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来了。他在香港作家联会举办的讲座上讲了四个小故事。与会的文化人受到极深的感染，原来闹哄哄的会场，全都静下来。白桦讲完，先是一阵沉默，继是热烈的掌声。

　四个故事之中，令我感到兴趣的是他解读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某生》，对文化人很具启发意义。《某生》的故事内容大致如下：

　一个县官在某县刚刚就职，为了消除寂寞、附庸风雅，他很想找一个文人交往。据当地人说，本县只有一位文人，但他非常潦倒，身无立锥之地，非法占住在凋敝的城门楼上，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但这位县官纡尊降贵，和他交了朋友。于是，他们就诗酒唱和、彻夜对弈。但是，这位朋友有不少毛病，就是不修边幅、出言不逊、直言犯上，县官毕竟是县官，经常感到难堪。最后县官终于想到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某生搬下城楼，入住县衙，委以小吏，而且让他经常包揽词讼、收受了不少红包。于是这位文人的毛病就好了。从此，在县官面前俯首帖耳，举止猥琐，开口县尊，闭口首长。最后，连县官都对他渐渐失去了兴趣，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文人了。

　白桦对以上故事，加以评点道：「这是一篇古代寓言，不是也很像今天的一篇报告文学吗？」换言之，现代版的「某生」，比比皆是。

　文化人一旦被恩宠，如后宫佳丽之被宠幸，飞上枝头变凤凰，但后宫佳丽一俟年老色衰，最终还是被弃之敝屣，被打入冷宫，枯度残年。文化人依附了权势，表面上可以狐假虎威，张牙舞爪，但是一见到主子时，腰板直不起来，失去独立性，到头来只能做一只插科打诨的哈巴狗。由一个独立文化人降格为哈巴狗，是文化人的自我矮化，在权势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只能做应声虫，自然受到社会的鄙视。一旦利用价值完了之后，主人便把他一脚踢开。

　可悲的是，眼下这个功利社会，削尖头脑往衙门钻的文化人大不乏人。这类文化人在极权社会往往做了御用文人或帮凶，他们时刻要揣摩主子意旨，或做吹奉迎拍的歌德派，或权充文化打手，对那些独立人格的文化人甩鞭子、扣帽子。在今天社会，这类人很多成了擦鞋仔或马屁精，丧失了人格。

　无疑的，文化人一旦依附了某种势力，便失去了独立性。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弗洛姆所说：「只要个人还没完全割断那条把他与别人联接在一起的脐带，他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弗洛姆在经典著作《逃避自由》，有一段话很值得现代文人思考的：「个人完全放弃了个人的自我，变成了一个机器人，他周围的其它人也是清一色的机器人，他们完全一体化了，因而不再感到孤独和忧虑。但是他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他丧失了他的自我。」

　弗洛姆在另一部经典著作《自由的人》还提到：「当代社会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个人主义，追求自我，而在于甚幺是真实的自我？现代文化的失败，不在于其个人主义的原则，也不在那种认为道德美德与自利追求归宗同一的观念，而在于自利意义的堕落；它不在于人们太过于关注他们的自我利益，而在于他们没有足够地关注他们真实自我的利益；不在于他们过于自私，而在于他们不爱他们自己。」

　不爱惜自己，随波逐流，形同失去独立人格的人，他们这样做，表面上是为一己利益，其实却付了出卖自我价值和尊严的惨重代价。弗洛姆上述对现代文化人的议论，与白桦所举《聊斋志异》的古代文化人「某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深思细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