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帝”我们将做什么?
发起人:sanjiaowang  回复数:0   浏览数:1396   最后更新:2008/02/26 00:00:00 by sanjiaowang
[楼主] sanjiaowang 2008-02-26 00:00:00
〔美〕J•B•科布/文,黄铭/译:关于“上帝”我们将做什么?


提 要:本文在分析传统上帝观念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危害的同时,又指出现代无神论相应造成的局限性,认为西方应该批判地重新利用基督教传统作为现代世界的灵性资源,而中国也应该把继承传统文化与发展现代化结合起来。以怀特海哲学为基础的过程神学或过程思想正在努力地实现这种结合。
关键词:上帝;灵性;怀特海;基督教传统

一、“上帝”作为敌人
在喜爱“灵性”( spirituality)广泛地胜过“宗教”(religion)的地方,人们对上帝有一种反感。这样一种反感是健康的。“上帝”意指许多东西,其中大多数东西弊大于利。对许多科学家来说,开始于19世纪晚期的有关进化论的论战使“上帝”成了反对科学理论的一种最好的象征。“上帝”打出古代著述这张王牌来战胜经验主义的证据,并为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上帝”是一个干预者,其干预的方式否认了科学的规律。这个“上帝”倒真的是科学的敌人。
对许多普通人来说,“上帝”则与内疚感联系在一起,这种内疚感尤其是关于人类天生的性欲和行为方面的。“上帝”制定了人类行为甚至欲望的规则,人们知道遵守不了这些规则。如果他们的教养曾是宗教的,即使他们不再信仰这个“上帝”,他们也可能难于让自己摆脱那种滞留不去的关于羞愧和内疚的感受。他们自身忍受着这种心理上的损害。如果他们的教养未被这个“上帝”熏陶过,他们就被“他”(上帝)所拒绝。
当生态危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引起世界关注时,人们发觉“上帝”也是自然的敌人。“上帝”把这个世界世俗化并给予人类征服和开采地球的权利。 “上帝”使人类只关注历史和来世。
那些寻求终结战争的人们常常发现“上帝”是一个敌人。“为了上帝和国家”是一个共同的口号,并且,几个世纪以来上帝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已渗透在西方文明和西方帝国主义中。人们因而难于对自己国家的行动作出批评性的评估。这增加了一种神秘性来引导年轻人成为战争的志愿者。当国家之间或国内群体之间互相展开斗争时,其中的宗教分歧又提供了额外的理由。那些寻求正义的人们也发现“上帝”是一个敌人。马克思主义者们抱怨信仰者用默许眼下的不公正来换取“将来天国中的幸福”(pie in thesky by and by)的幻想。人们广泛地感觉到,除了死后实现的期待以外,甚至社会现有的秩序也是由“上帝”来确定的。
现有的秩序是“上帝”所意愿的,这种感觉通过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上帝”所意愿的这种观念进一步得以强化。大概没有人真正地相信上帝在这种意义上是“全能的”(omnipotent),但这种观念能够重新出现作为人们面对罪恶无所作为的借口。
这个全能的上帝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当一个人经历了莫大的人身不公平或遭遇亲人丧亡的痛苦并推想这是“上帝”所意愿时,最健康的反应不是对“上帝”感到愤怒就是完全否认“上帝”。

二、无神论的局限性
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只要取消“上帝”就可以了。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正如尼采所认识到的那样,上帝从我们世界观中的消失具有严重的后果。
追随那些取消“上帝”的科学家,我们将终止于一个机械论的世界,它完全由运动的物质所组成。当然,没有科学家真的相信他们所想、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完全由支配运动物质的物理规律来决定。但他们经常说,世界就是这样,并且,科学的无神论在理解世界为什么不是这样时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
当我们把对和错的问题从与“上帝”的任何关系中分离开来时,我们典型地以一种道德的相对主义而告终,后者是相当有疑问的。个体对于财富和权力的追求似乎不受限制。不清楚的是,如此导致的社会比那些确认在道德秩序后面有一个“上帝”的社会是否更加幸福。
就我们大多数的文化来说,“上帝”对于性活动不再作为一个阻碍而起作用了。我们青少年中的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毫无节制地从事于频繁的性接触和性尝试。然而,不清楚的是他们人格上比以前的几代人是否更加发展了,后者在性活动方面受到很多的限制。在青少年中毒品文化的重要性让人想起了另外的事情。
即使“上帝”真的使自然非神圣化并转交给人类开采,那也不表示简单地取消“上帝”将有所帮助。从前保护自然免遭人类滥用的是对自然神圣特征的一种感觉。那种取消上帝而导致的无神论撤去了信仰上帝所提供的无论怎样的限制。但无神论对于自然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尊敬。
在追求和平与正义方面,无神论也没有证明是一种真实的解决方法。法国革命用“理性”(Reason)取代“上帝”(God)。毫无疑问,它有许多积极的效果。但今天很少有提倡正义的人想要重复这段历史。
一种持续的和比较成功的无神论在前苏联确立起来。尽管其积极的成就应该得到比西方人士所认为的要更多的肯定,但很少有俄罗斯人想要回到从前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去,他们在这个国家曾获得过解放。

