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人民币艺术家
苌苌=文 2006年7月12日
转自：[url]http://www.mindmeters.com/arshow.asp?id=2328
几个月前，看到央视《人物》节目做刘小东的访谈，刘小东现在是身价最高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这两年艺术拍卖市场火爆，收藏者把他以前的画拿出来，拍到很高的价，获得的利益跟他没什么直接关系，但却给了他别的东西。他说，被人们认可给了他很大信心。以前的他画得很封闭，不敢放弃，面面俱到，现在连背景都敢省略。又说，“金钱没什么不好，量化人的价值。不过量化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也挺可怕的，人们就像登上高速火车，我尽量不跟着这火车跑。”
这节目给我印象深刻，他的话正反映了一批这样艺术家的心态。和刘小东一样，张晓刚、曾梵志、刘野、岳敏君他们共同特点都是当代艺术领域做架上绘画的，都是拍卖市场上百万人民币级别的艺术家，令人惊叹的是他们的作品价格飒升的速度：今年春天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张晓刚1998年创作的“大家庭”系列《同志》的成交价是98万美元，创了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最高纪录，而他当年出手的价格是1万美元；曾梵志的一幅小画，97年以180美元的价格从他手里卖出去，在前不久的拍卖会上的成交价是132万元；刘野的《烟》拍卖会成交价近400万港币，收藏家从他手里买走的价格是2万美元；岳敏君95年左右的一幅作品成交价500万港币，而他出手时的价格更低……
这市场，让艺术家自己都晕了，一致的反映是“疯掉了”。有些担忧，但肯定也有些沾沾自喜。的确拍卖市场的价格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但会影响他们今后的画价。一般情况下，艺术家在一家画廊的身价以每年10％的幅度递增，这一来，10％肯定是不行了。刘野形容他在日本的画廊代理小山登美夫听说他的情况，第一反应是“吓坏了”。总之感觉有些复杂，随着随行入市的人的介入，收藏家反倒买不起作品了。可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画能被美术馆或者好的收藏家收藏，而不是在拍卖市场上转来转去。
市场不是一下火起来的，他们生活上的物质条件早在此之前就已经满足。 生活当然有所改变，令他们烦恼的不再是画卖得好不好，而是不堪骚扰。“接待之烦琐简直不可想象。想来看画的，拍卖行的人，房地产商……”曾梵志抱怨今年的工作时间比去年少了一倍，他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对付应接不暇的拜访者，刘野正打算把原来在798的画室搬到机场辅路边上的一个村庄，“不通公共汽车，打车也打不着，我觉得挺好。” 岳敏君住在深宅大院里，基本只接待他想接待的客人。
岳敏君当初在圆明园吃泡面的时候，根本想不到能达到今天这样的状态。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占了先机：“比我们聪明的人，有才气的人，意志坚定的人，都还在体制内呢。上班的上班，教书的教书⋯⋯”且慢后悔你怎么当初没去搞当代艺术，栗宪庭这样评价岳敏君的作品：“突出一种肤浅、幽默和百无聊赖的氛围，表达出当今空虚无聊的精神世界。”天赋是一种无法解释的东西，岳敏君说他的天赋也许是观察力。 “像王广义、张晓刚和方力均他们的成功都是必然的。”邱志杰说，“他们的天赋摆在那里，观察力和表达能力，还有做事情的决断力。或者还有些运气，比如方力均，当时有一批人和他画一样的画，但是他恰好被选中了，其他“小方力均”们只好转而去干别的。他们的成功出于各种机缘巧合，各种各样的条件加在一起，历史就会选择这样一些人在这个时代发财，这个时代出名，它是一定的。二流画家们没法理解，也没法领悟这一点。有些人本来不应该搞艺术，硬说服自己吃苦耐劳，自己折腾自己。其实艺术就是一个满足想象力的游戏，带着十足的荒诞感，很多人出于使命感，把艺术当文化来崇拜，骨子里缺乏荒诞感，那很要命。”
