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正午
文/任兰
去年春天伦敦行，遭遇了两位大师。国家肖像美术馆举行德国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肖像画展，相邻的国家美术馆展出毕加索。被誉为“21世纪的毕加索”的里希特这边，展厅显得有些空荡。毕加索那边则人满为患，一度需要轮候入场。粉丝们围在他的自画像前面，崇敬激动之情，就像艺术家本人显灵了似的。“偶像派艺术家”这个词就是在那一刻，闪电般划过我的脑际。毕加索的展览吸引了45万人，而国家肖像美术馆去年一年的参观人数才90万人次。
说起“偶像派”和“实力派”，娱乐圈的“偶像派”似是“歌艺不精”的代名词，艺术界的情形不同。偶像派艺术家不乏实力，只是到达某个阶段之后，“人”大于“作品”，作品显得不那么重要。
刚从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归来的“站台中国”总监陈海涛告诉我，达明•赫斯特的画作尚未启封，就有收藏家指着包装箱说：“这件，我要了。”英籍印度裔雕塑家安尼施•卡普尔的雕塑，一转眼就消失了一件，再一转眼，连换上去的这件也没了。据说，主攻当代艺术的台湾收藏家初次交手时，每每一上来就问对方：“你有达明•赫斯特和安尼施•卡普尔吗？”这两位艺术家是当仁不让的偶像派，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受追捧。他们的作品之于收藏家，就像香奈尔2.55手袋之于时尚女性一样，是Must Buy（必杀品）。
我向几位圈内人发出了邀请，请他们例举心目中的中国偶像派艺术家。发回来的名字大同小异：艾未未、蔡国强、当代艺术“F4”（连这名称也沿用了娱乐圈偶像派的说法）、赵无极、徐冰等。街角报刊亭的大婶，总也听说过其中的一位。专栏尚未成文，名单上的一位艺术家陨落了——吴冠中先生。
报纸连篇累牍缅怀，吴氏语录四处流传。于一片哀荣和赞美中，批评家皮力在微博上直言：“80年以后的吴冠中几乎是没办法看的。形式美的文章在特定环境下还有点作用。老人家急于将自己历史化，晚年的注意力都在所谓‘语录’上，而不在创作上。文革时期的作品不承认了，画得不好的作品不承认了。其实是这代人宿命式的好大喜功的悲哀。”
偶像当年不是没有力作的，只不过后来在庞大粉丝团簇拥下，半推半就地被“立”在底“座”上，成为一个塑像。每次看见别人昵称艾未未为“爱神”，我都抑制不住自己的生理反应：起一身鸡皮疙瘩。既然艾未未的主要努力是打造一个公民社会，又怎么能再把他供奉上那座被他踢翻的神坛？
不久前，自箱底翻出我和艾未未唯一一张合影，摄于2007年年初。我乍到北京，参加他为他的朋友，英年早逝的记者兼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亚洲区顾问Jonathan Napack，操办的烛光追思会。当时，我知道艾未未是谁，但无法预见他将成为的人。我试图将合影连同其他内容贴到博客上，却无论如何发不上去。一件件排查，直至删除图片说明中他的名字，才获程序放行。倏忽三年，艾未未已经升级为一个敏感词，意见/异见领袖，偶像派中的造反派。
艾未未每年接受600多个采访，每天在Twitter上花八個小時。他說，“我認為我的立場和生活方式是我最重要的藝術。”作为今年的六百分之一，刊登在《纽约客》的“这不美好：一名与体制作战的艺术家”中，Evan Osnos写道：“由于艾未未兼具活动家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他赢得了一个专属于他的独特标签︰一名冒着相当大的入狱风险的卖座的世界级艺术明星。”艾未未的中国同行们对他采取了两边倒的态度：要么钦佩他的勇气和行动力，要么质疑他或他的外国赞助人的动机。在我交谈过的人中间，前一种态度占了大多数。
艾未未几乎参加过所有国际上最重要的展览。十月份，他作为亚太地区首位受邀艺术家，将在泰特现代美术馆最著名的涡轮大厅（Turbine Hall）举办个展。景德镇的四五家做“高仿”的陶瓷厂，现在正在加班加点为艾未未赶制作品。他会把一百吨陶瓷仿真葵瓜子铺满涡轮大厅的地面。这又是一件“艾记”壮观的、排比句式作品。以他现在的身份，即使铺满展厅的是一地鸡毛或狗屎，也不会动摇预期中国际友人的一片喝彩声。谁会批评艾未未的艺术呢？他是“功夫在诗外”的呀。
二月，韩寒在微博上首次发言，敲了一个“喂”字，尽管他本意是要发个“嘿”。区区一个错字符也能斩获转发5500次、评论11000条的伟绩，这就是偶像的魅力。群众的力量也不是不吓人的。好在韩寒清醒，八天后就关闭微博，不陪大家玩儿了。
我们身处在偶像的正午。大众需要的不是“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他们投票给最具有煽动性和颠覆性的手势，比如艾未未在权力面前竖起的那根中指，比如韩寒那些被迅速转发和迅速屏蔽的辛辣俏皮博客。群众亦是残忍的，他们要求活着的偶像保持青铜的姿态。他们狂爱的，未必是对方为之奋斗的理念，倒有可能是那个雕像本身。因为他们塑造了它。
（本文原载于《GQ智族》杂志八月号专栏，刊出时有删节，这是全本。）
艾未未作品《天安门》
文/任兰
