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PK14的杨海崧，南京人。
----怎么接触到摇滚乐的？
----93年吧，第一次听到的是唐朝，那是上大学的时候，大二，第一次听的时候没觉得有多好听，觉得太吵了，但是知道有摇滚乐这么个词。但是没过多久，再听的时候，突然觉得会不一样，真正的觉得是被击中了，然后看歌词，觉得有很多想法是你想过但是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在他们的音乐里面都反映出来了，生活一下就打开了，原来生活可以这样思考，所以，开始喜欢听摇滚音乐，开始听崔健，张楚，等等等等，开始买摇滚乐的磁带。
----这是你最早接触的摇滚音乐，后来你听的是什么样的音乐？
----几个月以后的，在夏天的时候，就认识了童玮亮，丛峰，宇清他们，主要听的是西方的民谣，这在当时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当时大家是喜欢听重金属的。说实话当时没有受太多的重金属的影响，最早我买的磁带是PINK FLOYD 《DARK SIDE OF THE MOON》和The Beatles的《Magical Mystery Tour》，那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正好到了一批货，买到了，后来受丛峰的影响比较大，听到了尼尔．扬，鲍勃．迪伦，菲尔．奥克思等等。很长一段时间，在听大门，地下丝绒。到了1996年，开始听朋克音乐，朋克音乐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比如the Clash，Sex Pistols。到了97年，后朋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象Joy Division，Bauhaus，The Cure，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一段时间里这些音乐对我的影响特别的大，现在我还是喜欢听，算得上是在几年之内过了一遍摇滚乐史。而且这些影响还一直存在，都留下来了。
----最早组建乐队是什么时候？
----1995年的时候在南京组建过一个乐队，和蔡捷频，徐路，穆谦。但那时侯，乐队不成型，没经验，没技术，完全是冲动。大家什么都不懂，反正隔三差五的在我家排练。我当时打鼓，倒是排了几首歌出来，歌曲不稳，唱的不好，鼓打的也不好，徐路的贝司还行，象一帮小孩在玩。不过还留下来几首歌，其中蔡捷频的《她是一首歌》还不错，后来我给改了一下，收录在第二张唱片里面，蔡捷频那时侯写了几首歌还不错，后来都忘了，挺可惜的。1996年的时候我自己组建了一个乐队，我弹吉他，孙霞主唱，陈军弹贝司，郝建飞打鼓。朋克的东西，像Ramones、Sex Pistols那样的。作了一年，乐队1997年就解散了，解散以后就决定组建PK14，那时侯在做乐队的时候有后朋克的概念了，开始了解鼓怎么打，吉他怎么弹。考虑了很长时间，那时侯在北京，还写了《蓝色月亮》这首歌。
----那时候就来北京吗？
----那几年我几乎每年都会来北京，丛峰在北京嘛，夏天都会来玩，在朋友家写了《蓝色月亮》这首歌，但是乐队维持不下去，就自然而然的散伙了，那时侯心情不好，对很对问题也比较迷惑，但是又想给自己一个坚定的东西，在《蓝色月亮》里面你能听出来。当时渐渐的开始知道要做什么样的音乐。
----《蓝色月亮》是你们早期的少数录音作品。
----在宇清和童玮亮制作的《97-98南京地下音乐记录》，里面收录的乐队都比较特别，七八点，薛勇，痊愈者十八。当时是宇清要录，在南京栖霞山的炼油厂里薛勇的排练场所有一个调音台，我们就在那里直接同步录音。其他的乐队就加了一些现场，有引擎，子弹头……有的乐队我都忘了，现在基本都散了。
----那几年南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大学退学，我不喜欢学机械专业，我想通了，要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生活，生活不容易，已经20岁了，感觉生活很快就要过去了，要该对自己点负责任。我父母希望大学毕业，找份稳定的工作，我觉得应该对自己负责任吧。这么下去，工作会稳定，可是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没做什么自己想做的东西。所以想退学，学中文，写东西。
