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社会必然遍布特权和权威
自由社会必然遍布特权和权威
转自铅笔经济研究社
2009年08月18日 9:47 铅笔经济研究社 李子旸
历史上，人们争取自由的努力往往表现为反对皇帝、国王、教会、贵族或其他特权阶层的斗争。这种斗争导致了对身份平等的要求。对平等的追求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当下的世界和以往的世界，在观念上的最大差异，就是平等已经不容置疑。
出人意料的是，当平等席卷整个世界时，平等和自由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却越发明显了。以自由为目标的人，发现他们并不能兼顾平等。而追求平等的人，则往往不得不牺牲自由，有些平等主义者甚至已经成为了自由的敌人。
为什么自由和平等之间会出现这种对立和冲突？
原因在于对集体和个人概念的误解。所谓的集体，国家、政府、民族，等等，仅仅是一种想象，是一种工具，真正有意义的，永远是个人。能够承担思考和决策的主体，只能是某个个人的大脑，而不是什么集体的智慧。三个人的脑袋加在一起，并不能成为一个超越个人的“三人脑”。最终做出判断和决定的，仍然只能是某个脑袋。
总有一些事务要人去判断、去决策。这些事务有大有小，有重要的，有不重要的，但无论如何，总得要有某个人的脑袋发挥作用，也只能是某个人的脑袋发挥作用。并没有哪个集体的脑袋可以进行判断和决策。中国、美国或者联合国并不能做任何事，做事情的只能是中国人、美国人或者某个联合国工作人员。同样，世界上没有什么政府，有的只是男男女女的政府官员。
人的天赋各不相同，大脑的思维和决策能力也各不相同。因此，唯一可行的组织社会的办法就是，设法让不同水平的大脑承担不同重要程度的事务。不过这样一来，就必然在社会中出现各种层次、各种规模的特权和权威。
球队的教练决定哪些球员可以上场，哪些不可以。虽然这可能关系到某个球员的职业前途和球队的成绩，但也只能让某个教练承担最后决策的责任。教练不称职可以换一个，但不管换几个，最终做出决定的只能是一个人。在这件事上，教练有绝对的特权和权威。
或许可以让所有球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来投票，决定上场名单。我认为那样只能把事情搞糟。一万个外行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内行。再说，投票也并不能把一万人的智慧加起来，更可能是让他们互相抵消。
其他领域也是一样。教授讲课，学生听课；教授出题，学生答题；教授决定学生的成绩。他们并不平等。教授是权威。经理安排生产，工人听从指挥，他们并不平等。经理拥有特权。决定一国金融事务的都是少数银行家，也许只有几十个人。就是这少数人决定了千百万人的财产前景。打起仗来，几个元帅和将军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另一方面，只要是自由社会，人们的财产就会不同。根据不同的财产和兴趣，人们结成各种各样的社团、俱乐部、联谊会，创办媒体，开办企业，等等。这些组织往往都是封闭的，组织成员实际上享有了某种特权，排斥其他社会成员的参与。一个完全没有这种公民自发组织的社会就不再是自由社会了。
因此，自由社会必然遍布特权和权威。这些特权和权威的基础是财产的私有制。私有制让人们有机会在社会中找到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能力、才智的场所和机会。由于人们天生能力不平等，不同的人必然得到了不同的发展机会。在自由社会中，能干的人会被赋予很大的责任，方法是让他拥有更大的资源分配权——也就是让他更富裕。不能么能干，或不那么幸运的人，也可以借助他人的帮助得到一席之地，前提是他必须承认和接受其他人的特权和权威。如果你不能自己开办一个企业，就只好去打工，听从老板的指挥。
这种状况虽然有许多不平等，但这就是自由。
平等主义者却错误地反对这种状况。他们认为，应该人人平等。但对于天生不平等的人来说，想要人人平等，就只能不平等地对待他们。要压制强者，扶持弱者。要削弱私有制，要设法剥夺人们的财产，或者征收重税，或者干脆劫掠。
让我们假设平等主义者能够成功。那时，社会将是什么样子？
如果所有人都被强行置于平等的地位，那么，社会中那些大小不一的事务，就无法由相应能力的人来做。人失去了财产，也就失去了指挥支配资源的特权，也就失去了权威。工人应该服从给他发工资的企业家的指挥，但工人当然不必服从和他一样领工资的其他工人。总编辑有权否定记者的稿件，但如果没有总编辑了，或者总编辑的特权和权威被打掉了，总编辑和记者完全平等了，谁来决定刊发哪篇稿件呢？
