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两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随笔，题曰《失魂的大学》。我所说的“失魂”，就是指大学本义、大学精神的质变，也就是腐败的意思。当时有人说我对大学教育的腐败估计得重了一些。现在看来，不是估计重了，而是远远没有说到事实已有的程度。一方面，中国的大学在“欣欣向荣”地大发展，另一方面我却亲眼看到、亲身感到大学那种高度的文化品格、那种求实创新的精神在萎缩，大学里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严重恶化！

最可怕的，是这腐败一旦与当下教育管理的某种权力机制相“契合”，便出现了价值系统的大混乱以至完全颠倒。从常识上看绝难容忍的事，在事实上却能畅行无阻。某些学术骗子、学术混子竟能走红，而真正献身教育、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却往往吃瘪。腐败之风不但叫你反不下去，而且它变着花样地进入了管理体制，不论在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的人如果认真咬住不放，他自己就有被请“出局”的危险，因为他会破坏腐败给一些人带来的“好处”。

前些年我还一直抱定一个信念：哪怕社会上每一个领域都浸染了腐败之风，大学校园还是会坚守住一块“最后的净土”的，总觉得官场与商场的那一套“游戏规则”难以推行到高等学府这片文明、良知与真理的领地。譬如在国民党统治下最腐败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以及官方色彩重一些的中央大学等，都始终作为腐败社会中的一股强大的“清流”而存在着，它们标志着一个民族之文明与良知的不可磨灭，标识着一个民族对真理、正义的追求，即使在十分艰难的时日也没有放弃。然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教育与学术腐败的大量事实，把我这个信念彻底粉碎了。清流难抵浊浪，净土已被污染。不久前问世的长篇小说《桃李》，写了一帮腐败透顶、将大学精神败坏殆尽的教授、博导、博士生、硕士生。作者似乎是把他们当做“当代英雄”来描绘的。其中一位法学院的邹教授，把自己手中的专业知识作为获取金钱和美女的资本，他既搞“教学”、做“学问”，又办公司、揽生意，完全是一个挂着“教授”、“博导”头衔的当代市侩，但他深得院方赏识，也颇受学生的崇敬。有人说，这是当代高级知识分子为了追求“快乐”原则而世俗化、市民化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之下必须面对、无可逃避的必然“转型”。显然，这是十足的胡说。这“转型”恰恰是腐败的代名词。知识分子如果要这样“转型”，那不过是以前极左专制路线下叫他们“改造”实即毁灭的另一种表现而已。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是：在西方比我们发达得多的市场经济之下，也有比我们发达得多的大学，但在他们那里，《桃李》式的“世俗化、市民化”的知识分子“当代英雄”并没有成为大学的主流，市侩教授无论在哪里都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大学的失魂并非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中国特有的教育管理体制破坏教育规律的结果。这一管理体制的根基正是建立在计划经济时代僵化的官僚作风与市场经济时代市侩式实用主义的结合上。

这样的管理体制，它既要坚持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控制教育的惯性，又要把教育当做“产业”推向市场，这就恰如“吃热的冰淇淋”，自相矛盾。掩盖“名”与“实”的矛盾的惟一办法，就是造假。因此，中国教育界与学术界的造假行为恐怕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鲁迅当年痛斥中国是一个“游戏国”，就是深切地感到了中国人造假的厉害。中国人造假是颇有文化根基的，譬如玩弄一个修辞上的小计谋，就能堂而皇之地掩盖事物的丑恶本质。记得一九九二年我访美时，美国同行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不少小学、初中都有高额收费，这是犯法的——违反了九年义务教育法，教育当局为什么不被起诉﹖”我回国后向有关方面汇报此事，一位领导竟然批评我没有把洋人的“攻击”顶回去。我说：“中学收费难道不是事实吗﹖”他却煞有介事地说：“那不叫‘收费’，那叫‘赞助’，赞助在各国都是提倡的嘛！”我去查问，果然，你不说“赞助”，人家就不收你的钱，小孩子就入不了学。明明是硬性规定的收费，是犯法的事，但名目一改，天下太平。这样的“逻辑”，这样的“修辞”，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不知掩盖了多少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