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US-GEIGER-的小小红旗飘扬在ORANIENPLATZ-17号屋顶

　　七月初踏上了去柏林双年展的旅途。

　　这是个多事之夏。连任大胜的前总统克勒因对外界指责其对阿富汗问题发言的不满，愤然辞职;得到总理支持的新任总统伍尔夫竟在竞选中意外持续到第三轮才获胜;总理默克尔的节约改革计划，更是举步维艰;德国男足在高歌猛进后，0比1负于西班牙，柏林度过了最悲情的一夜。

　　第六届柏林双年展没有如同往届，将整条画廊街发动后的声势，显得清冷，鲜有广告，6个分散的展区浸润在城市中。

　　一号展场如同主场，依旧座落在 KW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总部内。 7位艺术家在此展出了作品， 其中年仅24岁的Petrit Halilaj是双年展中最让人瞩目的新星。过去1年才刚刚在柏林崭露头脚的科索沃裔年轻人，以Auguststrasse69号院中百年前先为是农户住宅，后为工厂的的老楼为依，按照战争中被毁的父母住所从建了一个稍大的木梁模型(约800立方米)。他还在展厅的后院开辟了一块鸡场，养了几只会下蛋的母鸡。尽管他曾尽量让这件作品与实物等大，但成年的世界放大了儿童的记忆，听说不久后这座曾经的家园也会在家乡再次从建。以真实的历史，儿童的成长，个人经历的变迁，空间置换的方式搭下了一个关于生存，战争，过去，未来，乡村与城市的大主题框架。作为本届双年展的第一件基调之作机智，大气。

　　双年展策展人Kathrin Rhomberg此次还特意将展厅的二楼全部留空。一扇小门进去后，从地板，墙壁到天花板， 刺眼的白色使人的眼前不断产生云雾般的幻想，连数码相机也会受到影响，不断闪烁斑马纹。上百平方米的空间，仅留一扇小窗，窗外确是 Halilaj 的家园作品。 屋内闪烁的是幻想，窗外映出的世界是件艺术作品。 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 真实是什麽? 这层留空的白屋是对展览全局特的一个精彩注脚。

　　我手中有一份小小的双年展索引，上面分类标明了各展区的参展艺术家，地址，还有附带一张展区前的街景照片，便于找路，同时又一次隐含了一些双年展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本届双年展的主题是：“was is waiting out there-外界的期待”，这包含着一个即开放又充满前提的语境。这个命题在展场聚集的Kreuzberg区得到了更多现实意义的体现。

　　Kreuzberg区位于原东西德交界处，经济相对落后，失业率，犯罪率较高。位于Oranienplatz17号的一栋6层大厦白白空置数年。当双年展团队决定在这里大施拳脚时，因为担心随之可能的地区性房价上涨，当地居民和左派政治团体在Kottbutts Tor附近游行，抵制双年展。如今在展区附近我们仍然可见大量印有策展人和KW会长大头像及反对口号的招贴。Rhomberg倒是忍辱负重，任由这反面的期待滋生，在Kreuzberg展区布下一件件寓意滋生的作品，留下无声的反思。

　　穿过走廊，进入第一间大厅，占据大半空间的是有着70年代材料风格的衣帽存储处，同行的人存下手提包就匆匆离去了。可没错，它也是一件作品。望着上千个空荡荡的衣帽钉，和零星的5，6个存件，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份对外部的期待，多麽的自作多情。透过巨大的玻璃窗，我向外望去：现代艺术展场永远是个巨大的温室，它离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远?其实策展人还是精心的将验票处设在连接二楼的楼梯间处，如果附近的居民出于好奇是可以随时走走，免费参观一楼的几件作品。它们也同样是充满了对现代艺术的自嘲意味，荷兰艺术家Vincent Vulsma 在大厅的多面墙上刻意装上几块白色的墙面，他称这是：“the duplicated gallery wall-再造画廊墙壁”。他又用保鲜膜包裹住绷好的油画框，并在保鲜膜上喷上黑色颜料，待干后留下如同幕布般华丽的折痕，不明者可能要以为这是Gerad Richter最近又一系列探讨生死问题的大作。Video作品“Resistance-抵抗运动”中，俄国艺术家Andrey Kuzkin带着防毒面具疯狂的用稀释液抹掉杂志中的文字和图画。现代版的焚书坑儒，不只来自政治号令。寂寞的立在庭院高墙中的毛象与恐龙模型是原东德动物园的巨型标志，历经巨变，漂泊异乡，奥地利人Hans Schabus在巴黎将它们买下，带回柏林。长大的柏林孩子是否还能再次认出它们?

　　不逊于勒夫手下的国家足球队，Rhomberg操办的本届双年展也是一届令人瞩目的年轻人聚会，39个艺术家和两个双人组合中，20人是70后，8人是80后。 大量启用不知名的年轻艺术家，也是这位原克隆艺术协会会长的一贯风格，再次显示其对艺术世界灵敏的感知，预测和建构能力。

　　77年出生的德国艺术家Adrian Lohmüller让他的装置作品 “das Haus bleibt still-保持沉默的屋子”从二楼起贯穿大厦各层，有一定装饰意味的管道，储水器，加热器将一滴滴的水洒落在一枚大盐块上，盐水在地上留下如潮汐般的印迹，渗入一床棉被中。沉默的暴力，蚀骨铄金。又是阿尔及利亚艺术家Mohamed Bourouissa，78年出生的他在一号展区就以充满对抗性的情景摄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他请求一个监狱犯人用手机拍下的一系列象素颗粒很大的照片，并如同静物油画般被充满心思的挂于显眼之处。而他应犯人请求通过手机传送出的“无意义的外界世界”重现了“一切期待中的主观设定”这一哲学命题。

