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百年前的孤魂坐着我的笔回家”——加拿大华工墓碑后面的故事
作者: 南方周末
中国的崛起给华人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现在为什么海归都找不着工作变成海待了，就是中国崛起造成世界格局的根本性改变，这个改变的后果从《金山》这本书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张颐武
当横跨加拿大东西两岸的铁路修成之后，曾经有一个白人，他是当年铁路公司总管的儿子，在这个铁路沿线寻找无名华工的尸骨，把它们收集起来交给当地的中华会馆。我听了以后感觉是一种疼痛。——张翎
中篇小说《余震》正在被冯小刚拍成电影《唐山大地震》，长篇小说《金山》即将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旅居加拿大20多年的女作家张翎，携带这两部作品，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金山》讲述从清末到现在广东华侨方得法家族四代人在加拿大始于修铁路的生存史，目前荷兰、加拿大、意大利、英国、法国的出版机构相继签下《金山》的翻译版权。
写作《金山》的最初灵感来自二十多年前。1986年9月张翎和同学去卡尔加里城外赏秋。行到半路的时候，车胎爆裂。在等待救援的时候，发现了那些三三两两地埋在野草之中，裹着鸟粪和青苔的墓碑。墓碑上被岁月侵蚀得渐渐模糊起来的字迹，是英文，从拼法上可以看出是广东话发音的中国名字。有几块墓碑上尚存留着边角残缺的照片，是一张张被南中国的太阳磨砺得黧黑粗糙的脸，高颧骨，深眼窝，看不出悲喜，也看不出年龄。年龄是推算出来的。墓碑上的日期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他们是被近代史教科书称为先侨、猪仔华工或苦力的那群人。“《金山》写完以后，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几乎不愿意说一句话，那是种压抑。我想，我的笔能做什么呢？如果让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躺在那里、没有名字也不知道家乡到底在哪里的那些孤魂能够坐着我的笔回家，我想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张翎说。
张翎来北京参加《金山》研讨会时，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华工在修建横跨加拿大东西两岸的太平洋铁路 图/张翎
作家张翎 图/十月文艺出版社
几世纪来中国人像蚯蚓在土层里一样
南方周末：你在写作时接触到哪些触动你的华工在海外生存和奋斗的史实？
张翎：修太平洋铁路是这么一个过程，当年加拿大政府需要廉价劳动力，以减低成本，他们就招募华工。1871年，广东连年大旱，颗粒无收，百姓没有办法就要出去谋生，就像很多史书记载的，华工像卖猪仔一样被卖到南洋。但到金山去的不一定是被骗，大部分是契约华工，他们是签了约出来的，你不出门就是死。南洋金山之地跟你文化有没有认同都没有关系，顾不上那么多，为活命一定要出去。
南方周末：太平洋铁路完工后华工的命运如何？
张翎：也没有好转，他们陷于失业和饥荒的困境。铁路修完之后，大批的劳动力下来，上哪里呢？没有那么大的劳动力市场。我在《金山》里写过一段，就是主人公方得法被剪了头发那一段，他就是因为没有饭吃流落到维多利亚街头偷洋人的鸡，那段细节也是真实的。那时加拿大还没有跟大清建立领事馆关系，所以中华会馆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大清政府处理侨民事务的民间组织。当时中华会馆都已经张贴告示，让四邑华工不要再过埠了，因为金山真的没有饭吃了。中华会馆给一些年老体弱的人发放补贴，帮助他们回乡。而留下的那批人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因为中国人的价格——如果爱尔兰人是三块钱一天的工资的话，那华工就是一块钱，一下子就把劳动力市场冲垮了，那时排华情绪非常厉害，很多地方有规定，从联邦政府到省市地方政府，只要是跟政府有关联的项目华工都是不能介入的。华工能做的事情就非常少，陷入失业和饥荒的困境中，那是最艰难的时刻。
南方周末：你把华工建造太平洋铁路的惨烈史实作为小说的背景，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叙事基调？
