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各自表述》北大展览现场
原弓作品 摇钱树
原弓作品 摇钱树
原弓作品 摇钱树
原弓作品 摇钱树
金锋作品 忏悔书
金锋作品 忏悔书
金锋作品 忏悔书
金锋作品 忏悔书
左小祖咒作品 奢侈品请勿触摸
左小祖咒作品 奢侈品请勿触摸
奚建军作品 圣艺术
奚建军作品 圣艺术
奚建军作品 圣艺术
原弓作品 摇钱树
原弓作品 摇钱树
原弓作品 摇钱树
金锋作品 忏悔书
金锋作品 忏悔书
金锋作品 忏悔书
金锋作品 忏悔书
左小祖咒作品 奢侈品请勿触摸
左小祖咒作品 奢侈品请勿触摸
奚建军作品 圣艺术
奚建军作品 圣艺术
奚建军作品 圣艺术
四个艺术家的各自表述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欢欢
不久前,金锋用了几天时间,从网上搜集了大量贪官的检讨书,用了近300块大理石,将这些检讨逐字刻在上面完成商人到艺术家的转型后,原弓给了自己一个略显模糊的定位,不是纯粹的商人,也不是纯粹的艺术家。在他近期的作品《摇钱树》中,原弓将这两种角色完
不久前,金锋用了几天时间,从网上搜集了大量贪官的检讨书,用了近300块大理石,将这些检讨逐字刻在上面
完成商人到艺术家的转型后,原弓给了自己一个略显模糊的定位,“不是纯粹的商人,也不是纯粹的艺术家”。在他近期的作品《摇钱树》中,原弓将这两种角色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灵感来自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
从 2008年5月30日第一次入川开始,原弓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往返灾区十几次。当志愿者的同时,他拣了一堆当地人不要的废铜烂铁,小心地搬进北京市顺义区火神营的一个仓库。
偌大的仓库里,横七竖八地散落着近千把灰头土脸的镰刀、锄头,每把农具上都写着一个人名。一些农具已经用喉箍绑成了架子,这是尚未竣工的“摇钱树”。农具则是地震后,原弓从失地的农民手中收购来的,每把20元。
原弓清楚地记得收购农具那天,农民们排长队的景象。
“出卖自己农具的农民,脸上却洋溢着喜悦。”原弓说,作为一个艺术家,这样的景象让他兴奋。他决定用这些农具创作一棵摇钱树,“摇钱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价值寄托,镰刀和锄头则承载着当今社会变革中的一段故事。艺术家做不了什么,只能用独特的眼光去发现些什么。”
原弓打算把该作品放到4月17日在北大举办的《“3+1”各自表述》当代艺术展上展出,一同参展的还有金锋、左小祖咒与奚建军的作品。
“我们四个人的组合很有意思,原弓是商人,左小祖咒是歌手,奚建军是海归,而我是个写作的人,是个伪知识分子。”独立艺术家金锋很看好这次展览,“各自表述中,每个人要表述的不一样。这中间,才有真正的当代艺术。我们活在这个现实里面,我们要表态。”
不像艺术的艺术
和很多艺术家一样,原弓在2008年汶川地震过后,把“根据地”设在了四川。在他看来,当时的四川,遍地是灵感。尽管这期间,他创作出来的一些作品并不被看作是艺术。
认识北川农民邓林是一个偶然的经历。碰到邓林时,他正蹲在路边,一边嚎啕大哭,一边用力敲打一堆钢筋水泥。原弓上前询问后得知,邓林有亲戚被这堆钢筋水泥砸死了。现在,他的老婆怀孕8个月,没肉吃,于是他打算把这些钢筋水泥砸了,换钱买肉。
原弓决定,把邓林敲了一半的水泥全部买下来,并让他给即将出生的孩子起个名字,把名字和预产期一起刻在水泥上。邓林给孩子起名为“邓礼石”,意为“向石头敬礼”。
两个月后,原弓得知,领孩子出生证时,邓林把孩子名字改成了“邓礼鑫”,“我觉得很好,很靠谱,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
如今,刻着“邓礼石预产期”字样的几块石头和镰刀、锄头一起,躺在原弓的仓库里。
“灾区仅仅是一个媒介,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媒介让大家对中国社会有所认识。”原弓说,他在灾区泡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标语是个很好玩的东西,因为它参与了整个赈灾过程。
“做标语的时候,政府给广告公司每条六七十块钱。不到一个星期,有领导来了,有新的指示来了,就得赶紧把旧的换掉。广告公司把这些用过的标语3块钱一条当破布卖掉。”原弓介绍说。
原弓以3块钱一条的价格,从广告公司买了几百条红底白字的标语。回到北京后,他将这些地震中铺天盖地的标语设置成极具仪式化的帘幕,并围成道场状。这部名为《红帘-512》的作品参加了2009年首届798双年展。但展出仅仅一天,就被要求撤出。