他们最大的焦虑还是来自创作方面，依然敏感，总有非表达不可的精神困扰。他们尝试新的画风，显得更加主观和任性。也许市场上的成功给了他们在创作上放开手脚的信心，但如果仅仅将“想画就画”归于生活好了，那价值观未免太狭隘。
张晓刚： 安安静静做画
张晓刚的工作室位于北京东北角一个叫做“酒厂”的地方。房地产商有意把这里发展成新的艺术区，已经有不少艺术家入驻，比如程昕东的艺术空间和韩国阿拉里奥画廊。灰色的铁门外没有安门铃，在小院内工作室里的张晓刚根本听不见敲门声，他说他是故意这么做的，以躲避不速之客的侵扰。
之前他的画室在费家村，和其他三位画家共用一个院子，麻烦的是总有人来“拜访”。“一天接待好几拨，对待不同的人还得换不同的思路，根本没法工作。”他搬到“酒厂”快1年了。 这里每平米的租金比原来的画室贵一倍，但这个安静的小院让他挺满意。
画室里，沿墙放着七八幅已经完成和正在创作的作品。大多是2米以上的画幅，但这间300多平米的画室依然显得空旷。作品中有广为人知的“大家庭”系列——基本是为收藏家的订单而做；“记忆与失忆”系列——为今年11月在韩国Artside画廊的个展而做，以及他今年新开始创作的一组风景画。
风景画系列在今年大山子艺术节期间，在冷林办的一个展览上出现过，已经找不到人们固有意识里的张晓刚的痕迹：模仿照相技术中的对焦，焦距对在近景上，背景是模糊的，承袭他的“个人与社会”主线，画中的物体，村公所，旗杆等，依然与他早年的记忆有关，颜色很怀旧。“新的这张我想把颜色画得更灰一些。” 张晓刚望着刚用黑色勾勒出线条的画布说，“ 我就想把那些订单赶紧画完，好开始这个新风格。”
说起张晓刚，不能不提纽约苏富比的春拍。当时张晓刚在昆明，“黄燎原从现场给我打回电话，我第一个感觉是这市场疯掉了。” 那是他“大家庭”系列中的一幅有代表性作品。这个系列曾经用在电影《向日葵》里和《活着》的法文版的封面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因为它似乎与这个国家的集体记忆有关，但刚出来时并不是很被接受。“青年人挺喜欢的，我的同龄人保持沉默，而批评家们则善意地批判。”张晓刚说，“但我当时有种强烈的感觉，就是要出东西了。”
张晓刚说那时，当他画出觉得能代表自己水平作品，会主动去做推广，寻找好的画廊合作。“第一个认我的画的画廊是汉雅轩。”汉雅轩的老板张颂仁为张晓刚在国际上做展览，推荐他到威尼斯双年展和圣保罗双年展，打开了法国和美国的市场。到1997年，张晓刚在国内办第一次个展，一切都不是问题。应该说张颂仁很有眼力，他的画廊仍保存着几十幅张晓刚的作品。
1999年，张晓刚离开多年的生活惯性，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在花家地租了两套30多平米的两套房子，一个工作一个生活。他说到现在，仍未找到扎根的感觉，这样的情绪同时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有一天我突然想画我的女儿。”张晓刚说，于是有了“失忆与记忆”系列，人物形象沿用了“大家庭”的风格，但后者更接近他的个人经验。
“画第一张画的时候，跟着感觉走，如果画到第10张，还想这么画，我就会想想为什么。” 张晓刚说，“在陌生的城市生活，首先要学会忘记。原来安定的生活突然终止，城市变化日新月异，记忆被不断破坏，但内心深处的记忆仍然会发生作用。会感到迷茫，想到以前的生活场景和物品。”在这个系列中，慢慢出现了笔记本，电灯泡， 到现在是风景。都不太写实，带着虚幻的色彩。
访谈过程中，张晓刚经常眼望前方画中的女孩，眼神发虚。那是他一幅早期风格的“失忆与记忆”系列的作品。女孩的大头像占据了大部分画面。眼睛好像在看什么，又好像没看什么。“我就希望人物的状态好像是在做白日梦。”“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把最黑的地方留给眼睛。”张晓刚说。
张晓刚的画大部分由画廊代理，无论是汉雅轩还是法国的法兰西画廊，他都没有签约，本着相互信任的君子协定。对于拍卖市场的认可，他说不会对他的创作有直接影响，因为基本的感觉是好多年前就奠定的。他一如既往地勤奋，每天两点到画室，画到晚上七八点钟。他说他对吃穿不怎么讲究，生活的80％就是工作。以前喜欢看书，现在没时间看了。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最近打算去看的电影是《疯狂的石头》，有时创作会从黑白电影中找感觉，因为有记忆感。开一辆进口切诺基，最大的奢好是酒，喜欢喝洋酒，碰见好的白兰地舍得花钱，这可能是他惟一比较奢侈的地方。
