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时代》杂志 之 孔子思想中的自由与专制
孔子思想中的自由与专制
文\刘军宁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数一数二的思想文化人物，也是自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争议的思想文化人物。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就是中国的国粹。国学是国粹之学。而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孔子。可以说，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招牌，孔子思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资产。持相反观点的人士则认为，孔子是中国两千多年专制政治的精神教父，是中国停滞落后的根源；孔子与儒家思想，使中国背上了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要对中国的内衰外辱负责。不论持哪一种观点，双方都有大量的证据。尊孔与反孔成了近现代中国最经久不衰的辩题。
孔子与儒家的宇宙图景：与犹太教的对照
以孔子与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宇宙秩序图景中也没有先知的位置。帝王是天子，是神在人间的直接的和唯一的代表，无需先知之类的中介。作为天子，帝王在上天之下，万民之上，既是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又是精神生活中的“伟大导师”。但是，另一方面，以孔子为代表，又承认人有先知与后知之分。孔子和儒家传统把人分成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以及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并提出先觉有“觉”后觉的任务。所以，如果细细开发，中国传统中也可以挖掘出幼稚的先知观念。
犹太教认为，既然有上帝，既然上帝有意图，就必须有使者，先知就是这样的使者。如果展开来看，我们会发现，先知是基于超验而存在的。换句话说，只要承认有超验，不论是人格化的如上帝，还是非人格化的如天道，就需要有先知。说的再通俗一些，只要承认有天意、天道、天理、天机，承认人对此的认识有先后，就会有先知。承认超验是先知存在的前提。广义地说，先知是由于自己的努力或机缘先行知晓天意、天道、天理、天机，而且致力于传播的人；是信仰超验价值，宣传超验价值，捍卫超验价值的人。以此为天职的都是先知。无怪乎，陈寅恪说，“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实际上，陈寅恪晚年的关怀更接近犹太教中先知的关怀。先知关天意，帝师妒道真！
从更高的层面看，在犹太教的宇宙秩序图景中，（除宫廷先知之外的真）先知占据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这样的先知在上帝之下帝王之上，是上帝与帝王之间的中介。易而言之，在犹太教的政治秩序中，有一类凡人高于帝王，这些人就是先知。在儒家的宇宙秩序图景中，没有任何凡人高于帝王，也没有人与之平行，包括帝师在内的所有臣民都在帝王之下。这样，人间就不再有人可以对帝王堂堂正正地发话了。所以，由于先知传统的缺失，由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宇宙秩序中没有给先知留下一席之地，秦政持续数千年也就不足为怪了。唯有修改这一主流宇宙途径，唯有给先知的存在留下充分的空间，天道才能回还，公义才能实现。
一个文明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该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宇宙图景决定的。如果该图景有残缺，那么该文明就是有残缺的。如果残缺是致命的，那么该残缺对文明的影响也是致命的。与先知和帝师分别相关的宇宙图景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角。
孔子在儒家的宇宙秩序中的地位
孔子思想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张力与孔子的多重身份是分不开的。我认为，孔子的主要身份有三种。它们分别是：先知、君子、帝师。
为什么说孔子是先知？因为孔子先于他人知道人与人之间共同生活的根本道德准则并告知于众。先知出于使命（天命）传达来自上天的道德戒律，并警告人们藐视上天所规定的道德秩序的严重后果。孔子意识到，天不说话（“天何言哉？”），故需要有承担天命的先知来替天说话。对天意先知先觉的人具有觉后知、觉后觉的人的使命。这正是孔子一辈子的工作。