　　荷兰人Renzo Martens的90分钟纪实片讲述了自己在刚果，所亲眼目睹的骇人饥饿，贫穷，疾病与死亡。 当被告知一张新闻照片可以卖50美元，一个故事也许价值300元后，他也试图教一些当地人拍摄周遭所见，以改善生活。可经理人拒绝了购买这些从未获过任何摄影奖的黑人作品。这是一段及其惨忍无助的旅行，艺术家的精神痛苦几至极限，他以多重警醒的姿态在沿途亮起自带的霓虹灯标题 “enjony poverty/享用贫穷”。夜晚，不懂英文的黑人孩子们在闪烁的蓝光下，忘却烦恼，欢笑起。而良知的拷问还会再次袭来。这件作品的片段可以在优酷网上看到。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3Va2Yyt9ok。
 

 

 

 

RENZO MARTENS装在铁箱里的霓虹灯管和当地人拍摄的饥饿和疾病儿童照片

 　　如前所述二号展厅位于Kreuzberg，这里也是土耳其等移民的重要聚集区。二战结束后，德国百业待兴，可人力匮乏，于是从土耳其和其它周边国家大量引进劳工，他们在这里一呆就是半个世纪，并且生根结果。可德国政府一直坚持非移民政策，第二代土耳其孩子们虽然在这里出生，长大但始终不曾持有德国护照。如今孩子们又该成立自己的家庭了，Oranienplatz17的这座空置大楼也曾经是无数土耳其婚礼的举办场所。在展厅的四楼有心的艺术家收集来人们搬家时扔掉的各式地毯，像缝制百家衣般将他们剪裁后铺满四层，留意的观众还可在上面找到家具柱脚压下过的痕迹。在大厦的最顶端，瑞士人Marcus Geiger还插上了一面外界很难看到的土耳其红旗，这是对外国人在德国的尴尬描述，还是对的移民政策的反讽，更是一种对大环境的未来预测。
 
　　紧邻的3号展区是John Smith70年代的一件“受到操纵”的街景Video。他在一段街景Video中加上命令式式的旁白，比如：“一个男孩现在要从画面的右边走出，时钟现在必须向前走5分钟等”。乍一听还以为是导演，再听简直是上帝。显然Video是事前随机拍摄的街景，旁白者是认真装葱。
 
　　4号展区是越南裔艺术家Danh Vo的住所。平静的公寓前一个半黑的孩子在玩皮球，毫无展场的气息，我简直不敢问人，只觉得自己找错了路。再次绕回时，才在两排十几个小小的门铃旁看到了一张只有一厘米宽的小纸条，上书：第六届柏林双年展!这是极其平凡的两室单元，充满真正的生活气息，门外有扫帚，橱房里有切菜刀，挂在墙角的两只日本碟子与翻开的艺术收藏品杂志中一套售价200欧元的同款。还有其它几件得意的小收藏。Dahn Vo是个小心翼翼将艺术与生活包藏在一起的艺术家，与前面提及的 Halilaj 一样同是当年在欧洲避难的战后儿童，他却用更隐蔽的语言表达世界观的感受，他在二号展厅还有一间装置作品，一只铸金胜利指寰，一块劳力士手表和名牌打火机。听说它们是当年Vo父亲踏上流亡之路时所带之物的复制品，几乎无人知晓其意。一天一个越南参观者又一语道出：“这些越战后美国人留下的物资，是当时在民间比金钱更可信赖的硬货币。”敌人的生活成就了人们继续生活的向往……
 
　　还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展览中有多处延生衍生的极佳搭配。比如丹麦艺术家Henrik Olesen的几幅巨型拆开的苹果电脑版加上他自己歪歪扭扭打印的作品名称;“I do not go to work today.I don`t think I go to tomorrow./我今儿不上班，明儿也不想。”与 Dahn Vo的逃亡宝物同置一室真是各有难处。
 
　　美国艺术家Cameron Jamie位于5号展区旧车场进深处的陶瓷装置作品要求每个观众手提一展汽灯走入。与室外暴烈，肮脏，嘈杂的现实环境相比，室内清凉，斑斓，神秘的引人注目。
 
　　德国现实主义画家Adolph Menzel生前大量对柏林19世纪生活现 实的描绘，是本届双年展回顾历史的盛大谢幕之作。19世纪初的柏林，人口不过17万，赶走了侵略者拿破仑，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开始了史上最为辉煌的发展阶段。做为宫廷画师的Menzel ，不仅绘制威廉一世由普鲁士国王加冕为德国君主的进程， 还以狂热的笔触，描绘出了当时繁杂的种种社会场景和建设场面。很多地方，在今天依稀可以辨识。1905年Menzel去世时柏林已成为人口过200万的国际大都会。16岁起，即开始承担家业的Menzel是德国最伟大且充满责任感的现实主义艺术家， 他一生的创作是城市，人文，社会，政治环境种种巨变的有利见证。
 
　　艺术家该关注什麽?现实和艺术的关系?艺术家的内心感受又是怎样与外部世界相结合的?种种问题再一次在历史中回荡。两个月前在北京一位艺术家曾问我;“艺术家是否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想想：“是，认清现实，既是责任重大。”
 
　　在世界杯4分之一决赛后，一个德国球迷曾说：“西班牙确实踢的比我们好，如果我们侥幸赢了我会认为这是不公的”。我问：“真的吗?这可是足球啊。”
 
　　本文中的诸多背景资料来源特别感谢双年展评介团队
 
 
周国璟7月于柏林

来源：《世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