科?邓复华当时还是很兴奋，但到了晚上天黑了还没能出去，也吵闹了半天。
南都：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可以出去?
彭宝泉：周三下午，有个战友冲进来说，我来接你回家。我马上从床上跳下来，说我的衣服还在公安那里，但马上有人把战友推出去，之后就没有了音讯。
南都：很失望吗?
彭宝泉：有点失望，到了晚上天黑了，才知道可能性不大了，那一夜特别难熬，觉得好漫长。邓复华因为吵闹，被捆在床上，我躺在床上，一晚上也没怎么睡觉。
南都：什么时候放的?
彭宝泉：周四上午快吃中午饭时，护士长突然喊：邓复华，准备出院，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只要有一个人能出去，我在里面就更有利。到了下午1点多，护士长叫我，把我进来前换下来的衣服给我，就让我出院了。
南都：走出大门是什么感觉?
彭宝泉：一出来，就看到我爱人、妹妹、父亲在外面，看到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想到他为我担忧，心里非常难受，我当时眼睛就红了。
南都：重获自由是什么感觉?
彭宝泉：感觉终于安全了。
南都：回到家里是什么心情?
彭宝泉：第一夜睡在自己的床上特别香，妻子说我打呼噜很响，之前在里面虽然也睡着了，但其实并不踏实。
今后还会继续帮人
南都：这次“被精神病”，你自己有何感触?
彭宝泉：就在事发前一天晚上，爱人还跟我说，别管那么多闲事，看你惹了多少事，教训还不够深刻吗?陈永刚的事我报出去后，也想到有可能会不利，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人应该有正义感，爱管闲事也是我的个性，在别人看来，我这种替别人“逞英雄”被送进去可能不值，但正是陈永刚被放出来，包括这次我们替五交化员工维权，十堰市领导也表态处理，让我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有价值，通过这个事件，我已经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我还是要去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南都：你不担心再次会“被精神病”，或以其他的方式?
彭宝泉：这么多的人包括网友关心关注我，才有我这么快能出来，要让我对社会冷漠也不现实，但我会更加谨慎，不会让人留下把柄可抓，也会换一些方式，比如不再这么直接地去现场参与在一起，而是扮演一种调停者或者桥梁的作用。
南都：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彭宝泉：暂时没有太多的考虑，想找一家很权威的精神病鉴定单位，给自己做一次权威的精神鉴定。
南都：你对自己是不是精神病人也开始怀疑了吗?
彭宝泉：不是，我是希望这个鉴定能摘下我头上“精神病人”的帽子。最开始的鉴定当时是出于免于担刑事责任刻意做的，没想到武汉市精神病院就在这个刻意做成的鉴定上，也得出鉴定我是精神病，我希望能有个最权威的机构，可以真正恢复我正常人的身份，不要因为有过去的鉴定，就把我当精神病人看待。
新民网4月17日报道 因为拍摄上访者而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十堰市民彭宝泉，因为其特殊经历，一下子成为公众人物。15日，彭宝泉终于获准出院。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彭宝泉表示，他还要继续“打抱不平”，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他说，他希望找一家最权威的机构，给自己再做一个鉴定，摘掉自己头上挥之不去的“精神病人”帽子。
收钱显得我们会尽心
南都：外界最初以为你只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但十堰警方说你是参与者，收过一万块钱，你自认为到底是过客还是参与者?
彭宝泉：我只能说是个知情者。五交化公司员工上访已经六七年了，我跟他们住的距离不远，经常会碰面，因为知道自己喜欢打抱不平，他们跟我说，让我帮忙呼吁一下。我说我一个人做不了，介绍邓复华一起做。我们是收了一万块钱，可能他们也找过很多人，感觉别人不怎么尽心，所以给了一万块钱，邓复华顺手就给了我5000元。
南都：你认为自己能够做什么?可以得这5000元?