----后来开始写作了吗？
----没有，一直在想，这方面我没有做什么努力，也没说要报名什么的。或者说是以写作的名义开始做音乐了。
----PK14是什么时候正式来北京的？
----99年。
----为什么想到北京来？
----到北京来算是偶然吧，6月份的时候，北京有个女孩说，给我们联系了一个演出，在忙蜂酒吧，有诅咒，和捷克的木头鞋乐队。那个北京女孩说，已经联系好了，你们来吧。我们就来了，到了北京发现，北京女孩根本没联系，我们和酒吧都很尴尬，后来酒吧还是让我们演了。第二个星期，有朋友联系我们演出，还是在忙蜂酒吧。沈黎辉看了，他比较喜欢，觉得在北京没有这样的乐队。告诉我们，希望在《摩登天空4》收我们一首单曲，我问他沈黎辉说什么时候录音，他说8月份录音。还有两个月，我们就不走。这么就留下来了，结果是从99年的8月份一直拖到2001年才录，我们就呆下来了。
----留北京是什么想法？
----开始没什么想法，开始是等着录音，还有就是觉得北京的氛围的确不错，比起南京来说演出的机会的确很多，乐队也比较多，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99年的时候北京出现了很多不错的乐队，包括木马，微，果味VC，诱导社当时状态都不错，他们跟别人不一样，他们想做新的东西，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北京“老”摇滚。很容易能和他们找到共通的东西，都是新的一代。在南京的时候，我们经常演出，但是来的人永远是那些，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和七八点乐队在南京是比较成型的乐队。在演出的时候，看的人都是熟人，他们喜欢你，一拍手，闹一闹，很容易产生满足感，很容易有成就感，这是很糟糕的。在北京就不同，演出的时候，你不知道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是新鲜的，是未知的。在北京我们是一支新的乐队，对我们是一个挑战。
----你怎么看这几年在北京的变化？
----这几年，乐队人员的变化比较大，我个人这几年的是有变化，但是，根本的没有变，就是对世界的看法没有变。在南京的时候，愤怒的东西少一些，神经质的东西多一些，可能更戏剧化一些。
----你说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你的世界观是什么样的？
----我直接的反应是这个世界比较糟糕的，我不相信靠某个人可以把这改变，这个世界是不可救药的，这几年，这个国家发展迅速，我对某些事情的反应，比如说，对金钱，穷人、暴富、中产阶级，对这些，我的直接反应没有变化。这些从我退学的时候就固定下来了。我知道我该怎么去做，人变的会宽容，但是有些情绪变的更愤怒。
----你现在还在做些什么？
----给杂志写稿，挣稿费，朋友开了一家设计公司叫“未来社”，我在里面和朋友一起编辑过书，《绝世爵士》，《电颤世纪》，一本是介绍爵士的，后面一本是介绍电子乐的，没挣到钱，大家都劳民伤财，不过挺有意思的。后来还有新的计划，想让新的书出来，但是因为朋友生病，就分别离开北京，回去了。
----你可以说说PK14乐队的变化吗？
----是华东先离开的，他是鼓手，中间还有个鼓手叫杨宝斌。后来的鼓手是瑞典的雷坛坛，雷坛坛是在香港做设计，自己有一家小的唱片公司，在香港发行了“国际噪音”乐队的第一张唱片，99年带着“国际噪音”乐队来内地演出，我们是在上海认识的，后来雷坛坛也在99年到了北京，华东离开以后，我想到他，他的鼓打的很好，他当时在别的乐队。接着是吉他手徐锋走了，我们找到了许波，刚开始琴弹的不是特别好，在《谁谁谁》的时候，他的状态就上来了，而且越来越好。2002年的时候，贝司手孙霞突然生病，我们就找“脑浊”乐队的施旭东来帮忙，后来又想到任杰，他在武汉组建过乐队，他是主唱，来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我考虑到他对音乐的理解，虽然没有弹过贝司，还是邀请他来加入，任杰也非常高兴。我们乐队换了不少的人，但每一次，都有新鲜的感觉，每一次都象一支新乐队，在做新的东西。每一次都在重新开始，这一点比较好玩。
