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之死：向学术潮人致敬
段炼
五月上旬的最后一天，下午，麦吉尔大学艺术史与传播研究系有讲座《批评之死》，演讲人特瑞·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的泰斗。名家开讲，估计会听众爆满，于是我提前半小时到场，结果还是席地而坐，尽闻热烘烘的汗气。好在开讲前临时转移阵地，换到了宽敞的大演播厅。
伊格尔顿早年是牛津才子，后来在英国诸家名牌大学执教，现在是兰卡斯特大学教授。更主要的，他是20世纪后期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界的大牛，与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一道，鼎立于大西洋两岸，称今日欧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两位大师。伊格尔顿至今已出书40多部，算得上著作等身。
演讲开始，伊格尔顿出场，原来是个小老头。早在80年代初我就读他的书，那是一家文学理论杂志上连载的译文，选自其1983年出版的名著《文学理论导论》，内容是文学理论的历史述评，其中诱人者为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记得那译文很差，几乎不能卒读，因为当时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刚介绍到中国，许多术语都是舶来新货，译者不知道该怎样译成中文，而且书中所述的许多理论，译者也不懂，只能照字面直译，结果译文很僵硬，让人云里雾里。尽管难读，我还是与许多读者一样硬着头皮读下去，收获在于初次接触了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到了27年后的今天，《文学理论导论》已一版再版，仍是西方高校文学和艺术类学生研习20世纪文论的必读书。
演讲的主持人介绍说，伊格尔顿信奉天主教，也信奉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接过话筒，第一句幽默就让全场爆笑：“有人说我是保守主义者，可是，难道从天主教走向马克思主义，就一定得经过自由主义这一步么？”笑过之后一想，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激进思想，远比一百多年后的自由主义更激进。集 最保守的天主教与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于一身，的确有点不自然。可是，毕竟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早已不再激进。在20世纪后半期，经过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努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渐渐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的先锋，但已无激进的锐势。
于是，我脑中出现了一个悬念：既然伊格尔顿在20世纪末与后现代主义有过节，那么，他究竟是保守的形式主义者，从现代主义的立场去质疑后现代，还是激进的当代批评家，从后现代之后的文化批评立场去超越后现代？
想来应该是后者。再说了，“批评之死”与“艺术终结”之类口号一样，是个广告式噱头，旨在执人双耳、夺人眼球罢了。在21世纪初的西方，尽管是在学术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想活得如鱼得水，没点宣传本事和公关能力是万万不行的。念及此，我便用怀疑和批判的心态去静听演讲，听他讲怎样从天主教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看他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幽默过后，伊格尔顿话锋一转，开始讲外星人和演艺明星，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坐在3D电影院里看《阿凡达》或《2012》。这一刻，我竟有了“顿悟”：要想做学术明星，绝不能皓首穷经钻故纸堆、绝不能终日向壁只顾子曰诗云远离人间烟火，而要做当代学术潮人，要走在时尚的前沿，引领学术主流，例如去研究低俗的大众文化，去鼓吹雷人的流行浪潮。唯其如此，千年故纸才会化腐朽为神奇，一变而为先锋前卫，就象前些年的《达芬奇密码》。或许，这就是信仰和思想的跳跃，一跳千年，从中世纪散发着霉味的阴森森的石筑教堂，跃入大革命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也就是在这一刻，我领悟到：既然要追求学术时尚，那么严肃而认真的批评当然会过气、会毫无用处、会一无是处，结果自然是必死无疑。