先知与常人的不同，是在于先知在宇宙秩序中占有特定的位置。普通的人只是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为什么说先知在宇宙中有位置，而普通人只是在社会中有位置？因为先知站在天与恺撒（借以指代世俗的最高统治者）及万民之间，传达来自天的道德律令。因此，先知是肩负天命的人，要向统治者和万民说出道德真理，去宣昭上天所颁布的作为真理的道德律令，向统治者发出警告，预言违抗天命的后果。所以，孔子不仅致力于对学生言说，而且非常渴望对君王言说，用智慧的哲言说出不说话的天的意图，自己期待、接受来自天道的使命。孔子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知天命（五十岁才知天命），得天道（朝闻道，夕死可也），自己能不能被天理解、选中（知我者其天乎?）。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先知，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他是否说出了重大的道德真理。这样的真理一旦落实，就会彻底改变且改善人类的生活状况，使人更像人一样活着。而我认为孔子说出了这样的道德真理，并得到后人的认可。在我看来，孔子说出的最重要的道德真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两条道德准则，是构成人与人之间伙伴关系的格局的根本准则。按照这个道德准则构建的社会必然是自由的、平等的、基于自愿同意而非强制的伙伴关系的社会。所有的自由社会都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兄弟般伙伴关系的、不把己欲强加给他人的文明社会。
《圣经》中在正面的方式提出了构建人类社会秩序的道德黄金律：“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马太福音7章12节）并指出这是上帝通过先知传达给人类的道德立法。孔子虽然没有机会读过圣经，却以消极的语气说出了相同的道德律，并传达给世人，要他的弟子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道德律法在人间传布。比照圣经，他做就是先知的事情。 （2）孔子对自己的先知的身份，只有一些朦胧的感受，没有充分的自觉。狄百瑞教授在《儒家的困境》中认为孔子是“未公开的先知”（undeclared prophet），这是很有道理的。（3）
所以，当孔子说出这个天启般的道德真理时，他就证明了自己是先知。[6]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孔子对他所说出的这两条道德原则，强调的程度是不够的。甚至其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还是通过他的弟子子夏之口说出来的。他所传达的这两条道德真理至今也未能在中国带来伙伴关系型的社会制度秩序。在中国人，无人不承认，孔子的思想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政治传统影响是最大的。但是，这一巨大的影响却与上述道德真理无缘。
鉴于孔子对自己先知身份的自觉程度和其所说出的道德真理的落实程度，可以断定，孔子只是朦胧的先知，不是自觉的先知。他渴望被赋以天命，天也这么做了，但是他最终未能明确地分辨上天的意图。孔子最终未能成为自觉的、高度自我实现的先知，与他的另外两种身份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君子与帝师。
为什么说孔子是君子？如果说孔子的身份是君子，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在中国，君子的概念基本上是孔子一手建立起来的。君子是指有高度文化修养的、高尚的人，是孔子最认可的社会角色与身份。与仅仅是一位朦胧的先知相比，孔子更是一个自觉的君子，并时时以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弟子。孔子还提炼了君子所应具备的许多美德，并被后来一代代想做君子的人所欣赏，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
孔子把君子身份变得很迷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把君子与学问联系起来。真正的君子有大学问，往往是硕学鸿儒。君子对弟子的讲习，可以传达天意。无天意可以传达的时候，就给弟子授业解惑，教他们习文习艺。但是讲习本身无法培养先知。君子的博学一方面实现了君子与学问的结合，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君子与先知的距离。先知是传道的，不是学术的，不以学术为志业。学术越多，也可能意味着成为先知越难。因为先知要得的是道，不是术。如同拜克所指出的：先知的思想由心而发，他们提出的思想既不是一种哲学也不是一种神学，他们既不沉迷于敏锐的论辩，也不沉迷于学术上的构造。他们并不乞求对经验的最高原则刨根问底。总起来说，他们与思辨无缘。他们也不研究思想的问题，故而也不从假设或前提开始思索。迫使他们去思想的是一种强烈的道德追求—他们为一种不可抗拒的真理所镇服。借助此种方式，他们就达到了他们的简明性。他们不是称作为个体去言说，毋宁说他们是某种更高、更原初的力量的传声筒，他们代其言说。（4）
先知是上天挑选的，而君子多半是后天修炼而成的。先知都是以个体来活动的，不指导学生，因为先知不是教出来的。从这种角度看，老子是更彻底的先知，他没有学生，而且投身荒野。圣经上的先知也是在荒野，而不是在庙堂。倒是博学的君子常常弟子成群。君子有学问，讲礼数，所以也很容易被君王看重，并被招去为君王服务。所以，君子也容易成为、甚至很向往成为帝师。
为什么说孔子是帝师？帝师是老师的最高等级。而孔子又被视为不可超越的帝师，被帝王们争相奉为至圣先师，甚至被封为百代帝师。在孔子的三个身份中，最受重视的、最令人羡慕的就是他身后的帝师身份，以至于帝师，而不是先知与君子，成为一代代中国文人的梦想。
先知与帝师的本质，都是提供关于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生活的道德律令的忠告。但是意图截然相反，一个是要建立伙伴格局，一个是要建立君臣格局。帝师往往是民族文化的本位主义者。先知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天下主义者。不管是否有人听，他的目标听众是天下人。他要挑战的整个国家，从帝王、帝师到百姓。几乎没有帝师敢于挑战帝王，而先知则必须有勇气挑战整个国家，如果有必要的，甚至挑战天下。