彭宝泉：邓复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然后也通过渠道送到十堰市委书记、市长那里，给政府一段时间来处理。如果还不行，就可以通过网络、媒体来反映，引起舆论关注。
南都：你觉得收这笔钱正当吗?
彭宝泉：虽然对方说得好听，是解决交通费，我心里也不是很坦然，一直悄悄地放在一个地方，爱人也叫我退回去。我现在也拿不定主意，还是找个合适的机会退回去吧。
被送院之前联系网友
南都：你是如何被送到精神病院的?
彭宝泉：我当时在现场拍照，完了准备去买菜，但500多米外的两个警察追过来把我带上车。我当时还心想，没做什么违法的事，你要带去哪里都行，我还跟他们说，你们放开我，我跟你们走。但在车上，邓复华跟我说，你想得太简单了，他说在警车上听到对讲机里有一个郧县普通话的声音说，把这三个人找个由头处理到位。
南都：随后你被带到哪里?
彭宝泉：我一直和五交化的员工关在一起，没有任何异常，还跟他们开玩笑，希望他们控制住情绪，不要着急。中午12点多，警察讯问我看到什么做了什么，我跟他们说今天回答你现场所为，其他的一概不答。
南都：你有担心会怎么处理你们吗?
彭宝泉：一直等到晚上两点，我也很疲劳了，躺在三楼的沙发上，把整个过程回忆了一遍，还是认为自己没有违法行为，但联想到邓复华所说的话，心里还是有种不祥的预感。
南都：那你做了些什么?
彭宝泉：可能正是有种来者不善的感觉，我之前在一楼调解室给网友张洪峰打了电话，把情况给他说了一下，他说你有没有做违法的事?我说没有，他说，当你不能通电话的时候，我就把情况告诉外界。当警察讯问让我感觉有治人的意图时，我就把手机关了。其他人都被放出去，只剩下我们几个人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强烈：看来是一定要了。
南都：你想到会对你们做什么了吗?
彭宝泉：后来，有几个人拿着打印好的东西让我回答“是”还是“不是”，一是你之前有没有精神病，另一是现在的精神状况。我当时一个字也没说，他们还说了一些挖苦讽刺我的话，我也坐着一动不动。我想的是，无论你怎么样我都配合，看你们到底想把我怎么样。
十来分钟被定有病
南都：你是怎么被送到精神病院的?
彭宝泉：大概一两点，警察跟我说，现在要把你送去精神病院检查。最开始是送到十堰市中医院精神科，在一楼的门诊，医生问了我包括家庭的一些情况，然后就被警察叫出去了。过了十几分钟，邓复华也被带过来了，后来我们又被五个警察带上车，以为会带回派出所，没想到又带到茅箭精神病院。
南都：警方说经过四个小时的诊断初步认为你是偏执性精神障碍，是这样吗?
彭宝泉：警察开始把医生叫出去说了一会，是一个戴着眼镜很斯文的年轻医生，后来他问我话时我跟他说，小伙子，你要么就按他们的意见办，要么就听我单独跟你说。他问我：你有没有拿钢丝勒过别人脖子?我说有这个事，因为当时眼睛被打伤，报警一直得不到处理;又问我，是不是离婚了，我也回答是离了，主要是不想连累到爱人，我们还生活在一起，感情也很好。大约交流了不到十分钟，警察又进来了，再等了二十多分钟，我就直接被送到住院部二楼的精神病房了。
“兴奋型”病房住一夜
南都：医院是怎样对你们进行治疗的?
彭宝泉：进去之后，我们被送到一个“兴奋型”病房，新来的病号和有暴力倾向的都关在这里，我看到有一个人四肢绑着布袋被绑在床上。我有点害怕，心里反复对自己说，一定要挺住。后来邓复华也进来了。因为一夜没有休息，躺在床上闭了一下眼，没多久天就亮了。
南都：医生怎么处置你们?
