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杭晓琳 实习生 周长天 上海报道 张琦虔 摄

　　一幅最真实的上海民众世俗生活图景，

　　一段81年的历史，

　　一个混合了几代上海人爱与痛的产物。

　　它是上海的地标——石库门，

　　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租界，中方和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在此交汇融合；

　　它命运多舛，但亦如四合院、京剧和中国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2006年7月，上海最老的石库门里弄之一“大中里”正式开始动拆迁。
　　制图 李伟超

　　夏日午后的“大中里”静得出奇，两个中年男子夹着透明的公文袋疾步前行。他们穿着翻领T恤和西装裤，蹭亮的皮鞋反射着耀眼的日光，走在破落的石库门弄堂里，特别扎眼。

　　穿着汗衫短裤，躲在杂货店里聊天的俞伯斜眼看着他们经过，努努嘴，说：“都是动迁组的人，不知道又上谁家去了。”

　　“拆迁政策宣传到家，阳光拆迁…”的条幅高悬于空中，公共厨房的灶头上面钉着这样的字条：“这里有难舍的石库门情结，萦绕在我们每个人人的脑海里……这是一世难忘、永远难忘的地方！”一切迹象显示，这是一个将被动迁的小区。

　　它位于上海最高档的南京西路商业圈，地铁二号线石门一路站在附近经过，以近些年上海疯涨的房价来论，如此地段自是寸土寸金。与周围高耸的、现代化的大厦相比，低矮破旧的“大中里”显得有几分不协调。

　　但它是特殊的。始建于1925年的“大中里”，是目前上海市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石库门里弄之一。生活在这片超过0.0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600多户居民，也一直保持着最原真的石库门生活状态。

　　动迁组的到来打破了“大中里”惯有的生活节奏，同样打破这里宁静的还有带着摄像机和照相机的异国人和外乡人。他们一头钻进弄堂，拍下了石库门上精美的雕花门楣，拍下了拥有七八个灶头的公共厨房，也拍下了穿着睡衣站在弄堂里高谈阔论的上海人。

　　“拍吧，拍吧，再不拍，以后都没了。”“大中里”的老太太们，漫无目的地指着身后连排的石库门。根据上海市静安区政府的动拆迁计划，“大中里”以后会被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和写字楼取代。

　　“以后怕是要数着电线杆来找‘大中里’的位置喽。”朱伯站在“大中里”弄堂入口处，目测着从南边路口到“大中里”的位置，幽幽地说：“要是道路拓宽挪开了电线杆，‘大中里’就真的不见了，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连影子都不剩。”

　　旧式里弄的特色工种

　　清晨5点，天色微亮，酣睡一夜的人们尚在享受最后的安宁，寂静的弄堂里已然响起了一阵“唰唰”声。

　　是“大中里”的清洁工阿跷在打扫垃圾箱，他的出现，宣告了“大中里”开始新的一天。

　　阿跷本名袁德海，但除了唯一的大哥坚持称他“德海”，“大中里”人人叫他“阿跷”。出于尊老的传统观念，称呼一个右脚残疾的70岁老人“阿跷”，非常不礼貌，但阿跷从不介意这个称呼，因为他知道，“大中里”人人给他几分面子。这是上海旧式里弄的一个特点，称呼不能代表什么，对某个人的尊敬是靠时间积淀，并通过行动来体现的。

　　“我这活儿别人干不了。”阿跷话里透着了然于心的自豪。每天清晨，“大中里”的垃圾箱一片狼藉，石门一路沿街的小饭店趁着夜色将垃圾随意扔在那儿。阿跷要赶在人们起床前将垃圾箱打扫干净，用水冲净路面，随后锁上垃圾箱的门，只留下两个门洞用于居民丢垃圾。

　　与垃圾箱相邻的厕所，是“大中里”唯一的卫生设备。老式的里弄住宅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几家合用的水厕，只有一个公厕，供所有住户倒马桶和痰盂。

　　阿跷锁上垃圾箱大门的同时，还得打开厕所里专供倒马桶的小隔间。这个隔间只在每天早晨6点至10点对外开放，“不能整天开着，人太多了，粪便倒多了要铺出来。”

　　做完这些，阿跷一天的工作才算真正开始。

　　他拿出晚上锁在隔间里的椅子，放在垃圾箱斜对面的石库门前，安静地坐着。他的工作是盯着垃圾箱和厕所，防止人们为了图方便将垃圾扔在外头，或是某些男人图省事儿、在小便池里大便。

　　阿跷要这样独自坐到晚上6点，风雨无阻。冬天里，他就裹着民政局领导视察时赠送的棉大衣；夏天日头毒，居委会给他一把伞，他就这么一整天地撑着，遮挡阳光。

　　现在“大中里”的年轻人，弄不清阿跷坐在那里做啥。就如出生和成长在“大中里”、后又出国留学的舒浩仑，他始终认为孑然一身的阿跷喜欢坐在那里看进进出出的人们，同时义务充当“大中里”的保安。2002年，留学归国的舒浩仑得知“大中里”要拆迁的消息，扛起摄像机拍下了一部关于“大中里”、关于石库门文化的人文纪录片，取名《乡愁》，阿跷是其中一个人物。

　　“一个月就两百块，还要受气挨打，外地人干不了。”阿跷说，因为扫得干净，他曾被调去上海电视台边上的青海路，本地人不愿意接替阿跷的活，居委会就找了个外地人。但没多久对方就不干了，因为“大中里”某些居民在乱倒垃圾时，气焰还很嚣张，看到陌生人值勤，不但不买账，有时还会起冲突。

