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只要决定反抗到底，专制主义再残暴也不会长久。”（《解放月报》1989年4月号）

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位英雄豪杰，他运用超人的睿哲对于我们社会进行深思后发出的强音，更可贵的是，他一以贯之地践行这种崇高理念，充分彰显了他的人生境界、态度、意志和决心。

他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一位坚强不屈的自由主义斗士。他愿以个己的生命做赌注、以自由为代价，挺身而出，曾引导学生理性地行动，去争取自由和进步。二十多年来，除了牢狱期间，他不断地为我们民族、为人民大众、为弱势群体、为知识分子、为学术理论，著文、呐喊、呼唤、起草、联署、请愿，为此，他付出了十分昂贵的四次囚禁的代价。因为他懂得：在中国，自由不是请客吃饭，也不只是简单地停留在纸上做做文章而已，“自由是天赋的，并不是权势们的恩赐品。”可是要争取自由，甚至会“付出生命为代价。”

他曾大声疾呼：“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

为此，他扛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并继承其实践精神，把探寻真理与进入地狱紧密联系起来。为了真理、为了自由，为了信仰，为了自我实现，那怕免不了需要渡过一段地狱般的岁月，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进去。

的确，自由并不是随手可得的，“自由是一种最危险、最痛苦、需要付出最大代价的追求。即便从整个人类看，能够获得自由的人也极少极少”（刘：《形而上学与中国文化》）因而可以说，自由就是“天才的事业”，需要有天才、精英、或曰超人的禀赋：敢于承担失败，具有韧性的反抗，敢于单身鏖战，有胆量去抚哭叛徒（鲁迅）。在西方人眼里，普鲁米修斯的勇气和西西弗斯的毅力才是值得敬慕、赞美的。

反观我们中的无数庸碌之辈，当高涨的自由浪潮被强权平熄、压制之后，其所投入的激情也就迅速冷落了下来，就不再去执著于那些超越功利的事情，那些真是知识分子的“迂腐”，至少不想去积极争取，只觉得“乾坤特重我头轻”，于是无所作为，只空等待着“明君”来驾临，好好地为民做主一番，可是现实中的“明君”就是“戈多”，是虚幻的。更有甚者，以为个人是渺小的，而社会是巨大的，统治机器更是强大的，以个己之身去抗击彼等无疑是“以卵击石”，因此“问题”仅出在于自身，需要改变的只是自己的心灵，而不是社会，如此似乎就“适应环境”，于是“天人合一”了，这是阿Q 的哲学。或者说，自由就会像哈耶克论证的“自发秩序”一样，自然而然地光临。但是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没有经过数代人的积极投入、艰辛努力，任何社会的自由制度都只能是幻想。即便是在个人主义已经充分展开了的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倘若没有经历“大宪章”、“光荣革命”和“独立革命”，也难以想象有今天这样完善的自由主义制度。

熟谙权术的毛皇说：“扫帚不到，垃圾自然不会自己跑掉。”如今，这套话语也正该应验到自身了，同时也是对于夸夸其谈“自由”者的嘲讽。

阿克顿勋爵说：“自由是良知的统治得以成长的条件。自由就是让良知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自由就是良知的主宰。” 因而，一个伟大的国家应是由自由的人组成的联合体，而不是由奴隶集群所组合的。（胡适）

尼采说：“甘愿做奴隶的人就应该被奴役”。对于自甘情愿的人和事情，他人从外部进行干预太显勉强。然则中国国民的浑噩在于，那些坐稳了奴隶位置者，再加上坐不稳奴隶位置者——远非只是做“看客”就罢休了，而是往往不能容忍有异己的独立自由的人士生存于世上。在“统治者——被统治者”的两极化范式里，在“非左即右”的政治逻辑中，难以容忍有中间地带、缓冲空间可供独立、自由的下层人士可去安身立命。因为，强权哲学与犬儒哲学的交相呼应，成为了我们时代的“法道互补”，从而“积淀沉重”（秦晖）。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皮毛论”，尽管明文上早已破了产，然而潜规则的“皮毛”之论依然大有市场。“文人不是秘书”作家朱建国说，可是争吵着要当“秘书”者在中国大大地有。

