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恶—96年以来大陆独立电影的回顾
花之恶—96年以来大陆独立电影的回顾
the evil of flower: the retrospection of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shince 1996
张献民 Zhang Xianming
花之能为恶，大抵是鼻子过分敏感者以花为恶，在连打喷嚏之后将花掐死。
所以就有塑料花，永不凋谢，没有花粉，没有味道，只有颜色和形状。绝不刺激。其长寿犹如三纲五常、美好社会的理想，不会如二十岁时情人节深夜收到的鲜花，天一亮就枯萎。
可惜塑料花大都蒙着厚厚的灰尘在某个被遗忘的角落。在我老家，过年的时候不少人去庙会买塑料花，买了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办，拿去送人。收花的人永远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扔掉，舍不得，因为它们还在盛开。大都被安置在某位祖先遗像的前面，之后每年清明节拿到院子里用水冲冲灰尘。直到自己也成为祖先和遗像。
现在大家在大陆影院看到的影片，大抵属于塑料花。
肯定有人会抗议。以前就曾经有人抱着自己的花跑到我家里来，说明他养的是真花。那也是盆花，属于国庆时放在天安门广场几十万盆中的一个。
有没有从广场的花岗岩石板下钻出来的花？有的话，是非常影响景观的。但看看故宫院中青石间的青草。开着紫色和粉色的小花。我常梦见天安门广场也是一个模样，花不是摆上去的，而是石头缝里冒出来的。
独立电影不可能不是野花。独立于什么？难道有个对立面？独立等于自绝。在上层社会中坚们的眼中，要求电影独立的影人恐怕与97年前呼吁不要回归的香港人一样，可能是疯子，危险的疯子。当时有个口号叫“港人自决”，太像2000年大陆的电影导演协会搞的报告，跟上面说电影是导演的事，导演管就可以了。如今，香港如何？惟恐中央不管他们。
制片厂像花圃、暖房。花匠是什么样子？典型形像就是后半生的末代皇帝。他能伺候出什么来？八十年代的时候，花圃里还引进了几个品种。90年以后，凡是不能往小花盆里移栽、往天安门广场上摆、起装饰作用的，已经很难在花圃里有地位。95年以后，进花圃与不进的种子，都要过实验室被用各种药液检查性质，等检查完，也差不多被化学物质泡死了。
独立电影纷乱杂呈，各干各的。有没有个脉络？
96年以后的大陆独立电影已经脱离了诞生阶段。
婴儿，找《妈妈》，《头发乱了》，很好理解。婴儿生活的钟点节奏跟常人都不一样，尿布、奶瓶、糊糊、玩具，乱七八糟地放在一起搅和。当时独立电影好像要把人文关怀放在最前面，让老百姓和老干部都放心。终点，当然是《长大成人》。谁能永远是婴儿？作为影片的《长大成人》，虽然一再受到花匠们的关照、修理、检验，还是独立电影中最“人啊人”的作品，即使它谈的是与书中不一样的另一些人物，谈法也不一样。
结果就是第二阶段，九十年代的中期，像青春期。讨论性倾向的作品往外冒。最常见的是同志问题。同志电影初级的标志之一是只有讨论男性恋情、而没有讨论女性恋情的，整体上属于现在时髦的说法：政治上不正确。是大男子主义的孑遗。如《东宫西宫》、《谁见过野生动物的节日》、《男男女女》。直到2000年，才出现了一部女同志题材的独立电影。
第三阶段像青年期，即发现社会的时期。这部分最复杂，而且最不新鲜。它既不混乱，也少刺激。来源很复杂。大致有两种倾向。
其一，个人生存危机。《小武》、《海鲜》是典型。
其二，对社群的关心。《民警故事》、《回家过年》、《安阳婴儿》等等。
我们大概泡在这第三阶段里还没走出来。《海鲜》和《安阳婴儿》分别是2000年和2001年的年初拍的。