于是，在人人平等之后，社会中就会出现一个位于所有人之上的超级权威——极权政府。极权政府代替以往社会的个体，来决定所有的社会事务。当所有个体的、分散的特权和权威都被消灭，人人归于平等之后，独裁者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没有人有能力向他发起挑战，所有人都被剥夺得软弱无力，只能匍匐在独裁者脚下任人摆布。他们得到平等了，但也仅仅得到平等。
这就是平等和自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在。
虽然可能性很小，但我还是希望那些平等主义者能明白一个道理：当你们致力于清除社会所有的特权和权威时，不管打着什么旗号，自由民主也好，平等博爱也好，你们实际上都是在为极权政府开辟道路。
那么，是不是说，为了自由，就必须牺牲平等呢？不，这要看你怎样理解平等。如果你把平等理解为反对所有特权和权威，要求社会成员在所有方面都机会均等、结果均等，那么，你的这种平等就只能成为自由的敌人。
还有一种对平等的理解。这种理解下的平等，实际上是自由的另一种表达，那就是对开放社会的追求。
开放社会还是封闭社会，都同样存在着种种的特权和权威。区别在于，在开放社会中，人们可以和平地挑战特权和权威，有机会以和平的方式取而代之。当人们有这种机会时，不论他们的挑战是否成功，他们的努力都是生产性的，都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但在封闭社会中，人们没有这种和平挑战的机会。要想取代现有的特权和权威，唯一的办法就是诉诸武力。当人们只能依靠暴力博取前途时，不论他们成功是否，他们的努力都是反生产的，都是破坏性的，整个社会将因此蒙受损失。
只应该反对那种专横的、垄断的、非暴力推翻不能改变的特权和权威，而不应该反对特权和权威本身。分立的、个人的特权和权威是合理组织社会的必须结构，也是对抗暴政的社会基础。如果以平等的名义，取消了社会中大大小小、分散各处的特权和权威，唯一的结果就是迎来一个空前强大、专横无比，倚靠暴力的中央特权和权威。
这种局面既不是自由，也没什么平等。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平等地被奴役。
转自铅笔经济研究社
2009年08月18日 9:47 铅笔经济研究社 李子旸
历史上，人们争取自由的努力往往表现为反对皇帝、国王、教会、贵族或其他特权阶层的斗争。这种斗争导致了对身份平等的要求。对平等的追求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当下的世界和以往的世界，在观念上的最大差异，就是平等已经不容置疑。
出人意料的是，当平等席卷整个世界时，平等和自由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却越发明显了。以自由为目标的人，发现他们并不能兼顾平等。而追求平等的人，则往往不得不牺牲自由，有些平等主义者甚至已经成为了自由的敌人。
为什么自由和平等之间会出现这种对立和冲突？
原因在于对集体和个人概念的误解。所谓的集体，国家、政府、民族，等等，仅仅是一种想象，是一种工具，真正有意义的，永远是个人。能够承担思考和决策的主体，只能是某个个人的大脑，而不是什么集体的智慧。三个人的脑袋加在一起，并不能成为一个超越个人的“三人脑”。最终做出判断和决定的，仍然只能是某个脑袋。
总有一些事务要人去判断、去决策。这些事务有大有小，有重要的，有不重要的，但无论如何，总得要有某个人的脑袋发挥作用，也只能是某个人的脑袋发挥作用。并没有哪个集体的脑袋可以进行判断和决策。中国、美国或者联合国并不能做任何事，做事情的只能是中国人、美国人或者某个联合国工作人员。同样，世界上没有什么政府，有的只是男男女女的政府官员。
人的天赋各不相同，大脑的思维和决策能力也各不相同。因此，唯一可行的组织社会的办法就是，设法让不同水平的大脑承担不同重要程度的事务。不过这样一来，就必然在社会中出现各种层次、各种规模的特权和权威。
球队的教练决定哪些球员可以上场，哪些不可以。虽然这可能关系到某个球员的职业前途和球队的成绩，但也只能让某个教练承担最后决策的责任。教练不称职可以换一个，但不管换几个，最终做出决定的只能是一个人。在这件事上，教练有绝对的特权和权威。
或许可以让所有球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来投票，决定上场名单。我认为那样只能把事情搞糟。一万个外行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内行。再说，投票也并不能把一万人的智慧加起来，更可能是让他们互相抵消。
