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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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09/11/12 10:48:48 by guest
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作者：许纪霖 日期：2009年9月6日
在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之中，充满了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两种“基因”的对峙，以致于最后融合成上海独特的“小资”情调；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海既曾经是自由派文化的大本营，又是左翼批判文化的故乡；上海有悠久的知识精英启蒙传统，也有同样源远流长的市民消费文化传统；上海是一座世界主义的城市，但在近代历史之中，又是爱国主义、抵制洋货运动的发源地；上海拥有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历史遗产，又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深厚传统。这一切，都塑造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已经进入倒计时。作为东道主城市的上海，将呈现什么样的“好”给全世界看？一个城市的建设，不仅受到各种硬件设施的制约，同时也受到软环境的制约。这个软环境，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性格。
那么，海派文化究竟是什么？七十多年的一场京派与海派的争论，鲁迅先生一锤定音：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从此，海派文化被绑定在商业、消费、休闲的定位上。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不是海派文化的全部，甚至不是主流。
事实上，在海派文化之中，有非常复杂的各种互相对立、互相冲突和互相渗透的元素。这些多歧性的元素，包括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不同，外来文化之中，还有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的区别，而西洋文化之中，又有清教徒文化与拉丁文化的紧张。
在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之中，充满了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与波希米亚（流浪文人）两种“基因”的对峙，以致于最后融合成上海独特的“小资”情调；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海既曾经是自由派文化的大本营，又是左翼批判文化的故乡；上海有悠久的知识精英启蒙传统，也有同样源远流长的市民消费文化传统；上海是一座世界主义的城市，被人讥讽为“崇洋迷外”，但在近代历史之中，又是爱国主义、抵制洋货运动的发源地；上海拥有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历史遗产，又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深厚传统。这一切，都塑造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一、风雅与世俗
雅俗共赏的江南文化传统承继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样纯粹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样彻底大俗。
上海是近代都市文化的代表，大都市文化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精英与大众的二元文化分析模式，对于上海来说，通常是失效的。固然，上海是近代大众文化各种流行小说、流行音乐、流行戏剧的发源地，民初的言情小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海派的京剧比较起京派更多商业与市场的元素，然而，上海同时也是精英启蒙文化的摇篮。最早的政论性报纸《时务报》1896年创刊于上海，梁启超作为报纸的主笔，以“笔锋常带情感”的魔力，倾动大江南北，《时务报》象征着近代中国批判性公共领域的诞生，也象征着第一代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晚清的启蒙源于上海，同样，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也是在上海拉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将启蒙的火种接力到北京，启蒙遂蔚成大潮。
上海的启蒙与北京不同，北京是中国的学术中心，精英文化凭藉的北大、清华等著名国立大学。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舆论中心，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发行量最大的书局、品种最丰富的杂志都云集上海。报纸、杂志和出版业，构成了近代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与大学不一样，大学吸引的是知识精英，而媒体面向的是各类社会大众。北京的启蒙是精英对精英的启蒙，走不出精英的圈子；而上海的启蒙，则是精英对大众的启蒙，通过媒体的管道，诉诸于公共舆论、教科书和流行读物，直接面向社会公众。
