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铮

副标题：         ──论解海龙的纪实摄影实践

                    一

  1995年12月31日傍晚，我与妻儿一起出门赴日本友人家过新年。下得楼来，按习惯总要看看邮箱。信箱里果然有邮件。取出一看，是解海龙寄来的邮件。想到到友人家的路途很远，于是把这份邮件小心放进包里上路。日本的新年，相当于中国的春节，是个长假，而且31日这一天基本上上午都已放假，所以傍晚的电车已经空空荡荡，人影稀少。
  上得电车，我急切地打开信封，是解海龙的《我要上学—中国希望工程摄影纪实》摄影集。电车在轻快地前行，而我的心却随着书页一页一页的翻过而变得越来越沉重。终于，我感觉到自己的眼睛湿润了。
一本关于中国少年儿童渴望学习的摄影集，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感染力，这就是解海龙的摄影的力量。当时，自己刚开始摄影写作不久，对于国内的摄影情况包括他的摄影的具体情况并不明了，心中虽有要为他的摄影写些什么的冲动，但我也深知，一时的感动并不能保证能够写出有价值的评论。缓一缓也许更好一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为解海龙的希望工程摄影认真地写篇评论的心愿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得以实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自己如果今后要为中国当代摄影写些什么的话，解海龙的希望工程摄影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研究对象。因为他的摄影实践从多个方面给予了认识摄影的社会作用与角色以新的可能性。