刘野：找到一家好画廊
两年前采访过的刘野有着一种坦率而自然的态度，就像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当问到他最近都在忙什么呢，他说：答题呢。代理刘野作品的小山登美夫画廊9月份为他在纽约的Sperone Westwater画廊办个展。现在正安排他接受一些美国艺术媒体的专访，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刘野说西方的记者挺认真，问题一来二去的，他已经答了一个礼拜了。
“那其他时间呢？”“看球呀。”这个夏天，刘野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之前，他已经为这个展览准备了一年，画了15张画。展览名为《诱惑》——他画的主题对他是一个诱惑，而画对观众也造成一种诱惑。
刘野的画一直对眷恋童年，内心单纯的人是个诱惑。他的风格介于真实和非真实之间，但不是超现实，而是带着童话的感觉。表现人最基本的感情，忧郁、伤心⋯⋯ 透出是一种没有东西方差别的审美观，也不是那么有力量。“不一定有力量的才是好艺术，我就是喜欢不那么有力量的。” 刘野说，这批画风格没有太大改变，但有了些新意。经常出现在画中的女孩，出现了背影形象。后脑勺总不如正面形象有感染力，画起来也不好画，但刘野说他想尝试给观者多一些空间感。几幅画从正面，侧面到背影，挂在一个空间里，很有意思。另外几张画中，女孩从10岁长到了16岁，脸依然是小孩模样，但身体长大了，有点洛丽塔的感觉；而已经在背景画中出现的米菲兔子走上了舞台。。。。。
刘野的画一直很好卖。比较“甜”，但并不俗气，普通大众和专业收藏家都能接受。90年代初在德国上学时，他的画价已经是几千美元。和我采访过的大多数艺术家不同的是，他从一开始就和国外的画廊合作，但有些糟糕的体验是相同的，以至有几年迫不得已自己卖画。“我们这代人和画廊合作伤痕累累。”刘野说，早期的麻烦经常是卖了画不给钱，“人在欧洲呢，我怎么去呀。”就在不久前荷兰的一家画廊卖掉了一幅他在荷兰时画的画，没给钱，更让他糟
苌苌=文 2006年7月12日
转自：[url]http://www.mindmeters.com/arshow.asp?id=2328
几个月前，看到央视《人物》节目做刘小东的访谈，刘小东现在是身价最高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这两年艺术拍卖市场火爆，收藏者把他以前的画拿出来，拍到很高的价，获得的利益跟他没什么直接关系，但却给了他别的东西。他说，被人们认可给了他很大信心。以前的他画得很封闭，不敢放弃，面面俱到，现在连背景都敢省略。又说，“金钱没什么不好，量化人的价值。不过量化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也挺可怕的，人们就像登上高速火车，我尽量不跟着这火车跑。”
这节目给我印象深刻，他的话正反映了一批这样艺术家的心态。和刘小东一样，张晓刚、曾梵志、刘野、岳敏君他们共同特点都是当代艺术领域做架上绘画的，都是拍卖市场上百万人民币级别的艺术家，令人惊叹的是他们的作品价格飒升的速度：今年春天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张晓刚1998年创作的“大家庭”系列《同志》的成交价是98万美元，创了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最高纪录，而他当年出手的价格是1万美元；曾梵志的一幅小画，97年以180美元的价格从他手里卖出去，在前不久的拍卖会上的成交价是132万元；刘野的《烟》拍卖会成交价近400万港币，收藏家从他手里买走的价格是2万美元；岳敏君95年左右的一幅作品成交价500万港币，而他出手时的价格更低……
这市场，让艺术家自己都晕了，一致的反映是“疯掉了”。有些担忧，但肯定也有些沾沾自喜。的确拍卖市场的价格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但会影响他们今后的画价。一般情况下，艺术家在一家画廊的身价以每年10％的幅度递增，这一来，10％肯定是不行了。刘野形容他在日本的画廊代理小山登美夫听说他的情况，第一反应是“吓坏了”。总之感觉有些复杂，随着随行入市的人的介入，收藏家反倒买不起作品了。可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画能被美术馆或者好的收藏家收藏，而不是在拍卖市场上转来转去。