彭宝泉：第二天，值班的陈医生来了，说我是偏执性人格障碍，我说我没有病，他说你说自己没有病，正好说明你有病。他给我开药，我说不吃，护士说不吃就灌，我一看那几个五大三粗的护工，只得顺从地吃了药。
南都：吃药有什么反应?
彭宝泉：那几天浑身不舒服，头就像喝醉酒，头疼心闷，四肢无力，脚底下走路也很飘。他们坚持要治疗，我说没有病治什么，医院要讲究科学。
南都：吃药吃到什么时候?
彭宝泉：大概在周二，感觉医生护士对我特别好，也不再强迫我吃药，想吃就吃，以前要排队打饭，之后把饭打好送到我面前。当天下午，我妹妹和战友来看我，通过他们的表情，我感觉到外界有媒体在关注我了。我马上要过电话给陈永刚打电话问外面情况，他说红旗飘飘形势一片大好，让我放心注意身体，没讲两句，护士就把电话抢走了。
战友冲进医院接人
南都：什么时候有消息可以出院的?
彭宝泉：大概在周三，医生先给邓复华开了出院条，邓借机给老婆打了个电话，但说要找医院宣传科才能出院，当时就想不明白，出院怎么要找宣传科?邓复华当时还是很兴奋，但到了晚上天黑了还没能出去，也吵闹了半天。
南都：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可以出去?
彭宝泉：周三下午，有个战友冲进来说，我来接你回家。我马上从床上跳下来，说我的衣服还在公安那里，但马上有人把战友推出去，之后就没有了音讯。
南都：很失望吗?
彭宝泉：有点失望，到了晚上天黑了，才知道可能性不大了，那一夜特别难熬，觉得好漫长。邓复华因为吵闹，被捆在床上，我躺在床上，一晚上也没怎么睡觉。
南都：什么时候放的?
彭宝泉：周四上午快吃中午饭时，护士长突然喊：邓复华，准备出院，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只要有一个人能出去，我在里面就更有利。到了下午1点多，护士长叫我，把我进来前换下来的衣服给我，就让我出院了。
南都：走出大门是什么感觉?
彭宝泉：一出来，就看到我爱人、妹妹、父亲在外面，看到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想到他为我担忧，心里非常难受，我当时眼睛就红了。
南都：重获自由是什么感觉?
彭宝泉：感觉终于安全了。
南都：回到家里是什么心情?
彭宝泉：第一夜睡在自己的床上特别香，妻子说我打呼噜很响，之前在里面虽然也睡着了，但其实并不踏实。
今后还会继续帮人
南都：这次“被精神病”，你自己有何感触?
彭宝泉：就在事发前一天晚上，爱人还跟我说，别管那么多闲事，看你惹了多少事，教训还不够深刻吗?陈永刚的事我报出去后，也想到有可能会不利，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人应该有正义感，爱管闲事也是我的个性，在别人看来，我这种替别人“逞英雄”被送进去可能不值，但正是陈永刚被放出来，包括这次我们替五交化员工维权，十堰市领导也表态处理，让我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有价值，通过这个事件，我已经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我还是要去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南都：你不担心再次会“被精神病”，或以其他的方式?
彭宝泉：这么多的人包括网友关心关注我，才有我这么快能出来，要让我对社会冷漠也不现实，但我会更加谨慎，不会让人留下把柄可抓，也会换一些方式，比如不再这么直接地去现场参与在一起，而是扮演一种调停者或者桥梁的作用。
南都：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彭宝泉：暂时没有太多的考虑，想找一家很权威的精神病鉴定单位，给自己做一次权威的精神鉴定。
南都：你对自己是不是精神病人也开始怀疑了吗?