----你适应现在这个国家的迅速的变化吗？
----你必须要面对吧，对于社会，我是拒绝参与进去的，我一直在抗拒很多的东西，一旦参与进去，你就很难把持自己吧。但是我也知道对抗其实是会损害生命的。我是一个旁观者，谈不上适应吧，仍然，我自己对这个世界是不报有希望的，但看看外界的变化，还蛮有意思的。我在北京做音乐，我不是北京人。
----你什么时候开始自觉的创作的？
----从我刚开始学习弹吉他起，93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学会两三个和弦，就开始写歌了。97年成立PK14的时候，想做一个跟当时的大部分乐队不一样的，我思考了很多的东西，怎么唱，吉他怎么出，起什么作用，鼓怎么打，其实在成立PK14前就开始想这些了，然后就是考虑怎么做这个乐队了，其实弹什么音，我觉得不重要。所以一开始乐队有很强烈的风格化的倾向。
----你们做过三次巡演两次是国内的，一次欧洲的，是怎么样的情况？
----在《谁谁谁》刚发行的时候，我们考虑有必要做一个巡演，以前也没有做过，我觉得对于一个乐队的音乐，唱片是一部分，酒吧演出是一部分，巡演是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乐队的感觉、技术、舞台经验、凝聚力都有特别大的锻炼。国内的第一次巡演做了19场演出，每天一场。从北京开始，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武汉、长沙、昆明、大理、桂林、西安、成都、重庆。有点累，但是很高兴。今年，很凑巧，瑞典3月有个中国艺术节，有人请了我们去演出，把PK14的演出当一个作品，时间没有超过20分钟，既然我们到了欧洲了，我们为什么不做一次巡回演出呢，于是在欧洲3个月跑了30几个城市，同时在瑞典把新专辑《白皮书》也录了。然后就是今年9月份又做了一个11个城市的小的国内巡演。
----在欧洲，那里的人怎么看你们？
----怎么说呢？我想一开始，他们肯定对我们有一种新鲜感，中国的摇滚乐。但是他们看了我们的演出以后，我能感觉到喜欢我们的是真的喜欢我们的音乐，而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的乐队。
----刚才你谈到从前想从事文学创作，你现在还想吗？
----现在还写诗，还有阅读的习惯。现在看一些短篇小说，象塞林格的。不过我看的书比较杂，基本上什么种类的都有兴趣看。
----在北京的几年，你是借音乐之名在鬼混吗？
----其实我很懒，也许如果没有音乐，我就不会去思考。可以这么说，艺术给了我一个体验和思考的理由。我明白你在说什么，有些人是这样的。
----你是一个摇滚青年还是艺术家？
----我把音乐当作艺术。
----因为摇滚乐里面有很多青少年的东西，有商业的成分，有人觉得不够严肃。
----对，这是最本质的东西，摇滚乐可以非常弱智的，可以是青春期的焦虑。也可以做到非常理性的，非常严肃的，这是摇滚乐最有意思的地方，它可以包容很多东西，我想在这之间做一个平衡，所谓商业的音乐，它的创作冲动不是来源于自我的，是从唱片公司的冲动，还有媒体的冲动。但是从内心来的冲动，就算是很俗的，只要是你想说的，也许不好，但就不是问题。
----谈谈PK14的第一张专辑《上楼向左拐》。
----《上楼向左拐》算是我们在南京生活的记录，我们在南京找了一个录音棚，鼓手刚离开，所以用了鼓机，当时没有录音的经验，也没有制作人，在制作上不是特别满意。
----你们的第二张唱片《谁谁谁》很优秀。
----《谁谁谁》是2004年的时候出版的，其实应该再早一些出来的，孙霞生病，“非典”制作人来不了中国，然后制作人的老婆生孩子等等，一直耽搁到2004年2月才开始，但是也有意外的好处——准备的时间非常充分。这一张唱片的制作人是瑞典的欧阳汉客，是他帮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声音，唱片里是我们在北京生活的记录，其实情绪上更低调一些。PK14的第三张专辑《白皮书》情绪比较激烈，这是在巡演的时候做的，有现场的感觉，也是欧阳汉客制作的。录音的时候，我们又加了实验的成份，做的比较平衡，这一点我比较满意，其实我喜欢那种越老越激进的人，他们始终能感觉时代的变化，走在时代的前面。
----比如说戴维．鲍依。
