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70岁生日专访谈创作与政治全文～～～
高行健接受BBC中文
网专访全文
2010年1月4日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先生70岁生日，也是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10个年头。 为此，中文文学界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重点研讨高行健先生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和思想。
高行健：我不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最精彩之处。
在出席研讨会之前，高行健接受了BBC中文网记者嵇伟的专访。
记者：今天是您的70大寿，先祝您生日快乐，也祝您获诺贝尔文学奖十周年。您的70年岁月我猜也象许多您同代的中国人一样，充满了风风雨雨，在您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什么？
高行健：回顾自己的一生，风风雨雨，太多的经历。一时要说哪个是印象最深刻的，很难说。
我在巴黎呆了22年了，开玩笑说是三生有幸，现在算是第三生了，第一生在中国，第二生在法国，诺贝尔奖获奖以后，我生了一场大病，也可以说是大难不死，又有一生，我自己开玩笑说真是三生有幸。
记者：您是迄今为止唯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按理中国政府应该以您为骄傲，但事实完全相反。也许您早已加入了法国国籍，可能不重视中国政府对您的态度，但毕竟您生在中国，而且在那里生活了47年，所以您对政府的冷漠有失落感吗？
高行健：也谈不上。其实我在中国遇到很多问题，不是得诺贝尔奖之后的事情，之前我作品在中国就一直是被禁止的，我人还在中国的时候，作品就是被禁止的。几十年如此，中国没变，我也没变，状况就是这样，所以我倒不觉得什么失落不失落。
有个身份认同是个很时髦的题目，大家都在谈，我倒觉得这个题目纯粹是个政治话题，跟文学创作没有关系。
我自己开玩笑说，我现在法国国籍已经十七、八了，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不如自认一个世界公民，事实上我的生活也是这样，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活动，都有自己创作的活动。至于中国政府怎么看，对我来讲实际上已经不重要了。
记者：您离开中国的时候是当时中国文坛的先锋派作家代表人物，崇拜您的读者非常多。但是我前两个月回中国时，在一个聚会上有朋友说，为什么共产党中国的大学毕业的没有诺贝尔奖获奖者？我立即说，有啊，高行健就是北外毕业的。但在座的十来个人中居然没有一人知道。对于中国大陆的公众和读者的不了解，您是否感到遗憾呢？
高行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既然我的作品在中国是禁止的，甚至我的名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禁止的，包括我朋友送给我的礼物，说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一个有趣的礼物，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一百年诺贝尔奖获奖人的传记和照片，唯独缺了2000年，就是我得奖的那一年，他们把这一年跳过去了，我拿到了那本书，觉得是很有趣的，大家一笑很开心，就是一个玩笑。
其实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没有什么太多可遗憾的，因为读者有很多，世界也很大，据我所知我的东西已经被翻成36种文字了，而且中文的读者也是很容易找到的，台湾、香港、包括在新加坡，凡是有华人的地区，有华人的书店都可以找到。
记者：我知道您一直认为作家卷入政治后会影响作品的质量，但无论一个作家或艺术家怎么保持他自身和政治的距离，他的作品中总是会多多少少折射出政治的影子，所以作家本身和作品这两者与政治的关系有没有矛盾呢？您又是怎么做得呢？
高行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是不是作家自认他自己有一个作品，这在20世纪很时髦，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影响，认为作家就一定要从政，有个政治的介入，有个鲜明的政治态度，以至于作家投入政治，但结果是很悲惨的。
我们回顾20世纪，要不就是作家牺牲自己的创作，变成某种政治的传声筒；要么如果他不赞成当权的、站统治地位的所谓的政治不正确的话，他就被扼杀。我认为作家在20世纪从政的结果对作家讲是一个教训。
那作家是不是有他自己的看法呢？我认为在超越政治视野以外，作家可以有他自己的看法，恰恰作家应该有他独立不羁的看法，当然也包括对政治的看法。但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涉及人生和人生存的普遍困境，这些问题都大于许多具体现实的政治。
记者：您原来在中国写的剧作和现在的作品和政治的关系不是很近的，但您在获奖之后的讲话和在六·四之后写的《流亡》都跟政治很近的，不是吗？
高行健：既然作家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他有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当然也包括对政治的看法，我并不回避我对政治的看法，这种看法并不是把我纳入到另一种政治中去。