孔子是个自觉的君子，自愿的帝师，不自觉的先知。
孔子思想中的自由与专制
自由与专制不是衡量思想的唯一尺度，也不是衡量政治思想的唯一尺度，却是衡量政治思想的根本尺度。一切政治思想最终都要以与自由和专制的相关性来衡量：它是增加了社会中的自由，还是减少了社会中的自由；是强化了专制，还是弱化了专制？
孔子思想中的自由与专制的因素都是显而易见、昭然若揭的。如果用一块硬币来形容孔子的思想，其一面是自由，另一面专制。这也是孔子的思想长期聚讼纷纭、难以定性的原因。
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孔子思想最可贵的自由因素，就是他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他说出了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伙伴这一超验的道德真理，把它转化为道德律法，人人变得和睦共处、而不是暴力相向。依据此道德原则形成的社会政治秩序一定是伙伴关系型的社会秩序。伙伴关系的特点是：自由、平等、自愿。伙伴关系的基本理念是：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同时也必须尊重别人拥有同样的权利。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应当基于自愿。在这样的伙伴关系中，任何单边强加的规则和义务的做法都不具有正当性。在伙伴关系型的社会秩序下，政府的存在应该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保护公民免受来自政府和他人的强制。公民之间的伙伴关系要求政府的建立必须在公民的自愿同意的基础之上。
自由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的主宰都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你不愿自己受到恶待，就不要恶待别人。因此，主张伙伴关系的孔子是自由主义的孔子。一些讨厌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人可能会说，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依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格局大前提下的道德原则。这种看法也许有道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妨把这个原则从君臣父子的格局中分离出来，把它变成独立的、普世的、绝对高于君臣格局的道德原则。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不喜欢被专政，就不要对别人专政；自己不喜欢被压迫，就不要压迫别人；自己不想被限制自由，就不要限制别人的自由；自己不喜欢被强行代表，就不要强行代表别人。
孔子思想中最有害的成分，就是他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君臣有统治乃至强制所有臣民的天然权力。在按照三纲五常的君臣关系所构建的政治秩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强制与被强制、支配与被支配、服从与被服从的统治关系。臣民有服从君王的天赋义务，君王有强制臣民的天赋权力。孔子在君臣关系的“最大贡献”是第一个把狐狸正式加冕为鸡民世界之王的人，并从此确立了狐狸与鸡民之间的君臣关系。在确保狐狸一统江山之后，再去强调鸡民要有鸡的样子，鸡民要尽鸡民的责任与义务，狐狸要有个狐狸君王的样子，要尽职尽责，爱鸡如子。孟子甚至赋予了鸡民反抗狐狸的革命权，这已经改变不了鸡民的命运了。后世的儒家干脆要求鸡民无条件绝对服从狐狸君王，要他们绝对忠于、侍奉、献身于狐狸君王。这也是为什么被加冕者如此抬高孔子的原因之一。
当然，想加冕豺狼为君主的法家也大骂孔子，骂他立假仁假义的狐狸为王。在这一点上，历史还要感谢孔子和儒家，狼的胃口毕竟比狐狸大多了。法家主张狼比狐狸的能力更强，效率更高，而且建议狼对鸡民要从重从狠，行豺狼之政，实行全面专政。跟主张立狼为君的法家相比，孔子和儒家的确要温和许多，但是不变的是，狼和狐狸都是以吃鸡民为专业的食肉动物。所以，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不以鸡民为食的君王，不管他们是狐狸还是豺狼。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立狐为王还是立狼为王，也不是要求狐狸与豺狼严于律己、文雅吃鸡，而是在于从根本上解除鸡民与狐狸豺狼之间的君臣关系，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伙伴关系。
中国的不幸是：孔子作为先知的自由思想被淡化遗忘；孔子作为帝师的专制思想被强化放大！简而言之，迄今为止，先知的孔子被遗忘，君子的孔子被欣赏，帝师的孔子被放大！