三、一种更丰富的世界观———怀特海的哲学
这就提示我们需要一种比来自于对“上帝”简单否认的世界观更为丰富的世界观。今天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需要广泛地被认可。这种认可导致了对灵性的强烈兴趣,促使西方对东方在这方面的一些成就采取开放的态度。
与此同时,东方尤其是中国正在仿效西方没有上帝的无神论,这特别表现在它的教育体系中,承受了来自于上面提到的科学无神论的一些负面结果。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抑制它的传统文化来为科学思想让路。现在,许多中国人认识到,一个社会不可能仅依靠机械论的科学来获得生机。
中国需要找到或发现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允许中国以某种方式来恢复其大部分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而这种方式也使中国对由西方科学获得的知识保持开放。确实,中国需要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重视那种调查和创造性的想象,否则参与持续的科学工作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谓着依其表面价值而采取当代的科学无神论。这种无神论并非促使现代科学产生的那些人的世界观。
当前在中国,人们对于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哲学明显地产生了一种兴趣。已经有十四所大学建立了关于他的思想及其在各种领域中应用的研究中心。我们在中国召开了多次会议。怀特海本人意识到,他的基本见解有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思想是相同的。同时,他又是一个数学物理学家,并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他的理论来解释20世纪物理学的新发现。在他看来,现代科学本身需要修改和整合到一个更大的世界观中去,其中给予各种价值应有的地位。也许,正是这种更大的世界观对于中国来说是有帮助的。
西方也需要一种世界观作为基础来支持对灵性的寻求,这种灵性避免了纯粹的唯物主义和现代无神论的相对主义,而不用返回到它已经反对的那个超自然的、全能的、干预的、说教的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上帝”。怀特海给西方也提供了很多的东西。他的物理学用“事件”(events)取代了“物质”(matter),而“事件”对于自身和对于他者都有价值。在这种意义上,他使这个世界再次神圣化了,但经得起一种严格的检查。
对于怀特海来说,每一事件寻求实现对于自身和对于超越自身的他者的某种价值。这并不得出对一切都有效的道德规则,但它克服了那种道德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对于社会生活有着严重的破坏作用,并减弱了追求正义与和平的动力。每一事件是其所是,因为它主要是其过去所有事件的一种结果;因此独立自存的个体的观念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全都是相互的成员。但每一事件的结果的某一部分是开放的,以便为它的自我决定或自由留下一个空间。对于自我的塑造和对于他人的贡献,我们两者都承担了部分的责任。
价值的成就取决于如下两个方面的结合:他人决定与自我决定、重复性与新颖性、规律性与自发性、持久与变化。这全都根据一种旨在创造价值的宇宙目的。我们并非在终极上孤独地处于一个冷漠或敌意的宇宙之中。我们能够允许自己具有一个永恒的伴侣一起前往,他与我们同甘共苦。当然,我们也能不理睬一起前往的召唤,并使自己变得铁石心肠。一种健康的灵性是这样的,在最深的层次上使自己向某种东西开放,这种东西随即成为一个人自己的部分并超越他自己。
中国需要有选择地重新利用自己的传统。在西方,情况同样如此。在我们传统中有许多东西需要否决是正确的。但设想那里不存在有价值的东西则是愚蠢的。

