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ddenness
意外
文/左靖 Text_Zuo Jing

在很多场合，我总是诚恳地告诉大家，我是把《当代艺术与投资》作为在市场大潮下平面媒体的一个意外来理解的。而今，这本杂志已经逐渐脱离了当初设定的同人杂志的趣味，开始在一个更具公信力的平台上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影响。现实的复杂性总是在一个时间段在人的意料之中，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则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杂志有意外，艺术家也有“意外”。在最近策划的一次展览中，我以为，如果从外缘因素思考，可以把某种创作方法论的最终确立，看成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后的一个结果，即源自启蒙，又从启蒙出走。这种类似宗教的“改宗”的经验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较为普遍，在艺术家那里，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十分鲜见——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艺术家的“意外”。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当代艺术一直缺乏一种思想史背景的支撑。面对瞬息万变的复杂时局，艺术家们对于现在和并非久远的过去，往往不是采取一种简单的否定姿态，就是流于一般意义上的解构、反讽或者调侃。事实上，离开了整体的思想史背景，当代艺术自身既面临封闭性的危险，它的复杂性又难以得到充分的理解。
就我个人而言，把当代艺术放在思想史的背景中加以研究，是受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的启发。当然，葛先生的出发点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研究图像，他关注的是图像所表现出来的文字文献所没有的东西。事实上，令我更受启发的是，葛先生对“落入俗套”的作品（通常的理解是那些失败的作品）的特别关注，认为它们更能反映人们的习以为常的观念。从近来的一些展览中，如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邱志杰个展、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的张小涛、高世强个展，都不难发现，这一代人所拥有的某种思想史的情结。尽管各有千秋，但他们很多作品中的某些共性构成了这个时代思想的另外一极，即对宏大叙事的一种延续性的迷恋，这种充满纠结和挫折的迷恋所拥有的历史感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与过去的断裂。
另外一个话题是艺术机制。7月底我参加了西安的“艺术、金钱与艺术生态研讨会”。大家自然就基金会的话题展开了讨论，过渡时期有过渡时期的做法，很多事情大家心照不宣。前不久，OCT当代艺术中心的朋友又转来了他们的“自由交流计划”，第一期选择了“国际当代艺术机构”作为研究对象。看来，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当代艺术，艺术机构、艺术机制是怎么也绕不过去了。现在来谈论艺术机制，我不敢说时机已经到了，但同样的，我希望有意外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