----对，戴维．鲍依算一个，他不仅对时尚和潮流非常敏锐，而且对社会的变化也非常敏锐，但是他的核心是不变的，我们身边的艺术家不是这样的。他们看不清楚时代的，不敏锐。
----有时候等到他开始反应的时候，已经显得很迟钝了，力不从心。
----是的，这牵涉到看世界的角度和方式。用自己的世界观来看这个世界的变化，用音乐去反映变化，音乐必然会变化，我如果要是《白皮书》的时候，还是象在南京做的《上楼向左拐》，会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不诚实的。
---但是，摇滚乐是有很多青春期的东西，你现在的年纪的算不算是个挑战？
---没想过，我还没有做到特别满意的地方，我一直想，把诗歌和音乐结合起来。而且摇滚乐也有很多是可以非青春期的。
----像Lou Reed吗？
----对，像Lou Reed，像The Doors，Bob Dylan那样，脱离青春期的感官刺激，有更丰富的东西。那是我最想要的。
----你自己喜欢的乐队是什么？
----老的、新的都有，60年代到90年代都有，Bob Dylan、The Doors、The Who，珍尼丝．乔普林和吉米．亨德里克斯，整个嬉皮年代还有老的车库乐队，像Iggy Pop，戴维．鲍依，滚石 这些大家知道的，还有70年代纽约的很多乐队，包括很多美国的新浪潮乐队，还有80年代一些地下的我比较喜欢，像Fugazi，还有Joy Division，音速青年，国内的就谈不上。我们乐队成员喜欢的东西当然各有不同。要说起来就太多了。
----在你的歌词里有“形而上”的东西，你怎么看？
----对，这是一个问题，我早已经意识到了，而且不仅是“形而上”的东西，还有很多写作上的习惯，如果要想改掉这个毛病，是要去斗争的，这跟成长，教育都有关系。在很多时候，我是希望能够在歌词上有所突破，比如一个故事的结构，或者完全是意象，或者用一种对我来说是实验的方式，反正我喜欢用一些自己从来没有采用过的方式来写歌词，但是不容易，确实还需要努力，还是要和音乐配合的，它和诗歌不一样。
----你觉得教育有问题吗？
----一直有问题，简直糟透了，至少在我上学那会儿，特别是高等教育，我们从学校离开了以后，发现学校教的和社会上的完全不一样，老师教的做人方式和他现实中的也不一样。完全是一种谎言。我上学的时候，结果就是理想的破灭，所以，青春期的幻灭感特别容易产生。
----你做音乐是在对抗吗？
----不是，要是对抗，我做别的，而且生命也不是用来对抗的，我还是更关注体验和认知的，音乐还是自己喜欢，虽然音乐里面有时候有不自觉的对抗，那时因为这个社会有的时候逼着你去对抗，所以说这个社会有问题，或者说就是这个文化有问题，对生命不够尊重。
----有两种摇滚乐，一种是“酸梅汤”式的，还有是“地下”的，流氓无产者式的，你怎么看？
----事实上摇滚乐只有两种，一种是不好的，一种是好的。“酸梅汤”式的确是可有可无的，听了和没有听没有什么区别，不会对听的人产生任何影响。地下音乐我说不好，你无法判断有些人的动机，有时候，那些不得不处在地下的乐队，你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独立精神。但是说老实话，大部分的乐队的音乐质量不高。
----对未来怎么看？
----以后啊，不知道，以前的朋友们都做自己的事情，大部分挣钱去了，但这无所谓，我觉得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就老老实实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不错了，有些东西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也不用想太多了，主要是要认识自己。
----你现在认识的人是……
----我在北京的朋友不多，做音乐的就更少，象丛峰、李红旗、谢强、等等，其他好多人就是认识，有的朋友在怀疑自己。
----你怀疑自己吗？
----我的那个时期已经过了，确实很痛苦，大概在27，8岁之前，现在没有了，也许是因为世界观成熟了，不过也许有一天又会崩溃。
----你的世界观是什么？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知道自己是不太注重物质的，注重精神。这可能和从小的教育有关系。这种教育，不是从学校来的，是来自父母和家庭。
杨海崧的小说集，共26篇。可在PK14的演出现场买到。
----我是PK14的杨海崧，南京人。