有一些作品在几者之间游移。这一部分我笼统称为“小资”。大致属于为自己内心情感的丰富沾沾自喜的那种。典型是娄烨。我个人很喜欢《苏州河》，跟我是小资有很大关系。而王小帅的作品最纷杂，《扁担姑娘》介于个人生存危机、社会问题、性关系解密等几者之间。他影片的演员来源、拍法、剪法和音乐都遵循这条纷杂的原则，多样而无意义。
为什么我认为《长大成人》与《小武》之间不只是创作时间、创作者年龄上的差别，而是本质的差别？差别在于里面主要人物的理想。96年以前作品的主角大多数还有个理想，不管是“朱赫来”还是别的。他们力图表现出人物之所想、之所愿，这是他们的人文基础。他们至多是在哀叹理想的丧失。而在96年之后，已经没有理想。看《小武》和《站台》，里面人物的心理活动绝对不在台面上，谁能猜得到小武跟胡梅梅散步的时候在想什么？而且他想什么根本不重要。而《海鲜》，人的生活（如果他们确实是活着的），跟所有思想没有一点关系。好像拿掉人的理想，是对人的一切尊重的开端。
这不仅跟人物的身份、是否小资有关，也跟拍法有关，当然都是创作者做出的选择的结果。
对社群关心的影片中时常可以看到一个倾向，一个危险的倾向：家庭伦理。张元对特殊人群的关心终于在某个时刻给他带来《儿子》。这是他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作品。他非常成功地将一个家庭各个成员的个人生存危机解剖开来，而没有落入伦理的陷阱。《回家过年》在这方面更模糊，虽然我个人更喜欢这一部。《安阳婴儿》基本没有个人，个人好像都是一个群落的代表，而且戏剧中心是个弃婴，也几乎落入伦理的迷团。
有关拍法也就是电影语言的问题，大陆的独立电影实践与实验电影相去甚远。永远有个问题：摄影机后的人更重要还是镜头前的人更重要。导演技术非常高超的专业人员有可能连配角都不能使用当地人、只能用从大城市剧团找来的演员。这相当于另一个问题：拍法是导演脑子里现成的，还是被拍摄者的生活状态要求的。
走到独立电影关注社会的这个阶段，好像后者正逐渐占上风。
这也相对于另一个问题：独立不单是态度和视点，独立是个立场。在今日大陆，站稳立场比拍电影更难。毕竟，所有影片的社会意义大于美学意义。但是，认识立场与睁眼看现实一样，有晕倒的危险。而坚持立场，则有可能丧失一切。
最后这个问题的反面，是当独立电影关注现实的时候，太容易拿出当年骂第五代的说辞把它们逼到边边角角上去：你们暴露咱炎黄子孙的丑陋面。这就回到开头的话题，野花还是盆花乃至塑料花。喜欢独立电影的人可以简单地说：这不是装饰艺术。
一部分曾经独立的影人经过努力将自己的花从野地里改种到田里，又从苗圃中改栽到花盆里，今天已经在不遗余力地研究如何把塑料花造得比真花还真。如果算是对未来有个预测的话，现在还独立的一部分人可能不免落入家庭伦理的迷途，并在落入之后反过来宣讲中国电影本来就该是讲家庭伦理的。到那个时候，独立电影可能走到结婚生子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有另一些人做一些现在完全预见不到、完全新鲜的影片。
花是植物的性器。人看植物的性器而好其美，不知植物对人的性器有何观感？
套用现成的话，电视广播报纸等等都是喉舌，个人都是镙丝钉。那独立电影算是什么？是案板上的手指头？是壁虎丢在墙脚的尾巴？
我看独立电影跟前卫艺术一样，是性器。比如它老不听话，闹独立，要跑到外面去，刺激别人是交流的基本手段，而且经常气味强烈。
所以社会的大脑对作为性器的独立电影有意见是正常的。而且当大脑老去的时候，想一刀把讨厌的东西割掉，也是正常的。与花朵一样，等要用的时候，再找个塑料的替代品。追求把革命历史题材拍得更性感，要的就是塑料替代制品的效果。
我还是喜欢真家伙。野地和废墟里盛开，恶毒的花。它起码是活的。我是有理想的：我的快感不是乙烯或甲烷的产物，而来自未名的活物。