四、批判地重新利用基督教传统
西方有多种传统,但我将谈一谈自己的基督教传统。直到19世纪晚期为止,信仰上帝一直为现代科学提供了必要的语境并支持其发展。裂痕,正如发生的那样,差不多是因为两个方面所导致的:一方面,科学家们坚持认为人类是完全无目的的世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许多基督徒抱有幼稚和曲解的信仰。
对一个说教的“上帝”的拒绝并不产生现代无神论。其最有力的和最深刻的代言人是圣·保罗。即使保罗的作品也被后人转变为道德法则的来源,可见人类对于法则的渴望是多么的强烈。对于耶稣和保罗而言,唯一的法则是爱的法则,那是一个不可能强加的和命令的“法则”。幸运的是,保罗的作品不时地鼓舞了基督徒通向一种爱的灵性,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彼此的爱和我们对上帝的爱。爱把一切法则都相对化,但没有把表达爱的重要性相对化。
圣经的教导并非像后来的基督徒所说的那样几乎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在《创世记》中,上帝宣称除了人类以外这个世界是好的。上帝行使主权是为了造物的缘故,而指派给人类的权力也有同样的目的。《圣经》没用什么词语来表达不同于人类或历史的“自然”。人类只是上帝创造物的一部分。创造就如后来的基督徒所说的那样,也非上帝从无中产生这个世界的突然行为。我们知道的这个世界产生于从上帝而来的一阵风,它掠过了已经出现的水面。
不仅从无中进行创造,而且一般而言的全能,都是《圣经》中所没有的教义。全能教义之所以在西方基督教中扮演了一个压倒一切的重要角色,是因为杰罗姆在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时,始终如一地采用“全能”(omnipotence)一词来替换“大能者”(Shaddai),而后者才是希伯来人的圣经中关于上帝一个恰当的名字。这一替换对于基督教灵性一直是损失惨重的。圣经的上帝与人们相互作用,受人们的所作所为影响,主要在人们的行动中或通过人们的行动来实现神圣的意图。上帝扮演了完全不同于全能角色的一个角色。
希伯来人的圣经中包含一些故事,它们讲述了犹太人祖先的可怕行为,这些行为甚至由他们的特殊英雄来做的,譬如,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摩西和大卫所做的事情。在经文中,其中的一些行为被指责,另一些则不然。确实,最坏的一些行为被说成是借“上帝”的命令来执行的。这对于一些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他们把圣经的经文看作是神圣的,把圣经的英雄当作模范,并推想关于上帝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然而,通观整个希伯来人经文,其强调的重点是上帝对于一个正义社会的号召。律法书或摩西五经通过详细指导社会的组织和活动来通向一个正义的社会。先知们则通过强烈谴责富人对穷人、强势者对弱势者的虐待来通向一个正义的社会。犹太人强调前者,基督徒强调后者。先知们经常批评他们国家的政治,一些人为这种批评付出了生命。
耶稣处于先知的行列。他所生活的年代,以色列被罗马控制,犹太人很少有机会来改革他们的政治。他号召听众不要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而是进入到上帝的国(basileia theou)中,后者我喜欢将其翻译成“神圣联邦”( the divine commonwealth)。耶稣清楚地说明了神圣联邦中的生活特征,与帝国认可的价值处于鲜明的对照之中。罗马人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威胁,因为耶稣拒绝帝国的最终权威,他们处死耶稣和许多追随他的人。通过追随耶稣来表达对上帝的爱始终是危险的,但肯定不违背对正义的追求。

五、过程神学
在基督徒中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效忠于耶稣并追随耶稣,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最好思想保持完全的开放立场。19世纪晚期,芝加哥的一个浸信会神学院依然坚守着这样一种忠诚,洛克菲勒就在该神学院附近建立了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具有多种形式:社会-历史的、激进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和文化的。该学派的某些领导者以怀特海思想为指导,尽管芝加哥学派的各种形式都强调“过程”(process)而非静态“实体”(substance),但标签“过程思想”(process thought)和“过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现在常指怀特海这一分支。在加利福尼亚的克莱蒙神学院,大卫·格里芬和我建立了过程研究中心,它已成为国内国际把怀特海思想应用于许多领域的中心。正是克莱蒙过程研究中心的中国部领导了怀特海思想在中国的推广应用。在中国,基督教神学只起了一种很小的作用。目标则是更多地帮助中国人把他们对现代化的忠诚与他们的传统结合起来,来创造性地回应他们的生态学和教育学的需要。
格里芬和我,以及过程研究中心过去和现在的其他领导者(菲利普·克莱顿、罗兰·费伯、玛利·伊丽莎白·摩尔、玛乔丽·苏哈克)都是神学家,我们在怀特海的观念中找到了丰富的资源来反思我们的基督教传统。我们和我们的学生已写的著作涉及的范围不仅关于上帝,而且包括恶的问题、基督、教会、基督教的教育、牧师咨询、宣教、人类本性、历史、解放与拯救、灵性、宗教多样性、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对话、科学与宗教、以及其他标准的神学话题。
然而,采用怀特海观念的耶稣追随者不可能停留在任何学科界限内。我们还写了关于生态危机方面的著作,并使自己涉足于对生物学、经济学甚至物理学中的标准理论的批判。我们深切地关心灵性的问题,我们很多著作是反对全球经济和美帝国主义的。大卫·格里芬成了揭示9·11事件真相的最重要的作者。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于一个精神和生态的危机之中。在他们的宗教传统中有严重的局限性,东方人和西方人都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他们的传统。但遗弃传统的结果是没有前途的。我们能够做得更好。在我们传统中有精神资源能为未来提供新颖的可能性。我们不需要大规模地采用其他的文化或创造一种全新的灵性。我们倒需要批判地和谨慎地挖掘我们自己的传统,拒绝在历史上和科学上错误的东西以及压迫的和难于忍受的东西,同时我们肯定在个人和历史上具有治疗功效和起到解放作用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怀特海的思想可能有重大的帮助。

( John B·Cobb, Jr·,“What Shall We Do about‘God’?”,译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系)
注: 文章是科布于2007年5月18日在美国加州查普曼大学(ChapmanUniversity)毕业典礼上对毕业班所作的讲演。译文属于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课题成果之一。

本文转载自《世界哲学》2008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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