张翎：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段历史？它对现实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在动笔之前思考它的意义，我只是跟从了内心的感动，而不会让任何概念导引我。写这本书，我的关注点始终还是放在“人”和他的命运上。在这个过程里，历史就是他的背景。就像照相机的长镜头一样，有时把历史拉得很近，给历史大特写，但大部分的时间是远距离的，事件是背景，而人才是前景。我常常用蚯蚓来比喻《金山》中出现的这批人。其实中国人几个世纪都是这样的一种品性，像蚯蚓在土层里一样，在漫天的黑暗中，在深层坚硬的土壤里硬是要钻出一个洞来。我觉得《金山》就是从苦难中挖掘出来的一丝亮光。
人头税证。尽管英属哥伦比亚省对中国劳工附加人头税，仍有越来越多的黄种劳工涌入。 图/张翎
“金山客”中也有慢慢站住脚的，这是加拿大侨界权贵李梦九一家 图/张翎
不是那种国仇家恨不是为谁伸冤报仇
南方周末：写作《金山》以前，你对华工在海外的历史熟悉吗？
张翎：其实二十年前我就想写这个题材，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一些华侨在海外的历史。我是属于特别不能以概念出发而写作的作家。二十几年在中国接受的教育是比较概念性的。我多少已经知道了一些华工历史的框架，但这些东西一点不打动我，打动我的是细节。当我在二十多年前看到那些墓碑的时候，那种感动至今记忆犹新。我很想知道墓碑后面的故事，但不是那种国仇家恨，不是在为谁伸冤报仇。我只是简单地想知道那些人生的故事。
后来到2003年，我在开平碉楼里发现一些留守的女人的生活细节。一个是出洋男人的世界，另一个是留守女人的世界，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金山的故事，那是我想写的。但我还是拖了几年才写，对这个题材感觉真是有一种巨大的恐惧。首先我没有奢侈的时间，再者我也没有奢侈的经济回报。我只能是出于挚爱，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它的艰难超出我想象。
南方周末：超出想象的艰难是什么？
张翎：比如在调研史实的过程里，你看到同一段史实，同一个事件，中文世界里有一些叙述，英文世界里也有一些叙述。你看这两个世界的叙述很有意思，有一些意味深长的碰撞和对应。我感谢我的中文经验让我从正面遭遇了“金山”。而我的加拿大经验，让我从侧面绕到金山的背后看到另一个侧面。当我把两个经验合并以后就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金山。我想要给人看的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立体的金山，不是平面的金山。这个过程也让我的眼界一下打开了，有人会跟我说，你写的是华工的历史，你在加拿大生活多年，这个经验对你有帮助吗？——我说我在中国可以写，但是写出来的绝对不是这个版本的金山。
南方周末：你在还原这段历史时遇到的实际障碍是什么？
张翎：最大的障碍是，当时没有完整的资料记录下来。大部分劳工是文盲，修铁路的那段历史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记载。关于那段历史的回忆，我只能借助外围的记录。修筑铁路以后的先侨历史有一些零散的口述资料，系统的历史回顾必须要借助查考大量的书籍资料，还有就是实地考察。当时修铁路的华工都每三十个人组成一个组，一个组配一个翻译。这个翻译掌管的权力非常大，只有他懂得与白人工头联络，当时的华工没有任何人懂英文，翻译的英文可能也很有限，但是他掌握计工时、发工资的权力。即使是这些细节，也是洋人的回忆。中国人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是非常遗憾的。第一手资料完全没有。写这段历史基本回忆的骨骼就是从英文的资料来的。你得自己来填充皮肉，包括当年华工爆破使用的炸药，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具体的历史生活细节都需要我一一澄清。比如铺路时用的原始炸药，还有方锦山到印第安部落去偷了神父的照相机，神父就考他关于照相机的功能，大概就是十来行字的描写，这一个细节就花了我三天的时间。