　　“我坐在这里，‘大中里’的人都给我几分面子，住在这里的外地人看我年纪大，也会听我的。”于是阿跷又被调回来，继续充当垃圾箱和公共厕所的守望者。

　　大中里之晨

　　6点之后，安静的“大中里”顿像苏醒了一般，热闹起来。

　　这片石库门布局非常整齐，从空中俯视，分弄与主弄的排列像是一个横过来的“丰”字。解放前就搬来这里的老人说，这是英国人提高效率的方式，把弄堂造得笔直，治安人员一眼就能望到底。

　　说“大中里”是个中西合璧的“混血儿”并不为过。1925年，“大中里”所在的静安区是英租界，作为一个英国房地产商的开发项目，这片石库门里弄也因此拥有了西式风格的雕花门楣、联排别墅式的布局。英国开发商深谙中国人的居住习惯，于是每一栋石库门都是传统江南民居的翻版：天井、前后客堂、前后厢房、亭子间和晒台。

　　“从建筑角度讲，石库门堪称精华。”长期致力于古城保护的同济大学城市与规划学院教授阮仪三说，石库门既能体现西式住宅的规划理念，又保有中式民居的建筑风格，“从当时的居住条件来看，是非常舒服的。”

　　恐怕当时建造“大中里”的开发商，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条在当时为了便于管理而造得笔直的主弄，早已演变成一条充满生活气息的社区马路。

　　主弄自北向南，依次排列着菜摊、鸡蛋摊、肉摊、水产摊，还有卖早点的。在他们面前来回穿梭的，是穿着睡衣、满脸倦容地端着痰盂走向公厕的女人，还有那些赶在上班前挑菜买肉的男人。

　　“永平爸，来碗小馄饨。”骑车的中年男子跳下车，冲着包馄饨的老伯喊。永平家的早点摊正好位于主弄的中点，摆了十多年，设备很简单：一张圆台面，六七把裹着破麻袋的靠背椅。

　　74岁的永平爸负责包馄饨和收钱，退休前在国营饭店做厨师的永平妈负责煮食。早点式样很简单，小馄饨和汤面，夏天再增加一款冷面。

　　舒浩仑拍《乡愁》时光顾过永平家的早点摊，但1972年出生的他更怀念小时候的那家国营早点摊。每天早晨，人们拿着茶缸排队买豆浆，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熟练做着上海人早点食谱中的“四大金刚”：大饼、油条、糍饭和豆浆。

　　那时的油条半两一根，为了方便人们买早点，上海特制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半两”粮票，以至于当时来沪的外地人，把这当成了上海人小气的一个例子。

　　等候小馄饨的中年男子招呼着身边过往行人，“阿婆，买菜啊。”“嗨，上班去啊，不吃早饭啊！”男子津津有味地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寻找熟人，毫不在意小馄饨何时端上桌。

　　直到身边食客越聚越多，男子的注意力才开始回到圆桌。“你们知道当时四季酒店后面那些房子，拆迁时每个人拿多少钱吗？”“听说是三十多万，我们这里就隔了一条街，凭什么少了十多万。”吃着面条的食客含混不清地回答。

　　自打动迁组进了“大中里”，拆迁、赔偿就成了早餐桌上不变的话题。安贫乐道的“大中里”像是突然面对一场灾难，对未来的不可知引发的惶恐从每日的早饭开始。这群本无足够经济能量购置新房改善居住条件的普通人，在面对搬迁时不得不考虑如何为自己寻一处安身之所。

　　围成圈吃早点的人热闹地议论着，像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直到吃完起身、互道再见时，才发现根本叫不出对方的名字。

　　“永平爸，收钱。”食客将两元钱递给老伯，老伯伸手接过，塞进兜里，又用同一只手包起了馄饨。不过，在“大中里”没人会质问永平爸不讲卫生，哪怕是那些略有洁癖、端着自家饭碗来装小馄饨的人。

　　大中里3号：八户人家组成的大家庭

　　舒浩仑出生在“大中里”3号。推开3号的门，也便看到了几代人在石库门里的生活。

　　3号住着8户人家，每家都有自己的故事，也都知道另外7家的故事，因为这是一个夜不闭户、门户相连的天地。在石库门里，阻隔两个家庭的，往往不是墙而是门，似乎预示着石库门里的各家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8个家庭犹如大家庭中性格迥异的8位成员。二楼的虞家阿婆和舒家奶奶是这里的大家长，两位90多岁的老太太解放前就搬来此处，一起住了将近70年。2002年，报上登出“大中里”地块被香港集团收购的消息后，虞家阿婆伤心地对舒家奶奶说：“住了一辈子，要走了，要分开了。”

　　一年前，舒家奶奶不慎跌倒，住进医院；半年后，虞家阿婆也在屋里跌倒，住进医院没再出来。虞家阿婆唯一的外甥女沈云儿说，老太太已经神志不清，乡下亲戚来看望，她都不认得。像是有感应一般，也住在医院的老姐妹舒家奶奶，由于不活动也无人聊天，渐渐地也糊涂了。

　　翻找舒浩仑留下的影像资料，2002年的夏季，舒家和虞家每天各摆一桌麻将，36度的高温，照样4个人打牌8个人围观。牌局散后，学过会计的舒家奶奶会撕开老式的竖条信纸，记下输赢。每月、每半年以及年终时，舒家奶奶都会准时把记录输赢情况的信纸送给三楼黄家阿姨、隔壁卫伯和亭子间的朱伯。

　　两位大家长住院后，卫家成了3号的砥柱。70岁的卫伯住在这里近40年，“文革”时期舒家后厢房被抄时搬进来的。

　　因为和老太太们住得最近，卫伯更像长子的角色。自家烧了饭菜，会拨出一部分送给老太太；老太太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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