彭宝泉：不是，我是希望这个鉴定能摘下我头上“精神病人”的帽子。最开始的鉴定当时是出于免于担刑事责任刻意做的，没想到武汉市精神病院就在这个刻意做成的鉴定上，也得出鉴定我是精神病，我希望能有个最权威的机构，可以真正恢复我正常人的身份，不要因为有过去的鉴定，就把我当精神病人看待。
中国对精神病人的制度性歧视
作者 安德烈
中国媒体最近公布全中国有一亿多精神病患者的数字后，引起相当的震惊。而且，更令人震惊的是不少人被以“疑似精神病人”的名义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观察治疗。除了警方，街道办、单位，甚至家庭成员，亲友也参与了强行送治。因此，这已不单单是一个医疗服务的问题，而且涉及社会制度、司法和公民权利。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精神病维权律师黄雪涛女士。黄雪涛认为：首先要正确认识精神病患现象，去除污名化。很多人在一生中也都可能碰到这一问题，不要“谈虎色变”；其次，中国目前普遍采取的非自愿送治手段是不人道的，是一种对公民人权的剥夺，维护精神病人的权益就是维护我们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
“四个人中可能就有一个”
黄雪涛认为精神病患现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人的一生中，精神病可能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精神病说到底其实也就是一个精神和心理的健康问题。它的种类有几百种，并非人们所想象的一提到精神病就是精神错乱，完全丧失理智的才叫精神病。英国有一个为精神病去污名化的运动提出了一个口号：“四个里面就有一个”。就是每四个正常人中就可能有一个人患有精神病。所以我们不能歧视精神病。
对精神病患的歧视和不了解不但来自普通民众，北京大学一个名叫孙东东的教授居然就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访者全都是精神病。黄雪涛说，没有任何一份有价值的调查报告能支持孙东东的这样一种说法。
她认为中国的精神病问题有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大量的精神病没有被社会重视，没有获得救治，没有获得适当的照顾。这里涉及的是医学服务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
非自愿治疗成为威胁公民人身自由的一个制度性缺陷
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二个问题，就是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有得到一个法律框架的确认。只要一个人被认为有精神病，并且本人拒绝治疗，他的自主权就可以完全被剥夺。这种对精神病人的制度性歧视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滥用非自愿治疗。非自愿治疗就成为威胁所有公民人身自由的一个制度性缺陷。黄律师本人就是在意识到这一制度性缺陷的可怕后，深感需要有人去长期的、专业性的去关注这个问题，希望最终能够改变制度性歧视现象。这也就是她本人全身投入的重要原因。
黄律师继续例举孙东东的例子来说明这一歧视现象的可怕和流行。孙东东一方面提出大量的但不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些人群其实都是精神病，另一方面，他据此认为把这样大量的人群送进精神病院都是合适的。孙教授的这种想法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就这样运行了，这是最可怕的。“我们不能同意孙教授的观点，我们不同意把同我们差不多的人，也就是不同意把我们自己强迫送进精神病院”。
其实，黄雪涛在这里谈的是人的权利、尊严和自由的问题。诚然，精神病是一个如此普遍的不健康的心理现象，但一旦被认为有心理精神问题就丧失了自主权，就可以轻易丧失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的话，那这个社会就很恐怖。因此，黄律师认为，保护精神病人的权利也是对中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
疑似精神病和意见人士被送入精神病院的问题
从网上的批评来看，在中国，所谓“被精神病”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些包括敢于批评时政的政治意见人士有时也以精神病的名义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治疗”。关于这点，黄雪涛并没有多说。她只是表示，“中国公安在处理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时候，如果他们怀疑肇事者有精神病的话，按照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警方有权力决定把肇事者送进精神病院”。警方怀疑你有精神病，你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一做法显然是民主国家不可能存在的现象。