48万字的写作有无数的细节，每一个细节让人既兴奋又胆战心惊。我需要知道电是什么时候在北美广泛使用的；需要了解粤剧历史中男全班和女全班的背景；需要知道肥皂是什么时候来到广东寻常百姓家的；需要知道唱机是什么时候问世的，最早的唱片公司叫什么名字；需要了解1910年前后的照相机是什么样子的，一次可以照多少张照片；需要明白二十世纪初的广东碉楼里使用的是什么枪支，可以连发多少颗子弹。这些惊人数量的细节，使得我的写作变得磕磕绊绊。有时为一个三两行字的叙述，我必须在网上、书本里和电话上消耗几个晚上的时间。
新移民的心路历程不亚于修太平洋铁路
南方周末：你是听力康复医生，你需要每天到诊所工作吗？你怎么让自己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纷扰中集中注意力，专注于自己的写作？
张翎：从2009年起，我把工作时间减到了一周四天。在北美，行业分工很细。我的专业是为患有听力障碍的病人服务。先要诊断他们的失聪是否由疾病引起，如脑瘤，中耳炎症，外耳畸形等，然后再决定是转给五官科医生做药物手术性治疗，还是留下来进行听力康复，如配戴助听器等。我已经做了十六年的听力康复师，这个职业除了带给我一份稳固的收入之外，也为我打开了一扇很大的窗。我的病人来自各个族群，这个职业让我近距离地触摸到了各个族裔的文化脉搏。至于对写作的专注，我不觉得我需要努力，因为这是我多年的生活常态。我没有过人的才华，唯有的是一种耐力和耐心。
南方周末：最初到加拿大经历过难以忍受的困难，有过难以逾越的障碍吗?
张翎：如果让我回顾最初的留学生涯，我也许会感觉后怕——因为我没有勇气把那样的路再走一遍。但在我最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国家还处在相对贫穷的状况，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坚忍，像是蒙了眼睛的驴，只知道朝前走，很少左顾右盼。最初几年难以逾越的障碍是想家。一分钟四加元的长途电话费使得我们几个月才能和家里通一次话，而国内那时家用电话也不普遍，等到母亲跑到楼上拿起邻居的电话时，常常已经过去了三分钟。剩下的时间，都被眼泪填满了。记得有一次父亲在旁边焦急地大叫“不能哭了，快说话，太贵了”。现在回想起来，恍如隔世。适应的过程是缓慢的，不知不觉的。如果问我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回国，我会说是因为我习惯了这里的安静。这种安静让我有空间读书、思索，养殖独立的兴趣。
南方周末：就你的个人经历和所见，现在华人在海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张翎：今天的海外人口和当年的华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当年移民是一种被贫困所迫的经济选择，而今天的移民更多的是为好奇心所驱使，想看一眼外边的世界。第一代的华工几乎不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身份认同在那种环境里是一种奢侈的理念。当年的愿望只是为了在绝境中找到一碗饭吃。愿望简单，实现愿望的过程也简单。过程虽然艰苦，目标却相对容易抵达。而今天的移民不再需要为一碗饭屈身，愿望开始复杂，于是满足也变得困难。我觉得今天的新移民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社会，而是自身。如何在由于本土日益强大而产生的自尊和由于进入陌生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产生的自卑之间找到一个不卑不亢的位置，既不张扬又不畏缩地张开眼睛看世界，是一个不一定比修太平洋铁路容易的心路历程。
南方周末：有人说中国的崛起给华人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你的文学和中国崛起有关系吗？
张翎：中国这些年的崛起是一种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种崛起是否已经造成了世界格局根本性的变化，尚有待观察。这些变化更多是反映在经济地位的改变上。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依旧是一块冷落之地。根据我的海外版权代理给我提供的信息，2009年美国仅出版了10本中国作家的书，扣除两本诗集、报告文学和一本译自法文的小说，共只有七本中文小说进入英文视野。世界上所有的文学大奖，几乎都绕过中国作家而去。经济地位的提升是社会地位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不是唯一的。中国文学，以及更广义上的中国文化若不能进入日益共通的全球平台，“格局的改变”将会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改变。