              二

  与大多数摄影家的起步相似，解海龙也是作为一个摄影发烧友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他当时的发烧程度甚至到了以卖血来购买器材的地步。但是，他既没有以器材升级为乐趣，也没有停留于唯美自娱。在获得了许许多多的摄影比赛的奖项后，他却反而开始怀疑起自己的摄影来了。在他赴各地 “创作”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各种令他深感不安的社会问题。然而，他又发现，这些社会问题永远不可能在摄影比赛中得到反映。大量的摄影比赛充斥着的却是那些唯美的或赞美的照片，真正能够让摄影发挥了其社会功能的纪实摄影作品却反而会因为“丑”而被拒之门外。如果摄影永远只是一种给现实涂上一层甜蜜的彩色薄膜的手段的话，那这还是摄影吗？对于这个问题，有许多人从来不曾去想过，或者说从来没有意识到过。但是，解海龙意识了这个问题。
  其实，这样的由比赛所主导的“创作”已经不知道使多少摄影爱好者误入迷津，使他们迷失在虚假的成就感中，让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向“神圣的”艺术“创作”迈进。时至今日，在拍摄什么这个问题上，已经少有露骨的干涉，但另一种干涉或者说诱导却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各种器材厂商与一些摄影组织联手操办的一系列名目繁多的摄影比赛活动。这些比赛也许没有了以前那种政治宣传的要求，但却以自己的唯美的审美标准来影响、决定摄影的题材与趣味走向。以比赛为导向，这是当前中国摄影面临的另一种政治。一种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政治。而解海龙就是从对这种商业化了的政治的反思与摆脱中开始了自己的感动天地人心的摄影实践的。
  在中国农村拍摄各种照片的过程中，解海龙目睹了大量的儿童失学的事例。而一旦跳出了比赛夺奖的羁绊后，大量农村儿童失学的现实问题马上就成为了他的摄影关注目标。他以这个重大社会问题为切入口，让他的摄影与社会现实发生了关系。
  中国儿童失学的问题，是中国在教育问题上的重大失误之一。儿童受教育本是一个应该以制度的尊严来保障的神圣的个人权利问题，但在发展主义的思路主导之下，却因在教育上的少投入甚至不投入的短视行为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据解海龙介绍自己的纪实摄影的文章说，在他开始希望工程纪实摄影时，中国大陆“有近两亿文盲”，而偏远地区“每年流失的学生人数也高达四百万人，其中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又占了四分之一”。（注1）而在问题积重难返之际，不是全力以赴加大投资以解决问题，而是转而向社会伸出援手，希望以慈善事业的方式来分担政府应该承担的压力与责任。显然，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而希望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这是一项以社会集资的方式专为中国大陆贫困地区失学儿童解决复学问题的慈善事业。
  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解海龙在1990年初，开始了不计后果的个人行动。他要用照片替农村孩子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就在解海龙苦于不能得到理解与支持的时候，刚启动的希望工程给了他一个机会。他与他们取得联系并获得了一定的资助。需要指出的是，“希望工程摄影纪实”从解海龙的个人行为到成为一个官方认可的摄影项目，这中间还有一个摄影家与有关方面相互寻找的过程。当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虽然意识到了摄影的重要性，但却并没有主动积极地寻找与摄影家合作的某种方式。只是在解海龙自己找上门去后，才做出了值得评价的响应，并给予他一定的物质资助，使得他的“希望工程摄影纪实”得以实行。（注2）其实，他后来收入这个摄影项目中的照片中，最早的拍摄于１９８８年，但正式获得官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资助则是在１９９１年４月以后。
  从1990年初开始，解海龙用了十年的时间，行程两万多公里，走了中国26个省的128个县，接触了100多个学校的上万名孩子，拍摄了近万张照片。他以他的直面艰难现实的纪实影像为儿童们的困难呼吁，为他们争取受起码的教育的权利，为他们的坚毅的求知精神与认真的学习态度造像，为他们送去自己的一片温情、爱心与改变现状的深切期望。
  然而，对于那些习惯了唯美影像的人来说，解海龙的这些直面现实的照片绝不是顺眼的东西。他们认为那是“土老破旧”，给社会主义抹了黑。然而，他的照片虽然有着太多的“土老破旧”，但就在这样的“土老破旧”中，他首先向我们揭示的是他所看到的在这些中国儿童身上体现出来的真正的美丽，尊严与志气。只要把他的这些照片与那些唯“土老破旧”是拍的照片放在一起看看的话，我们不难发现，解海龙的目光所及并非意在“土老破旧”。他从断了腿的桌椅、砖块垒起的课桌、满是坑洼与泥水的课堂、就用土墙本身做成的黑板这些“土老破旧”中，看出了这是与儿童们和教师们的毅力、未来、希望与理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照片中，孩子们的向学之心，教师们的拳拳之心，是如此地令人感动，以致于我们无法冷漠。
“中国希望工程摄影纪实”是最具社会接受度的，获得社会公众普遍了解的纪实摄影作品。希望工程纪实摄影的照片在各种媒介上广为传播，感人的影像触动了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弦。１９９４年，这些照片结集为《我要上学》的摄影集出版。同年，这些照片破例在人民大会堂展出。解海龙的反映失学儿童悲状和贫困地区乡村教育现状的照片在促进了整个社会关心这个严重问题并寻找解决办法的同时，也通过各种媒体被广泛传播到海内外，大陆和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以及一些外国人在惊愕于现实情况的严重之余，也开始以各种方式积极响应捐助的呼吁。通过“希望工程摄影纪实项目”对社会各个阶层所施展的影响，希望工程获得了大量的海内外集资。而通过这个摄影纪实作品，解海龙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大众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家。
  我们必须对解海龙所表现出的勇气、良知与毅力表示最大的敬意。解海龙不仅以他的影像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珍贵的视觉文献，推动了全社会关注这个严重的现实问题，他同时还以自己的摄影实践为所有严肃的中国摄影家提示了一个方向，提示了作为一个摄影家的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对于儿童失学这个重大社会问题所作出的实际贡献，足以使他作为中国的“刘易斯·海因”而名垂史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对他之所以脱颖而出的外部因素作一个更深入考察的可能性。
  就“希望工程摄影纪实”的题材而言，这是一个与中国传统观念中重视教育的价值观重合，在个人行为、政府决策与公众情感等各方面可以获得最大公约数的主题。在一片“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悲情中，本来有可能被认为是表现了“社会主义阴暗面”的题材，因了对“儿童失学”引发的同情而获得了一种官方无法否定的正当性。尤其是这些照片在港澳台及海外华人中所激起的巨大反响，更有着凝聚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烈色彩。
  当然，“希望工程摄影纪实”为希望工程所做出的成功推动与宣传，也与１９９０年代初期以后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开始走向初步繁荣有关。由于摄影的与生俱来的传播特性，一旦希望工程纪实摄影不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时，它与媒体的互动就显得非常自然默契。而社会大众通过传播媒介终于了解到中国教育的严峻现状并及时地做出了正面反应，使得希望工程得以与社会展开良好的互动。于是，围绕一个事关中国将来的社会问题，公众话语与中国的纪实摄影实践终于取得了难得的一致。以“希望工程摄影纪实”为突破点，用纪实摄影的方式来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终于获得了一种的正当性。尽管这种正当性的获得是以一种具有戏剧性的悲情方式与大众和传媒的一起参与争取得来的。

                  三

  在解海龙的希望工程摄影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无疑是那张被称为“大眼睛”的作品。这张照片拍摄了一个名叫苏明娟的小学生大睁着明澈的眼睛，正在如饥似渴地倾听教师授课的情景。就像美国摄影家多罗茜娅·兰格的那张“流民母亲”被爱德华·斯泰肯称为是美国农业安定局摄影项目的“无可争议的代表作”一样，“大眼睛”照片也以它的动人力量成为了解海龙的希望工程摄影中的代表作，成为了希望工程的一个象征，成为当代中国人渴望发展、争取进步与摆脱贫困的摄影“圣像”（Icon） 。而照片的主人公、小学生苏明娟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名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圣”并不是指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圣像”中的人物也并非与宗教绘画中的宗教人物或传说有关。它

“如果摄影永远只是一种给现实涂上一层甜蜜的彩色薄膜的手段的话，那这还是摄影吗？”

甜蜜也是摄影，是摄影的一个方面。因为甜蜜而让人们喜于接受。
苦涩也是摄影，因为苦涩而让人们自省反思领悟。
平淡无奇也是摄影，因为平淡而让人们感受亲切自然。

摄影是多味的。不同的摄影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摄影作品的格调和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