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稳重，艺术张狂
中国历史上，因言获罪者众，因书画获罪者相对少些。到了近现代，乃至更后，书画获罪，多与所谓伤风化有关。“风化”是罪罚制度与绘画等艺术之间最为基本的冲突点，苛严的伦理与规范，可能来自人们对性及肉身的羞耻心，但传统西洋画对人体美由来已久的崇拜与迷恋，又使描摹人体成为艺术技能训练的最基本要求，受西洋影响至深的当代中国绘画等艺术，很难摆脱人体表现这一强大根系。人们常常归纳诸样冲突中的革命激情、政治兴奋，我倒愿意说，艺术所引发的所谓政治风云，往往是由情色或色情而起——当艺术触动了人类的羞耻心，那就很容易“政治”了。
绘画等造型艺术与语言文字一样，都有颠覆力，但为什么各自的获罪机率有别？事实上，书画即便获罪，最终也会透过言这个东西来凿实。由此，我想到，也许形象艺术比文字更具更具隐喻功能，文字相当于证词乃至证据，像“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的隐词遁语，就极容易惹来杀身之祸，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了清代，就不至于被当成反清复明之逆反妖孽。一个斩头灭族，一个如珠如宝，命运迥异。绘画等艺术，弃用、简约或疏离文字，而今所谓观念艺术，也不是透过文字，而是透过影画、装置、行为等方式表现出来，艺术与文字仍然有“隔”。这个“隔”，使人们在理解艺术的过程中，遇多一重障碍，而艺术本身，却多了一重保护。今天，文字皆畏缩不前、自我封锁，艺术反而大放异彩，与这重天然的保护关系十足，换言之，艺术比文字更自由，所以，当文字稳重时，大概不会有太多人意识到要去思考艺术的张狂。
绘画等艺术既有“不字”或“不可字”的独特趣味，也有张狂的外在优势。
《这一月，我们行为十周年：记第十届OPEN国际艺术节》（徐乔斯等图文，《画廊》2009年第10期），介绍了芬兰威廉·威赫姆斯的《全球尘土》、美国塔拉·希尔的《大雨倾盆而下》、美国杰弗瑞·伯德的《等待》、中国崔涛的《他就站在那儿》、西班牙帕蔻·纳格勒斯的《愤怒的机器》等行为艺术。这些“不字”或“少字”的艺术，所表达的，多为种种汹涌而至的情绪，行为者最终的指向，可能是荒诞无聊、暴怒狂乱。它们带有一定的控诉性，略带杀戮气息。显然，它们从来与美无关，但世界本身并不单只为美而生，丑陋与扭曲也是存在一种。它们之所以张狂，也许就是因为文字构建的世界太强势太不可抗拒。
如果说行为艺术既抽象又具象，那么，摄影艺术就相对具象。摄影技术因为离不开投射原理，所以，它不得不具象。2009年第10期《艺术当代》视点收入温迪·瓦曲丝等人的文图，主要探讨摄影艺术的变动。《拒绝旁观：50个汶川人和他们镜头中震后生活》（周世东）之文图，有难以解决的悖论，譬如，拒绝旁观反而不得不以“观”的方式表现出来，情景内部，有不能承受之重。《摄影中的观看之道与自我认同》（赵静蓉，同期《艺术当代》）一文提到，镜头能够表现政治立场、道德方向、审美趣味及私密的情感。可以说，文字与图像从来没有停止过表现的步伐，但每一步，都有意犹未尽处，可见，人与世界多少浩大，实在无法穷尽。
《时间的可塑性》（夏可君，《国家美术》2009年第10期）一文，论及王煜宏的静物画。王煜宏的作品，以布面油画及装置艺术为主。以我看，她是当代少有的，能以历史布景来表达当下复杂情感的画家，她选用的色彩华美动人，如《民生三宝》、《概念与欲望》等。中西物事，在其画中能浑然一体，物事虽旧，却总有新鲜又醇香的气息。其画作之面容清秀夺目，意境却混沌广大，真正可达“无字”之地。
艺术之趣味独特及自我把持，与其天赋及自我选择有关。
2009年第10期《艺术世界》，以“混在90年代”为主题，既谈《艺术世界》杂志的十年历程，亦谈90年代中国艺术的成就及变迁。文字这一块，它有一个仕途在召唤，而艺术创作基本上没有仕途，尤其是现代，艺术创作选择了资本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一直在选择艺术创作。90年代出现的展览规范及策展人，改变了中国艺术的生产及经营方式，甚至，改变了中国艺术的价值，作品展示进入了正式的展厅、进入了私人画廊，艺术成为事业一种。90年代，访华、海外、造星计划、草根、女性等名词纷至沓来，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在激发价值欲望的同时，也激发了多元创作的激情。
也许当代艺术不比文字更先锋，但我相信，比之文字，他们有更天赋的直觉及表达，至少在当下，艺术更多元更大胆，它们没有仕途负担（但为钱途忧郁）。只不过，当代艺术有点历史决定论，他们不断强调自己与前人的决裂及不兼容，其自由是以反叛的姿态所获取，所以，这一新陈代谢的过程，代价不菲。艺术为当代与未来而焦虑，收藏却为历史而深谋远虑，这就是现实之悖，总有某种力量在拯救艺术的生命。(文/古传吉，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1日)