中国的崛起给华人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现在为什么海归都找不着工作变成海待了，就是中国崛起造成世界格局的根本性改变，这个改变的后果从《金山》这本书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张颐武
当横跨加拿大东西两岸的铁路修成之后，曾经有一个白人，他是当年铁路公司总管的儿子，在这个铁路沿线寻找无名华工的尸骨，把它们收集起来交给当地的中华会馆。我听了以后感觉是一种疼痛。——张翎
中篇小说《余震》正在被冯小刚拍成电影《唐山大地震》，长篇小说《金山》即将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旅居加拿大20多年的女作家张翎，携带这两部作品，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金山》讲述从清末到现在广东华侨方得法家族四代人在加拿大始于修铁路的生存史，目前荷兰、加拿大、意大利、英国、法国的出版机构相继签下《金山》的翻译版权。
写作《金山》的最初灵感来自二十多年前。1986年9月张翎和同学去卡尔加里城外赏秋。行到半路的时候，车胎爆裂。在等待救援的时候，发现了那些三三两两地埋在野草之中，裹着鸟粪和青苔的墓碑。墓碑上被岁月侵蚀得渐渐模糊起来的字迹，是英文，从拼法上可以看出是广东话发音的中国名字。有几块墓碑上尚存留着边角残缺的照片，是一张张被南中国的太阳磨砺得黧黑粗糙的脸，高颧骨，深眼窝，看不出悲喜，也看不出年龄。年龄是推算出来的。墓碑上的日期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他们是被近代史教科书称为先侨、猪仔华工或苦力的那群人。“《金山》写完以后，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几乎不愿意说一句话，那是种压抑。我想，我的笔能做什么呢？如果让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躺在那里、没有名字也不知道家乡到底在哪里的那些孤魂能够坐着我的笔回家，我想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张翎说。
张翎来北京参加《金山》研讨会时，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华工在修建横跨加拿大东西两岸的太平洋铁路 图/张翎
作家张翎 图/十月文艺出版社
几世纪来中国人像蚯蚓在土层里一样
南方周末：你在写作时接触到哪些触动你的华工在海外生存和奋斗的史实？
张翎：修太平洋铁路是这么一个过程，当年加拿大政府需要廉价劳动力，以减低成本，他们就招募华工。1871年，广东连年大旱，颗粒无收，百姓没有办法就要出去谋生，就像很多史书记载的，华工像卖猪仔一样被卖到南洋。但到金山去的不一定是被骗，大部分是契约华工，他们是签了约出来的，你不出门就是死。南洋金山之地跟你文化有没有认同都没有关系，顾不上那么多，为活命一定要出去。
南方周末：太平洋铁路完工后华工的命运如何？
张翎：也没有好转，他们陷于失业和饥荒的困境。铁路修完之后，大批的劳动力下来，上哪里呢？没有那么大的劳动力市场。我在《金山》里写过一段，就是主人公方得法被剪了头发那一段，他就是因为没有饭吃流落到维多利亚街头偷洋人的鸡，那段细节也是真实的。那时加拿大还没有跟大清建立领事馆关系，所以中华会馆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大清政府处理侨民事务的民间组织。当时中华会馆都已经张贴告示，让四邑华工不要再过埠了，因为金山真的没有饭吃了。中华会馆给一些年老体弱的人发放补贴，帮助他们回乡。而留下的那批人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因为中国人的价格——如果爱尔兰人是三块钱一天的工资的话，那华工就是一块钱，一下子就把劳动力市场冲垮了，那时排华情绪非常厉害，很多地方有规定，从联邦政府到省市地方政府，只要是跟政府有关联的项目华工都是不能介入的。华工能做的事情就非常少，陷入失业和饥荒的困境中，那是最艰难的时刻。
南方周末：你把华工建造太平洋铁路的惨烈史实作为小说的背景，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叙事基调？