启蒙之所以成为生意，乃是与现代印刷业的出现有关。印刷技术的现代化，使得廉价的出版物成为可能，令一般社会公众都能买得起，而白话小说、白话文的推广，又使得阅读大众迅速扩张。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北京不同的，便是以印刷资本主义为背景的传播媒体。报纸、杂志与书籍，皆是受市场法则支配，皆要考虑到阅读大众、戏剧大众和电影大众的欣赏口味和审美取向。于是，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启蒙事业，便不是一个精英向大众布道的单向过程，而是精英与大众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双向过程。
于是，在上海文化之中，精英与大众、启蒙与生意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以国内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商务印书馆为例，在民国初年的启蒙运动之中，它的影响力绝对不在北京大学之下。商务印书馆走的不是上层而是下层路线，它出版了大量的辞典、教科书和通俗学术性读物，将新科学、新学科和新知识传播于社会，它所创办的杂志系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青年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等，除《东方杂志》面向知识界之外，其余都是面向特定的社会大众，走市场路线，却绝不媚俗；教化大众，却不居高临下。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计2000卷的《万有文库》，收集有各种中外的经典读物，以简装、价廉的方式面向一般读者发行，其工程之大超过法国启蒙学派的百科全书，在文化效益和市场效益上取得了双向成功。
北京的五四启蒙阵营，到1925年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作为启蒙的不同遗产，却相互对峙，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紧张，在北京表现得非常激烈。但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主流出版媒介，虽然有自己的价值倾向，却不置于前台，他们以一种广义上的自由派姿态出现。比如商务的老板张元济，取的是兼容并包的态度，各种“主义”的著作，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皆在容纳之列。因此，很难将上海出版界的文化人分为西方派与传统派，对于中西文化，他们勿宁是调和的、会通的，这是海派文化的精神所在。
上海有启蒙传统，也有消费文化，启蒙与娱乐之间，并非天人两隔，精英的雅致与大众的世俗，也是相通的。上海城市文化的本土渊源之一，是明清以来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传统便是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互相交融，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这一雅俗共赏的江南文化传统承继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样纯粹的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样彻底的大俗。近代的北京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大学里的洋教授与胡同里的骆驼祥子们，绝不可能欣赏同一种文化。但上海不一样，上海的文化人与市民阶级在文化上处于同一个世界，既过着世俗的生活，又力图附庸风雅，风雅与世俗，精英与大众，虽然有界限，却没有无法跨越的鸿沟。
海派文化的雅俗混杂，有两个文本上的典范。一个是张爱玲的小说，她的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都市中的青年男女，散发着强烈的市民气息。张爱玲把玩城市生活的世俗，写出日常生活的诗意；她洞察都市的人情世故，从凡夫俗子的悲欢离合之中看出一丝淡淡的苍凉。随着上海的再度崛起，张爱玲的小说再度在都市读者中走红，这并非偶然。
另一个雅俗一体的范本是清末民初的四马路文化。四马路（即今日的福州路）当年是上海各种精英文化与娱乐文化汇聚之地，被称为“娼优士合璧”，这里既是近代传媒的中心，也是风月场所，又是各种新式戏院的云集之地。当年的福州路旁边短短的一条望平街，集中了《申报》、《新闻报》、《商报》等最有影响的报纸，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最有影响的书局也汇聚与此。四马路同时又集中了近代都市娱乐与消费的一切要素，福州路上的知识分子们承继明清江南士大夫的精神传统，白天在报馆高谈阔论，鼓吹变革，晚上到戏院里看戏，欣赏海派京剧，或者去青楼吃花酒。他们将风花雪月带入启蒙事业，又使欲望场所充满了文人的雅兴和情趣。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和“言情小说”皆发源于四马路，又以四马路文化作为场景：前者虽为社会讽刺和政治批判，采取的却是通俗小说的形式，后者虽为休闲娱乐的鸳鸯蝴蝶派，在艺术上却力图追求文人的风雅。
精英与大众、高雅与世俗，这些两歧性的文化元素在海派文化这里获得了一种奇妙的结合，彼此镶嵌，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上海文化性格。
二、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
一种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混合体的“小资文化”应运而生，日益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主流价值和主流风尚。
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其文化内部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城市人气质，一种是布尔乔亚文化，一种是波希米亚文化。
