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外包的秘密世界
“我们的国家安全基础设施从未像近些年这样达到如此之高的私有化程度。问题是，承包商既忠于国家和政府，又忠于企业的股东和所有者——兜售软件的利润重要，还是国家安全重要？这是美国安全内在的利益矛盾。”
记者◎蒲实
两年前，在一个就业顾问网站IntelligenceCareers.com上，一位署名R.D.、家住加州纽波特海岸的大学毕业生问道：“我想从事美国政府的情报工作，投身于应对来自中东的威胁，请问如何才能敲开情报部门的门？”这位就业顾问给他指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试一下国防和情报承包商。他们的商业部门也许会有一些职位能给你提供‘内部招聘’的跳板——加入波音Autometri公司（位于弗吉尼亚州春田市，该公司在被波音公司收购前，是专门从事3D地理绘图和计算机模型设计的软件公司，后被统一到波音的综合防卫系统计划中，为美国军事指挥官在作战环境下提供数据），或洛克西德·马丁公司（总部位于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或英国BAE系统（英国航空航天公司与马科尼电子系统公司合成，2009年全球第二大防务公司，第三大国防航空和电子航空公司）。”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调查记者肖洛克(Tim Shorrock)告诉本刊记者，“这些承包商企业为情报系统内的机构工作，这些机构的主管或董事会成员则通常直接来自于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以政府俸禄的两三倍薪酬被企业聘用”。
这条就业咨询意见说明，美国情报产业的私有化，以及这些情报承包商与政府的关系已是众所周知的公开秘密。难怪，7月19日至22日，当《华盛顿邮报》动用多媒体、电台和互联网络，以地毯式的报道重磅推出2008年普利策奖获得者普利斯特(Dana Priest)与资深专栏作家阿尔金(William Arkin)用两年时间完成的新闻调查作品《绝密美利坚》后，很多评论家在赞扬这篇调查报道以令人如坐针毡的细节向公众揭示出情报部门在“9·11”以后急剧膨胀、逐渐失控的事实时，也质疑它为何现在才姗姗来迟。肖洛克曾用十几年时间对美国的情报业务进行过调查，两年前，他的新闻调查著作《雇佣间谍：情报外包的秘密世界》出版，在美国媒体引起轩然大波。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说：“普利斯特和阿尔金把情报外包潮流的兴起归结为布什政府时期通过操纵‘联邦预算程序’给情报机构雇用承包商提供的便利，这种解释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难道说黑水公司是在‘9·11’之后的阿富汗战场上才突然出现的么？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联邦政府，包括间谍和侦察机构，就已经通过精简机构和劳动输出而完成了‘再造’，一个例子是波黑战争中活跃的企业承包商。今天的不少企业巨头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拿到的第一批合同。”肖洛克告诉本刊记者，促使情报部门向商业公司输出业务的重要原因是，“计算机软件和通讯技术在商业领域的快速发展，大踏步超越了美国情报部门的加密等技术。2000年，国家安全局的计算机发生系统性死机，导致该局的全球监听和侦察系统瘫痪了两天，结果总统的每日简报少了30%的情报分析内容。作为回应，高度机密的情报机构向承包商敞开了大门”。
艾森豪威尔总统所描述的“冷战”产物——以核武器为核心、以威慑苏联为目标的“军工复合体”，在“后冷战”时代摇身一变，成为打击跨国暴力极端主义的“国家安全复合体”。高度依赖私人企业承包商运作的情报与安全系统，如何生产出“安全”这一昂贵的产品来？肖洛克为此考察过北弗吉尼亚情报产业的地理，他告诉本刊记者：“大约60%的情报系统聚集在这个工业区。这些私有化的战车里驻扎着中情局、国家安全局和国家地空情报局的办公室，70%的情报预算都流到这些公司里。”根据2008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有4万个私有情报承包商雇佣着26.5万名情报系统员工。
