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这黑厚就是齐泽克和史罗德戴克说的cynical reason！

我们反思文革：我们因为不知道、被蒙蔽，才那样做。

文革后：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我们总还是情不自禁、一不小心就那样做了；

“八乘八”之后：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知道这样做是很暴力和残酷的，很黄很暴力，但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或位置或权力，我反正还是继续那样做，我知道好运样做真的是很不好的，但我还是像贪官受贿那样地伸手做了，管它呢。

我们常说的GD的专制之黑厚，其实也只不过是这种中国知道分子式的黑厚的继续：我中宣部也知道这是狗屁，我也不爱说不爱听它，我也知道不能拿这个东西来控制和操纵你们屁民了，但我就是要用这三个代表或四项基本原则来操你们，你们知道这么做法用，我也知道没用，但我就是要这样来搞你们，看你们能咋样。我用它来压制你们，不是我真的相信这些宣传句里的真值，而是：我知道你知道这些话全是屁话，但我能用这样的屁话来压制你死我活一点，本身证明了我们的权力的有效，我的能用这样的屁话来很认真、很黄很暴力地来开展全国运动地来教育你，这本身证明了我手里的权力的牢靠和强大；你傻冒还来与我论理，我是将它纯当作手段和工具的，我日你了，你又敢咋样？是的，我将谎言打扮得比真理还漂亮，举国上下只有谎言才是可信的了，你敢把我咋样？

“八乘八”之后，中国的专制者与假抵抗的知识分子之间处于这样一种关系：用拉康的一个例子：皇帝真的被小孩看出没穿衣，皇帝非但没有害羞，反而说，我就让你看到我没穿好了，你又能把我咋样？然后我们就看到崔卫平秦晖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拼命像粉丝和失恋者那样去写东欧的民主革命是如何由读书人启蒙而成功，好象也想要在中国搞一场橙色革命，而一切其实都只是前戏：他们自己是最怕这样的的革命的，革命也应先革他们的小资十三的。于是，像拉康说，他们成了这样的皇帝或专制者威权下的小孩，他们不是天真，而是黑厚，加倍地黑厚了：他们对我们说，你们看，这个穿着衣服的女人在衣服底下其实是裸体的。

我们时代是被这一黑厚的理性控制着的：我们知道这样不对，但我们就是不抛弃它、不改变它、不消除它。



文/理论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