我们大家都知道，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利益、权利的平衡。如果文学也卷入这种游戏中，文学的价值就丧失了。我认为作家的价值恰恰是人的生存和人的生存环境，如果能做真实的写照，抵御各种各样的政治风潮，而表明人真实生存困境的时候，这样的作品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
记者：中国大陆近年来很时尚的文化潮流之一，是用通俗的、现代的、实用的语言，来诠释孔子、孟子等的学说，这是民间。在政府层面，中国的国际宣传也是用推广儒家学说，比如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来推广中国文化。您对这些怎么看？
高行健：对中国文化，我也有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与这个时期和那个时期的官方文化政策是没有关系的。
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有他独立的思考，他对文化、对历史的看法是应该有他自己个人独立不羁的看法，这种看法才是有价值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当然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看法，我不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最精彩之处。我并不反对儒家，儒家是跟帝王时期，跟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建立的一个伦理体系，它是为这个权力服务的，是为权利服务而建立的一个伦理体系。如果丢开这些看的话，儒家学说只不过是一家学说而已。中国文化其实很丰富，大家都知道，有老子，有庄子。
我特别推崇的，又被中国思想史所忽略的一个人物就是慧能。我认为慧能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恰恰被忽略了，从来没有在中国思想史上提到慧能的名字，只把他最为一个佛教的代表人物，从来没有把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我认为慧能的思想对中国文化来讲是一个从先秦以后的一大突破，给中国文化带来新鲜的思想，这些新鲜的思想不是来自孔子，而是来自慧能。
记者：中国文化，尤其是在现代互联网发达之后的中国文化，您认为它会对世界的思想和文化能起什么影响吗？
高行健：互联网是个非常新鲜的现象，近十年来越来越普及。做为文化信息的传播，它当然是非常有用的。但如果说作为艺术家来讲，它不能只满足于互联网这么一种简单的信息传播。这个传播对中国思想开放，接受世界各国新的信息以及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思想交流是有它正面的影响的。
但也应该看到一点，互联网如果用得不好的话，一个是把文化过于通俗化，再一个是我认为在中国文化中现在存在的一个潜在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民族主义。我以为中国知识分子或文化人要警惕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民族主义。
我们不反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从传统中找寻更新当今文化创作的机制。我自己就这么做的，我不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新的机制来更新自己的创作，但也不止满足于中国文化。实际上我对西方文化包括对非洲、南美文化都有很大的兴趣，而我的戏甚至也在南美演出，我自己也很有兴趣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
如果说当今某些知识分子只强调民族文化，我觉得有点可疑，背后是不是有政治炒作在里面。
记者：你是1987年离开中国的，在海外的这20多年中，你有没有回过中国大陆呢？
高行健：没有回过，甚至也没想到要回去。因为我没有必要回到一个对我的作品和名字都禁止的国家，对我没有什么意义，再说我世界各地的邀请已经多的都无法再接受了。因为你们是中文节目，当然要不断地谈到这个问题。其实在我现实的实际生活和创作中，中国已经是一个过去，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面临更多新的题目、兴趣和我的创作计划。
记者：今天是您的70生日，现代人70岁还很年轻，尽管如此，许多中国人有叶落归根的情结，您有过“有一天年纪真正大了以后要回故乡”的念头吗？
高行健：实在讲，确实没有。
很多在海外的华人都有这么一个情结，故乡啊，叶落归根啊，包括很多的知识分子。
我认为在现今这个时代，从经济、政治、文化的传播各个方面讲，全球化已经深刻的影响着这个时代，也包括影响人们的思想。
我认为海外生活的华人，最好在哪里生存就在哪里生根，无处不可以生根。当然和中国文化血缘的联系也不要隔断，因为这是一个丰富的资源。
我从来不反对传统，我认为华人生活在西方世界，或者希望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既然他生活在那，就在那生根，同时他又带来自己原来生活背景的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将两种包括他当地的生活环境，他的处境，他的工作，他的事业结合起来，包括在海外生活的知识分子，我认为如果能够有这样一种心态来看待自己，我想他可以更加的发扬光大，可以做得更好。