张翎：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段历史？它对现实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在动笔之前思考它的意义，我只是跟从了内心的感动，而不会让任何概念导引我。写这本书，我的关注点始终还是放在“人”和他的命运上。在这个过程里，历史就是他的背景。就像照相机的长镜头一样，有时把历史拉得很近，给历史大特写，但大部分的时间是远距离的，事件是背景，而人才是前景。我常常用蚯蚓来比喻《金山》中出现的这批人。其实中国人几个世纪都是这样的一种品性，像蚯蚓在土层里一样，在漫天的黑暗中，在深层坚硬的土壤里硬是要钻出一个洞来。我觉得《金山》就是从苦难中挖掘出来的一丝亮光。
人头税证。尽管英属哥伦比亚省对中国劳工附加人头税，仍有越来越多的黄种劳工涌入。 图/张翎
“金山客”中也有慢慢站住脚的，这是加拿大侨界权贵李梦九一家 图/张翎
不是那种国仇家恨不是为谁伸冤报仇
南方周末：写作《金山》以前，你对华工在海外的历史熟悉吗？
张翎：其实二十年前我就想写这个题材，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一些华侨在海外的历史。我是属于特别不能以概念出发而写作的作家。二十几年在中国接受的教育是比较概念性的。我多少已经知道了一些华工历史的框架，但这些东西一点不打动我，打动我的是细节。当我在二十多年前看到那些墓碑的时候，那种感动至今记忆犹新。我很想知道墓碑后面的故事，但不是那种国仇家恨，不是在为谁伸冤报仇。我只是简单地想知道那些人生的故事。
后来到2003年，我在开平碉楼里发现一些留守的女人的生活细节。一个是出洋男人的世界，另一个是留守女人的世界，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金山的故事，那是我想写的。但我还是拖了几年才写，对这个题材感觉真是有一种巨大的恐惧。首先我没有奢侈的时间，再者我也没有奢侈的经济回报。我只能是出于挚爱，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它的艰难超出我想象。
南方周末：超出想象的艰难是什么？
张翎：比如在调研史实的过程里，你看到同一段史实，同一个事件，中文世界里有一些叙述，英文世界里也有一些叙述。你看这两个世界的叙述很有意思，有一些意味深长的碰撞和对应。我感谢我的中文经验让我从正面遭遇了“金山”。而我的加拿大经验，让我从侧面绕到金山的背后看到另一个侧面。当我把两个经验合并以后就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金山。我想要给人看的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立体的金山，不是平面的金山。这个过程也让我的眼界一下打开了，有人会跟我说，你写的是华工的历史，你在加拿大生活多年，这个经验对你有帮助吗？——我说我在中国可以写，但是写出来的绝对不是这个版本的金山。
南方周末：你在还原这段历史时遇到的实际障碍是什么？
张翎：最大的障碍是，当时没有完整的资料记录下来。大部分劳工是文盲，修铁路的那段历史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记载。关于那段历史的回忆，我只能借助外围的记录。修筑铁路以后的先侨历史有一些零散的口述资料，系统的历史回顾必须要借助查考大量的书籍资料，还有就是实地考察。当时修铁路的华工都每三十个人组成一个组，一个组配一个翻译。这个翻译掌管的权力非常大，只有他懂得与白人工头联络，当时的华工没有任何人懂英文，翻译的英文可能也很有限，但是他掌握计工时、发工资的权力。即使是这些细节，也是洋人的回忆。中国人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是非常遗憾的。第一手资料完全没有。写这段历史基本回忆的骨骼就是从英文的资料来的。你得自己来填充皮肉，包括当年华工爆破使用的炸药，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具体的历史生活细节都需要我一一澄清。比如铺路时用的原始炸药，还有方锦山到印第安部落去偷了神父的照相机，神父就考他关于照相机的功能，大概就是十来行字的描写，这一个细节就花了我三天的时间。
48万字的写作有无数的细节，每一个细节让人既兴奋又胆战心惊。我需要知道电是什么时候在北美广泛使用的；需要了解粤剧历史中男全班和女全班的背景；需要知道肥皂是什么时候来到广东寻常百姓家的；需要知道唱机是什么时候问世的，最早的唱片公司叫什么名字；需要了解1910年前后的照相机是什么样子的，一次可以照多少张照片；需要明白二十世纪初的广东碉楼里使用的是什么枪支，可以连发多少颗子弹。这些惊人数量的细节，使得我的写作变得磕磕绊绊。有时为一个三两行字的叙述，我必须在网上、书本里和电话上消耗几个晚上的时间。