黄雪涛表示自己关注的更多的一类是没有“肇事肇祸”的公民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况，她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民事收治”。比如对上访人员的送治。还有不少的情况就是单位、家人、街道办、亲人之间的送治非常普遍。比如网上就有过一个千万富翁的妻子把自己的丈夫送进精神病院的报道。有些人，甚至连警方认定的“肇事肇祸”都 谈不上，或者因为给家人带来很多麻烦，或者衣衫褴褛，影响市容，或者引起大家的厌恶感。很多的流浪汉，拾荒者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被送进去了。
这种社会性的参与送治相当可怕。借口往往就是“疑似精神病”。把一个有碍“治安”，有碍“观瞻”的人强制先送进精神病院观察，甚至强制治疗。然后再确定他有没有精神病。黄雪涛认为，“最可怕的是据说精神病院有一个为期三个月的观察期，想一想，管你有没有病，先关起来三个月观察。没有任何程序，也剥夺了当事人寻求法律救助的机会，这样，一个人如果被以疑似病人的名义送进精神病院，他就几乎没有逃生之路了。”
精神病人的权益被制度性的否定
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究竟是中国的制度还是社会问题。黄律师认为这跟中国的经济状况、文化、以及整个中国的精神病医疗运作有很多关系。第一，中国的精神病污名化特别严重。病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家庭也不愿公开家庭成员有病。自愿求诊率非常低。导致整个精神病治疗基本上依赖非自愿送治。加之中国的精神病治疗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精神病的医疗服务基本上并没有提供给那些真正需要治疗的人。第二个原因是精神病行业公共投资严重不足，导致这一行业商业化。谁出钱，就给谁提供服务。结果，精神病的服务是为了保护主流社会的安全，而不是为了病人的权益，精神病人的权益被制度性的否定。
没有法律监督的“机构化”非常危险
黄雪涛认为中国的精神病问题正在往“机构化”，而且是没有法律监督的机构化路线往下走。没有监督的机构化，把所有的“精神病”都往精神病院赶，把程序性门槛全拆掉，这个方向是非常危险的。没有司法监督的机构化，那这个机构就成了一个控制人身自由的场所。既然这么多人都有心理和精神的问题，那这个机构就会对中国公民的权利构成严重的威胁。
“情况紧急，何去何从，就要看未来的精神卫生立法会不会引入法制的概念。这取决于中国政府有没有决心在精神病领域里面设置司法监督程序，这个司法配置是需要投资的，政府的财政有没有决心投入到这一领域，这是非常关键的”。
作者 安德烈
中国媒体最近公布全中国有一亿多精神病患者的数字后，引起相当的震惊。而且，更令人震惊的是不少人被以“疑似精神病人”的名义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观察治疗。除了警方，街道办、单位，甚至家庭成员，亲友也参与了强行送治。因此，这已不单单是一个医疗服务的问题，而且涉及社会制度、司法和公民权利。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精神病维权律师黄雪涛女士。黄雪涛认为：首先要正确认识精神病患现象，去除污名化。很多人在一生中也都可能碰到这一问题，不要“谈虎色变”；其次，中国目前普遍采取的非自愿送治手段是不人道的，是一种对公民人权的剥夺，维护精神病人的权益就是维护我们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
“四个人中可能就有一个”
黄雪涛认为精神病患现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人的一生中，精神病可能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精神病说到底其实也就是一个精神和心理的健康问题。它的种类有几百种，并非人们所想象的一提到精神病就是精神错乱，完全丧失理智的才叫精神病。英国有一个为精神病去污名化的运动提出了一个口号：“四个里面就有一个”。就是每四个正常人中就可能有一个人患有精神病。所以我们不能歧视精神病。
对精神病患的歧视和不了解不但来自普通民众，北京大学一个名叫孙东东的教授居然就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访者全都是精神病。黄雪涛说，没有任何一份有价值的调查报告能支持孙东东的这样一种说法。
她认为中国的精神病问题有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大量的精神病没有被社会重视，没有获得救治，没有获得适当的照顾。这里涉及的是医学服务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
非自愿治疗成为威胁公民人身自由的一个制度性缺陷