----怎么接触到摇滚乐的？
----93年吧，第一次听到的是唐朝，那是上大学的时候，大二，第一次听的时候没觉得有多好听，觉得太吵了，但是知道有摇滚乐这么个词。但是没过多久，再听的时候，突然觉得会不一样，真正的觉得是被击中了，然后看歌词，觉得有很多想法是你想过但是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在他们的音乐里面都反映出来了，生活一下就打开了，原来生活可以这样思考，所以，开始喜欢听摇滚音乐，开始听崔健，张楚，等等等等，开始买摇滚乐的磁带。
----这是你最早接触的摇滚音乐，后来你听的是什么样的音乐？
----几个月以后的，在夏天的时候，就认识了童玮亮，丛峰，宇清他们，主要听的是西方的民谣，这在当时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当时大家是喜欢听重金属的。说实话当时没有受太多的重金属的影响，最早我买的磁带是PINK FLOYD 《DARK SIDE OF THE MOON》和The Beatles的《Magical Mystery Tour》，那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正好到了一批货，买到了，后来受丛峰的影响比较大，听到了尼尔．扬，鲍勃．迪伦，菲尔．奥克思等等。很长一段时间，在听大门，地下丝绒。到了1996年，开始听朋克音乐，朋克音乐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比如the Clash，Sex Pistols。到了97年，后朋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象Joy Division，Bauhaus，The Cure，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一段时间里这些音乐对我的影响特别的大，现在我还是喜欢听，算得上是在几年之内过了一遍摇滚乐史。而且这些影响还一直存在，都留下来了。
----最早组建乐队是什么时候？
----1995年的时候在南京组建过一个乐队，和蔡捷频，徐路，穆谦。但那时侯，乐队不成型，没经验，没技术，完全是冲动。大家什么都不懂，反正隔三差五的在我家排练。我当时打鼓，倒是排了几首歌出来，歌曲不稳，唱的不好，鼓打的也不好，徐路的贝司还行，象一帮小孩在玩。不过还留下来几首歌，其中蔡捷频的《她是一首歌》还不错，后来我给改了一下，收录在第二张唱片里面，蔡捷频那时侯写了几首歌还不错，后来都忘了，挺可惜的。1996年的时候我自己组建了一个乐队，我弹吉他，孙霞主唱，陈军弹贝司，郝建飞打鼓。朋克的东西，像Ramones、Sex Pistols那样的。作了一年，乐队1997年就解散了，解散以后就决定组建PK14，那时侯在做乐队的时候有后朋克的概念了，开始了解鼓怎么打，吉他怎么弹。考虑了很长时间，那时侯在北京，还写了《蓝色月亮》这首歌。
----那时候就来北京吗？
----那几年我几乎每年都会来北京，丛峰在北京嘛，夏天都会来玩，在朋友家写了《蓝色月亮》这首歌，但是乐队维持不下去，就自然而然的散伙了，那时侯心情不好，对很对问题也比较迷惑，但是又想给自己一个坚定的东西，在《蓝色月亮》里面你能听出来。当时渐渐的开始知道要做什么样的音乐。
----《蓝色月亮》是你们早期的少数录音作品。
----在宇清和童玮亮制作的《97-98南京地下音乐记录》，里面收录的乐队都比较特别，七八点，薛勇，痊愈者十八。当时是宇清要录，在南京栖霞山的炼油厂里薛勇的排练场所有一个调音台，我们就在那里直接同步录音。其他的乐队就加了一些现场，有引擎，子弹头……有的乐队我都忘了，现在基本都散了。
----那几年南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大学退学，我不喜欢学机械专业，我想通了，要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生活，生活不容易，已经20岁了，感觉生活很快就要过去了，要该对自己点负责任。我父母希望大学毕业，找份稳定的工作，我觉得应该对自己负责任吧。这么下去，工作会稳定，可是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没做什么自己想做的东西。所以想退学，学中文，写东西。
