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法兰西文化之死
『关注』法兰西文化之死
转自良品阅读
2007年11月《时代》周刊刊登了当时身为法国巴黎驻站记者莫里森的文章《法国文化之死》。这篇封面故事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文章指出，今日的法国已经沦落到只能靠回忆昔日的辉煌度日。究其深层原因是因为法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渐衰落”以及“过度发达的文化保护政策”。较之美国文化产业不依赖政府资助却茁壮成长的现实，莫里森认为法国“根本无力抵御美国文化的入侵”。
“温床”滋养下的法国文化
这篇文章现在已扩展为一册205页的同名书籍。莫里森在接受《周末画报》采访时说，今天，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曾几何时，法国人一度统治着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法国人把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都推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文学领域，从莫里哀、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到普鲁斯特、萨特、加缪马尔罗；电影方面，从戈达尔、特吕福、侯麦到夏布罗尔、马勒、李维特、瓦尔达；音乐方面，从德彪西、拉威尔、保罗·杜卡、柏辽兹到福列、萨蒂、马斯奈；艺术领域，从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 一时间，法国人风光无量。
恰恰是因为悠久而光荣的传统，恐怕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会像法国一样，对待文化的态度如此慎重严肃。法国总统萨科齐就任后，对文化费用的投入从原来法国GDP的1.5%增加至3.2%。其中高达110亿美元的费用赡养的是11200名文化官员、148个文化团体、26个研究中心和176个考古队，但这一切都挽救不了“法兰西文化的日薄西山”。
“最终决定谁能获得‘赡养费’的是法国官员，不是真正的文化消费者。”莫里森说。除了大力的资金投入，近乎纵容的法国文化政策也令人叹为观止。以法国电影业为例。法国的电影制片人可向银行申请无息贷款。拍出电影后，贷款可由电影的票房收入偿还。法国的法律还规定主流电视台每月必须花费一定数额的经费购买国产电影予以播放。即便如此，大部分的贷款还是无人偿还。
“所以法国电影人拍电影时很少会考虑到美国观众，或是中国观众，这在好莱坞、宝莱坞，或是香港的电影业中，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长久以来，法国人也习惯了打开电视机，每晚就看这些转眼即忘的电影。”莫里森说。然而，盘踞法国票房第一、二、三名的都是美国电影。法国电影市场超过一半的票房收入都贡献给了其他国家的电影，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片。“老派的电影批评家们认为美国片太商业。但我认为美国电影之所以能赢得最多观众，是因为它们的确触动了观众的内心。世界电影的历史告诉人们，最伟大的电影都会受到最广泛观众的追捧与欢迎！”
和法国电影业有相似境遇的，还有法国的出版业。在法国，图书不能通过打折促销。在他看来，“将注意力放在冷酷的形式主义上的文学创作手法并没有在它自出生起的50年里发生太多变化”。与现实世界渐行渐远的法国作家集体患上了“现实失语症”。“连那些真正愿意逛书店、买书、看书的读者们，也越来越不愿意看法国作家的作品了。”
2008年，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莫里森认为，勒·克莱齐奥获奖的事实恰恰印证了他的看法——只有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的作品才可能是杰出而有生命力的！在他看来，典型的法国文学是类似“我的离婚”、“我的可怕的工作”、“我的感人的家庭”、“我的傲慢的邻居”……这样的主题故事，自我中心式的虚构生活是典型的法式内容。“勒·克莱齐奥的获奖，或许能给其他的法国作家指出了一条写作上可能的出路——脱离自我的小世界，与现实的大世界发生联系。”
本土性和现代性的融合之花
法国作家马尔特尔说：“要不是因为铺天盖地的文化部门，法国人的文化生活大概可以更丰富多彩。法国的文化补助政策保护庸才，限制创作者的视野和热情，导致如今法国根本无力抵御美国文化的入侵。”
《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后美国世界》（Post-American World，2008）中写道：“我们现在的世界看上去就像宝莱坞一样。它会被西方强有力地塑造着，因此它将是完全现代化的。但是，它也将保留地方文化的重要元素。”这就好比“中国摇滚乐隐隐约约听来很像西方摇滚，采用的是一样的乐器和节拍，但是它的主题、歌词和声乐却是非常中国式的”。
“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本地现代艺术——常常奇妙地将西方风格和传统民间主题融合在一起——都发展得欣欣向荣。看到遍及全世界的星巴克和可口可乐，你可能会被轻易地欺骗了，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实际上，全球化的真正结果是本土性和现代性的融合之花。” 全球化并没有泯灭文化的个性，相反，它为文化的个性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而莫里森认为，艺术家的天性令他们自觉地会做出与众不同的自我表达。如果说事物的趋同性是全球化的最终结果，那么文化艺术也将是最后一个被攻克的阵地！
来自“左岸”的反击
当年第一个回应莫里森的是法国前文化部长、著名小说家莫里斯·德吕翁，他在《费加罗报》针锋相对地发表题为《不，法国文化没有死》的文章：“莫里森混淆了文化与娱乐的区别，文化价值并不决定于票房收入，一名艺术家的价值能用美元多少来衡量吗？”