去年春天伦敦行，遭遇了两位大师。国家肖像美术馆举行德国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肖像画展，相邻的国家美术馆展出毕加索。被誉为“21世纪的毕加索”的里希特这边，展厅显得有些空荡。毕加索那边则人满为患，一度需要轮候入场。粉丝们围在他的自画像前面，崇敬激动之情，就像艺术家本人显灵了似的。“偶像派艺术家”这个词就是在那一刻，闪电般划过我的脑际。毕加索的展览吸引了45万人，而国家肖像美术馆去年一年的参观人数才90万人次。
说起“偶像派”和“实力派”，娱乐圈的“偶像派”似是“歌艺不精”的代名词，艺术界的情形不同。偶像派艺术家不乏实力，只是到达某个阶段之后，“人”大于“作品”，作品显得不那么重要。
刚从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归来的“站台中国”总监陈海涛告诉我，达明•赫斯特的画作尚未启封，就有收藏家指着包装箱说：“这件，我要了。”英籍印度裔雕塑家安尼施•卡普尔的雕塑，一转眼就消失了一件，再一转眼，连换上去的这件也没了。据说，主攻当代艺术的台湾收藏家初次交手时，每每一上来就问对方：“你有达明•赫斯特和安尼施•卡普尔吗？”这两位艺术家是当仁不让的偶像派，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受追捧。他们的作品之于收藏家，就像香奈尔2.55手袋之于时尚女性一样，是Must Buy（必杀品）。
我向几位圈内人发出了邀请，请他们例举心目中的中国偶像派艺术家。发回来的名字大同小异：艾未未、蔡国强、当代艺术“F4”（连这名称也沿用了娱乐圈偶像派的说法）、赵无极、徐冰等。街角报刊亭的大婶，总也听说过其中的一位。专栏尚未成文，名单上的一位艺术家陨落了——吴冠中先生。
报纸连篇累牍缅怀，吴氏语录四处流传。于一片哀荣和赞美中，批评家皮力在微博上直言：“80年以后的吴冠中几乎是没办法看的。形式美的文章在特定环境下还有点作用。老人家急于将自己历史化，晚年的注意力都在所谓‘语录’上，而不在创作上。文革时期的作品不承认了，画得不好的作品不承认了。其实是这代人宿命式的好大喜功的悲哀。”
偶像当年不是没有力作的，只不过后来在庞大粉丝团簇拥下，半推半就地被“立”在底“座”上，成为一个塑像。每次看见别人昵称艾未未为“爱神”，我都抑制不住自己的生理反应：起一身鸡皮疙瘩。既然艾未未的主要努力是打造一个公民社会，又怎么能再把他供奉上那座被他踢翻的神坛？
不久前，自箱底翻出我和艾未未唯一一张合影，摄于2007年年初。我乍到北京，参加他为他的朋友，英年早逝的记者兼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亚洲区顾问Jonathan Napack，操办的烛光追思会。当时，我知道艾未未是谁，但无法预见他将成为的人。我试图将合影连同其他内容贴到博客上，却无论如何发不上去。一件件排查，直至删除图片说明中他的名字，才获程序放行。倏忽三年，艾未未已经升级为一个敏感词，意见/异见领袖，偶像派中的造反派。
艾未未每年接受600多个采访，每天在Twitter上花八個小時。他說，“我認為我的立場和生活方式是我最重要的藝術。”作为今年的六百分之一，刊登在《纽约客》的“这不美好：一名与体制作战的艺术家”中，Evan Osnos写道：“由于艾未未兼具活动家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他赢得了一个专属于他的独特标签︰一名冒着相当大的入狱风险的卖座的世界级艺术明星。”艾未未的中国同行们对他采取了两边倒的态度：要么钦佩他的勇气和行动力，要么质疑他或他的外国赞助人的动机。在我交谈过的人中间，前一种态度占了大多数。
艾未未几乎参加过所有国际上最重要的展览。十月份，他作为亚太地区首位受邀艺术家，将在泰特现代美术馆最著名的涡轮大厅（Turbine Hall）举办个展。景德镇的四五家做“高仿”的陶瓷厂，现在正在加班加点为艾未未赶制作品。他会把一百吨陶瓷仿真葵瓜子铺满涡轮大厅的地面。这又是一件“艾记”壮观的、排比句式作品。以他现在的身份，即使铺满展厅的是一地鸡毛或狗屎，也不会动摇预期中国际友人的一片喝彩声。谁会批评艾未未的艺术呢？他是“功夫在诗外”的呀。
二月，韩寒在微博上首次发言，敲了一个“喂”字，尽管他本意是要发个“嘿”。区区一个错字符也能斩获转发5500次、评论11000条的伟绩，这就是偶像的魅力。群众的力量也不是不吓人的。好在韩寒清醒，八天后就关闭微博，不陪大家玩儿了。
我们身处在偶像的正午。大众需要的不是“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他们投票给最具有煽动性和颠覆性的手势，比如艾未未在权力面前竖起的那根中指，比如韩寒那些被迅速转发和迅速屏蔽的辛辣俏皮博客。群众亦是残忍的，他们要求活着的偶像保持青铜的姿态。他们狂爱的，未必是对方为之奋斗的理念，倒有可能是那个雕像本身。因为他们塑造了它。
（本文原载于《GQ智族》杂志八月号专栏，刊出时有删节，这是全本。）
艾未未作品《天安门》
吃的是艺术，挤的是口水。
这是很久都没看到了的好文， 好！不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