----后来开始写作了吗？
----没有，一直在想，这方面我没有做什么努力，也没说要报名什么的。或者说是以写作的名义开始做音乐了。
----PK14是什么时候正式来北京的？
----99年。
----为什么想到北京来？
----到北京来算是偶然吧，6月份的时候，北京有个女孩说，给我们联系了一个演出，在忙蜂酒吧，有诅咒，和捷克的木头鞋乐队。那个北京女孩说，已经联系好了，你们来吧。我们就来了，到了北京发现，北京女孩根本没联系，我们和酒吧都很尴尬，后来酒吧还是让我们演了。第二个星期，有朋友联系我们演出，还是在忙蜂酒吧。沈黎辉看了，他比较喜欢，觉得在北京没有这样的乐队。告诉我们，希望在《摩登天空4》收我们一首单曲，我问他沈黎辉说什么时候录音，他说8月份录音。还有两个月，我们就不走。这么就留下来了，结果是从99年的8月份一直拖到2001年才录，我们就呆下来了。
----留北京是什么想法？
----开始没什么想法，开始是等着录音，还有就是觉得北京的氛围的确不错，比起南京来说演出的机会的确很多，乐队也比较多，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99年的时候北京出现了很多不错的乐队，包括木马，微，果味VC，诱导社当时状态都不错，他们跟别人不一样，他们想做新的东西，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北京“老”摇滚。很容易能和他们找到共通的东西，都是新的一代。在南京的时候，我们经常演出，但是来的人永远是那些，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和七八点乐队在南京是比较成型的乐队。在演出的时候，看的人都是熟人，他们喜欢你，一拍手，闹一闹，很容易产生满足感，很容易有成就感，这是很糟糕的。在北京就不同，演出的时候，你不知道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是新鲜的，是未知的。在北京我们是一支新的乐队，对我们是一个挑战。
----你怎么看这几年在北京的变化？
----这几年，乐队人员的变化比较大，我个人这几年的是有变化，但是，根本的没有变，就是对世界的看法没有变。在南京的时候，愤怒的东西少一些，神经质的东西多一些，可能更戏剧化一些。
----你说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你的世界观是什么样的？
----我直接的反应是这个世界比较糟糕的，我不相信靠某个人可以把这改变，这个世界是不可救药的，这几年，这个国家发展迅速，我对某些事情的反应，比如说，对金钱，穷人、暴富、中产阶级，对这些，我的直接反应没有变化。这些从我退学的时候就固定下来了。我知道我该怎么去做，人变的会宽容，但是有些情绪变的更愤怒。
----你现在还在做些什么？
----给杂志写稿，挣稿费，朋友开了一家设计公司叫“未来社”，我在里面和朋友一起编辑过书，《绝世爵士》，《电颤世纪》，一本是介绍爵士的，后面一本是介绍电子乐的，没挣到钱，大家都劳民伤财，不过挺有意思的。后来还有新的计划，想让新的书出来，但是因为朋友生病，就分别离开北京，回去了。
----你可以说说PK14乐队的变化吗？
----是华东先离开的，他是鼓手，中间还有个鼓手叫杨宝斌。后来的鼓手是瑞典的雷坛坛，雷坛坛是在香港做设计，自己有一家小的唱片公司，在香港发行了“国际噪音”乐队的第一张唱片，99年带着“国际噪音”乐队来内地演出，我们是在上海认识的，后来雷坛坛也在99年到了北京，华东离开以后，我想到他，他的鼓打的很好，他当时在别的乐队。接着是吉他手徐锋走了，我们找到了许波，刚开始琴弹的不是特别好，在《谁谁谁》的时候，他的状态就上来了，而且越来越好。2002年的时候，贝司手孙霞突然生病，我们就找“脑浊”乐队的施旭东来帮忙，后来又想到任杰，他在武汉组建过乐队，他是主唱，来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我考虑到他对音乐的理解，虽然没有弹过贝司，还是邀请他来加入，任杰也非常高兴。我们乐队换了不少的人，但每一次，都有新鲜的感觉，每一次都象一支新乐队，在做新的东西。每一次都在重新开始，这一点比较好玩。
----你适应现在这个国家的迅速的变化吗？
