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柠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6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言人承认“医疗改革不成功”，“面临方向性调整”，并以《医疗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的形式，为医改突破困境确立了5年的路线图。
2006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言人承认“医疗改革不成功”，“面临方向性调整”，并以《医疗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的形式，为医改突破困境确立了5年的路线图。
光阴荏苒，眼瞅着就到了兑现承诺的阶段。据《新京报》4月23日报道：日前，北京市公布了2010-2011年医改方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两年内，市政府的投入将不低于337亿元，力争将医改成果惠及全体市民。”北京作为“首善之区”，集中了全国相当多的医疗资源。京城医改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全国众多的一、二线城市医改的走向，无疑具有风向标的性质。但毋庸讳言，现状的方案还远远不是一个惠及全民的方案，而一个普遍覆盖，相对公平、合理且富于可操作性的方案落地，不知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
近5年来，医改问题作为最大的民生课题之一，受到了全社会的瞩目。据说，在不久前刚刚闭幕的两会上，有来自北大、清华、复旦、人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等国内外机构的共九套方案被提交大会检讨，莫衷一是。在《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和《南方周末》等主流媒体上，常见到各路学者、专家或相关行政官员动辄以几个整版的超大篇幅展开深度讨论，其高屋建瓴，不仅涉及医疗制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而且涵盖了对欧、美、日等先进国家既有制度的评价。笔者既不是从事这方面政策研究的学者，亦非相关人士，但因事关个人生活，只好硬着头皮试图读懂见诸媒体的海量议论。但几年下来，我不得不承认，个人的努力收效甚微———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内容的专业性及大多数发言者的“高姿态”，妨碍了一个作为“非专业人士”的公民对问题的认知，哪怕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不差的理解能力，甚至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复杂性、专业性是一个事实，也容易理解，但“高姿态”则令人困惑，有时候被绕来绕去，闪烁其词，不仅解决问题的思路全然不得要领，最后连问题本身都隐而不现，难免会生出一种被人“忽悠”的羞辱感。
譬如，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中，我不下5次见识过诸如此类的权威人士的权威发言：曰医保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无论欧、美、日，虽“各庄有各庄的高招”，但都存在各自的问题，谁都无法轻言“问题解决”云云。这类论调颇耳熟能详，令人本能地联想到汶川震后，针对中小学校舍大量倒塌的问题，有关人士出面解释说“中小学和医院等公共设施在地震中的倒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发言者的姿态过高，视野过远，动辄放眼寰宇，纵横捭阖，高谈阔论。其结果，不仅未能抓住异域同类问题的本质，反而在展开宏大叙事的过程中模糊了本土问题的焦点，遑论解决方案的出台。到头来，除了以伪“全球化”的学术视野或政策立场来忽悠国民外，达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目的，沦为完全于事无补的话语泡沫。
笔者从来不反对与海外诸国的横向比较，尤其在医改问题上，我们几乎是从白纸一张的状态出发进行制度建构，借鉴甚至“拿来主义”都是必要的。但是，比较的目的是为了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更加清晰地凸显、认识自身的问题，从而谋求解决方案，而不是把异域的问题与自身的问题混为一谈，或用别人的问题来掩饰自身的弊端。综观欧、美、日的医保制度，历史与社会文化不尽相同，出发点各异，所走的道路亦判然有别，今天也的确面临各自的困境，有的还相当严重。笔者不久前就曾在媒体上撰文，谈日本的“医疗崩溃”问题。然而，必须承认，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问题的本质和程度不同，距一个相对完善的解决方案的路径和距离也完全不同。要想借鉴他者的经验的话，首先应当从全面了解、掌握真实情况开始。