“我不想说我是用政治的方式做艺术,事实上,我觉得艺术在下手去做的时候,一定要去政治化。政治、宗教、道德都是属于他律性的东西,和艺术的自律性是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你是要用艺术作为一种语言,来述说这个社会,而不是参与政治。”原弓认为,有些东西尽管不像艺术,但自己觉得挺有意思,就去做了,“我不一定能把整个社会的问题述说得很清楚,但至少我把一些片段用艺术的方式记录下来,留给以后的人类学家去研究。能做到这一点,我的功能实现了。”
4月5日,本刊记者在原弓的工作室看到,被撤掉的“红帘”摆在仓库的正中央。这个高达6米的庞然大物披着耀眼的红衣,高傲地挺立在一堆废铜烂铁中央。多数条幅上,都能找到“感谢”、“伟大”等字样。
在原弓看来,这样的东西拿到灾区展出,和在北京展出,解读是不一样的,“当然,所有的解读都是误读,它倚赖于环境、人的阅历等等。在灾区,它们是散落的,但通过艺术转换之后,变成了一个道场,这更能说明问题。”
金锋和他的问题现场
2009年初,金锋把工作室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和原弓等三名艺术家一起,住在顺义区火神营的一个园区里。金锋工作室的墙上,挂着其作品《信不信由你》的拓片。那是他从网络上搜集到的100条假新闻,他把它们凌乱地刻在墙面上。这一展览在南京和上海分别展出后,他又做了拓片,装点在自己的工作室
从开始做老师,到后来任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学术部负责人,再到现在的独立艺术家,金锋认为自己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表述方法。
“以前你拿个毛笔,拿个宣纸,你就是艺术家了。但现在发现,艺术家很不好做,你必须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表达。以前是学术把你引上了一条路,但实际上,那条路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之路。相反,现实告诉我们,思想之路是要自己去走的,是要哪怕头破血流都要面对的,这个才是一个艺术家活着的目的。 ”金锋认为。
金锋的转型发生在2005年。那一年的4月,江西岳母墓前新塑了6尊跪像(仿照岳飞墓前的秦桧跪像)。此举一出,指责声一片。很多人认为,用古人跪像来招揽游客的做法有失人性。不久,金锋用他的雕塑让秦桧夫妇站起来了。这一作品在当时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多数人指责金锋让卖国贼站起来的行为。但无论如何,该作品标志着金锋将作品的语境从美术馆延伸到了整个社会。
“这个社会太疯狂了,机遇如此之多,变数如此之多,问题如此之多。”金锋兴奋地加快了语速。
4月17日即将在北大举行的展览上,金锋做的是一个关于贪官忏悔录的作品。
2006年,北大自主招生考试的作文题是《贪官检讨》––––让学生站在贪官的立场上写一篇检讨书。这一题目一度引起很大反响。
不久前,金锋用了几天时间,从网上搜集了大量贪官的检讨书,用了近300块大理石,将这些检讨逐字刻在上面。正前方的墙上,是初三老师教的写检讨书的格式。
在阅读了这些检讨书后,金锋认为,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忏悔,“你会看到,那是很模式化的,跟检讨书格式几乎一模一样。但也有一些贪官在判刑之后说的话,的确是心里话。”
对自己有交代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做的艺术都和社会问题有着密切联系,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做?
金锋:全世界把最牛逼的问题扔到中国这个现场来,这个现场当然非常有意思。
《瞭望东方周刊》:这就是所谓的艺术的社会化?
金锋:我认为的社会性就是和这些鲜活的东西打交道,它是你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们在电脑上,我们找到信息,我们发现和这些信息可以合作的部分,这是我们的工作。社会性不是批判性,更多的是,这些信息改变了你的生活的期待,你对你自己的期待。
《瞭望东方周刊》:创作过程中会受到压力吗?
金锋:我们在体制内做一些敏感的作品已经是老江湖了。高压线在哪边,哪个地方不要过去,哪个地方可以用学者的方式去表述,这本身也成为了作品的内容之一。
原弓:这毕竟是一种学院式的学术讨论,在中国今天的政治语境当中也是允许的。它并不是一种很激烈的姿态,只是看到了问题。老金这个作品其实就是网上铺天盖地的东西,他把它们集中在一起,这就是一个艺术转换,它完成了一个艺术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视角,把问题概括之后,用艺术的语言予以呈现,其实对社会来讲是有进步意义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会选择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表述?