----你必须要面对吧，对于社会，我是拒绝参与进去的，我一直在抗拒很多的东西，一旦参与进去，你就很难把持自己吧。但是我也知道对抗其实是会损害生命的。我是一个旁观者，谈不上适应吧，仍然，我自己对这个世界是不报有希望的，但看看外界的变化，还蛮有意思的。我在北京做音乐，我不是北京人。
----你什么时候开始自觉的创作的？
----从我刚开始学习弹吉他起，93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学会两三个和弦，就开始写歌了。97年成立PK14的时候，想做一个跟当时的大部分乐队不一样的，我思考了很多的东西，怎么唱，吉他怎么出，起什么作用，鼓怎么打，其实在成立PK14前就开始想这些了，然后就是考虑怎么做这个乐队了，其实弹什么音，我觉得不重要。所以一开始乐队有很强烈的风格化的倾向。
----你们做过三次巡演两次是国内的，一次欧洲的，是怎么样的情况？
----在《谁谁谁》刚发行的时候，我们考虑有必要做一个巡演，以前也没有做过，我觉得对于一个乐队的音乐，唱片是一部分，酒吧演出是一部分，巡演是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乐队的感觉、技术、舞台经验、凝聚力都有特别大的锻炼。国内的第一次巡演做了19场演出，每天一场。从北京开始，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武汉、长沙、昆明、大理、桂林、西安、成都、重庆。有点累，但是很高兴。今年，很凑巧，瑞典3月有个中国艺术节，有人请了我们去演出，把PK14的演出当一个作品，时间没有超过20分钟，既然我们到了欧洲了，我们为什么不做一次巡回演出呢，于是在欧洲3个月跑了30几个城市，同时在瑞典把新专辑《白皮书》也录了。然后就是今年9月份又做了一个11个城市的小的国内巡演。
----在欧洲，那里的人怎么看你们？
----怎么说呢？我想一开始，他们肯定对我们有一种新鲜感，中国的摇滚乐。但是他们看了我们的演出以后，我能感觉到喜欢我们的是真的喜欢我们的音乐，而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的乐队。
----刚才你谈到从前想从事文学创作，你现在还想吗？
----现在还写诗，还有阅读的习惯。现在看一些短篇小说，象塞林格的。不过我看的书比较杂，基本上什么种类的都有兴趣看。
----在北京的几年，你是借音乐之名在鬼混吗？
----其实我很懒，也许如果没有音乐，我就不会去思考。可以这么说，艺术给了我一个体验和思考的理由。我明白你在说什么，有些人是这样的。
----你是一个摇滚青年还是艺术家？
----我把音乐当作艺术。
----因为摇滚乐里面有很多青少年的东西，有商业的成分，有人觉得不够严肃。
----对，这是最本质的东西，摇滚乐可以非常弱智的，可以是青春期的焦虑。也可以做到非常理性的，非常严肃的，这是摇滚乐最有意思的地方，它可以包容很多东西，我想在这之间做一个平衡，所谓商业的音乐，它的创作冲动不是来源于自我的，是从唱片公司的冲动，还有媒体的冲动。但是从内心来的冲动，就算是很俗的，只要是你想说的，也许不好，但就不是问题。
----谈谈PK14的第一张专辑《上楼向左拐》。
----《上楼向左拐》算是我们在南京生活的记录，我们在南京找了一个录音棚，鼓手刚离开，所以用了鼓机，当时没有录音的经验，也没有制作人，在制作上不是特别满意。
----你们的第二张唱片《谁谁谁》很优秀。
----《谁谁谁》是2004年的时候出版的，其实应该再早一些出来的，孙霞生病，“非典”制作人来不了中国，然后制作人的老婆生孩子等等，一直耽搁到2004年2月才开始，但是也有意外的好处——准备的时间非常充分。这一张唱片的制作人是瑞典的欧阳汉客，是他帮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声音，唱片里是我们在北京生活的记录，其实情绪上更低调一些。PK14的第三张专辑《白皮书》情绪比较激烈，这是在巡演的时候做的，有现场的感觉，也是欧阳汉客制作的。录音的时候，我们又加了实验的成份，做的比较平衡，这一点我比较满意，其实我喜欢那种越老越激进的人，他们始终能感觉时代的变化，走在时代的前面。
----比如说戴维．鲍依。
----对，戴维．鲍依算一个，他不仅对时尚和潮流非常敏锐，而且对社会的变化也非常敏锐，但是他的核心是不变的，我们身边的艺术家不是这样的。他们看不清楚时代的，不敏锐。