反观西方知识分子，秉承起“自由和真理高于一切”的理想，在困境中干脆选择“不自由，毋宁死！”的有之，肉体的毁灭换来了的是灵魂的升华。

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极需“上帝”的理念，需要确立起主体意志自立，尽管如此，在性格、气质和秉性上必定疏离了本土的人民大众，与庸众格格不入，背离了“打成一片”这个国粹的做人“法则”，但却使知识者亲近了上帝，增添了神圣不朽的品格。上帝的完美无瑕对于人的品德的提升是十分需要的。

是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总是被严苛地予以道德谴责和批评，然而这绝不表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德性上比较之其余的各个阶层而言是有严重缺陷的。因为人的德性是自由意志的产物，而自由意志是建立筑在道德环境的基础上的，提供什么样的道德环境就决定了人大致可以有什么样的道德行为范围。

今天，我们已经处于全球化及互联网的时代，国际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已非昔日可比，因此知识分子理应把目光开放至未来的世界、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乃至宇宙（上帝）的观点，而应淡化本土的民粹道义价值支撑，如此，则使得外界（系统之外）为我们注入进新鲜的血液（负熵的信息），使得我们这个社会才不至于成为一个封闭的高熵系统：一潭死水、一盘散沙。

在全球化的大好形势下，自由世界的进步人士纷纷介入到中国的正义事业中，而我们这里却是冷漠得很，沉默者占据了绝大多数，这样就有了“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味道，反被外界人士看轻蔑视，由此成为了一道中国人的羞辱景色。

红花还须绿叶扶。英雄果然伟大、崇高，但是我们的英雄是急先锋，他已经先拔得了头筹功绩，为此被打入地狱，受罚为11年的牢狱之苦，我等实在不忍心看着他孤单地冲锋陷阵，扑汤蹈火。他已经过分地深入敌阵，这是我们整体的掉队责任使得他脱离了大部队，失却了后续增援。当我们的英雄陷于敌军重围之中鏖战正酣时，我们这些后续部队岂可等闲视之，袖手旁观？该轮到我们来拿过接力棒传递这自由的火种了，它本是普鲁米修斯盗取来的圣火，该使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亚里士多德的发展体系中，存在着一个等级梯度的“形式——质料”递进链条。形式是作为精神性的存在，指引物质性的质料构建事物。不同等级阶梯上的“形式——质料”其“精神——物质”含量是不一的，高一等级的质料是下一等级的形式。高等级事物中的形式多质料少，反之亦然。由此观照我们社会，英雄就是先锋，他是作为极其高级的形式引导我们这些知识者继承他的伟业，提升我们的形式/质料的比率；因此，作为不同等级程度的“中介”链接体，我们也该引导下层的人民构建他们的质料，以提升他们的精神内涵。倘若我们这些人士胆小懒散如犬儒，不思进取，无所作为，“中介”的作用消失，那么发展的链条会断裂，使英雄与大众之间本已相脱离的情景更严重，最终被敌军各个击破。

知识分子永远是历史见证者和苦难担当者，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浓重而丑陋不堪的一页：反智仇知建设，从中受尽屈辱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了。今天，历史终于开始赋予了我们这批人在中国发展谱系上的新位置。

施卫江
2010年元旦

在〈天鹅绒监狱〉里有什么知识分子？知识界有多少人能不被利益收买？我们又没有信仰。

尼采说：“甘愿做奴隶的人就应该被奴役”。对于自甘情愿的人和事情，他人从外部进行干预太显勉强。然则中国国民的浑噩在于，那些坐稳了奴隶位置者，再加上坐不稳奴隶位置者——远非只是做“看客”就罢休了，而是往往不能容忍有异己的独立自由的人士生存于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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