源自《当代艺术与投资》2009年第6期
the evil of flower: the retrospection of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shince 1996
张献民 Zhang Xianming
花之能为恶，大抵是鼻子过分敏感者以花为恶，在连打喷嚏之后将花掐死。
所以就有塑料花，永不凋谢，没有花粉，没有味道，只有颜色和形状。绝不刺激。其长寿犹如三纲五常、美好社会的理想，不会如二十岁时情人节深夜收到的鲜花，天一亮就枯萎。
可惜塑料花大都蒙着厚厚的灰尘在某个被遗忘的角落。在我老家，过年的时候不少人去庙会买塑料花，买了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办，拿去送人。收花的人永远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扔掉，舍不得，因为它们还在盛开。大都被安置在某位祖先遗像的前面，之后每年清明节拿到院子里用水冲冲灰尘。直到自己也成为祖先和遗像。
现在大家在大陆影院看到的影片，大抵属于塑料花。
肯定有人会抗议。以前就曾经有人抱着自己的花跑到我家里来，说明他养的是真花。那也是盆花，属于国庆时放在天安门广场几十万盆中的一个。
有没有从广场的花岗岩石板下钻出来的花？有的话，是非常影响景观的。但看看故宫院中青石间的青草。开着紫色和粉色的小花。我常梦见天安门广场也是一个模样，花不是摆上去的，而是石头缝里冒出来的。
独立电影不可能不是野花。独立于什么？难道有个对立面？独立等于自绝。在上层社会中坚们的眼中，要求电影独立的影人恐怕与97年前呼吁不要回归的香港人一样，可能是疯子，危险的疯子。当时有个口号叫“港人自决”，太像2000年大陆的电影导演协会搞的报告，跟上面说电影是导演的事，导演管就可以了。如今，香港如何？惟恐中央不管他们。
制片厂像花圃、暖房。花匠是什么样子？典型形像就是后半生的末代皇帝。他能伺候出什么来？八十年代的时候，花圃里还引进了几个品种。90年以后，凡是不能往小花盆里移栽、往天安门广场上摆、起装饰作用的，已经很难在花圃里有地位。95年以后，进花圃与不进的种子，都要过实验室被用各种药液检查性质，等检查完，也差不多被化学物质泡死了。
独立电影纷乱杂呈，各干各的。有没有个脉络？
96年以后的大陆独立电影已经脱离了诞生阶段。
婴儿，找《妈妈》，《头发乱了》，很好理解。婴儿生活的钟点节奏跟常人都不一样，尿布、奶瓶、糊糊、玩具，乱七八糟地放在一起搅和。当时独立电影好像要把人文关怀放在最前面，让老百姓和老干部都放心。终点，当然是《长大成人》。谁能永远是婴儿？作为影片的《长大成人》，虽然一再受到花匠们的关照、修理、检验，还是独立电影中最“人啊人”的作品，即使它谈的是与书中不一样的另一些人物，谈法也不一样。
结果就是第二阶段，九十年代的中期，像青春期。讨论性倾向的作品往外冒。最常见的是同志问题。同志电影初级的标志之一是只有讨论男性恋情、而没有讨论女性恋情的，整体上属于现在时髦的说法：政治上不正确。是大男子主义的孑遗。如《东宫西宫》、《谁见过野生动物的节日》、《男男女女》。直到2000年，才出现了一部女同志题材的独立电影。
第三阶段像青年期，即发现社会的时期。这部分最复杂，而且最不新鲜。它既不混乱，也少刺激。来源很复杂。大致有两种倾向。
其一，个人生存危机。《小武》、《海鲜》是典型。
其二，对社群的关心。《民警故事》、《回家过年》、《安阳婴儿》等等。
我们大概泡在这第三阶段里还没走出来。《海鲜》和《安阳婴儿》分别是2000年和2001年的年初拍的。