金锋:社会话题是我的媒介,我更多的是想通过这些媒介来反思自我。比如我按照这样的方式一直玩到我临死之前,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是挺有意义的。我告诉自己,我非常独立,我对自己有个交代。对自己有交代,也是对社会担当的一部分。
《瞭望东方周刊》:会不会有一种使命感?
金锋:会有一种担当。我们不用使命这个词,这个词太政治。你的安身立命是什么,这是我们关注的事。
原弓:我就是一个自私的奴才,我希望人家在未来能够想起有这样一个人,为艺术做了些事。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欢欢
不久前,金锋用了几天时间,从网上搜集了大量贪官的检讨书,用了近300块大理石,将这些检讨逐字刻在上面完成商人到艺术家的转型后,原弓给了自己一个略显模糊的定位,不是纯粹的商人,也不是纯粹的艺术家。在他近期的作品《摇钱树》中,原弓将这两种角色完
不久前,金锋用了几天时间,从网上搜集了大量贪官的检讨书,用了近300块大理石,将这些检讨逐字刻在上面
完成商人到艺术家的转型后,原弓给了自己一个略显模糊的定位,“不是纯粹的商人,也不是纯粹的艺术家”。在他近期的作品《摇钱树》中,原弓将这两种角色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灵感来自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
从 2008年5月30日第一次入川开始,原弓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往返灾区十几次。当志愿者的同时,他拣了一堆当地人不要的废铜烂铁,小心地搬进北京市顺义区火神营的一个仓库。
偌大的仓库里,横七竖八地散落着近千把灰头土脸的镰刀、锄头,每把农具上都写着一个人名。一些农具已经用喉箍绑成了架子,这是尚未竣工的“摇钱树”。农具则是地震后,原弓从失地的农民手中收购来的,每把20元。
原弓清楚地记得收购农具那天,农民们排长队的景象。
“出卖自己农具的农民,脸上却洋溢着喜悦。”原弓说,作为一个艺术家,这样的景象让他兴奋。他决定用这些农具创作一棵摇钱树,“摇钱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价值寄托,镰刀和锄头则承载着当今社会变革中的一段故事。艺术家做不了什么,只能用独特的眼光去发现些什么。”
原弓打算把该作品放到4月17日在北大举办的《“3+1”各自表述》当代艺术展上展出,一同参展的还有金锋、左小祖咒与奚建军的作品。
“我们四个人的组合很有意思,原弓是商人,左小祖咒是歌手,奚建军是海归,而我是个写作的人,是个伪知识分子。”独立艺术家金锋很看好这次展览,“各自表述中,每个人要表述的不一样。这中间,才有真正的当代艺术。我们活在这个现实里面,我们要表态。”
不像艺术的艺术
和很多艺术家一样,原弓在2008年汶川地震过后,把“根据地”设在了四川。在他看来,当时的四川,遍地是灵感。尽管这期间,他创作出来的一些作品并不被看作是艺术。
认识北川农民邓林是一个偶然的经历。碰到邓林时,他正蹲在路边,一边嚎啕大哭,一边用力敲打一堆钢筋水泥。原弓上前询问后得知,邓林有亲戚被这堆钢筋水泥砸死了。现在,他的老婆怀孕8个月,没肉吃,于是他打算把这些钢筋水泥砸了,换钱买肉。
原弓决定,把邓林敲了一半的水泥全部买下来,并让他给即将出生的孩子起个名字,把名字和预产期一起刻在水泥上。邓林给孩子起名为“邓礼石”,意为“向石头敬礼”。
两个月后,原弓得知,领孩子出生证时,邓林把孩子名字改成了“邓礼鑫”,“我觉得很好,很靠谱,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
如今,刻着“邓礼石预产期”字样的几块石头和镰刀、锄头一起,躺在原弓的仓库里。
“灾区仅仅是一个媒介,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媒介让大家对中国社会有所认识。”原弓说,他在灾区泡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标语是个很好玩的东西,因为它参与了整个赈灾过程。
“做标语的时候,政府给广告公司每条六七十块钱。不到一个星期,有领导来了,有新的指示来了,就得赶紧把旧的换掉。广告公司把这些用过的标语3块钱一条当破布卖掉。”原弓介绍说。
原弓以3块钱一条的价格,从广告公司买了几百条红底白字的标语。回到北京后,他将这些地震中铺天盖地的标语设置成极具仪式化的帘幕,并围成道场状。这部名为《红帘-512》的作品参加了2009年首届798双年展。但展出仅仅一天,就被要求撤出。
“我不想说我是用政治的方式做艺术,事实上,我觉得艺术在下手去做的时候,一定要去政治化。政治、宗教、道德都是属于他律性的东西,和艺术的自律性是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你是要用艺术作为一种语言,来述说这个社会,而不是参与政治。”原弓认为,有些东西尽管不像艺术,但自己觉得挺有意思,就去做了,“我不一定能把整个社会的问题述说得很清楚,但至少我把一些片段用艺术的方式记录下来,留给以后的人类学家去研究。能做到这一点,我的功能实现了。”