其他领域也是一样。教授讲课，学生听课；教授出题，学生答题；教授决定学生的成绩。他们并不平等。教授是权威。经理安排生产，工人听从指挥，他们并不平等。经理拥有特权。决定一国金融事务的都是少数银行家，也许只有几十个人。就是这少数人决定了千百万人的财产前景。打起仗来，几个元帅和将军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另一方面，只要是自由社会，人们的财产就会不同。根据不同的财产和兴趣，人们结成各种各样的社团、俱乐部、联谊会，创办媒体，开办企业，等等。这些组织往往都是封闭的，组织成员实际上享有了某种特权，排斥其他社会成员的参与。一个完全没有这种公民自发组织的社会就不再是自由社会了。
因此，自由社会必然遍布特权和权威。这些特权和权威的基础是财产的私有制。私有制让人们有机会在社会中找到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能力、才智的场所和机会。由于人们天生能力不平等，不同的人必然得到了不同的发展机会。在自由社会中，能干的人会被赋予很大的责任，方法是让他拥有更大的资源分配权——也就是让他更富裕。不能么能干，或不那么幸运的人，也可以借助他人的帮助得到一席之地，前提是他必须承认和接受其他人的特权和权威。如果你不能自己开办一个企业，就只好去打工，听从老板的指挥。
这种状况虽然有许多不平等，但这就是自由。
平等主义者却错误地反对这种状况。他们认为，应该人人平等。但对于天生不平等的人来说，想要人人平等，就只能不平等地对待他们。要压制强者，扶持弱者。要削弱私有制，要设法剥夺人们的财产，或者征收重税，或者干脆劫掠。
让我们假设平等主义者能够成功。那时，社会将是什么样子？
如果所有人都被强行置于平等的地位，那么，社会中那些大小不一的事务，就无法由相应能力的人来做。人失去了财产，也就失去了指挥支配资源的特权，也就失去了权威。工人应该服从给他发工资的企业家的指挥，但工人当然不必服从和他一样领工资的其他工人。总编辑有权否定记者的稿件，但如果没有总编辑了，或者总编辑的特权和权威被打掉了，总编辑和记者完全平等了，谁来决定刊发哪篇稿件呢？
于是，在人人平等之后，社会中就会出现一个位于所有人之上的超级权威——极权政府。极权政府代替以往社会的个体，来决定所有的社会事务。当所有个体的、分散的特权和权威都被消灭，人人归于平等之后，独裁者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没有人有能力向他发起挑战，所有人都被剥夺得软弱无力，只能匍匐在独裁者脚下任人摆布。他们得到平等了，但也仅仅得到平等。
这就是平等和自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在。
虽然可能性很小，但我还是希望那些平等主义者能明白一个道理：当你们致力于清除社会所有的特权和权威时，不管打着什么旗号，自由民主也好，平等博爱也好，你们实际上都是在为极权政府开辟道路。
那么，是不是说，为了自由，就必须牺牲平等呢？不，这要看你怎样理解平等。如果你把平等理解为反对所有特权和权威，要求社会成员在所有方面都机会均等、结果均等，那么，你的这种平等就只能成为自由的敌人。
还有一种对平等的理解。这种理解下的平等，实际上是自由的另一种表达，那就是对开放社会的追求。
开放社会还是封闭社会，都同样存在着种种的特权和权威。区别在于，在开放社会中，人们可以和平地挑战特权和权威，有机会以和平的方式取而代之。当人们有这种机会时，不论他们的挑战是否成功，他们的努力都是生产性的，都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但在封闭社会中，人们没有这种和平挑战的机会。要想取代现有的特权和权威，唯一的办法就是诉诸武力。当人们只能依靠暴力博取前途时，不论他们成功是否，他们的努力都是反生产的，都是破坏性的，整个社会将因此蒙受损失。
只应该反对那种专横的、垄断的、非暴力推翻不能改变的特权和权威，而不应该反对特权和权威本身。分立的、个人的特权和权威是合理组织社会的必须结构，也是对抗暴政的社会基础。如果以平等的名义，取消了社会中大大小小、分散各处的特权和权威，唯一的结果就是迎来一个空前强大、专横无比，倚靠暴力的中央特权和权威。
这种局面既不是自由，也没什么平等。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平等地被奴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