有一些作品在几者之间游移。这一部分我笼统称为“小资”。大致属于为自己内心情感的丰富沾沾自喜的那种。典型是娄烨。我个人很喜欢《苏州河》，跟我是小资有很大关系。而王小帅的作品最纷杂，《扁担姑娘》介于个人生存危机、社会问题、性关系解密等几者之间。他影片的演员来源、拍法、剪法和音乐都遵循这条纷杂的原则，多样而无意义。
为什么我认为《长大成人》与《小武》之间不只是创作时间、创作者年龄上的差别，而是本质的差别？差别在于里面主要人物的理想。96年以前作品的主角大多数还有个理想，不管是“朱赫来”还是别的。他们力图表现出人物之所想、之所愿，这是他们的人文基础。他们至多是在哀叹理想的丧失。而在96年之后，已经没有理想。看《小武》和《站台》，里面人物的心理活动绝对不在台面上，谁能猜得到小武跟胡梅梅散步的时候在想什么？而且他想什么根本不重要。而《海鲜》，人的生活（如果他们确实是活着的），跟所有思想没有一点关系。好像拿掉人的理想，是对人的一切尊重的开端。
这不仅跟人物的身份、是否小资有关，也跟拍法有关，当然都是创作者做出的选择的结果。
对社群关心的影片中时常可以看到一个倾向，一个危险的倾向：家庭伦理。张元对特殊人群的关心终于在某个时刻给他带来《儿子》。这是他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作品。他非常成功地将一个家庭各个成员的个人生存危机解剖开来，而没有落入伦理的陷阱。《回家过年》在这方面更模糊，虽然我个人更喜欢这一部。《安阳婴儿》基本没有个人，个人好像都是一个群落的代表，而且戏剧中心是个弃婴，也几乎落入伦理的迷团。
有关拍法也就是电影语言的问题，大陆的独立电影实践与实验电影相去甚远。永远有个问题：摄影机后的人更重要还是镜头前的人更重要。导演技术非常高超的专业人员有可能连配角都不能使用当地人、只能用从大城市剧团找来的演员。这相当于另一个问题：拍法是导演脑子里现成的，还是被拍摄者的生活状态要求的。
走到独立电影关注社会的这个阶段，好像后者正逐渐占上风。
这也相对于另一个问题：独立不单是态度和视点，独立是个立场。在今日大陆，站稳立场比拍电影更难。毕竟，所有影片的社会意义大于美学意义。但是，认识立场与睁眼看现实一样，有晕倒的危险。而坚持立场，则有可能丧失一切。
最后这个问题的反面，是当独立电影关注现实的时候，太容易拿出当年骂第五代的说辞把它们逼到边边角角上去：你们暴露咱炎黄子孙的丑陋面。这就回到开头的话题，野花还是盆花乃至塑料花。喜欢独立电影的人可以简单地说：这不是装饰艺术。
一部分曾经独立的影人经过努力将自己的花从野地里改种到田里，又从苗圃中改栽到花盆里，今天已经在不遗余力地研究如何把塑料花造得比真花还真。如果算是对未来有个预测的话，现在还独立的一部分人可能不免落入家庭伦理的迷途，并在落入之后反过来宣讲中国电影本来就该是讲家庭伦理的。到那个时候，独立电影可能走到结婚生子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有另一些人做一些现在完全预见不到、完全新鲜的影片。
花是植物的性器。人看植物的性器而好其美，不知植物对人的性器有何观感？
套用现成的话，电视广播报纸等等都是喉舌，个人都是镙丝钉。那独立电影算是什么？是案板上的手指头？是壁虎丢在墙脚的尾巴？
我看独立电影跟前卫艺术一样，是性器。比如它老不听话，闹独立，要跑到外面去，刺激别人是交流的基本手段，而且经常气味强烈。
所以社会的大脑对作为性器的独立电影有意见是正常的。而且当大脑老去的时候，想一刀把讨厌的东西割掉，也是正常的。与花朵一样，等要用的时候，再找个塑料的替代品。追求把革命历史题材拍得更性感，要的就是塑料替代制品的效果。
我还是喜欢真家伙。野地和废墟里盛开，恶毒的花。它起码是活的。我是有理想的：我的快感不是乙烯或甲烷的产物，而来自未名的活物。
源自《当代艺术与投资》200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