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应亮

宏观叙事和命题的抬头，在中国独立纪录运动不断进取的今天，颇顺理成章。如此说来，《最后》算是应运而生了，其出现并不令人意外。

我更关心的是，作者江丰的创作动机、纪录中的心理过程，甚至他本人的阅历背景等等。通过与他的有限交往，以及听来的诸多评价，作者似乎是个很多面的人：既野心勃勃又脚踏实地，既跋扈嚣张又谨小慎微，既神神叨叨又冷静沉稳。。。江丰的外貌，也给人以善/恶、南/北、狠/弱等多重组合的印象——多义与复杂，设定了其作者属性，以及其影像的作品属性。

一位年轻作者，以剽悍的态度和方式，面对“重大”题材，拍得、剪得很成体统，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注目的理由。但，似乎还不止这些，应该还有更充分的理由吧？

《最后》是一部过于理智的作品，理智到叫人怀疑作者的“关怀度”。假设当面和江丰提“关怀度”等词语，他一定是很不屑的。这部片并不尊崇“平等”、“真诚”等原则，作者的态度也一点都不“卑微”，甚至比较蔑视“卑微”。可奇怪的是，《最后》并不是一部叫人讨厌的作品，甚至在观影过程中，它还会不断激发观者对其的好感。它的命题是大胆的，拍摄是直接的，态度是不很“健康”的，判断是没有的，结构的庞杂和气质的高昂几乎叫人仰视。。。也许，这就是所谓“什么样的人拍什么样的片——片如其人，人如其片”吧。

江丰既从技术出发，也从内容出发，创作着只属于他本人的纪录影像，这再次印证了当代独立纪录影像的艺术地位。身为一名剧情片作者，我自觉很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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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