4月5日,本刊记者在原弓的工作室看到,被撤掉的“红帘”摆在仓库的正中央。这个高达6米的庞然大物披着耀眼的红衣,高傲地挺立在一堆废铜烂铁中央。多数条幅上,都能找到“感谢”、“伟大”等字样。
在原弓看来,这样的东西拿到灾区展出,和在北京展出,解读是不一样的,“当然,所有的解读都是误读,它倚赖于环境、人的阅历等等。在灾区,它们是散落的,但通过艺术转换之后,变成了一个道场,这更能说明问题。”
金锋和他的问题现场
2009年初,金锋把工作室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和原弓等三名艺术家一起,住在顺义区火神营的一个园区里。金锋工作室的墙上,挂着其作品《信不信由你》的拓片。那是他从网络上搜集到的100条假新闻,他把它们凌乱地刻在墙面上。这一展览在南京和上海分别展出后,他又做了拓片,装点在自己的工作室
从开始做老师,到后来任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学术部负责人,再到现在的独立艺术家,金锋认为自己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表述方法。
“以前你拿个毛笔,拿个宣纸,你就是艺术家了。但现在发现,艺术家很不好做,你必须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表达。以前是学术把你引上了一条路,但实际上,那条路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之路。相反,现实告诉我们,思想之路是要自己去走的,是要哪怕头破血流都要面对的,这个才是一个艺术家活着的目的。 ”金锋认为。
金锋的转型发生在2005年。那一年的4月,江西岳母墓前新塑了6尊跪像(仿照岳飞墓前的秦桧跪像)。此举一出,指责声一片。很多人认为,用古人跪像来招揽游客的做法有失人性。不久,金锋用他的雕塑让秦桧夫妇站起来了。这一作品在当时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多数人指责金锋让卖国贼站起来的行为。但无论如何,该作品标志着金锋将作品的语境从美术馆延伸到了整个社会。
“这个社会太疯狂了,机遇如此之多,变数如此之多,问题如此之多。”金锋兴奋地加快了语速。
4月17日即将在北大举行的展览上,金锋做的是一个关于贪官忏悔录的作品。
2006年,北大自主招生考试的作文题是《贪官检讨》––––让学生站在贪官的立场上写一篇检讨书。这一题目一度引起很大反响。
不久前,金锋用了几天时间,从网上搜集了大量贪官的检讨书,用了近300块大理石,将这些检讨逐字刻在上面。正前方的墙上,是初三老师教的写检讨书的格式。
在阅读了这些检讨书后,金锋认为,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忏悔,“你会看到,那是很模式化的,跟检讨书格式几乎一模一样。但也有一些贪官在判刑之后说的话,的确是心里话。”
对自己有交代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做的艺术都和社会问题有着密切联系,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做?
金锋:全世界把最牛逼的问题扔到中国这个现场来,这个现场当然非常有意思。
《瞭望东方周刊》:这就是所谓的艺术的社会化?
金锋:我认为的社会性就是和这些鲜活的东西打交道,它是你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们在电脑上,我们找到信息,我们发现和这些信息可以合作的部分,这是我们的工作。社会性不是批判性,更多的是,这些信息改变了你的生活的期待,你对你自己的期待。
《瞭望东方周刊》:创作过程中会受到压力吗?
金锋:我们在体制内做一些敏感的作品已经是老江湖了。高压线在哪边,哪个地方不要过去,哪个地方可以用学者的方式去表述,这本身也成为了作品的内容之一。
原弓:这毕竟是一种学院式的学术讨论,在中国今天的政治语境当中也是允许的。它并不是一种很激烈的姿态,只是看到了问题。老金这个作品其实就是网上铺天盖地的东西,他把它们集中在一起,这就是一个艺术转换,它完成了一个艺术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视角,把问题概括之后,用艺术的语言予以呈现,其实对社会来讲是有进步意义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会选择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表述?
金锋:社会话题是我的媒介,我更多的是想通过这些媒介来反思自我。比如我按照这样的方式一直玩到我临死之前,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是挺有意义的。我告诉自己,我非常独立,我对自己有个交代。对自己有交代,也是对社会担当的一部分。
《瞭望东方周刊》:会不会有一种使命感?
金锋:会有一种担当。我们不用使命这个词,这个词太政治。你的安身立命是什么,这是我们关注的事。
原弓:我就是一个自私的奴才,我希望人家在未来能够想起有这样一个人,为艺术做了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