市场不是一下火起来的，他们生活上的物质条件早在此之前就已经满足。 生活当然有所改变，令他们烦恼的不再是画卖得好不好，而是不堪骚扰。“接待之烦琐简直不可想象。想来看画的，拍卖行的人，房地产商……”曾梵志抱怨今年的工作时间比去年少了一倍，他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对付应接不暇的拜访者，刘野正打算把原来在798的画室搬到机场辅路边上的一个村庄，“不通公共汽车，打车也打不着，我觉得挺好。” 岳敏君住在深宅大院里，基本只接待他想接待的客人。
岳敏君当初在圆明园吃泡面的时候，根本想不到能达到今天这样的状态。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占了先机：“比我们聪明的人，有才气的人，意志坚定的人，都还在体制内呢。上班的上班，教书的教书⋯⋯”且慢后悔你怎么当初没去搞当代艺术，栗宪庭这样评价岳敏君的作品：“突出一种肤浅、幽默和百无聊赖的氛围，表达出当今空虚无聊的精神世界。”天赋是一种无法解释的东西，岳敏君说他的天赋也许是观察力。 “像王广义、张晓刚和方力均他们的成功都是必然的。”邱志杰说，“他们的天赋摆在那里，观察力和表达能力，还有做事情的决断力。或者还有些运气，比如方力均，当时有一批人和他画一样的画，但是他恰好被选中了，其他“小方力均”们只好转而去干别的。他们的成功出于各种机缘巧合，各种各样的条件加在一起，历史就会选择这样一些人在这个时代发财，这个时代出名，它是一定的。二流画家们没法理解，也没法领悟这一点。有些人本来不应该搞艺术，硬说服自己吃苦耐劳，自己折腾自己。其实艺术就是一个满足想象力的游戏，带着十足的荒诞感，很多人出于使命感，把艺术当文化来崇拜，骨子里缺乏荒诞感，那很要命。”
他们最大的焦虑还是来自创作方面，依然敏感，总有非表达不可的精神困扰。他们尝试新的画风，显得更加主观和任性。也许市场上的成功给了他们在创作上放开手脚的信心，但如果仅仅将“想画就画”归于生活好了，那价值观未免太狭隘。
张晓刚： 安安静静做画
张晓刚的工作室位于北京东北角一个叫做“酒厂”的地方。房地产商有意把这里发展成新的艺术区，已经有不少艺术家入驻，比如程昕东的艺术空间和韩国阿拉里奥画廊。灰色的铁门外没有安门铃，在小院内工作室里的张晓刚根本听不见敲门声，他说他是故意这么做的，以躲避不速之客的侵扰。
之前他的画室在费家村，和其他三位画家共用一个院子，麻烦的是总有人来“拜访”。“一天接待好几拨，对待不同的人还得换不同的思路，根本没法工作。”他搬到“酒厂”快1年了。 这里每平米的租金比原来的画室贵一倍，但这个安静的小院让他挺满意。
画室里，沿墙放着七八幅已经完成和正在创作的作品。大多是2米以上的画幅，但这间300多平米的画室依然显得空旷。作品中有广为人知的“大家庭”系列——基本是为收藏家的订单而做；“记忆与失忆”系列——为今年11月在韩国Artside画廊的个展而做，以及他今年新开始创作的一组风景画。
风景画系列在今年大山子艺术节期间，在冷林办的一个展览上出现过，已经找不到人们固有意识里的张晓刚的痕迹：模仿照相技术中的对焦，焦距对在近景上，背景是模糊的，承袭他的“个人与社会”主线，画中的物体，村公所，旗杆等，依然与他早年的记忆有关，颜色很怀旧。“新的这张我想把颜色画得更灰一些。” 张晓刚望着刚用黑色勾勒出线条的画布说，“ 我就想把那些订单赶紧画完，好开始这个新风格。”
说起张晓刚，不能不提纽约苏富比的春拍。当时张晓刚在昆明，“黄燎原从现场给我打回电话，我第一个感觉是这市场疯掉了。” 那是他“大家庭”系列中的一幅有代表性作品。这个系列曾经用在电影《向日葵》里和《活着》的法文版的封面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因为它似乎与这个国家的集体记忆有关，但刚出来时并不是很被接受。“青年人挺喜欢的，我的同龄人保持沉默，而批评家们则善意地批判。”张晓刚说，“但我当时有种强烈的感觉，就是要出东西了。”
张晓刚说那时，当他画出觉得能代表自己水平作品，会主动去做推广，寻找好的画廊合作。“第一个认我的画的画廊是汉雅轩。”汉雅轩的老板张颂仁为张晓刚在国际上做展览，推荐他到威尼斯双年展和圣保罗双年展，打开了法国和美国的市场。到1997年，张晓刚在国内办第一次个展，一切都不是问题。应该说张颂仁很有眼力，他的画廊仍保存着几十幅张晓刚的作品。