在当今，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功用，就是被用来抵抗与阻挡来自所谓西方的普世价值及其相应的政治体制。但是，这样的抵抗与阻挡是不会有效果的。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观，与先知摩西的十诫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黄金律在根本上是相通的，根本不构成对抗。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与西方人所说的基于兄弟情义的博爱（fraternity, brotherhood）如出一辙。而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伙伴关系正是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道德基石。孔子思想中与普世价值冲突是其关于君臣格局的道德主张。问题是，若用孔子思想中的专制成分来对抗基于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这是一个在道德上充满自信的、旗鼓相当的对抗吗？
归结起来，对孔子，我既接纳又拒绝。我接纳作为先知的孔子，拒绝作为帝师的孔子；接纳主张自由的伙伴关系的孔子，拒绝主张专制的君臣关系的孔子。当然，我也十分欣赏作为君子的孔子。在当今的中国，孔子所开创的三纲中的两纲已经被完全打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基本上从以往的基于权力支配的关系走向法律上平等的伙伴关系。只有君臣之纲的转型未有实质性进展，专政依然是写在宪法里的国体。孔孟之道是君臣的专制之道，还是自由平等的伙伴之道？这是今天必须做出的一个选择。终结数千年的专制君臣关系，开启自由的伙伴关系才是中国文明未来的命运所系！为此，中国必须要拒绝作为帝师的孔子，找回作为先知的孔子！我希望，在未来，帝师的孔子被遗忘，君子的孔子被欣赏，先知的孔子被弘扬！
注释
(1)刘军宁：“开放的传统”，《原道》，陈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圣经》与《论语》中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人类社会生活与道德秩序的黄金律，也已经被充分注意到。见Vincent Ostrom, The Meaning of Democracy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Democracies: A Response to Tocqueville’s Challenge, p.18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1997.
(3) 狄百瑞：《儒家的困境》，第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除狄百瑞称孔子为先知外，视孔子为先知的还有刘殿爵、秦家懿。见《儒家的困境》，第12页。
(4) 先知不同于哲学家之类的学者。学者是从研究中得出结论。而根据迈蒙尼德的看法：“真正的先知能从单凭人类理性无法推知结论的前提中得出结论；他们因此能说出常人无法仅凭知识和一般想象所能
文\刘军宁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数一数二的思想文化人物，也是自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争议的思想文化人物。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就是中国的国粹。国学是国粹之学。而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孔子。可以说，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招牌，孔子思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资产。持相反观点的人士则认为，孔子是中国两千多年专制政治的精神教父，是中国停滞落后的根源；孔子与儒家思想，使中国背上了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要对中国的内衰外辱负责。不论持哪一种观点，双方都有大量的证据。尊孔与反孔成了近现代中国最经久不衰的辩题。
孔子与儒家的宇宙图景：与犹太教的对照
以孔子与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宇宙秩序图景中也没有先知的位置。帝王是天子，是神在人间的直接的和唯一的代表，无需先知之类的中介。作为天子，帝王在上天之下，万民之上，既是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又是精神生活中的“伟大导师”。但是，另一方面，以孔子为代表，又承认人有先知与后知之分。孔子和儒家传统把人分成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以及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并提出先觉有“觉”后觉的任务。所以，如果细细开发，中国传统中也可以挖掘出幼稚的先知观念。
犹太教认为，既然有上帝，既然上帝有意图，就必须有使者，先知就是这样的使者。如果展开来看，我们会发现，先知是基于超验而存在的。换句话说，只要承认有超验，不论是人格化的如上帝，还是非人格化的如天道，就需要有先知。说的再通俗一些，只要承认有天意、天道、天理、天机，承认人对此的认识有先后，就会有先知。承认超验是先知存在的前提。广义地说，先知是由于自己的努力或机缘先行知晓天意、天道、天理、天机，而且致力于传播的人；是信仰超验价值，宣传超验价值，捍卫超验价值的人。以此为天职的都是先知。无怪乎，陈寅恪说，“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实际上，陈寅恪晚年的关怀更接近犹太教中先知的关怀。先知关天意，帝师妒道真！