所谓的布尔乔亚（bourgeois）文化，乃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与新教伦理有关，中产阶级有稳定的职业和客观的收入，他们在道德上保守、严谨，遵从现存的社会秩序与生活秩序，富于职业伦理精神，在文化上代表着主流价值和流行趣味，是一种“规矩人”的文化秩序。
另一种是波希米亚（bohemia）文化。波希米亚原是吉普赛人的聚集地，所谓的波希米亚人，指的是都市中的精神流浪者，他们通常生活在都市的边缘，性格另类，感觉敏锐，喜欢挑战现存的主流价值和社会秩序，是都市生活的反叛者和越轨者。
在近代上海的都市文化之中，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的气质同时存在，一方面它们存在于不同的都市空间与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又相互渗透、彼此影响，融合为上海都市特有的“小资”文化。
近代上海是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从清末开始，传统的士大夫与商人阶级相结合，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绅商阶级，这就是上海最早的资产阶级。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培育了资产阶级的勤奋、冒险和投机的精神，也孕育了他们中庸、保守的中产阶级文化，这种文化符合市场的商业伦理：在商业上大胆，在伦理上保守。从上海开埠到1950年代初资产阶级被赎买消解，即便从绅商算起，满打满算，不过短短一个世纪，资产阶级也不过两代人。成功者，多暴发户。暴发户类型的资产阶级，可以有万贯家产，不一定有文化，即使有的话，也是物欲主义的暴发户文化。
虽然上海的大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文化，但广大的中产阶级，却奠定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基本性格，有自己的精神脉络。这一脉络，被称为职员心态：忠于职守，精明能干，与时俱进，随机应变。这是市民社会的普世性意识形态，但在上海，又染有深刻的殖民文化心态。
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上海不仅有暴发户型的大资产阶级，有城市主流的职员阶层，更有广大的小市民。上海是小市民的汪洋大海。大资产阶级也好，中产阶级也好，小市民阶层也好，这三个阶层不仅经常性地上下流动，一夜咸鱼翻身和瞬间堕为平民的例子每天都在上海滩发生。更重要的是，这三个社会阶层在精神上高度同质，都分享着市民社会之中布尔乔亚文化的基本特征。大资产阶级刚刚从市民阶级之中上升不久，往往带有浓郁的市侩气，而小市民阶层在精神上比附上流社会，也会在文化上附庸风雅。上下调和，于是一种职员阶层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文化便成为了上海城市的主流。这一主流文化在世俗之中，又竭力表现出风雅，成为上海特有的雅俗共赏的都市文化的社会基础。
近代的上海，是大大小小的布尔乔亚的天下，然而在都市空间的边缘，乃至中心，却潜伏着另一类都市的叛逆者波希米亚人。波希米亚人的精神气质从本质上是反主流、反资本主义的。在近代上海，有两种不同的波希米亚文化人，一种是激进的政治反叛者，另一种是温柔的文化叛逆者。以鲁迅为精神领袖的左翼文化人，潜伏在虹口公共租界弄堂深处，在城市的边缘处冷静地打量着上海这个现代性的怪物。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左翼文化人，敏感而激进，与都市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大多住在石库门民居的后厢房，俗称亭子间，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世态炎凉有直接的感受，对上流社会的奢华与虚骄充满着敌意。他们与这个城市在精神上是疏离的，但在身体上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上海的媒体，各种报纸副刊、同人杂志和大小书局，既是他们谋生之地，又是从事文化与政治批判的公共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左翼文化人，作为一种最激进、最疏离的城市边缘人，他们并非完全与上海这个都市完全隔离，相反地，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反而成为上海的另一种精神象征，在布尔乔亚文化之外另一种反叛精神的象征。这种象征使得近代上海与北京区别开来，使得这个东方的大都市在租界的掩护之下，成为知识分子反叛的大本营。
如果说左翼文化人蛰伏在租界边缘的亭子间的话，那么在殖民文化的中心法租界的洋房与公寓里面，还生活着一群温柔的资本主义的精神疏离者。那就是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等现代主义派文人。这些新感觉主义的诗人、作家，敏锐地感受到现代都市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莫测、难以把握，揭示了都市对人性的异化。在都市这个现代时间流之中，人骨子里是寂寞的，不仅与都市疏离，而且与他人隔绝，这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孤独。以个人为核心的现代主义文化，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尽管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物，但它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即布尔乔亚文化具有内在结构的紧张，是现代世俗社会祛魅以后不可避免的精神现象。上海的现代主义派不仅来自法国拉丁文化的熏陶，而且在精神气质上与明清以来的江南士大夫文化有着血脉关联，他们在精神生活上是虚无的、颓废的，但在物质生活上却是兴致勃勃、生气盎然的。换而言之，他们同样具有双重的性格：一方面在上流社会的高档咖啡馆、酒吧和电影院，与中产阶级一样享受着都市物质生活的世俗乐趣，另一方面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感叹都市的魔幻、人生的无常和精神的孤独。他们是精神上的温柔反叛者，在日常生活上又是这个都市的主流消费者。