“我们的第一站是SAIC公司，私营情报承包商的大佬，美国国家安全局50亿美元的‘先驱者’卫星工程就砸在它手里。它的4.2万名雇员中的2万人有参与美国政府机密的资格，是与世界私人情报巨头洛克西德·马丁公司并驾齐驱的情报承包商。就在它的旁边，矗立着它的强劲竞争对手博斯·艾伦·汉密尔顿(Booz Allen Hamilton)的大楼，它的背后是凯雷集团，全美与政治联系最紧密的私募基金之一，它的业务涉及现代情报业的方方面面，从提供情报机构整合的咨询到情报信号与图像分析。2003年，中情局局长第一助理把它称为‘影子情报系统’，因为它的‘前秘书’和‘前总监’比政府里的秘书、总监还要多。在SAIC/Booz大楼旁边是艾森哲咨询公司，它为情报系统提供金融计划和审计服务。
沿着街继续走，你能看到著名的英国BAE系统，它的情报部门在华盛顿特区遍地行动。2005年开放的信息分析中心占地15万平方英尺，员工700人。它称自己是为美国政府和军方提供有经验的情报和地空分析的领头服务商，绝非戏言。结束旅程，我来到杜勒斯国际机场，这并不仅是一个公用机场。从中情局官员、情报行动小组，到情报承包商，他们就是从这里在重重安全掩护下飞往中东和其他地方，执行任务。”
从马里兰州的米德堡，到弗吉尼亚州的杜勒斯—尚蒂伊一线，再到丹佛欧若拉至坦帕一带，“与在雷达监控下的传统军事重镇一样，它们在经济上高度依赖联邦预算，在文化形态上被它们的特殊工种所定义”。肖洛克说，这些情报预算恩泽下的富裕城镇群悄然无声地运转着美国的国家情报机器。
然而，当私人承包商的董事会成员与情报官员在私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进进出出时，信仰资本主义的美国人也开始嘀咕：公共安全私有化靠得住吗？肖洛克说：“美国的基础设施，包括通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明伊始就是私人所有，唯独军事和情报通信除外。的确，资本主义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不得不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基础设施从未像近些年这样达到如此之高的私有化程度。问题是，承包商既忠于国家和政府，又忠于企业的股东和所有者——兜售软件的利润重要，还是国家安全重要？这是美国安全内在的利益矛盾。”■（《美国情报外包的秘密世界》全文摘录）
“我们的国家安全基础设施从未像近些年这样达到如此之高的私有化程度。问题是，承包商既忠于国家和政府，又忠于企业的股东和所有者——兜售软件的利润重要，还是国家安全重要？这是美国安全内在的利益矛盾。”
记者◎蒲实
两年前，在一个就业顾问网站IntelligenceCareers.com上，一位署名R.D.、家住加州纽波特海岸的大学毕业生问道：“我想从事美国政府的情报工作，投身于应对来自中东的威胁，请问如何才能敲开情报部门的门？”这位就业顾问给他指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试一下国防和情报承包商。他们的商业部门也许会有一些职位能给你提供‘内部招聘’的跳板——加入波音Autometri公司（位于弗吉尼亚州春田市，该公司在被波音公司收购前，是专门从事3D地理绘图和计算机模型设计的软件公司，后被统一到波音的综合防卫系统计划中，为美国军事指挥官在作战环境下提供数据），或洛克西德·马丁公司（总部位于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或英国BAE系统（英国航空航天公司与马科尼电子系统公司合成，2009年全球第二大防务公司，第三大国防航空和电子航空公司）。”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调查记者肖洛克(Tim Shorrock)告诉本刊记者，“这些承包商企业为情报系统内的机构工作，这些机构的主管或董事会成员则通常直接来自于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以政府俸禄的两三倍薪酬被企业聘用”。