从更高的层面看，在犹太教的宇宙秩序图景中，（除宫廷先知之外的真）先知占据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这样的先知在上帝之下帝王之上，是上帝与帝王之间的中介。易而言之，在犹太教的政治秩序中，有一类凡人高于帝王，这些人就是先知。在儒家的宇宙秩序图景中，没有任何凡人高于帝王，也没有人与之平行，包括帝师在内的所有臣民都在帝王之下。这样，人间就不再有人可以对帝王堂堂正正地发话了。所以，由于先知传统的缺失，由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宇宙秩序中没有给先知留下一席之地，秦政持续数千年也就不足为怪了。唯有修改这一主流宇宙途径，唯有给先知的存在留下充分的空间，天道才能回还，公义才能实现。
一个文明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该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宇宙图景决定的。如果该图景有残缺，那么该文明就是有残缺的。如果残缺是致命的，那么该残缺对文明的影响也是致命的。与先知和帝师分别相关的宇宙图景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角。
孔子在儒家的宇宙秩序中的地位
孔子思想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张力与孔子的多重身份是分不开的。我认为，孔子的主要身份有三种。它们分别是：先知、君子、帝师。
为什么说孔子是先知？因为孔子先于他人知道人与人之间共同生活的根本道德准则并告知于众。先知出于使命（天命）传达来自上天的道德戒律，并警告人们藐视上天所规定的道德秩序的严重后果。孔子意识到，天不说话（“天何言哉？”），故需要有承担天命的先知来替天说话。对天意先知先觉的人具有觉后知、觉后觉的人的使命。这正是孔子一辈子的工作。
先知与常人的不同，是在于先知在宇宙秩序中占有特定的位置。普通的人只是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为什么说先知在宇宙中有位置，而普通人只是在社会中有位置？因为先知站在天与恺撒（借以指代世俗的最高统治者）及万民之间，传达来自天的道德律令。因此，先知是肩负天命的人，要向统治者和万民说出道德真理，去宣昭上天所颁布的作为真理的道德律令，向统治者发出警告，预言违抗天命的后果。所以，孔子不仅致力于对学生言说，而且非常渴望对君王言说，用智慧的哲言说出不说话的天的意图，自己期待、接受来自天道的使命。孔子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知天命（五十岁才知天命），得天道（朝闻道，夕死可也），自己能不能被天理解、选中（知我者其天乎?）。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先知，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他是否说出了重大的道德真理。这样的真理一旦落实，就会彻底改变且改善人类的生活状况，使人更像人一样活着。而我认为孔子说出了这样的道德真理，并得到后人的认可。在我看来，孔子说出的最重要的道德真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两条道德准则，是构成人与人之间伙伴关系的格局的根本准则。按照这个道德准则构建的社会必然是自由的、平等的、基于自愿同意而非强制的伙伴关系的社会。所有的自由社会都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兄弟般伙伴关系的、不把己欲强加给他人的文明社会。
《圣经》中在正面的方式提出了构建人类社会秩序的道德黄金律：“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马太福音7章12节）并指出这是上帝通过先知传达给人类的道德立法。孔子虽然没有机会读过圣经，却以消极的语气说出了相同的道德律，并传达给世人，要他的弟子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道德律法在人间传布。比照圣经，他做就是先知的事情。 （2）孔子对自己的先知的身份，只有一些朦胧的感受，没有充分的自觉。狄百瑞教授在《儒家的困境》中认为孔子是“未公开的先知”（undeclared prophet），这是很有道理的。（3）
所以，当孔子说出这个天启般的道德真理时，他就证明了自己是先知。[6]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孔子对他所说出的这两条道德原则，强调的程度是不够的。甚至其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还是通过他的弟子子夏之口说出来的。他所传达的这两条道德真理至今也未能在中国带来伙伴关系型的社会制度秩序。在中国人，无人不承认，孔子的思想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政治传统影响是最大的。但是，这一巨大的影响却与上述道德真理无缘。
鉴于孔子对自己先知身份的自觉程度和其所说出的道德真理的落实程度，可以断定，孔子只是朦胧的先知，不是自觉的先知。他渴望被赋以天命，天也这么做了，但是他最终未能明确地分辨上天的意图。孔子最终未能成为自觉的、高度自我实现的先知，与他的另外两种身份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君子与帝师。