在近代上海，主流的布尔乔亚文化与边缘的波希米亚文化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和一条不可跨越的精神鸿沟。于是，一种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混合体的“小资文化”应运而生，日益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主流价值和主流风尚。这些沪上“小资”，白天是循规蹈矩的职业白领，西装革履，道貌岸然，行为规矩，道德保守，一到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纷纷涌入装潢精致、格调各异的酒吧、咖啡馆、餐厅和夜总会，表现出自己放荡不羁、离经叛道的一面，或者在网络上以匿名者的身份，表现出十足的“愤青”，成为主流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批判者。当代上海的“小资”文化，在精神脉络上便来源于近代上海两种文化之间的混血，在新的时代里面又进一步发扬光大。
三、上海文化的多歧性
上海文化的缺点是没有特点，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一切都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但另一方面，没有特点本身，又是上海的最大特点。
上海文化海纳百川，包容万象，很难用一种确切的概念来定位。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开放的移民城市，上海人来自全中国、全亚洲和全世界，以其宽容和大度，包容了这些五湖四海新移民带来的本土文化。
就像纽约一样，上海是一个移民的大熔炉，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所有的地域文化、宗教传统和高级文明，到了上海之后，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最后都一一失去了其本真性，演变为极具都市风格或东方神韵的“海派”。
上海这个大都市，既有很强的吞吐能力，胃口奇好，可以吸纳各种互相矛盾、对立冲突的文化，来者不拒；同时又有同样强大的消化能力，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神奇为腐朽，将各种不相关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做出一道海派大餐。
上海是一个展示的大码头，又是一个文化的搅拌机，她见多识广，眼光挑剔，又宽容并蓄，点石成金。上海文化的优势一是开放，二是杂交。开放加上杂交，便有创新。
北京容纳得了异己，各种多元文化、区域文化可以在京城以原生态的方式独立相处，互不相关，又彼此竞争。而上海文化的向心力太强，各种亚文化来到上海之后，都被代表着都市文化的上海文化所改造，所同化，多元逐渐趋同，逐渐失去了其多元性，而呈现出同质性趋向。上海文化的缺点是没有特点，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一切都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但另一方面，没有特点本身，又是上海的最大特点。
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城市，上海的城市年龄比较年轻，她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诞生，在国际开放中发展。上海的最成功之处，在于抓住了时势，不断求变、求新。改革开放年代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的“与时俱进”更是显露无遗，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观念、所有的建筑与所有的商品，都要同全世界最先进、最时髦的水准接轨。这种精神，成就了上海的摩登、时尚和辉煌，也使得上海文化流质易变，缺乏底蕴；灵活有余，定力不足。有见世面、识大体的聪明，而缺乏北方古城那种自信、稳重的气象。
海派文化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海派是世俗的，也是务实的。上海人像英国人一样，不喜欢高谈阔论，不喜好抽象的理念教条，他们更相信经验，相信日常生活升华出来的理性。上海人永远做的比说的多，信奉的是拿实实在在的“货色”出来，而不是在话语上抢得优势。
上海具有国内难得的职业精神，将平凡的职业视为志业，在繁琐的俗务中做出美感，做出情调，做出诗意。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又像法国人，不满足于平庸的日常生活本身，总是在追求世俗背后的浪漫、实用背后的格调。上海人身上流淌的是明清士大夫的精神血脉，日常生活不一定奢华，但一定是精致的；情感或许不真诚，但一定是浪漫的。上海人注重形象，注重包装，注重外在的那层气质、品味和格调。
上海的务实，是布尔乔亚精神的体现，上海的浪漫，是波希米亚人的风格，但极端的资产阶级和流浪文人的精神，极端的英格兰和法兰西传统，在上海又偏偏吃不开。上海不是一个走偏锋的城市，上海时尚，但不前卫；上海叛逆，又不偏激。上海城市精神的中庸性格和中道哲学，淘洗了那些偏激的传统，留下了中间的市民文化和小资文化，市民阶级是务实的，小资文化是浪漫的，而这两种城市精神在上海又没有绝对的界限，在最典型的上海人之中，务实与浪漫，兼而有之，相得益彰。
这就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真实面相，她的优点就是她的缺点，她的现实便是她的过去。然而，当我们理解了上海城市的万般风情，她的所有的可爱与矫情之后，这一切还会是她的未来吗？上海包容，她会吐故纳新何种已有的传统？上海善变，她会向哪个方向去变？上海中庸，她会再度在文化上疯狂一把吗？
