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读书会·爱书人的菜园子
美国左派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媒体控制》一书可说是“反党反政府”的禁书典型。开篇讲政治宣传（propaganda）的历史，先从一战美国威尔逊政府通过无中生有污蔑匈人大屠杀和日耳曼人刺杀婴儿等假证唤起国内民众的参战意识开始，然后才是希特勒如何学样，为德国民众洗脑。此后贯穿全书的统一信息都围绕着认清政府政治宣传的真相展开，尤其是对知识界的洗脑和对异见的打压。
希特勒纳粹政府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政宣理念上有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大众是愚蠢的，不知道如何最大化集体的利益，需要少数精英替他们做出最优决定；二是简单重复是最有效的宣传手段，应避免任何复杂或具有多种解释可能的高级观点，要将政治宣传口号化，简单化，重复再重复，深深印进无知大众的心田。这其实和美国著名记者、政治评论家、著有《公众舆论》一书的沃尔特·李普曼观点十分相似：“大众观念完全不能理解公共利益（the common interests elude public opinion entirely）”，它只能被一部分“特别阶层（specialized class）”所理解并进行管理；大众是“迷惑的羊群（the bewildered herd）”，“特别阶层”要保护“迷惑的羊群”不相互踩踏，力求集体利益最大化。
乔姆斯基对这一派精英 vs.大众的社会观念极为不屑，数次用“愚蠢的大众”一词来讽刺此派思想的傲居和浅薄。他指出民主社会的政治宣传其实和集权社会的大棒一个道理，只不过前者更为隐蔽，狡猾，更具欺骗性。乔姆斯基总结一个民主社会基本有两个功能：精英层进行决策，大众则被排除在决策思考计划执行之外，只观察，却并不亲身参与。但为了体现所谓的“民主决策”，“迷惑的羊群”们仍被赋予选举权，然而这种权利的实质仅仅是：“我们想要某某人代表我们决策”，民众自己依然不能参与决策过程本身。为了让大众接受这种实质上他们完全不能参与的决策运作方式，一个民主社会的政治宣传艺术便是制造共识。这基本上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宣传权贵的利益便是大众的利益，尽管权贵只是一个社会的极小部分。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都必须以此为目标，一个人想要成功，就必须以服务权贵为目的，想方设法进入 “特别阶层”；二是对于那些无法或不愿进入“特别阶层”的其余大众，则用各种各样的娱乐媒体来麻痹他们、干扰他们，比如“超级碗”橄榄球赛，比如没完没了的肥皂剧情景喜剧和铺天盖地的选秀选美选傻瓜。
针对民主社会政宣需要应运而生的是庞大的公共关系（PR）产业，其最关键职责就是控制公共思想。乔姆斯基举了193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约翰斯敦钢铁工业罢工的例子。PR人员成功用“我们的利益”来混淆了罢工者、企业家、家属等不同群体的利益区别，宣传所有人都是一个大家庭，罢工者是在破坏大家庭的内部和谐，是在破坏“我们的共同利益”。这一宣传策略的关键就是用抽象、空泛、贫乏的词汇来混淆视听，比如“国家利益”，“和谐社会”，“支援部队”等等。我个人的感觉则是一旦宣传中自称代表“人民”，使用 “追求民主自由”等假大空抽象用语，听众就该保持高度警惕。而那些不说具体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只知道拿“人民”当统一挡箭牌万灵丹的政客则大多极度危险，居心叵测。
乔姆斯基是“不服从文化（dissident culture）”的拥簇，这跟西班牙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艾尔强调的艺术家之责任不谋而合。布努艾尔说艺术家们可“构成一个极其重要的不服从边缘。感谢他们，当权者永远不能断言人人都赞同他们的行为。……一旦权势感觉它是完全正义且被赞同时，它会立刻摧毁我们仅余的自由，那就是法西斯主义。”
《媒体控制》一书1991年首印，2002年再版，都是布什父子在中东大开海湾之战的敏感时期。在“敌军游行”一章中，乔姆斯基公然拿布什家族比较希特勒；后面“火星记者”一文中更是拿美国的官方反恐政策和恐怖主义定义进行对比，指出二者实质上都是“通过恐吓、威胁或灌注恐惧”等有计划的暴力打击来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目标。但乔姆斯基的批评并非以“破”为全部目的，他还要“立”，立公众的参政论政意识，立不服从文化，立对历史真相和媒体真相的独立思考，立每一位公民对历史、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全民责任。
尽管乔姆斯基对美国政府诸多不满，对民主社会的发展忧心忡忡，但像他这样点名道姓公开指责当权政府谎言和罪行的政治评论家不仅没去流亡，或坐政治监，还被冠以“美国良心”之称，不能不说本身就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一大证明。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一个社会能让乔姆斯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欣欣向荣，那这个国家就终究还存留希望。