中国历史上，因言获罪者众，因书画获罪者相对少些。到了近现代，乃至更后，书画获罪，多与所谓伤风化有关。“风化”是罪罚制度与绘画等艺术之间最为基本的冲突点，苛严的伦理与规范，可能来自人们对性及肉身的羞耻心，但传统西洋画对人体美由来已久的崇拜与迷恋，又使描摹人体成为艺术技能训练的最基本要求，受西洋影响至深的当代中国绘画等艺术，很难摆脱人体表现这一强大根系。人们常常归纳诸样冲突中的革命激情、政治兴奋，我倒愿意说，艺术所引发的所谓政治风云，往往是由情色或色情而起——当艺术触动了人类的羞耻心，那就很容易“政治”了。
绘画等造型艺术与语言文字一样，都有颠覆力，但为什么各自的获罪机率有别？事实上，书画即便获罪，最终也会透过言这个东西来凿实。由此，我想到，也许形象艺术比文字更具更具隐喻功能，文字相当于证词乃至证据，像“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的隐词遁语，就极容易惹来杀身之祸，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了清代，就不至于被当成反清复明之逆反妖孽。一个斩头灭族，一个如珠如宝，命运迥异。绘画等艺术，弃用、简约或疏离文字，而今所谓观念艺术，也不是透过文字，而是透过影画、装置、行为等方式表现出来，艺术与文字仍然有“隔”。这个“隔”，使人们在理解艺术的过程中，遇多一重障碍，而艺术本身，却多了一重保护。今天，文字皆畏缩不前、自我封锁，艺术反而大放异彩，与这重天然的保护关系十足，换言之，艺术比文字更自由，所以，当文字稳重时，大概不会有太多人意识到要去思考艺术的张狂。
绘画等艺术既有“不字”或“不可字”的独特趣味，也有张狂的外在优势。
《这一月，我们行为十周年：记第十届OPEN国际艺术节》（徐乔斯等图文，《画廊》2009年第10期），介绍了芬兰威廉·威赫姆斯的《全球尘土》、美国塔拉·希尔的《大雨倾盆而下》、美国杰弗瑞·伯德的《等待》、中国崔涛的《他就站在那儿》、西班牙帕蔻·纳格勒斯的《愤怒的机器》等行为艺术。这些“不字”或“少字”的艺术，所表达的，多为种种汹涌而至的情绪，行为者最终的指向，可能是荒诞无聊、暴怒狂乱。它们带有一定的控诉性，略带杀戮气息。显然，它们从来与美无关，但世界本身并不单只为美而生，丑陋与扭曲也是存在一种。它们之所以张狂，也许就是因为文字构建的世界太强势太不可抗拒。
如果说行为艺术既抽象又具象，那么，摄影艺术就相对具象。摄影技术因为离不开投射原理，所以，它不得不具象。2009年第10期《艺术当代》视点收入温迪·瓦曲丝等人的文图，主要探讨摄影艺术的变动。《拒绝旁观：50个汶川人和他们镜头中震后生活》（周世东）之文图，有难以解决的悖论，譬如，拒绝旁观反而不得不以“观”的方式表现出来，情景内部，有不能承受之重。《摄影中的观看之道与自我认同》（赵静蓉，同期《艺术当代》）一文提到，镜头能够表现政治立场、道德方向、审美趣味及私密的情感。可以说，文字与图像从来没有停止过表现的步伐，但每一步，都有意犹未尽处，可见，人与世界多少浩大，实在无法穷尽。
《时间的可塑性》（夏可君，《国家美术》2009年第10期）一文，论及王煜宏的静物画。王煜宏的作品，以布面油画及装置艺术为主。以我看，她是当代少有的，能以历史布景来表达当下复杂情感的画家，她选用的色彩华美动人，如《民生三宝》、《概念与欲望》等。中西物事，在其画中能浑然一体，物事虽旧，却总有新鲜又醇香的气息。其画作之面容清秀夺目，意境却混沌广大，真正可达“无字”之地。
艺术之趣味独特及自我把持，与其天赋及自我选择有关。
2009年第10期《艺术世界》，以“混在90年代”为主题，既谈《艺术世界》杂志的十年历程，亦谈90年代中国艺术的成就及变迁。文字这一块，它有一个仕途在召唤，而艺术创作基本上没有仕途，尤其是现代，艺术创作选择了资本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一直在选择艺术创作。90年代出现的展览规范及策展人，改变了中国艺术的生产及经营方式，甚至，改变了中国艺术的价值，作品展示进入了正式的展厅、进入了私人画廊，艺术成为事业一种。90年代，访华、海外、造星计划、草根、女性等名词纷至沓来，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在激发价值欲望的同时，也激发了多元创作的激情。
也许当代艺术不比文字更先锋，但我相信，比之文字，他们有更天赋的直觉及表达，至少在当下，艺术更多元更大胆，它们没有仕途负担（但为钱途忧郁）。只不过，当代艺术有点历史决定论，他们不断强调自己与前人的决裂及不兼容，其自由是以反叛的姿态所获取，所以，这一新陈代谢的过程，代价不菲。艺术为当代与未来而焦虑，收藏却为历史而深谋远虑，这就是现实之悖，总有某种力量在拯救艺术的生命。(文/古传吉，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