已有的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不是一个城市不可变易的宿命，未来的上海是什么样的都市，一切有待于上海自身的选择。这不仅是一个城市的选择，也是每一个新老上海人的选择。
《文汇报》 日期：2009年9月5日 版次：6 作者：许纪霖
在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之中，充满了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两种“基因”的对峙，以致于最后融合成上海独特的“小资”情调；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海既曾经是自由派文化的大本营，又是左翼批判文化的故乡；上海有悠久的知识精英启蒙传统，也有同样源远流长的市民消费文化传统；上海是一座世界主义的城市，但在近代历史之中，又是爱国主义、抵制洋货运动的发源地；上海拥有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历史遗产，又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深厚传统。这一切，都塑造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已经进入倒计时。作为东道主城市的上海，将呈现什么样的“好”给全世界看？一个城市的建设，不仅受到各种硬件设施的制约，同时也受到软环境的制约。这个软环境，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性格。
那么，海派文化究竟是什么？七十多年的一场京派与海派的争论，鲁迅先生一锤定音：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从此，海派文化被绑定在商业、消费、休闲的定位上。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不是海派文化的全部，甚至不是主流。
事实上，在海派文化之中，有非常复杂的各种互相对立、互相冲突和互相渗透的元素。这些多歧性的元素，包括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不同，外来文化之中，还有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的区别，而西洋文化之中，又有清教徒文化与拉丁文化的紧张。
在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之中，充满了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与波希米亚（流浪文人）两种“基因”的对峙，以致于最后融合成上海独特的“小资”情调；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海既曾经是自由派文化的大本营，又是左翼批判文化的故乡；上海有悠久的知识精英启蒙传统，也有同样源远流长的市民消费文化传统；上海是一座世界主义的城市，被人讥讽为“崇洋迷外”，但在近代历史之中，又是爱国主义、抵制洋货运动的发源地；上海拥有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历史遗产，又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深厚传统。这一切，都塑造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一、风雅与世俗
雅俗共赏的江南文化传统承继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样纯粹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样彻底大俗。
上海是近代都市文化的代表，大都市文化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精英与大众的二元文化分析模式，对于上海来说，通常是失效的。固然，上海是近代大众文化各种流行小说、流行音乐、流行戏剧的发源地，民初的言情小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海派的京剧比较起京派更多商业与市场的元素，然而，上海同时也是精英启蒙文化的摇篮。最早的政论性报纸《时务报》1896年创刊于上海，梁启超作为报纸的主笔，以“笔锋常带情感”的魔力，倾动大江南北，《时务报》象征着近代中国批判性公共领域的诞生，也象征着第一代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晚清的启蒙源于上海，同样，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也是在上海拉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将启蒙的火种接力到北京，启蒙遂蔚成大潮。
上海的启蒙与北京不同，北京是中国的学术中心，精英文化凭藉的北大、清华等著名国立大学。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舆论中心，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发行量最大的书局、品种最丰富的杂志都云集上海。报纸、杂志和出版业，构成了近代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与大学不一样，大学吸引的是知识精英，而媒体面向的是各类社会大众。北京的启蒙是精英对精英的启蒙，走不出精英的圈子；而上海的启蒙，则是精英对大众的启蒙，通过媒体的管道，诉诸于公共舆论、教科书和流行读物，直接面向社会公众。
启蒙之所以成为生意，乃是与现代印刷业的出现有关。印刷技术的现代化，使得廉价的出版物成为可能，令一般社会公众都能买得起，而白话小说、白话文的推广，又使得阅读大众迅速扩张。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北京不同的，便是以印刷资本主义为背景的传播媒体。报纸、杂志与书籍，皆是受市场法则支配，皆要考虑到阅读大众、戏剧大众和电影大众的欣赏口味和审美取向。于是，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启蒙事业，便不是一个精英向大众布道的单向过程，而是精英与大众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双向过程。