美国左派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媒体控制》一书可说是“反党反政府”的禁书典型。开篇讲政治宣传（propaganda）的历史，先从一战美国威尔逊政府通过无中生有污蔑匈人大屠杀和日耳曼人刺杀婴儿等假证唤起国内民众的参战意识开始，然后才是希特勒如何学样，为德国民众洗脑。此后贯穿全书的统一信息都围绕着认清政府政治宣传的真相展开，尤其是对知识界的洗脑和对异见的打压。
希特勒纳粹政府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政宣理念上有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大众是愚蠢的，不知道如何最大化集体的利益，需要少数精英替他们做出最优决定；二是简单重复是最有效的宣传手段，应避免任何复杂或具有多种解释可能的高级观点，要将政治宣传口号化，简单化，重复再重复，深深印进无知大众的心田。这其实和美国著名记者、政治评论家、著有《公众舆论》一书的沃尔特·李普曼观点十分相似：“大众观念完全不能理解公共利益（the common interests elude public opinion entirely）”，它只能被一部分“特别阶层（specialized class）”所理解并进行管理；大众是“迷惑的羊群（the bewildered herd）”，“特别阶层”要保护“迷惑的羊群”不相互踩踏，力求集体利益最大化。
乔姆斯基对这一派精英 vs.大众的社会观念极为不屑，数次用“愚蠢的大众”一词来讽刺此派思想的傲居和浅薄。他指出民主社会的政治宣传其实和集权社会的大棒一个道理，只不过前者更为隐蔽，狡猾，更具欺骗性。乔姆斯基总结一个民主社会基本有两个功能：精英层进行决策，大众则被排除在决策思考计划执行之外，只观察，却并不亲身参与。但为了体现所谓的“民主决策”，“迷惑的羊群”们仍被赋予选举权，然而这种权利的实质仅仅是：“我们想要某某人代表我们决策”，民众自己依然不能参与决策过程本身。为了让大众接受这种实质上他们完全不能参与的决策运作方式，一个民主社会的政治宣传艺术便是制造共识。这基本上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宣传权贵的利益便是大众的利益，尽管权贵只是一个社会的极小部分。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都必须以此为目标，一个人想要成功，就必须以服务权贵为目的，想方设法进入 “特别阶层”；二是对于那些无法或不愿进入“特别阶层”的其余大众，则用各种各样的娱乐媒体来麻痹他们、干扰他们，比如“超级碗”橄榄球赛，比如没完没了的肥皂剧情景喜剧和铺天盖地的选秀选美选傻瓜。
针对民主社会政宣需要应运而生的是庞大的公共关系（PR）产业，其最关键职责就是控制公共思想。乔姆斯基举了193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约翰斯敦钢铁工业罢工的例子。PR人员成功用“我们的利益”来混淆了罢工者、企业家、家属等不同群体的利益区别，宣传所有人都是一个大家庭，罢工者是在破坏大家庭的内部和谐，是在破坏“我们的共同利益”。这一宣传策略的关键就是用抽象、空泛、贫乏的词汇来混淆视听，比如“国家利益”，“和谐社会”，“支援部队”等等。我个人的感觉则是一旦宣传中自称代表“人民”，使用 “追求民主自由”等假大空抽象用语，听众就该保持高度警惕。而那些不说具体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只知道拿“人民”当统一挡箭牌万灵丹的政客则大多极度危险，居心叵测。
乔姆斯基是“不服从文化（dissident culture）”的拥簇，这跟西班牙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艾尔强调的艺术家之责任不谋而合。布努艾尔说艺术家们可“构成一个极其重要的不服从边缘。感谢他们，当权者永远不能断言人人都赞同他们的行为。……一旦权势感觉它是完全正义且被赞同时，它会立刻摧毁我们仅余的自由，那就是法西斯主义。”
《媒体控制》一书1991年首印，2002年再版，都是布什父子在中东大开海湾之战的敏感时期。在“敌军游行”一章中，乔姆斯基公然拿布什家族比较希特勒；后面“火星记者”一文中更是拿美国的官方反恐政策和恐怖主义定义进行对比，指出二者实质上都是“通过恐吓、威胁或灌注恐惧”等有计划的暴力打击来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目标。但乔姆斯基的批评并非以“破”为全部目的，他还要“立”，立公众的参政论政意识，立不服从文化，立对历史真相和媒体真相的独立思考，立每一位公民对历史、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全民责任。
尽管乔姆斯基对美国政府诸多不满，对民主社会的发展忧心忡忡，但像他这样点名道姓公开指责当权政府谎言和罪行的政治评论家不仅没去流亡，或坐政治监，还被冠以“美国良心”之称，不能不说本身就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一大证明。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一个社会能让乔姆斯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欣欣向荣，那这个国家就终究还存留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