法国著名“明星知识分子”、当代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在《卫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位大牌美国记者长篇大论罗列的数据也许没错，但能让此文见报的国家，也许更适宜讨论“下半身”的“文化之死”。美国对文化“生”或“死”的判决，建立在极其傲慢而荒谬的理论基础上，例如：文化是通俗化的；文化就是生意，卖得不好就不是好文化……最为可笑的是，大张旗鼓要全球化的美国，还以为文化也应该是即时传播的。
法式的思维方式一向抗拒排行榜，轻视所谓商业操作模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传播。阿兰·哥曼指出：“美国人定义成功就是好，而法国人则把成功等同于平庸，认为是品位低俗的表现。”
在法国和美国之间
“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采访的间隙，笔者曾不自觉地这样说道。莫里森回答说：“我想，你是在试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化发展会不会走上像法国一样的道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国家，现在无法向世界施加自己的文化影响力。”
25年前莫里森首次来中国。过去2年，他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任客座教师，教授国际新闻概论。除了半数的国际学生，来听莫里森老师课的也有来自政府部门的新闻人。莫里森认为与法国文化“恐龙”相比，中国的情况要好得多。他如此认为的理由是：“中国的文化与世界相连，尤其是中国电影已经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中国的作家为了赢得更多世界读者，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显然，他们做得还是很好，因为越来越多的中文书籍，被翻译成其他语言。”
“中国能从我的书中学到重要的一课——政府不应当决定文化是什么，不应决定什么样的文化才能受到资助，什么样的外国文化应该被拒之门外……事实证明，文化想要变得更好，它需要不断从外界吸收营养。这个外界包括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社会。”
那么，政府的位置在哪？是像对本国文化干预过多的法国？还是对本国文化不理不睬的美国？莫里森分析道：“应该存在一个中间的位置，政府提供材料，鼓励艺术家们创作，但是对他们的作品不审查、不干预、不评判。我认为这才应该是聪明的文化政策。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文化政策都倾向于这种做法。对于文化的消费者，这是好事，因为他们能决定和选择自己想要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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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时代》周刊刊登了当时身为法国巴黎驻站记者莫里森的文章《法国文化之死》。这篇封面故事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文章指出，今日的法国已经沦落到只能靠回忆昔日的辉煌度日。究其深层原因是因为法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渐衰落”以及“过度发达的文化保护政策”。较之美国文化产业不依赖政府资助却茁壮成长的现实，莫里森认为法国“根本无力抵御美国文化的入侵”。
“温床”滋养下的法国文化
这篇文章现在已扩展为一册205页的同名书籍。莫里森在接受《周末画报》采访时说，今天，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曾几何时，法国人一度统治着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法国人把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都推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文学领域，从莫里哀、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到普鲁斯特、萨特、加缪马尔罗；电影方面，从戈达尔、特吕福、侯麦到夏布罗尔、马勒、李维特、瓦尔达；音乐方面，从德彪西、拉威尔、保罗·杜卡、柏辽兹到福列、萨蒂、马斯奈；艺术领域，从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 一时间，法国人风光无量。
恰恰是因为悠久而光荣的传统，恐怕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会像法国一样，对待文化的态度如此慎重严肃。法国总统萨科齐就任后，对文化费用的投入从原来法国GDP的1.5%增加至3.2%。其中高达110亿美元的费用赡养的是11200名文化官员、148个文化团体、26个研究中心和176个考古队，但这一切都挽救不了“法兰西文化的日薄西山”。
“最终决定谁能获得‘赡养费’的是法国官员，不是真正的文化消费者。”莫里森说。除了大力的资金投入，近乎纵容的法国文化政策也令人叹为观止。以法国电影业为例。法国的电影制片人可向银行申请无息贷款。拍出电影后，贷款可由电影的票房收入偿还。法国的法律还规定主流电视台每月必须花费一定数额的经费购买国产电影予以播放。即便如此，大部分的贷款还是无人偿还。
“所以法国电影人拍电影时很少会考虑到美国观众，或是中国观众，这在好莱坞、宝莱坞，或是香港的电影业中，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长久以来，法国人也习惯了打开电视机，每晚就看这些转眼即忘的电影。”莫里森说。然而，盘踞法国票房第一、二、三名的都是美国电影。法国电影市场超过一半的票房收入都贡献给了其他国家的电影，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片。“老派的电影批评家们认为美国片太商业。但我认为美国电影之所以能赢得最多观众，是因为它们的确触动了观众的内心。世界电影的历史告诉人们，最伟大的电影都会受到最广泛观众的追捧与欢迎！”