于是，在上海文化之中，精英与大众、启蒙与生意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以国内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商务印书馆为例，在民国初年的启蒙运动之中，它的影响力绝对不在北京大学之下。商务印书馆走的不是上层而是下层路线，它出版了大量的辞典、教科书和通俗学术性读物，将新科学、新学科和新知识传播于社会，它所创办的杂志系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青年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等，除《东方杂志》面向知识界之外，其余都是面向特定的社会大众，走市场路线，却绝不媚俗；教化大众，却不居高临下。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计2000卷的《万有文库》，收集有各种中外的经典读物，以简装、价廉的方式面向一般读者发行，其工程之大超过法国启蒙学派的百科全书，在文化效益和市场效益上取得了双向成功。
北京的五四启蒙阵营，到1925年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作为启蒙的不同遗产，却相互对峙，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紧张，在北京表现得非常激烈。但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主流出版媒介，虽然有自己的价值倾向，却不置于前台，他们以一种广义上的自由派姿态出现。比如商务的老板张元济，取的是兼容并包的态度，各种“主义”的著作，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皆在容纳之列。因此，很难将上海出版界的文化人分为西方派与传统派，对于中西文化，他们勿宁是调和的、会通的，这是海派文化的精神所在。
上海有启蒙传统，也有消费文化，启蒙与娱乐之间，并非天人两隔，精英的雅致与大众的世俗，也是相通的。上海城市文化的本土渊源之一，是明清以来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传统便是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互相交融，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这一雅俗共赏的江南文化传统承继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样纯粹的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样彻底的大俗。近代的北京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大学里的洋教授与胡同里的骆驼祥子们，绝不可能欣赏同一种文化。但上海不一样，上海的文化人与市民阶级在文化上处于同一个世界，既过着世俗的生活，又力图附庸风雅，风雅与世俗，精英与大众，虽然有界限，却没有无法跨越的鸿沟。
海派文化的雅俗混杂，有两个文本上的典范。一个是张爱玲的小说，她的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都市中的青年男女，散发着强烈的市民气息。张爱玲把玩城市生活的世俗，写出日常生活的诗意；她洞察都市的人情世故，从凡夫俗子的悲欢离合之中看出一丝淡淡的苍凉。随着上海的再度崛起，张爱玲的小说再度在都市读者中走红，这并非偶然。
另一个雅俗一体的范本是清末民初的四马路文化。四马路（即今日的福州路）当年是上海各种精英文化与娱乐文化汇聚之地，被称为“娼优士合璧”，这里既是近代传媒的中心，也是风月场所，又是各种新式戏院的云集之地。当年的福州路旁边短短的一条望平街，集中了《申报》、《新闻报》、《商报》等最有影响的报纸，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最有影响的书局也汇聚与此。四马路同时又集中了近代都市娱乐与消费的一切要素，福州路上的知识分子们承继明清江南士大夫的精神传统，白天在报馆高谈阔论，鼓吹变革，晚上到戏院里看戏，欣赏海派京剧，或者去青楼吃花酒。他们将风花雪月带入启蒙事业，又使欲望场所充满了文人的雅兴和情趣。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和“言情小说”皆发源于四马路，又以四马路文化作为场景：前者虽为社会讽刺和政治批判，采取的却是通俗小说的形式，后者虽为休闲娱乐的鸳鸯蝴蝶派，在艺术上却力图追求文人的风雅。
精英与大众、高雅与世俗，这些两歧性的文化元素在海派文化这里获得了一种奇妙的结合，彼此镶嵌，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上海文化性格。
二、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
一种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混合体的“小资文化”应运而生，日益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主流价值和主流风尚。
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其文化内部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城市人气质，一种是布尔乔亚文化，一种是波希米亚文化。
所谓的布尔乔亚（bourgeois）文化，乃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与新教伦理有关，中产阶级有稳定的职业和客观的收入，他们在道德上保守、严谨，遵从现存的社会秩序与生活秩序，富于职业伦理精神，在文化上代表着主流价值和流行趣味，是一种“规矩人”的文化秩序。