为什么说孔子是君子？如果说孔子的身份是君子，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在中国，君子的概念基本上是孔子一手建立起来的。君子是指有高度文化修养的、高尚的人，是孔子最认可的社会角色与身份。与仅仅是一位朦胧的先知相比，孔子更是一个自觉的君子，并时时以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弟子。孔子还提炼了君子所应具备的许多美德，并被后来一代代想做君子的人所欣赏，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
孔子把君子身份变得很迷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把君子与学问联系起来。真正的君子有大学问，往往是硕学鸿儒。君子对弟子的讲习，可以传达天意。无天意可以传达的时候，就给弟子授业解惑，教他们习文习艺。但是讲习本身无法培养先知。君子的博学一方面实现了君子与学问的结合，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君子与先知的距离。先知是传道的，不是学术的，不以学术为志业。学术越多，也可能意味着成为先知越难。因为先知要得的是道，不是术。如同拜克所指出的：先知的思想由心而发，他们提出的思想既不是一种哲学也不是一种神学，他们既不沉迷于敏锐的论辩，也不沉迷于学术上的构造。他们并不乞求对经验的最高原则刨根问底。总起来说，他们与思辨无缘。他们也不研究思想的问题，故而也不从假设或前提开始思索。迫使他们去思想的是一种强烈的道德追求—他们为一种不可抗拒的真理所镇服。借助此种方式，他们就达到了他们的简明性。他们不是称作为个体去言说，毋宁说他们是某种更高、更原初的力量的传声筒，他们代其言说。（4）
先知是上天挑选的，而君子多半是后天修炼而成的。先知都是以个体来活动的，不指导学生，因为先知不是教出来的。从这种角度看，老子是更彻底的先知，他没有学生，而且投身荒野。圣经上的先知也是在荒野，而不是在庙堂。倒是博学的君子常常弟子成群。君子有学问，讲礼数，所以也很容易被君王看重，并被招去为君王服务。所以，君子也容易成为、甚至很向往成为帝师。
为什么说孔子是帝师？帝师是老师的最高等级。而孔子又被视为不可超越的帝师，被帝王们争相奉为至圣先师，甚至被封为百代帝师。在孔子的三个身份中，最受重视的、最令人羡慕的就是他身后的帝师身份，以至于帝师，而不是先知与君子，成为一代代中国文人的梦想。
先知与帝师的本质，都是提供关于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生活的道德律令的忠告。但是意图截然相反，一个是要建立伙伴格局，一个是要建立君臣格局。帝师往往是民族文化的本位主义者。先知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天下主义者。不管是否有人听，他的目标听众是天下人。他要挑战的整个国家，从帝王、帝师到百姓。几乎没有帝师敢于挑战帝王，而先知则必须有勇气挑战整个国家，如果有必要的，甚至挑战天下。
孔子是个自觉的君子，自愿的帝师，不自觉的先知。
孔子思想中的自由与专制
自由与专制不是衡量思想的唯一尺度，也不是衡量政治思想的唯一尺度，却是衡量政治思想的根本尺度。一切政治思想最终都要以与自由和专制的相关性来衡量：它是增加了社会中的自由，还是减少了社会中的自由；是强化了专制，还是弱化了专制？
孔子思想中的自由与专制的因素都是显而易见、昭然若揭的。如果用一块硬币来形容孔子的思想，其一面是自由，另一面专制。这也是孔子的思想长期聚讼纷纭、难以定性的原因。
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孔子思想最可贵的自由因素，就是他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他说出了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伙伴这一超验的道德真理，把它转化为道德律法，人人变得和睦共处、而不是暴力相向。依据此道德原则形成的社会政治秩序一定是伙伴关系型的社会秩序。伙伴关系的特点是：自由、平等、自愿。伙伴关系的基本理念是：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同时也必须尊重别人拥有同样的权利。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应当基于自愿。在这样的伙伴关系中，任何单边强加的规则和义务的做法都不具有正当性。在伙伴关系型的社会秩序下，政府的存在应该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保护公民免受来自政府和他人的强制。公民之间的伙伴关系要求政府的建立必须在公民的自愿同意的基础之上。
自由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的主宰都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你不愿自己受到恶待，就不要恶待别人。因此，主张伙伴关系的孔子是自由主义的孔子。一些讨厌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人可能会说，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依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格局大前提下的道德原则。这种看法也许有道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妨把这个原则从君臣父子的格局中分离出来，把它变成独立的、普世的、绝对高于君臣格局的道德原则。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不喜欢被专政，就不要对别人专政；自己不喜欢被压迫，就不要压迫别人；自己不想被限制自由，就不要限制别人的自由；自己不喜欢被强行代表，就不要强行代表别人。