举个最直接的例子：为了让民众理解并接受现有的医改方案，众多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等权威人士反复告诫我们，实际发生的医药费在一定额度内由个人负担；超过一定额度，由个人和国家按规定比例分别负担；而超过支付上限额度的部分，则由个人负担，等等。笔者过眼的这方面资料、文献在外行中不可谓少，但奇怪的是，从来就没有一位“权威人士”告诉过我，无论欧、美、日，超过支付上限额度的部分，是由医疗保险的主体———国家来埋单的，而不是由被保险方的患者负担，这也是医保作为一种现代“保险”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一般来说，超过支付上限的部分，是个人之力所难以支付的，所以才由保方来埋单。否则，买你的保险意义何在？
无巧不成书。最近，一位不久前刚接受过心肌梗塞的手术治疗的日本作家朋友病愈3个月后来北京旅行、散心，笔者特意向他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友人是自由作家，虽然书没少出，但因为定位偏学术，少有畅销书，所以在日本属于中低收入层。作为具有一定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长年来他一直自觉践行自视为“使命”的社会批判，视野广泛，思想锐利。但经此一劫，他却感到，日本的医保制度“还不错”———这几乎是我头一次听他对自己国家做正面评价。接着，他在餐巾纸上列出了相关费用的明细：实际发生总费用（手术和住院）约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按他的年龄和收入水平，国民健康保险（即日本全民覆盖的国家医保）所负担的支付上限为10万日元（约合7000元）；同时，他还购买了两份生命保险（商业保险），每份支付12.5万日元，合计为25万日元（约合1.75万元）。如此，生场大病，从经济上不仅全无损失，甚至还不无小补———“也许我可以考虑放弃写作，靠生病来赚钱。”
医改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制度建构本身，而是通过制度的建构，来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大医院、小病人”的所谓医疗“四大顽疾”。既然这种制度是从无到有，必须借鉴海外的先进经验，那么作为在制度建构上承担重要角色、负责政策制定的官员、学者，便有责任把他国的经验教训如实而全面地加以介绍，在此基础上再谈“移植”或“嫁接”的问题。而不要做“筛子”，先过滤一道所谓“不良”信息（实际上是被认为“不利”于政策性方向的信息），再行政策检讨；或干脆玩弄外交辞令、话语游戏，或故作高深状，用专业性、学术性作幌子，屏蔽真相，偷换主题，忽悠民众。
2006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言人承认“医疗改革不成功”，“面临方向性调整”，并以《医疗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的形式，为医改突破困境确立了5年的路线图。
2006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言人承认“医疗改革不成功”，“面临方向性调整”，并以《医疗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的形式，为医改突破困境确立了5年的路线图。
光阴荏苒，眼瞅着就到了兑现承诺的阶段。据《新京报》4月23日报道：日前，北京市公布了2010-2011年医改方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两年内，市政府的投入将不低于337亿元，力争将医改成果惠及全体市民。”北京作为“首善之区”，集中了全国相当多的医疗资源。京城医改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全国众多的一、二线城市医改的走向，无疑具有风向标的性质。但毋庸讳言，现状的方案还远远不是一个惠及全民的方案，而一个普遍覆盖，相对公平、合理且富于可操作性的方案落地，不知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
近5年来，医改问题作为最大的民生课题之一，受到了全社会的瞩目。据说，在不久前刚刚闭幕的两会上，有来自北大、清华、复旦、人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等国内外机构的共九套方案被提交大会检讨，莫衷一是。在《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和《南方周末》等主流媒体上，常见到各路学者、专家或相关行政官员动辄以几个整版的超大篇幅展开深度讨论，其高屋建瓴，不仅涉及医疗制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而且涵盖了对欧、美、日等先进国家既有制度的评价。笔者既不是从事这方面政策研究的学者，亦非相关人士，但因事关个人生活，只好硬着头皮试图读懂见诸媒体的海量议论。但几年下来，我不得不承认，个人的努力收效甚微———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内容的专业性及大多数发言者的“高姿态”，妨碍了一个作为“非专业人士”的公民对问题的认知，哪怕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不差的理解能力，甚至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复杂性、专业性是一个事实，也容易理解，但“高姿态”则令人困惑，有时候被绕来绕去，闪烁其词，不仅解决问题的思路全然不得要领，最后连问题本身都隐而不现，难免会生出一种被人“忽悠”的羞辱感。