话说回来，伊格尔顿也的确有见地，他讲了不少让我觉得中听的话。他说：在今日时髦的文化批评中，语言研究作为一个人文课题，已经“异化”了，批评的领地早被后现代以来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时髦话语霸占了。却原来，伊格尔顿也用马克思的术语来嘲弄时尚，然而，这会不会是自嘲？
他接着调侃形式主义：德里达是不是离文本太近了？是的，他离得太近了。那么要离多远才合适？听了他的问题，我想站起来这样回答：文本前面没有绝对合适的距离，批评家只能前后移动，不断调节自己与文本的距离，这样才会产生批评的空间，这空间存在于新批评的“细读”与原型批评的“向后站”之间。如果批评家不去占有这空间，批评便没有生存的余地，批评便必死无疑。想到了这样的回答，但不好意思打断他的演讲。好吧，继续听。
伊格尔顿说：批评应该是一种语言研究，因为语言并不仅仅局限于传递作品的含义，语言本身是深富蕴意的，例如隐喻和象征，揭示了语言的内在结构，这些都该是研究的对象。如此看来，伊格尔顿的“语言”并非语言学上的语言，而是修辞学上的语言。嗯，我喜欢这观点，他的确不是一个机械而琐碎的形式主义者。
由语言研究而转到研究课题，伊格尔顿说：他曾让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去查阅过去的博士论文选题，结果发现不少选题十分迂腐，如象“某某文学名著中苍蝇翅膀的面面观”，他嘲笑说：我就爱“面面观”。呵呵，这可爱的小老头真是学术潮人，让我想起20世纪前期英国小说家福斯特的论著《小说面面观》，也想起中国文革电影《春苗》里的“马尾巴的功能”。看来当今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博士论文，最好要这样选题：《论芙蓉姐姐之身段与凤姐之牙口：兼论审美比较研究的娱乐化大势》。若此，批评就活了、也火了，说不定会拿到某某煤窑或某某房地产公司的赞助，这样，学术研究便再生了，英特耐雄耐尔的文艺复兴就实现了。
讲了近一小时，结束，该听众提问了。环视全场，问者寥寥。也许伊格尔顿的话题比较艰深，哪怕他用了最时尚的浅显语言来讲，却因西方现代文论和当代批评过于深奥，人们难于把握他的语言游戏和修辞表述。于是，我打算起身提问：
您讲“批评之死”，有时聚焦清楚，有时离题太远，因此，可否请您只用一句话来总结回答：为什么批评死了、怎样死的？
不过，他也许会因这问题太笼统而反呛我一句：我刚才白讲了一通么？
算了，既已娱乐，就不管批评的死活了，退场。
段炼
五月上旬的最后一天，下午，麦吉尔大学艺术史与传播研究系有讲座《批评之死》，演讲人特瑞·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的泰斗。名家开讲，估计会听众爆满，于是我提前半小时到场，结果还是席地而坐，尽闻热烘烘的汗气。好在开讲前临时转移阵地，换到了宽敞的大演播厅。
伊格尔顿早年是牛津才子，后来在英国诸家名牌大学执教，现在是兰卡斯特大学教授。更主要的，他是20世纪后期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界的大牛，与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一道，鼎立于大西洋两岸，称今日欧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两位大师。伊格尔顿至今已出书40多部，算得上著作等身。
演讲开始，伊格尔顿出场，原来是个小老头。早在80年代初我就读他的书，那是一家文学理论杂志上连载的译文，选自其1983年出版的名著《文学理论导论》，内容是文学理论的历史述评，其中诱人者为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记得那译文很差，几乎不能卒读，因为当时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刚介绍到中国，许多术语都是舶来新货，译者不知道该怎样译成中文，而且书中所述的许多理论，译者也不懂，只能照字面直译，结果译文很僵硬，让人云里雾里。尽管难读，我还是与许多读者一样硬着头皮读下去，收获在于初次接触了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到了27年后的今天，《文学理论导论》已一版再版，仍是西方高校文学和艺术类学生研习20世纪文论的必读书。
演讲的主持人介绍说，伊格尔顿信奉天主教，也信奉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接过话筒，第一句幽默就让全场爆笑：“有人说我是保守主义者，可是，难道从天主教走向马克思主义，就一定得经过自由主义这一步么？”笑过之后一想，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激进思想，远比一百多年后的自由主义更激进。集 最保守的天主教与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于一身，的确有点不自然。可是，毕竟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早已不再激进。在20世纪后半期，经过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努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渐渐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的先锋，但已无激进的锐势。