新移民的心路历程不亚于修太平洋铁路
南方周末：你是听力康复医生，你需要每天到诊所工作吗？你怎么让自己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纷扰中集中注意力，专注于自己的写作？
张翎：从2009年起，我把工作时间减到了一周四天。在北美，行业分工很细。我的专业是为患有听力障碍的病人服务。先要诊断他们的失聪是否由疾病引起，如脑瘤，中耳炎症，外耳畸形等，然后再决定是转给五官科医生做药物手术性治疗，还是留下来进行听力康复，如配戴助听器等。我已经做了十六年的听力康复师，这个职业除了带给我一份稳固的收入之外，也为我打开了一扇很大的窗。我的病人来自各个族群，这个职业让我近距离地触摸到了各个族裔的文化脉搏。至于对写作的专注，我不觉得我需要努力，因为这是我多年的生活常态。我没有过人的才华，唯有的是一种耐力和耐心。
南方周末：最初到加拿大经历过难以忍受的困难，有过难以逾越的障碍吗?
张翎：如果让我回顾最初的留学生涯，我也许会感觉后怕——因为我没有勇气把那样的路再走一遍。但在我最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国家还处在相对贫穷的状况，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坚忍，像是蒙了眼睛的驴，只知道朝前走，很少左顾右盼。最初几年难以逾越的障碍是想家。一分钟四加元的长途电话费使得我们几个月才能和家里通一次话，而国内那时家用电话也不普遍，等到母亲跑到楼上拿起邻居的电话时，常常已经过去了三分钟。剩下的时间，都被眼泪填满了。记得有一次父亲在旁边焦急地大叫“不能哭了，快说话，太贵了”。现在回想起来，恍如隔世。适应的过程是缓慢的，不知不觉的。如果问我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回国，我会说是因为我习惯了这里的安静。这种安静让我有空间读书、思索，养殖独立的兴趣。
南方周末：就你的个人经历和所见，现在华人在海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张翎：今天的海外人口和当年的华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当年移民是一种被贫困所迫的经济选择，而今天的移民更多的是为好奇心所驱使，想看一眼外边的世界。第一代的华工几乎不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身份认同在那种环境里是一种奢侈的理念。当年的愿望只是为了在绝境中找到一碗饭吃。愿望简单，实现愿望的过程也简单。过程虽然艰苦，目标却相对容易抵达。而今天的移民不再需要为一碗饭屈身，愿望开始复杂，于是满足也变得困难。我觉得今天的新移民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社会，而是自身。如何在由于本土日益强大而产生的自尊和由于进入陌生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产生的自卑之间找到一个不卑不亢的位置，既不张扬又不畏缩地张开眼睛看世界，是一个不一定比修太平洋铁路容易的心路历程。
南方周末：有人说中国的崛起给华人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你的文学和中国崛起有关系吗？
张翎：中国这些年的崛起是一种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种崛起是否已经造成了世界格局根本性的变化，尚有待观察。这些变化更多是反映在经济地位的改变上。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依旧是一块冷落之地。根据我的海外版权代理给我提供的信息，2009年美国仅出版了10本中国作家的书，扣除两本诗集、报告文学和一本译自法文的小说，共只有七本中文小说进入英文视野。世界上所有的文学大奖，几乎都绕过中国作家而去。经济地位的提升是社会地位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不是唯一的。中国文学，以及更广义上的中国文化若不能进入日益共通的全球平台，“格局的改变”将会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