譬如，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中，我不下5次见识过诸如此类的权威人士的权威发言：曰医保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无论欧、美、日，虽“各庄有各庄的高招”，但都存在各自的问题，谁都无法轻言“问题解决”云云。这类论调颇耳熟能详，令人本能地联想到汶川震后，针对中小学校舍大量倒塌的问题，有关人士出面解释说“中小学和医院等公共设施在地震中的倒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发言者的姿态过高，视野过远，动辄放眼寰宇，纵横捭阖，高谈阔论。其结果，不仅未能抓住异域同类问题的本质，反而在展开宏大叙事的过程中模糊了本土问题的焦点，遑论解决方案的出台。到头来，除了以伪“全球化”的学术视野或政策立场来忽悠国民外，达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目的，沦为完全于事无补的话语泡沫。
笔者从来不反对与海外诸国的横向比较，尤其在医改问题上，我们几乎是从白纸一张的状态出发进行制度建构，借鉴甚至“拿来主义”都是必要的。但是，比较的目的是为了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更加清晰地凸显、认识自身的问题，从而谋求解决方案，而不是把异域的问题与自身的问题混为一谈，或用别人的问题来掩饰自身的弊端。综观欧、美、日的医保制度，历史与社会文化不尽相同，出发点各异，所走的道路亦判然有别，今天也的确面临各自的困境，有的还相当严重。笔者不久前就曾在媒体上撰文，谈日本的“医疗崩溃”问题。然而，必须承认，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问题的本质和程度不同，距一个相对完善的解决方案的路径和距离也完全不同。要想借鉴他者的经验的话，首先应当从全面了解、掌握真实情况开始。
举个最直接的例子：为了让民众理解并接受现有的医改方案，众多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等权威人士反复告诫我们，实际发生的医药费在一定额度内由个人负担；超过一定额度，由个人和国家按规定比例分别负担；而超过支付上限额度的部分，则由个人负担，等等。笔者过眼的这方面资料、文献在外行中不可谓少，但奇怪的是，从来就没有一位“权威人士”告诉过我，无论欧、美、日，超过支付上限额度的部分，是由医疗保险的主体———国家来埋单的，而不是由被保险方的患者负担，这也是医保作为一种现代“保险”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一般来说，超过支付上限的部分，是个人之力所难以支付的，所以才由保方来埋单。否则，买你的保险意义何在？
无巧不成书。最近，一位不久前刚接受过心肌梗塞的手术治疗的日本作家朋友病愈3个月后来北京旅行、散心，笔者特意向他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友人是自由作家，虽然书没少出，但因为定位偏学术，少有畅销书，所以在日本属于中低收入层。作为具有一定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长年来他一直自觉践行自视为“使命”的社会批判，视野广泛，思想锐利。但经此一劫，他却感到，日本的医保制度“还不错”———这几乎是我头一次听他对自己国家做正面评价。接着，他在餐巾纸上列出了相关费用的明细：实际发生总费用（手术和住院）约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按他的年龄和收入水平，国民健康保险（即日本全民覆盖的国家医保）所负担的支付上限为10万日元（约合7000元）；同时，他还购买了两份生命保险（商业保险），每份支付12.5万日元，合计为25万日元（约合1.75万元）。如此，生场大病，从经济上不仅全无损失，甚至还不无小补———“也许我可以考虑放弃写作，靠生病来赚钱。”
医改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制度建构本身，而是通过制度的建构，来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大医院、小病人”的所谓医疗“四大顽疾”。既然这种制度是从无到有，必须借鉴海外的先进经验，那么作为在制度建构上承担重要角色、负责政策制定的官员、学者，便有责任把他国的经验教训如实而全面地加以介绍，在此基础上再谈“移植”或“嫁接”的问题。而不要做“筛子”，先过滤一道所谓“不良”信息（实际上是被认为“不利”于政策性方向的信息），再行政策检讨；或干脆玩弄外交辞令、话语游戏，或故作高深状，用专业性、学术性作幌子，屏蔽真相，偷换主题，忽悠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