于是，我脑中出现了一个悬念：既然伊格尔顿在20世纪末与后现代主义有过节，那么，他究竟是保守的形式主义者，从现代主义的立场去质疑后现代，还是激进的当代批评家，从后现代之后的文化批评立场去超越后现代？
想来应该是后者。再说了，“批评之死”与“艺术终结”之类口号一样，是个广告式噱头，旨在执人双耳、夺人眼球罢了。在21世纪初的西方，尽管是在学术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想活得如鱼得水，没点宣传本事和公关能力是万万不行的。念及此，我便用怀疑和批判的心态去静听演讲，听他讲怎样从天主教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看他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幽默过后，伊格尔顿话锋一转，开始讲外星人和演艺明星，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坐在3D电影院里看《阿凡达》或《2012》。这一刻，我竟有了“顿悟”：要想做学术明星，绝不能皓首穷经钻故纸堆、绝不能终日向壁只顾子曰诗云远离人间烟火，而要做当代学术潮人，要走在时尚的前沿，引领学术主流，例如去研究低俗的大众文化，去鼓吹雷人的流行浪潮。唯其如此，千年故纸才会化腐朽为神奇，一变而为先锋前卫，就象前些年的《达芬奇密码》。或许，这就是信仰和思想的跳跃，一跳千年，从中世纪散发着霉味的阴森森的石筑教堂，跃入大革命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也就是在这一刻，我领悟到：既然要追求学术时尚，那么严肃而认真的批评当然会过气、会毫无用处、会一无是处，结果自然是必死无疑。
话说回来，伊格尔顿也的确有见地，他讲了不少让我觉得中听的话。他说：在今日时髦的文化批评中，语言研究作为一个人文课题，已经“异化”了，批评的领地早被后现代以来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时髦话语霸占了。却原来，伊格尔顿也用马克思的术语来嘲弄时尚，然而，这会不会是自嘲？
他接着调侃形式主义：德里达是不是离文本太近了？是的，他离得太近了。那么要离多远才合适？听了他的问题，我想站起来这样回答：文本前面没有绝对合适的距离，批评家只能前后移动，不断调节自己与文本的距离，这样才会产生批评的空间，这空间存在于新批评的“细读”与原型批评的“向后站”之间。如果批评家不去占有这空间，批评便没有生存的余地，批评便必死无疑。想到了这样的回答，但不好意思打断他的演讲。好吧，继续听。
伊格尔顿说：批评应该是一种语言研究，因为语言并不仅仅局限于传递作品的含义，语言本身是深富蕴意的，例如隐喻和象征，揭示了语言的内在结构，这些都该是研究的对象。如此看来，伊格尔顿的“语言”并非语言学上的语言，而是修辞学上的语言。嗯，我喜欢这观点，他的确不是一个机械而琐碎的形式主义者。
由语言研究而转到研究课题，伊格尔顿说：他曾让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去查阅过去的博士论文选题，结果发现不少选题十分迂腐，如象“某某文学名著中苍蝇翅膀的面面观”，他嘲笑说：我就爱“面面观”。呵呵，这可爱的小老头真是学术潮人，让我想起20世纪前期英国小说家福斯特的论著《小说面面观》，也想起中国文革电影《春苗》里的“马尾巴的功能”。看来当今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博士论文，最好要这样选题：《论芙蓉姐姐之身段与凤姐之牙口：兼论审美比较研究的娱乐化大势》。若此，批评就活了、也火了，说不定会拿到某某煤窑或某某房地产公司的赞助，这样，学术研究便再生了，英特耐雄耐尔的文艺复兴就实现了。
讲了近一小时，结束，该听众提问了。环视全场，问者寥寥。也许伊格尔顿的话题比较艰深，哪怕他用了最时尚的浅显语言来讲，却因西方现代文论和当代批评过于深奥，人们难于把握他的语言游戏和修辞表述。于是，我打算起身提问：
您讲“批评之死”，有时聚焦清楚，有时离题太远，因此，可否请您只用一句话来总结回答：为什么批评死了、怎样死的？
不过，他也许会因这问题太笼统而反呛我一句：我刚才白讲了一通么？
算了，既已娱乐，就不管批评的死活了，退场。
锻炼，原来你把伊格尔顿当着学术明星去听的啊？你的结论是，要当学术明星就要做潮人？你也太丢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