另一种是波希米亚（bohemia）文化。波希米亚原是吉普赛人的聚集地，所谓的波希米亚人，指的是都市中的精神流浪者，他们通常生活在都市的边缘，性格另类，感觉敏锐，喜欢挑战现存的主流价值和社会秩序，是都市生活的反叛者和越轨者。
在近代上海的都市文化之中，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的气质同时存在，一方面它们存在于不同的都市空间与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又相互渗透、彼此影响，融合为上海都市特有的“小资”文化。
近代上海是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从清末开始，传统的士大夫与商人阶级相结合，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绅商阶级，这就是上海最早的资产阶级。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培育了资产阶级的勤奋、冒险和投机的精神，也孕育了他们中庸、保守的中产阶级文化，这种文化符合市场的商业伦理：在商业上大胆，在伦理上保守。从上海开埠到1950年代初资产阶级被赎买消解，即便从绅商算起，满打满算，不过短短一个世纪，资产阶级也不过两代人。成功者，多暴发户。暴发户类型的资产阶级，可以有万贯家产，不一定有文化，即使有的话，也是物欲主义的暴发户文化。
虽然上海的大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文化，但广大的中产阶级，却奠定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基本性格，有自己的精神脉络。这一脉络，被称为职员心态：忠于职守，精明能干，与时俱进，随机应变。这是市民社会的普世性意识形态，但在上海，又染有深刻的殖民文化心态。
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上海不仅有暴发户型的大资产阶级，有城市主流的职员阶层，更有广大的小市民。上海是小市民的汪洋大海。大资产阶级也好，中产阶级也好，小市民阶层也好，这三个阶层不仅经常性地上下流动，一夜咸鱼翻身和瞬间堕为平民的例子每天都在上海滩发生。更重要的是，这三个社会阶层在精神上高度同质，都分享着市民社会之中布尔乔亚文化的基本特征。大资产阶级刚刚从市民阶级之中上升不久，往往带有浓郁的市侩气，而小市民阶层在精神上比附上流社会，也会在文化上附庸风雅。上下调和，于是一种职员阶层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文化便成为了上海城市的主流。这一主流文化在世俗之中，又竭力表现出风雅，成为上海特有的雅俗共赏的都市文化的社会基础。
近代的上海，是大大小小的布尔乔亚的天下，然而在都市空间的边缘，乃至中心，却潜伏着另一类都市的叛逆者波希米亚人。波希米亚人的精神气质从本质上是反主流、反资本主义的。在近代上海，有两种不同的波希米亚文化人，一种是激进的政治反叛者，另一种是温柔的文化叛逆者。以鲁迅为精神领袖的左翼文化人，潜伏在虹口公共租界弄堂深处，在城市的边缘处冷静地打量着上海这个现代性的怪物。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左翼文化人，敏感而激进，与都市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大多住在石库门民居的后厢房，俗称亭子间，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世态炎凉有直接的感受，对上流社会的奢华与虚骄充满着敌意。他们与这个城市在精神上是疏离的，但在身体上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上海的媒体，各种报纸副刊、同人杂志和大小书局，既是他们谋生之地，又是从事文化与政治批判的公共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左翼文化人，作为一种最激进、最疏离的城市边缘人，他们并非完全与上海这个都市完全隔离，相反地，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反而成为上海的另一种精神象征，在布尔乔亚文化之外另一种反叛精神的象征。这种象征使得近代上海与北京区别开来，使得这个东方的大都市在租界的掩护之下，成为知识分子反叛的大本营。
如果说左翼文化人蛰伏在租界边缘的亭子间的话，那么在殖民文化的中心法租界的洋房与公寓里面，还生活着一群温柔的资本主义的精神疏离者。那就是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等现代主义派文人。这些新感觉主义的诗人、作家，敏锐地感受到现代都市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莫测、难以把握，揭示了都市对人性的异化。在都市这个现代时间流之中，人骨子里是寂寞的，不仅与都市疏离，而且与他人隔绝，这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孤独。以个人为核心的现代主义文化，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尽管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物，但它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即布尔乔亚文化具有内在结构的紧张，是现代世俗社会祛魅以后不可避免的精神现象。上海的现代主义派不仅来自法国拉丁文化的熏陶，而且在精神气质上与明清以来的江南士大夫文化有着血脉关联，他们在精神生活上是虚无的、颓废的，但在物质生活上却是兴致勃勃、生气盎然的。换而言之，他们同样具有双重的性格：一方面在上流社会的高档咖啡馆、酒吧和电影院，与中产阶级一样享受着都市物质生活的世俗乐趣，另一方面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感叹都市的魔幻、人生的无常和精神的孤独。他们是精神上的温柔反叛者，在日常生活上又是这个都市的主流消费者。