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二个问题，就是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有得到一个法律框架的确认。只要一个人被认为有精神病，并且本人拒绝治疗，他的自主权就可以完全被剥夺。这种对精神病人的制度性歧视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滥用非自愿治疗。非自愿治疗就成为威胁所有公民人身自由的一个制度性缺陷。黄律师本人就是在意识到这一制度性缺陷的可怕后，深感需要有人去长期的、专业性的去关注这个问题，希望最终能够改变制度性歧视现象。这也就是她本人全身投入的重要原因。
黄律师继续例举孙东东的例子来说明这一歧视现象的可怕和流行。孙东东一方面提出大量的但不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些人群其实都是精神病，另一方面，他据此认为把这样大量的人群送进精神病院都是合适的。孙教授的这种想法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就这样运行了，这是最可怕的。“我们不能同意孙教授的观点，我们不同意把同我们差不多的人，也就是不同意把我们自己强迫送进精神病院”。
其实，黄雪涛在这里谈的是人的权利、尊严和自由的问题。诚然，精神病是一个如此普遍的不健康的心理现象，但一旦被认为有心理精神问题就丧失了自主权，就可以轻易丧失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的话，那这个社会就很恐怖。因此，黄律师认为，保护精神病人的权利也是对中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
疑似精神病和意见人士被送入精神病院的问题
从网上的批评来看，在中国，所谓“被精神病”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些包括敢于批评时政的政治意见人士有时也以精神病的名义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治疗”。关于这点，黄雪涛并没有多说。她只是表示，“中国公安在处理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时候，如果他们怀疑肇事者有精神病的话，按照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警方有权力决定把肇事者送进精神病院”。警方怀疑你有精神病，你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一做法显然是民主国家不可能存在的现象。
黄雪涛表示自己关注的更多的一类是没有“肇事肇祸”的公民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况，她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民事收治”。比如对上访人员的送治。还有不少的情况就是单位、家人、街道办、亲人之间的送治非常普遍。比如网上就有过一个千万富翁的妻子把自己的丈夫送进精神病院的报道。有些人，甚至连警方认定的“肇事肇祸”都 谈不上，或者因为给家人带来很多麻烦，或者衣衫褴褛，影响市容，或者引起大家的厌恶感。很多的流浪汉，拾荒者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被送进去了。
这种社会性的参与送治相当可怕。借口往往就是“疑似精神病”。把一个有碍“治安”，有碍“观瞻”的人强制先送进精神病院观察，甚至强制治疗。然后再确定他有没有精神病。黄雪涛认为，“最可怕的是据说精神病院有一个为期三个月的观察期，想一想，管你有没有病，先关起来三个月观察。没有任何程序，也剥夺了当事人寻求法律救助的机会，这样，一个人如果被以疑似病人的名义送进精神病院，他就几乎没有逃生之路了。”
精神病人的权益被制度性的否定
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究竟是中国的制度还是社会问题。黄律师认为这跟中国的经济状况、文化、以及整个中国的精神病医疗运作有很多关系。第一，中国的精神病污名化特别严重。病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家庭也不愿公开家庭成员有病。自愿求诊率非常低。导致整个精神病治疗基本上依赖非自愿送治。加之中国的精神病治疗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精神病的医疗服务基本上并没有提供给那些真正需要治疗的人。第二个原因是精神病行业公共投资严重不足，导致这一行业商业化。谁出钱，就给谁提供服务。结果，精神病的服务是为了保护主流社会的安全，而不是为了病人的权益，精神病人的权益被制度性的否定。
没有法律监督的“机构化”非常危险
黄雪涛认为中国的精神病问题正在往“机构化”，而且是没有法律监督的机构化路线往下走。没有监督的机构化，把所有的“精神病”都往精神病院赶，把程序性门槛全拆掉，这个方向是非常危险的。没有司法监督的机构化，那这个机构就成了一个控制人身自由的场所。既然这么多人都有心理和精神的问题，那这个机构就会对中国公民的权利构成严重的威胁。
“情况紧急，何去何从，就要看未来的精神卫生立法会不会引入法制的概念。这取决于中国政府有没有决心在精神病领域里面设置司法监督程序，这个司法配置是需要投资的，政府的财政有没有决心投入到这一领域，这是非常关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