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全一可
前阵子，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日本作家村上隆的代表作《69》。在日本，村上龙与村上春树齐名，被媒体戏称为“两个村上”。但是与村上春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在国内引发的阅读热潮，甚至催生了“小资”这个群体的形成相比，村上龙的作品则因为题材的禁忌和读者层的相对小众，一直甚少为大陆出版界问津。
《69》是一部不折不扣的青春小说，带有鲜明的自传性质。69其实只是字面上的1969年，这也是故事发生的年代。196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用村上龙的话来形容，“1969年是个重要的年份，很多事情在那一年发生。东京大学取消入学考试，摇滚乐大行其道，披头士发行了三张专辑，滚石乐团推出最佳单曲，出现蓄长发、提倡爱与和平的嬉皮士。法国的戴高乐下台、越南战争僵持不下……”然后，这些“大事件”显然成了17岁的主人公荒唐行事的动力和籍口。在小说中，高中生的“我”领导着几个同党，搞艺术社团、办文化祭、拍电影、组乐队，最后升华为一片狼藉的校园封锁，他们把学校当成战场，美其名曰迎合时代、反抗战争。但是“我”还是忍不住交待了真实的动机，那就是为了吸引女孩子的关注，成为受欢迎的风头人物。
青春的伟大与渺小在这部作品里极尽展现，而1969年的意义不只属于村上龙自己，也属于所有经历过那个“不确定的时代”的日本国民。青春需要释放，冲破一切羁绊和封锁，即使头破血流地逃回来，伪装成个好公民，也都有个聊以自慰的记忆存在。但这种极致绽放的青春，不仅仅需要勇气和才能，更需要时代的配合。
2009年10月10日，电影导演盛志明带着他拍摄的纪录片《再见，乌托邦》在北京著名摇滚酒吧愚公移山组织了放映活动。这部主要讲述“魔岩三杰”辉煌与没落的纪录片，以寻找一名叫做“小珂”的乐手作为引子，“吴珂，曾经的‘做梦’乐队的吉他手，在演出时经常像“乔治男孩”一样，留飞机头，画很浓的眼线，在90年代中期的北京显得惊世骇俗，1996年前后，他神秘地消失了。”正如何勇在影片中所说：“我听说的版本很多，他死没死都是个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那个可以极致展现青春的那个时代已经逝去。与日本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相对应的，属于中国的理想主义年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精神动荡，时局平定，充斥着各种可能性，年轻人抱以对未来十足的期许，这便是属于青春的大时代。盛志明作为影像的记录者，在回观那个时代的荣耀与破败时，用一句话做了总结——“资本最终战胜内心”。
所以，这个时代的青年偶像，人小鬼大的郭敬明同学不遑多让，横空出世。带给我们这个年代最卖座的青春小说《小时代》，在这本深受国内广大青少年读者厚爱的作品里，郭敬明以他独特的女性视角，讲述了几个女孩的青春成长史，无一不是没钱的悲惨，有钱的有范。郭敬明也以其自身在市场上的成功，有力地诠释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生存法则。至于理想，那不过是一个优雅地姿势罢了……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用村上龙在《69》的后记部分所说的一段话勉励自己，也同样送给在内心与资本间挣扎拧巴的年青人。
“有权利的人是很强势的，只是拳打脚踢一场，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唯一的报复手段，就是活得比他们快乐。快乐需要能量。那就是斗争。那场让所有无聊的家伙都能听到我的笑声的斗争，我想大概会坚持到我生命的终止。”
前阵子，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日本作家村上隆的代表作《69》。在日本，村上龙与村上春树齐名，被媒体戏称为“两个村上”。但是与村上春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在国内引发的阅读热潮，甚至催生了“小资”这个群体的形成相比，村上龙的作品则因为题材的禁忌和读者层的相对小众，一直甚少为大陆出版界问津。
《69》是一部不折不扣的青春小说，带有鲜明的自传性质。69其实只是字面上的1969年，这也是故事发生的年代。196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用村上龙的话来形容，“1969年是个重要的年份，很多事情在那一年发生。东京大学取消入学考试，摇滚乐大行其道，披头士发行了三张专辑，滚石乐团推出最佳单曲，出现蓄长发、提倡爱与和平的嬉皮士。法国的戴高乐下台、越南战争僵持不下……”然后，这些“大事件”显然成了17岁的主人公荒唐行事的动力和籍口。在小说中，高中生的“我”领导着几个同党，搞艺术社团、办文化祭、拍电影、组乐队，最后升华为一片狼藉的校园封锁，他们把学校当成战场，美其名曰迎合时代、反抗战争。但是“我”还是忍不住交待了真实的动机，那就是为了吸引女孩子的关注，成为受欢迎的风头人物。
青春的伟大与渺小在这部作品里极尽展现，而1969年的意义不只属于村上龙自己，也属于所有经历过那个“不确定的时代”的日本国民。青春需要释放，冲破一切羁绊和封锁，即使头破血流地逃回来，伪装成个好公民，也都有个聊以自慰的记忆存在。但这种极致绽放的青春，不仅仅需要勇气和才能，更需要时代的配合。
2009年10月10日，电影导演盛志明带着他拍摄的纪录片《再见，乌托邦》在北京著名摇滚酒吧愚公移山组织了放映活动。这部主要讲述“魔岩三杰”辉煌与没落的纪录片，以寻找一名叫做“小珂”的乐手作为引子，“吴珂，曾经的‘做梦’乐队的吉他手，在演出时经常像“乔治男孩”一样，留飞机头，画很浓的眼线，在90年代中期的北京显得惊世骇俗，1996年前后，他神秘地消失了。”正如何勇在影片中所说：“我听说的版本很多，他死没死都是个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那个可以极致展现青春的那个时代已经逝去。与日本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相对应的，属于中国的理想主义年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精神动荡，时局平定，充斥着各种可能性，年轻人抱以对未来十足的期许，这便是属于青春的大时代。盛志明作为影像的记录者，在回观那个时代的荣耀与破败时，用一句话做了总结——“资本最终战胜内心”。
所以，这个时代的青年偶像，人小鬼大的郭敬明同学不遑多让，横空出世。带给我们这个年代最卖座的青春小说《小时代》，在这本深受国内广大青少年读者厚爱的作品里，郭敬明以他独特的女性视角，讲述了几个女孩的青春成长史，无一不是没钱的悲惨，有钱的有范。郭敬明也以其自身在市场上的成功，有力地诠释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生存法则。至于理想，那不过是一个优雅地姿势罢了……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用村上龙在《69》的后记部分所说的一段话勉励自己，也同样送给在内心与资本间挣扎拧巴的年青人。
“有权利的人是很强势的，只是拳打脚踢一场，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唯一的报复手段，就是活得比他们快乐。快乐需要能量。那就是斗争。那场让所有无聊的家伙都能听到我的笑声的斗争，我想大概会坚持到我生命的终止。”
“有权利的人是很强势的，只是拳打脚踢一场，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唯一的报复手段，就是活得比他们快乐。快乐需要能量。那就是斗争。那场让所有无聊的家伙都能听到我的笑声的斗争，我想大概会坚持到我生命的终止。”
如果没有爱情，青春算个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