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大陆之行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多少有些出人意外。但更加出人意外的，是大陆媒体（含网络）和大陆知识分子对李敖这次大陆行的评价呈明显的两极分化状：要么高度神化，要么严重丑化。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崇拜过李敖的。近年来不断从网上看到李敖的一些荒谬言行，因此不再崇拜他了。但固执如我者，常常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犯错或上当的。我肯承认自己过去对李敖的认识是不全面的，肯承认李敖是复杂的，肯承认李敖原来也是一个凡人；但听到朋友们对李敖的各种非议时，我又情不自禁地要为李敖说话——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李敖没有在大陆生活过。
　　这次从网上听了李敖在北大、清华和复旦大学的演讲，我不得不承认李敖对于大陆社会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但李敖在我心中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化——那个有一定道德勇气而又狡猾多变、爱出风头而其实平凡的老人形象，反倒得到了强化。
　　我是不赞同动不动就指摘别人为什么不就某一社会热点问题或新闻事件发言的。一个人不就某个问题或某个事件发言，可能有种种为外人所不知道的原因，何况再能干的人也不可能拥有对每一个社会热点问题或新闻事件发言所需要的知识和精力！说话的自由不充分已经让中国知识分子很难受，难道还要连不说话的自由也要进一步剥夺吗？因此对于李敖没有就大陆某个村正在发生的罢免村长事件发言所进行的谴责，我是不赞同的。我们从道德上评价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看他说了什么，而不能看他没有说什么。我们评价一个勇士应该是他做了什么，而不是他没有做什么。
　　我也不赞同以学术标准来衡量李敖的讲演。对于一个七十岁老头的即席演讲本来就不适合用学术标准衡量，何况李敖又是任性而多变的。李敖虽然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但他的著作并不依靠扎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而是依靠对资料的别出心裁的解释。如果说他以前还可以算是半个学者、半个斗士的话，那么到了近年，他已经很明显地变成一个娱乐明星了。
　　总的来说，我觉得李敖的三场讲演对于树立法治意识、拓宽言论空间还是有一点积极意义的。而李敖的娱乐性放大了他讲演的积极意义，就像超女投票对选举观念的传播那样。传播民主法治观念或许不一定采用胡适方式（建议与抗议），也可以采用鲁迅方式（论战），姚立法方式（竞选与提案），而李敖、李宇春给我们显示出一种新方式——游戏与娱乐的方式。从知名网友“五岳散人”开口不离“下三路”和“东海一枭”的狂放中，都不难看出李敖的影响。如果湖南电视台带着李宇春去北大、清华和复旦讲一讲“超女是怎么产生的”，也可能有同样甚至更好的效果。李敖大陆之行的主要贡献，是以他特有的娱乐性和煽动力把“实践自由”这一严肃的课题带到了大众面前，但是他提供的答案却不敢恭维。
　　李敖在北大的演讲最精彩，但其精彩处在于李敖以非常艺术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于“实践自由”这一重大课题的思考。对于“反求诸己”这方面，李敖倒是通过对比剖洗受奸污的母亲的尸体的郑成功和为伟大理想而卖淫的“精神处女”，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尽管这答案本身是荒诞的。但对于“反求诸政府”这一方面，李敖指出了自杀、流亡、隐逸、屈服、反抗这五种方式不可取，却并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个人跟政府的关系不是“反求诸己”的心灵自由，靠一个辛巴达的故事是讲不明白的，“抱着、赖着、哄着”也不是什么行为规范。但正是这种朦胧给听众留下了更多的想象和思考余地，增加了李敖演讲的魅力。然而如果李敖不是那么自我中心的话，他应该看出不同处境的人可能被迫做出不同的选择，简单地否定自杀、流亡、反抗甚至隐逸、屈服，都未必公允。李敖应该知道自己是才智出众的和幸运的，对于李敖来说最好的选择，对于他人来说恐怕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至于秦晖曾经论述过的实践自由中“世人皆知奴役苦，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李敖完全没有涉及。这说明李敖对于“实践自由”这一问题的思考是不够深入的。
　　李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说了更多逢场作戏和信口雌黄的话，例如中国宪法里有罢工自由、林肯总统购买阿拉斯加之类。但是他的演讲主题，也就是对他在北大演讲时提出的“反求诸政府”这一问题的正面答案——“自由主义换宪法”或“依宪维权”，我认为仍然是积极的。然而宪法是抽象的，中国法院也没有违宪审查的传统，所以在中国大陆所谓“依宪维权”，实际上只能是“依法维权”。“循名责实，依法维权”，这是中国大陆作家早已提出的公民写作的口号，也是中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事情。李敖的讲演对于强化“循名责实，依法维权”的意识也许是有贡献的，但“循名责实，依法维权”本身就是有局限的。李敖没有向我们指出：当宪法或法律的某些条文本身是恶法的时候怎么维权？当法律自相矛盾或没有规定的时候怎么维权？当用合法手段维权的个人在专横或腐败的官员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怎么办？相比较而言，公民写作的实践到是比李敖的“依宪维权”效果要显著得多：前者要求写作者就一件件具体的事情进行舆论监督，后者不过是抽象地念叨一遍宪法文件对于各种自由和权利的规定。中国宪法自82年制定以来不知被多少人念叨过多少遍了，中国宪法的内容和实施程度不会因为李敖“放弃自由主义”而发生任何改变，很难想象李敖念一遍宪法权利清单（还念错了一些内容）就有什么神效。
　　李敖在复旦大学演讲的主题是“告别乌托邦”或“告别马克思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尼姑思凡”。公开讲“告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也许还有些作用，但“告别乌托邦”的口号最好是在社会受到某种意识形态严重束缚的时候喊，例如“大跃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陆知识界在90年代初喊出这个口号本来就是亡羊补牢，而李敖这次演讲比大陆知识界的反思又晚了10多年，还特别选了一个务实的地方——上海——来讲这个主题。所以这一炮，多少有些马后炮兼马屁炮的味道。李敖前两场讲演所鼓励起来的一点“依法维权”的热情，先被下半身的湿降低了温度，再经“务实”的头脑告别一点，估计也就凉得差不多了。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李敖在清华的演讲和他在北大的演讲变化很大，态度谦卑了许多，演讲内容从自由主义相当程度上已经变成了民族主义，还不时地回头问刘长乐——“到目前为止还安全吗”。虽然这对于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和李敖自诩的道德勇气都是莫大的讽刺，但人们仍然能够设身处地地体谅李敖：一个70岁的老头，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受到巨大的压力，还能够通过不时地问一声“到目前为止还安全吗”来显示自己的真实处境，这已经相当聪明也相当有勇气了。然而没过几天，李敖就向外界宣布自己没有受到任何压力、三场讲演都是早就计划好的了。也许，李敖很快就已适应了压力，明白了在压力下谋求自己利益的最佳方式。看来对于李敖，利益还是比真相和真理重要。
　　9月27日的凤凰网上有一则消息，标题是《联合报访李敖：台独办不到不如占共党便宜》，我觉得这应该是李敖的真实立场了。李敖是非常自恋的，爱自己胜过爱台湾的；但在台湾和大陆之间，他恐怕还是爱台湾多一些。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一方面是台湾的土地养育了他，另一方面台湾人能选他做了立法委员，我想这些选民不可能都是瞎子。而只要李敖还爱台湾，我们就应该给他一份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