他的水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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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4日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先生70岁生日，也是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10个年头。 为此，中文文学界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重点研讨高行健先生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和思想。
高行健：我不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最精彩之处。
在出席研讨会之前，高行健接受了BBC中文网记者嵇伟的专访。
记者：今天是您的70大寿，先祝您生日快乐，也祝您获诺贝尔文学奖十周年。您的70年岁月我猜也象许多您同代的中国人一样，充满了风风雨雨，在您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什么？
高行健：回顾自己的一生，风风雨雨，太多的经历。一时要说哪个是印象最深刻的，很难说。
我在巴黎呆了22年了，开玩笑说是三生有幸，现在算是第三生了，第一生在中国，第二生在法国，诺贝尔奖获奖以后，我生了一场大病，也可以说是大难不死，又有一生，我自己开玩笑说真是三生有幸。
记者：您是迄今为止唯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按理中国政府应该以您为骄傲，但事实完全相反。也许您早已加入了法国国籍，可能不重视中国政府对您的态度，但毕竟您生在中国，而且在那里生活了47年，所以您对政府的冷漠有失落感吗？
高行健：也谈不上。其实我在中国遇到很多问题，不是得诺贝尔奖之后的事情，之前我作品在中国就一直是被禁止的，我人还在中国的时候，作品就是被禁止的。几十年如此，中国没变，我也没变，状况就是这样，所以我倒不觉得什么失落不失落。
有个身份认同是个很时髦的题目，大家都在谈，我倒觉得这个题目纯粹是个政治话题，跟文学创作没有关系。
我自己开玩笑说，我现在法国国籍已经十七、八了，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不如自认一个世界公民，事实上我的生活也是这样，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活动，都有自己创作的活动。至于中国政府怎么看，对我来讲实际上已经不重要了。
记者：您离开中国的时候是当时中国文坛的先锋派作家代表人物，崇拜您的读者非常多。但是我前两个月回中国时，在一个聚会上有朋友说，为什么共产党中国的大学毕业的没有诺贝尔奖获奖者？我立即说，有啊，高行健就是北外毕业的。但在座的十来个人中居然没有一人知道。对于中国大陆的公众和读者的不了解，您是否感到遗憾呢？
高行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既然我的作品在中国是禁止的，甚至我的名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禁止的，包括我朋友送给我的礼物，说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一个有趣的礼物，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一百年诺贝尔奖获奖人的传记和照片，唯独缺了2000年，就是我得奖的那一年，他们把这一年跳过去了，我拿到了那本书，觉得是很有趣的，大家一笑很开心，就是一个玩笑。
其实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没有什么太多可遗憾的，因为读者有很多，世界也很大，据我所知我的东西已经被翻成36种文字了，而且中文的读者也是很容易找到的，台湾、香港、包括在新加坡，凡是有华人的地区，有华人的书店都可以找到。
记者：我知道您一直认为作家卷入政治后会影响作品的质量，但无论一个作家或艺术家怎么保持他自身和政治的距离，他的作品中总是会多多少少折射出政治的影子，所以作家本身和作品这两者与政治的关系有没有矛盾呢？您又是怎么做得呢？
高行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是不是作家自认他自己有一个作品，这在20世纪很时髦，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影响，认为作家就一定要从政，有个政治的介入，有个鲜明的政治态度，以至于作家投入政治，但结果是很悲惨的。
我们回顾20世纪，要不就是作家牺牲自己的创作，变成某种政治的传声筒；要么如果他不赞成当权的、站统治地位的所谓的政治不正确的话，他就被扼杀。我认为作家在20世纪从政的结果对作家讲是一个教训。
那作家是不是有他自己的看法呢？我认为在超越政治视野以外，作家可以有他自己的看法，恰恰作家应该有他独立不羁的看法，当然也包括对政治的看法。但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涉及人生和人生存的普遍困境，这些问题都大于许多具体现实的政治。
记者：您原来在中国写的剧作和现在的作品和政治的关系不是很近的，但您在获奖之后的讲话和在六·四之后写的《流亡》都跟政治很近的，不是吗？
高行健：既然作家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他有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当然也包括对政治的看法，我并不回避我对政治的看法，这种看法并不是把我纳入到另一种政治中去。