这条就业咨询意见说明，美国情报产业的私有化，以及这些情报承包商与政府的关系已是众所周知的公开秘密。难怪，7月19日至22日，当《华盛顿邮报》动用多媒体、电台和互联网络，以地毯式的报道重磅推出2008年普利策奖获得者普利斯特(Dana Priest)与资深专栏作家阿尔金(William Arkin)用两年时间完成的新闻调查作品《绝密美利坚》后，很多评论家在赞扬这篇调查报道以令人如坐针毡的细节向公众揭示出情报部门在“9·11”以后急剧膨胀、逐渐失控的事实时，也质疑它为何现在才姗姗来迟。肖洛克曾用十几年时间对美国的情报业务进行过调查，两年前，他的新闻调查著作《雇佣间谍：情报外包的秘密世界》出版，在美国媒体引起轩然大波。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说：“普利斯特和阿尔金把情报外包潮流的兴起归结为布什政府时期通过操纵‘联邦预算程序’给情报机构雇用承包商提供的便利，这种解释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难道说黑水公司是在‘9·11’之后的阿富汗战场上才突然出现的么？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联邦政府，包括间谍和侦察机构，就已经通过精简机构和劳动输出而完成了‘再造’，一个例子是波黑战争中活跃的企业承包商。今天的不少企业巨头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拿到的第一批合同。”肖洛克告诉本刊记者，促使情报部门向商业公司输出业务的重要原因是，“计算机软件和通讯技术在商业领域的快速发展，大踏步超越了美国情报部门的加密等技术。2000年，国家安全局的计算机发生系统性死机，导致该局的全球监听和侦察系统瘫痪了两天，结果总统的每日简报少了30%的情报分析内容。作为回应，高度机密的情报机构向承包商敞开了大门”。
艾森豪威尔总统所描述的“冷战”产物——以核武器为核心、以威慑苏联为目标的“军工复合体”，在“后冷战”时代摇身一变，成为打击跨国暴力极端主义的“国家安全复合体”。高度依赖私人企业承包商运作的情报与安全系统，如何生产出“安全”这一昂贵的产品来？肖洛克为此考察过北弗吉尼亚情报产业的地理，他告诉本刊记者：“大约60%的情报系统聚集在这个工业区。这些私有化的战车里驻扎着中情局、国家安全局和国家地空情报局的办公室，70%的情报预算都流到这些公司里。”根据2008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有4万个私有情报承包商雇佣着26.5万名情报系统员工。
“我们的第一站是SAIC公司，私营情报承包商的大佬，美国国家安全局50亿美元的‘先驱者’卫星工程就砸在它手里。它的4.2万名雇员中的2万人有参与美国政府机密的资格，是与世界私人情报巨头洛克西德·马丁公司并驾齐驱的情报承包商。就在它的旁边，矗立着它的强劲竞争对手博斯·艾伦·汉密尔顿(Booz Allen Hamilton)的大楼，它的背后是凯雷集团，全美与政治联系最紧密的私募基金之一，它的业务涉及现代情报业的方方面面，从提供情报机构整合的咨询到情报信号与图像分析。2003年，中情局局长第一助理把它称为‘影子情报系统’，因为它的‘前秘书’和‘前总监’比政府里的秘书、总监还要多。在SAIC/Booz大楼旁边是艾森哲咨询公司，它为情报系统提供金融计划和审计服务。
沿着街继续走，你能看到著名的英国BAE系统，它的情报部门在华盛顿特区遍地行动。2005年开放的信息分析中心占地15万平方英尺，员工700人。它称自己是为美国政府和军方提供有经验的情报和地空分析的领头服务商，绝非戏言。结束旅程，我来到杜勒斯国际机场，这并不仅是一个公用机场。从中情局官员、情报行动小组，到情报承包商，他们就是从这里在重重安全掩护下飞往中东和其他地方，执行任务。”
从马里兰州的米德堡，到弗吉尼亚州的杜勒斯—尚蒂伊一线，再到丹佛欧若拉至坦帕一带，“与在雷达监控下的传统军事重镇一样，它们在经济上高度依赖联邦预算，在文化形态上被它们的特殊工种所定义”。肖洛克说，这些情报预算恩泽下的富裕城镇群悄然无声地运转着美国的国家情报机器。
然而，当私人承包商的董事会成员与情报官员在私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进进出出时，信仰资本主义的美国人也开始嘀咕：公共安全私有化靠得住吗？肖洛克说：“美国的基础设施，包括通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明伊始就是私人所有，唯独军事和情报通信除外。的确，资本主义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不得不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基础设施从未像近些年这样达到如此之高的私有化程度。问题是，承包商既忠于国家和政府，又忠于企业的股东和所有者——兜售软件的利润重要，还是国家安全重要？这是美国安全内在的利益矛盾。”■（《美国情报外包的秘密世界》全文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