孔子思想中最有害的成分，就是他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君臣有统治乃至强制所有臣民的天然权力。在按照三纲五常的君臣关系所构建的政治秩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强制与被强制、支配与被支配、服从与被服从的统治关系。臣民有服从君王的天赋义务，君王有强制臣民的天赋权力。孔子在君臣关系的“最大贡献”是第一个把狐狸正式加冕为鸡民世界之王的人，并从此确立了狐狸与鸡民之间的君臣关系。在确保狐狸一统江山之后，再去强调鸡民要有鸡的样子，鸡民要尽鸡民的责任与义务，狐狸要有个狐狸君王的样子，要尽职尽责，爱鸡如子。孟子甚至赋予了鸡民反抗狐狸的革命权，这已经改变不了鸡民的命运了。后世的儒家干脆要求鸡民无条件绝对服从狐狸君王，要他们绝对忠于、侍奉、献身于狐狸君王。这也是为什么被加冕者如此抬高孔子的原因之一。
当然，想加冕豺狼为君主的法家也大骂孔子，骂他立假仁假义的狐狸为王。在这一点上，历史还要感谢孔子和儒家，狼的胃口毕竟比狐狸大多了。法家主张狼比狐狸的能力更强，效率更高，而且建议狼对鸡民要从重从狠，行豺狼之政，实行全面专政。跟主张立狼为君的法家相比，孔子和儒家的确要温和许多，但是不变的是，狼和狐狸都是以吃鸡民为专业的食肉动物。所以，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不以鸡民为食的君王，不管他们是狐狸还是豺狼。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立狐为王还是立狼为王，也不是要求狐狸与豺狼严于律己、文雅吃鸡，而是在于从根本上解除鸡民与狐狸豺狼之间的君臣关系，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伙伴关系。
中国的不幸是：孔子作为先知的自由思想被淡化遗忘；孔子作为帝师的专制思想被强化放大！简而言之，迄今为止，先知的孔子被遗忘，君子的孔子被欣赏，帝师的孔子被放大！
在当今，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功用，就是被用来抵抗与阻挡来自所谓西方的普世价值及其相应的政治体制。但是，这样的抵抗与阻挡是不会有效果的。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观，与先知摩西的十诫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黄金律在根本上是相通的，根本不构成对抗。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与西方人所说的基于兄弟情义的博爱（fraternity, brotherhood）如出一辙。而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伙伴关系正是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道德基石。孔子思想中与普世价值冲突是其关于君臣格局的道德主张。问题是，若用孔子思想中的专制成分来对抗基于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这是一个在道德上充满自信的、旗鼓相当的对抗吗？
归结起来，对孔子，我既接纳又拒绝。我接纳作为先知的孔子，拒绝作为帝师的孔子；接纳主张自由的伙伴关系的孔子，拒绝主张专制的君臣关系的孔子。当然，我也十分欣赏作为君子的孔子。在当今的中国，孔子所开创的三纲中的两纲已经被完全打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基本上从以往的基于权力支配的关系走向法律上平等的伙伴关系。只有君臣之纲的转型未有实质性进展，专政依然是写在宪法里的国体。孔孟之道是君臣的专制之道，还是自由平等的伙伴之道？这是今天必须做出的一个选择。终结数千年的专制君臣关系，开启自由的伙伴关系才是中国文明未来的命运所系！为此，中国必须要拒绝作为帝师的孔子，找回作为先知的孔子！我希望，在未来，帝师的孔子被遗忘，君子的孔子被欣赏，先知的孔子被弘扬！
注释
(1)刘军宁：“开放的传统”，《原道》，陈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圣经》与《论语》中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人类社会生活与道德秩序的黄金律，也已经被充分注意到。见Vincent Ostrom, The Meaning of Democracy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Democracies: A Response to Tocqueville’s Challenge, p.18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1997.
(3) 狄百瑞：《儒家的困境》，第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除狄百瑞称孔子为先知外，视孔子为先知的还有刘殿爵、秦家懿。见《儒家的困境》，第12页。
(4) 先知不同于哲学家之类的学者。学者是从研究中得出结论。而根据迈蒙尼德的看法：“真正的先知能从单凭人类理性无法推知结论的前提中得出结论；他们因此能说出常人无法仅凭知识和一般想象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