我们大家都知道，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利益、权利的平衡。如果文学也卷入这种游戏中，文学的价值就丧失了。我认为作家的价值恰恰是人的生存和人的生存环境，如果能做真实的写照，抵御各种各样的政治风潮，而表明人真实生存困境的时候，这样的作品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
记者：中国大陆近年来很时尚的文化潮流之一，是用通俗的、现代的、实用的语言，来诠释孔子、孟子等的学说，这是民间。在政府层面，中国的国际宣传也是用推广儒家学说，比如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来推广中国文化。您对这些怎么看？
高行健：对中国文化，我也有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与这个时期和那个时期的官方文化政策是没有关系的。
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有他独立的思考，他对文化、对历史的看法是应该有他自己个人独立不羁的看法，这种看法才是有价值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当然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看法，我不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最精彩之处。我并不反对儒家，儒家是跟帝王时期，跟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建立的一个伦理体系，它是为这个权力服务的，是为权利服务而建立的一个伦理体系。如果丢开这些看的话，儒家学说只不过是一家学说而已。中国文化其实很丰富，大家都知道，有老子，有庄子。
我特别推崇的，又被中国思想史所忽略的一个人物就是慧能。我认为慧能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恰恰被忽略了，从来没有在中国思想史上提到慧能的名字，只把他最为一个佛教的代表人物，从来没有把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我认为慧能的思想对中国文化来讲是一个从先秦以后的一大突破，给中国文化带来新鲜的思想，这些新鲜的思想不是来自孔子，而是来自慧能。
记者：中国文化，尤其是在现代互联网发达之后的中国文化，您认为它会对世界的思想和文化能起什么影响吗？
高行健：互联网是个非常新鲜的现象，近十年来越来越普及。做为文化信息的传播，它当然是非常有用的。但如果说作为艺术家来讲，它不能只满足于互联网这么一种简单的信息传播。这个传播对中国思想开放，接受世界各国新的信息以及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思想交流是有它正面的影响的。
但也应该看到一点，互联网如果用得不好的话，一个是把文化过于通俗化，再一个是我认为在中国文化中现在存在的一个潜在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民族主义。我以为中国知识分子或文化人要警惕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民族主义。
我们不反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从传统中找寻更新当今文化创作的机制。我自己就这么做的，我不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新的机制来更新自己的创作，但也不止满足于中国文化。实际上我对西方文化包括对非洲、南美文化都有很大的兴趣，而我的戏甚至也在南美演出，我自己也很有兴趣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
如果说当今某些知识分子只强调民族文化，我觉得有点可疑，背后是不是有政治炒作在里面。
记者：你是1987年离开中国的，在海外的这20多年中，你有没有回过中国大陆呢？
高行健：没有回过，甚至也没想到要回去。因为我没有必要回到一个对我的作品和名字都禁止的国家，对我没有什么意义，再说我世界各地的邀请已经多的都无法再接受了。因为你们是中文节目，当然要不断地谈到这个问题。其实在我现实的实际生活和创作中，中国已经是一个过去，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面临更多新的题目、兴趣和我的创作计划。
记者：今天是您的70生日，现代人70岁还很年轻，尽管如此，许多中国人有叶落归根的情结，您有过“有一天年纪真正大了以后要回故乡”的念头吗？
高行健：实在讲，确实没有。
很多在海外的华人都有这么一个情结，故乡啊，叶落归根啊，包括很多的知识分子。
我认为在现今这个时代，从经济、政治、文化的传播各个方面讲，全球化已经深刻的影响着这个时代，也包括影响人们的思想。
我认为海外生活的华人，最好在哪里生存就在哪里生根，无处不可以生根。当然和中国文化血缘的联系也不要隔断，因为这是一个丰富的资源。
我从来不反对传统，我认为华人生活在西方世界，或者希望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既然他生活在那，就在那生根，同时他又带来自己原来生活背景的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将两种包括他当地的生活环境，他的处境，他的工作，他的事业结合起来，包括在海外生活的知识分子，我认为如果能够有这样一种心态来看待自己，我想他可以更加的发扬光大，可以做得更好。
他的水墨画：
好贴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