1999年，张晓刚离开多年的生活惯性，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在花家地租了两套30多平米的两套房子，一个工作一个生活。他说到现在，仍未找到扎根的感觉，这样的情绪同时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有一天我突然想画我的女儿。”张晓刚说，于是有了“失忆与记忆”系列，人物形象沿用了“大家庭”的风格，但后者更接近他的个人经验。
“画第一张画的时候，跟着感觉走，如果画到第10张，还想这么画，我就会想想为什么。” 张晓刚说，“在陌生的城市生活，首先要学会忘记。原来安定的生活突然终止，城市变化日新月异，记忆被不断破坏，但内心深处的记忆仍然会发生作用。会感到迷茫，想到以前的生活场景和物品。”在这个系列中，慢慢出现了笔记本，电灯泡， 到现在是风景。都不太写实，带着虚幻的色彩。
访谈过程中，张晓刚经常眼望前方画中的女孩，眼神发虚。那是他一幅早期风格的“失忆与记忆”系列的作品。女孩的大头像占据了大部分画面。眼睛好像在看什么，又好像没看什么。“我就希望人物的状态好像是在做白日梦。”“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把最黑的地方留给眼睛。”张晓刚说。
张晓刚的画大部分由画廊代理，无论是汉雅轩还是法国的法兰西画廊，他都没有签约，本着相互信任的君子协定。对于拍卖市场的认可，他说不会对他的创作有直接影响，因为基本的感觉是好多年前就奠定的。他一如既往地勤奋，每天两点到画室，画到晚上七八点钟。他说他对吃穿不怎么讲究，生活的80％就是工作。以前喜欢看书，现在没时间看了。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最近打算去看的电影是《疯狂的石头》，有时创作会从黑白电影中找感觉，因为有记忆感。开一辆进口切诺基，最大的奢好是酒，喜欢喝洋酒，碰见好的白兰地舍得花钱，这可能是他惟一比较奢侈的地方。
刘野：找到一家好画廊
两年前采访过的刘野有着一种坦率而自然的态度，就像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当问到他最近都在忙什么呢，他说：答题呢。代理刘野作品的小山登美夫画廊9月份为他在纽约的Sperone Westwater画廊办个展。现在正安排他接受一些美国艺术媒体的专访，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刘野说西方的记者挺认真，问题一来二去的，他已经答了一个礼拜了。
“那其他时间呢？”“看球呀。”这个夏天，刘野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之前，他已经为这个展览准备了一年，画了15张画。展览名为《诱惑》——他画的主题对他是一个诱惑，而画对观众也造成一种诱惑。
刘野的画一直对眷恋童年，内心单纯的人是个诱惑。他的风格介于真实和非真实之间，但不是超现实，而是带着童话的感觉。表现人最基本的感情，忧郁、伤心⋯⋯ 透出是一种没有东西方差别的审美观，也不是那么有力量。“不一定有力量的才是好艺术，我就是喜欢不那么有力量的。” 刘野说，这批画风格没有太大改变，但有了些新意。经常出现在画中的女孩，出现了背影形象。后脑勺总不如正面形象有感染力，画起来也不好画，但刘野说他想尝试给观者多一些空间感。几幅画从正面，侧面到背影，挂在一个空间里，很有意思。另外几张画中，女孩从10岁长到了16岁，脸依然是小孩模样，但身体长大了，有点洛丽塔的感觉；而已经在背景画中出现的米菲兔子走上了舞台。。。。。
刘野的画一直很好卖。比较“甜”，但并不俗气，普通大众和专业收藏家都能接受。90年代初在德国上学时，他的画价已经是几千美元。和我采访过的大多数艺术家不同的是，他从一开始就和国外的画廊合作，但有些糟糕的体验是相同的，以至有几年迫不得已自己卖画。“我们这代人和画廊合作伤痕累累。”刘野说，早期的麻烦经常是卖了画不给钱，“人在欧洲呢，我怎么去呀。”就在不久前荷兰的一家画廊卖掉了一幅他在荷兰时画的画，没给钱，更让他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