在近代上海，主流的布尔乔亚文化与边缘的波希米亚文化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和一条不可跨越的精神鸿沟。于是，一种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混合体的“小资文化”应运而生，日益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主流价值和主流风尚。这些沪上“小资”，白天是循规蹈矩的职业白领，西装革履，道貌岸然，行为规矩，道德保守，一到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纷纷涌入装潢精致、格调各异的酒吧、咖啡馆、餐厅和夜总会，表现出自己放荡不羁、离经叛道的一面，或者在网络上以匿名者的身份，表现出十足的“愤青”，成为主流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批判者。当代上海的“小资”文化，在精神脉络上便来源于近代上海两种文化之间的混血，在新的时代里面又进一步发扬光大。
三、上海文化的多歧性
上海文化的缺点是没有特点，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一切都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但另一方面，没有特点本身，又是上海的最大特点。
上海文化海纳百川，包容万象，很难用一种确切的概念来定位。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开放的移民城市，上海人来自全中国、全亚洲和全世界，以其宽容和大度，包容了这些五湖四海新移民带来的本土文化。
就像纽约一样，上海是一个移民的大熔炉，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所有的地域文化、宗教传统和高级文明，到了上海之后，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最后都一一失去了其本真性，演变为极具都市风格或东方神韵的“海派”。
上海这个大都市，既有很强的吞吐能力，胃口奇好，可以吸纳各种互相矛盾、对立冲突的文化，来者不拒；同时又有同样强大的消化能力，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神奇为腐朽，将各种不相关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做出一道海派大餐。
上海是一个展示的大码头，又是一个文化的搅拌机，她见多识广，眼光挑剔，又宽容并蓄，点石成金。上海文化的优势一是开放，二是杂交。开放加上杂交，便有创新。
北京容纳得了异己，各种多元文化、区域文化可以在京城以原生态的方式独立相处，互不相关，又彼此竞争。而上海文化的向心力太强，各种亚文化来到上海之后，都被代表着都市文化的上海文化所改造，所同化，多元逐渐趋同，逐渐失去了其多元性，而呈现出同质性趋向。上海文化的缺点是没有特点，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一切都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但另一方面，没有特点本身，又是上海的最大特点。
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城市，上海的城市年龄比较年轻，她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诞生，在国际开放中发展。上海的最成功之处，在于抓住了时势，不断求变、求新。改革开放年代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的“与时俱进”更是显露无遗，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观念、所有的建筑与所有的商品，都要同全世界最先进、最时髦的水准接轨。这种精神，成就了上海的摩登、时尚和辉煌，也使得上海文化流质易变，缺乏底蕴；灵活有余，定力不足。有见世面、识大体的聪明，而缺乏北方古城那种自信、稳重的气象。
海派文化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海派是世俗的，也是务实的。上海人像英国人一样，不喜欢高谈阔论，不喜好抽象的理念教条，他们更相信经验，相信日常生活升华出来的理性。上海人永远做的比说的多，信奉的是拿实实在在的“货色”出来，而不是在话语上抢得优势。
上海具有国内难得的职业精神，将平凡的职业视为志业，在繁琐的俗务中做出美感，做出情调，做出诗意。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又像法国人，不满足于平庸的日常生活本身，总是在追求世俗背后的浪漫、实用背后的格调。上海人身上流淌的是明清士大夫的精神血脉，日常生活不一定奢华，但一定是精致的；情感或许不真诚，但一定是浪漫的。上海人注重形象，注重包装，注重外在的那层气质、品味和格调。
上海的务实，是布尔乔亚精神的体现，上海的浪漫，是波希米亚人的风格，但极端的资产阶级和流浪文人的精神，极端的英格兰和法兰西传统，在上海又偏偏吃不开。上海不是一个走偏锋的城市，上海时尚，但不前卫；上海叛逆，又不偏激。上海城市精神的中庸性格和中道哲学，淘洗了那些偏激的传统，留下了中间的市民文化和小资文化，市民阶级是务实的，小资文化是浪漫的，而这两种城市精神在上海又没有绝对的界限，在最典型的上海人之中，务实与浪漫，兼而有之，相得益彰。
这就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真实面相，她的优点就是她的缺点，她的现实便是她的过去。然而，当我们理解了上海城市的万般风情，她的所有的可爱与矫情之后，这一切还会是她的未来吗？上海包容，她会吐故纳新何种已有的传统？上海善变，她会向哪个方向去变？上海中庸，她会再度在文化上疯狂一把吗？
已有的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不是一个城市不可变易的宿命，未来的上海是什么样的都市，一切有待于上海自身的选择。这不仅是一个城市的选择，也是每一个新老上海人的选择。
《文汇报》 日期：2009年9月5日 版次：6 作者：许纪霖
顶！！！
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