和法国电影业有相似境遇的，还有法国的出版业。在法国，图书不能通过打折促销。在他看来，“将注意力放在冷酷的形式主义上的文学创作手法并没有在它自出生起的50年里发生太多变化”。与现实世界渐行渐远的法国作家集体患上了“现实失语症”。“连那些真正愿意逛书店、买书、看书的读者们，也越来越不愿意看法国作家的作品了。”
2008年，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莫里森认为，勒·克莱齐奥获奖的事实恰恰印证了他的看法——只有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的作品才可能是杰出而有生命力的！在他看来，典型的法国文学是类似“我的离婚”、“我的可怕的工作”、“我的感人的家庭”、“我的傲慢的邻居”……这样的主题故事，自我中心式的虚构生活是典型的法式内容。“勒·克莱齐奥的获奖，或许能给其他的法国作家指出了一条写作上可能的出路——脱离自我的小世界，与现实的大世界发生联系。”
本土性和现代性的融合之花
法国作家马尔特尔说：“要不是因为铺天盖地的文化部门，法国人的文化生活大概可以更丰富多彩。法国的文化补助政策保护庸才，限制创作者的视野和热情，导致如今法国根本无力抵御美国文化的入侵。”
《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后美国世界》（Post-American World，2008）中写道：“我们现在的世界看上去就像宝莱坞一样。它会被西方强有力地塑造着，因此它将是完全现代化的。但是，它也将保留地方文化的重要元素。”这就好比“中国摇滚乐隐隐约约听来很像西方摇滚，采用的是一样的乐器和节拍，但是它的主题、歌词和声乐却是非常中国式的”。
“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本地现代艺术——常常奇妙地将西方风格和传统民间主题融合在一起——都发展得欣欣向荣。看到遍及全世界的星巴克和可口可乐，你可能会被轻易地欺骗了，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实际上，全球化的真正结果是本土性和现代性的融合之花。” 全球化并没有泯灭文化的个性，相反，它为文化的个性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而莫里森认为，艺术家的天性令他们自觉地会做出与众不同的自我表达。如果说事物的趋同性是全球化的最终结果，那么文化艺术也将是最后一个被攻克的阵地！
来自“左岸”的反击
当年第一个回应莫里森的是法国前文化部长、著名小说家莫里斯·德吕翁，他在《费加罗报》针锋相对地发表题为《不，法国文化没有死》的文章：“莫里森混淆了文化与娱乐的区别，文化价值并不决定于票房收入，一名艺术家的价值能用美元多少来衡量吗？”
法国著名“明星知识分子”、当代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在《卫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位大牌美国记者长篇大论罗列的数据也许没错，但能让此文见报的国家，也许更适宜讨论“下半身”的“文化之死”。美国对文化“生”或“死”的判决，建立在极其傲慢而荒谬的理论基础上，例如：文化是通俗化的；文化就是生意，卖得不好就不是好文化……最为可笑的是，大张旗鼓要全球化的美国，还以为文化也应该是即时传播的。
法式的思维方式一向抗拒排行榜，轻视所谓商业操作模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传播。阿兰·哥曼指出：“美国人定义成功就是好，而法国人则把成功等同于平庸，认为是品位低俗的表现。”
在法国和美国之间
“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采访的间隙，笔者曾不自觉地这样说道。莫里森回答说：“我想，你是在试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化发展会不会走上像法国一样的道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国家，现在无法向世界施加自己的文化影响力。”
25年前莫里森首次来中国。过去2年，他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任客座教师，教授国际新闻概论。除了半数的国际学生，来听莫里森老师课的也有来自政府部门的新闻人。莫里森认为与法国文化“恐龙”相比，中国的情况要好得多。他如此认为的理由是：“中国的文化与世界相连，尤其是中国电影已经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中国的作家为了赢得更多世界读者，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显然，他们做得还是很好，因为越来越多的中文书籍，被翻译成其他语言。”
“中国能从我的书中学到重要的一课——政府不应当决定文化是什么，不应决定什么样的文化才能受到资助，什么样的外国文化应该被拒之门外……事实证明，文化想要变得更好，它需要不断从外界吸收营养。这个外界包括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社会。”
那么，政府的位置在哪？是像对本国文化干预过多的法国？还是对本国文化不理不睬的美国？莫里森分析道：“应该存在一个中间的位置，政府提供材料，鼓励艺术家们创作，但是对他们的作品不审查、不干预、不评判。我认为这才应该是聪明的文化政策。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文化政策都倾向于这种做法。对于文化的消费者，这是好事，因为他们能决定和选择自己想要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