----有时候等到他开始反应的时候，已经显得很迟钝了，力不从心。
----是的，这牵涉到看世界的角度和方式。用自己的世界观来看这个世界的变化，用音乐去反映变化，音乐必然会变化，我如果要是《白皮书》的时候，还是象在南京做的《上楼向左拐》，会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不诚实的。
---但是，摇滚乐是有很多青春期的东西，你现在的年纪的算不算是个挑战？
---没想过，我还没有做到特别满意的地方，我一直想，把诗歌和音乐结合起来。而且摇滚乐也有很多是可以非青春期的。
----像Lou Reed吗？
----对，像Lou Reed，像The Doors，Bob Dylan那样，脱离青春期的感官刺激，有更丰富的东西。那是我最想要的。
----你自己喜欢的乐队是什么？
----老的、新的都有，60年代到90年代都有，Bob Dylan、The Doors、The Who，珍尼丝．乔普林和吉米．亨德里克斯，整个嬉皮年代还有老的车库乐队，像Iggy Pop，戴维．鲍依，滚石 这些大家知道的，还有70年代纽约的很多乐队，包括很多美国的新浪潮乐队，还有80年代一些地下的我比较喜欢，像Fugazi，还有Joy Division，音速青年，国内的就谈不上。我们乐队成员喜欢的东西当然各有不同。要说起来就太多了。
----在你的歌词里有“形而上”的东西，你怎么看？
----对，这是一个问题，我早已经意识到了，而且不仅是“形而上”的东西，还有很多写作上的习惯，如果要想改掉这个毛病，是要去斗争的，这跟成长，教育都有关系。在很多时候，我是希望能够在歌词上有所突破，比如一个故事的结构，或者完全是意象，或者用一种对我来说是实验的方式，反正我喜欢用一些自己从来没有采用过的方式来写歌词，但是不容易，确实还需要努力，还是要和音乐配合的，它和诗歌不一样。
----你觉得教育有问题吗？
----一直有问题，简直糟透了，至少在我上学那会儿，特别是高等教育，我们从学校离开了以后，发现学校教的和社会上的完全不一样，老师教的做人方式和他现实中的也不一样。完全是一种谎言。我上学的时候，结果就是理想的破灭，所以，青春期的幻灭感特别容易产生。
----你做音乐是在对抗吗？
----不是，要是对抗，我做别的，而且生命也不是用来对抗的，我还是更关注体验和认知的，音乐还是自己喜欢，虽然音乐里面有时候有不自觉的对抗，那时因为这个社会有的时候逼着你去对抗，所以说这个社会有问题，或者说就是这个文化有问题，对生命不够尊重。
----有两种摇滚乐，一种是“酸梅汤”式的，还有是“地下”的，流氓无产者式的，你怎么看？
----事实上摇滚乐只有两种，一种是不好的，一种是好的。“酸梅汤”式的确是可有可无的，听了和没有听没有什么区别，不会对听的人产生任何影响。地下音乐我说不好，你无法判断有些人的动机，有时候，那些不得不处在地下的乐队，你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独立精神。但是说老实话，大部分的乐队的音乐质量不高。
----对未来怎么看？
----以后啊，不知道，以前的朋友们都做自己的事情，大部分挣钱去了，但这无所谓，我觉得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就老老实实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不错了，有些东西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也不用想太多了，主要是要认识自己。
----你现在认识的人是……
----我在北京的朋友不多，做音乐的就更少，象丛峰、李红旗、谢强、等等，其他好多人就是认识，有的朋友在怀疑自己。
----你怀疑自己吗？
----我的那个时期已经过了，确实很痛苦，大概在27，8岁之前，现在没有了，也许是因为世界观成熟了，不过也许有一天又会崩溃。
----你的世界观是什么？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知道自己是不太注重物质的，注重精神。这可能和从小的教育有关系。这种教育，不是从学校来的，是来自父母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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