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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如何文学？（邵燕君）
2005年以来，“底层”问题成为了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翻开文学期刊，到处可以见到“底层”的影子。可以说，“底层叙述”不但已经从一种“冷门叙述”，变为一种“热门叙述”，也开始从一种“异质性叙述”，变成为一种“主流性叙述”。也正因为如此，如何讲述“底层的故事”，随之变为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基本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上，已经有一些需要警惕的苗头倾向暴露出来。
比如，有的作家在表现苦难时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将之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同时也推向极端化。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有的作家以简单的“城乡对立”、“肉食者鄙”等线性逻辑理解复杂的“底层问题”，以苦大仇深作为推动故事的情绪动力，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隐含的“仇恨叙述”；还有的作家既无底层经验，又少底层关怀，只因题材热门、“政治正确”，也来分一杯羹，寻求“入场”的捷径，这样的“底层叙述”已经是一种“功利叙述”，变“为底层说话”为“拿底层说事儿”，令人对整个“底层叙述”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如果说这些年来因文学离开“底层”太远，以致于“底层问题”刚刚提出时，“文学如何底层”曾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更需要面对的则是“底层如何文学”的问题。由于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具有着天然的联系，“底层如何文学”其实也是现实主义如何在今天的创作环境中重续优秀传统、获得新的思想和艺术发展动力的问题，其基本途径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尝试。
首先，重建知识分子立场、重温人道主义价值关怀。
中国当代的现实主义创作陷入困境已非一日，其根本原因在于创作者思想价值系统的瘫痪，面对社会的重大转型，作家们普遍缺乏有效的思想资源来廓清层出不穷的新现实，更不用说进行有力的批判。这样的精神贫困也不是作家单独具有的，而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精神危机写照。
近几年来，随着“底层问题”的提出，中国知识界被再度激活。“底层问题”不是只关乎一些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作为一个中国最广大的弱势群体，他们长期受到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关涉到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公正、公平性问题。对于他们合法权利的捍卫，也是对人类基本生存权利的捍卫。生活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对他们平时“看不见的底层”投以关注，绝不止是吃饱喝足后大发善心，而是麻痹良久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在“天理良心”的刺激下宝贵的复活。因而，虽然知识界仍然存在着诸如“自由主义”、“新左派”等不同观点的争论，文学界也存在着“人民性”与“新人民性”的诸多辨异，但在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上，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聚集在一起，发出社会良心的呼声。
在迄今出现的有关“底层”的文学创作中，那些有力度的作品无一不贯注着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除少数作品更明显地继承“左翼”传统（如曹征路《那儿》）外，更多的作品是上承“五四”文学“写真实”的传统，本着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这说明，人道主义——这种早被认为过时的价值系统仍是中国作家最普遍也最深厚的精神资源，虽然以之面对复杂的社会现状必然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文学的任务毕竟不是“找出路”、“给说法”，而是写伤痛。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初期的价值立场在中国的当下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仍然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说到底，与社会民主、平等、公正等原则相关的“底层写作”首先需要的是朴素和诚恳，朴素和诚恳未必能成就多么伟大的作品，却可以保障“底层写作”沿着一条健康的途径发展。
第二，重倡作家“下生活”的创作传统。
在近年“底层写作”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作者不是一些一直都不太“著名”的老作家，就是还没有“著名”起来的新作家，当今文坛上的那些“著名”的“乡土作家”竞几乎“集体缺席”。这些“著名作家”其实也一直在写乡土、写苦难，但是他们笔下的苦难越来越具有魔幻寓言的色彩，只具有供批评家阐释的哲学、美学意义，他们笔下的乡土也越来越遥远神秘，只具备任作家挥洒想象的“叙述容器”功能。“著名作家”们以这样的“纯文学”写作修名山胜业，却与正在这片土地上大面积发生的真实苦难擦肩而过。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现有的作家体制中，作家与社会生活脱离太远。中国的“基层作者”一旦通过写作成为“专业作家”或“职业作家”，在生活上就进入了另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不但远离广大农村的“底层”，即使在城市里也是居于“中层”、“上层”。过去的“工农兵文学”中一直强调“下生活”的传统，但随着“工农兵文学”被摈弃，其中一些具有真正革命意义的可贵传统被一同摒弃了。现实中往往是越“著名”的作家生活范围越是狭小封闭，偶有回乡，恐怕也是“省亲”式的荣归故里。这样“高居云端”的写作，怎么可能触及到底层“新的现实”和“深的现实”？
在“著名作家”中，近两年关注“底层问题”并拿出最突出创作实绩的当属刘庆邦。2005年初他集中推出了一系列令人震撼、感动的作品，如《卧底》、《福利》、《车倌儿》等，全部是有关矿工题材。这股如岩浆般喷发出来的热量，正是他多年的积累和2004年一年深访的爆发。刘庆邦走的本是一条最老实普通的路，但如今这样“老实普通”的作家已是凤毛麟角。可见如何使作家保持“下生活”的传统，不能光凭道德自觉，而是要有制度上的保障——这恐怕不是作协多举办几次“下生活”的活动可以解决的，还是要有一些更切实的动力，比如调整目前具有明显偏颇的文学评价体系，使那些深入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得到更充足的关注和更公正的评价。
第三，重续从基层培养作者、严格把关的编辑传统。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体制形成之初，本来有一套很完整的新人培养机制，如《萌芽》、《青年文学》、《鸭绿江》等期刊都是专门发表新人作品的，各大期刊的编辑也向以发现、培养新人为责、为能、为荣。然而，正像“下生活”的传统已经被不少“著名作家”放弃了一样，这一项优秀的“伯乐传统”也已被不少杂志编辑放弃了。在他们眼中，所谓“新人”，就只有被市场催生出来的“80后”（当然以后还有“90后”）。如此追随书商的后果，不仅使今天的文坛充满泡沫，更将使明天的文坛一片荒芜。
在众多的期刊中，依然能较好地坚持从基层培养作者、筛选自然来稿的，当首推素有“现实主义重镇”之称的《当代》。2005年该杂志发表的两部长篇《苦楝树》（楚荷）和《桥溪庄》（王华）都出于“基层作者”之手。正因为如此，该杂志不但率先发表了有关“底层”的文学作品，而且总能提供流行叙述中未见的“新质”。编辑这样的稿件，改稿往往是一大工程，从立意到细节，反反复复。因此，过去很多作家管编辑叫“老师”是诚心诚意的，这也曾被人认为是编辑“权力”过大。如今的编辑倒是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甚至错字、病句都照发，结果是新作家的写作基本功普遍不过关。然而，就像作家“下生活”一样，“砂里淘金”、“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总是“费力不讨好”，这样的编辑传统再优秀也很难被长久坚持，制度上的保障仍然是必须的。
如果“底层”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底层写作”也可称当代文学的地基。借“底层写作”广受关注的契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应修复一些基础设施，培养一些新的土壤，其功效也将超出“底层写作”本身。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当代文学如果写不好“底层”，也照样写不好“中层”和“上层”，搞不好现实主义，也别想搞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谁能指望连苦菜花都生长不出来的土地上，能够培育出真正芳香的玫瑰？
“底层”如何文学？（邵燕君）
2005年以来，“底层”问题成为了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翻开文学期刊，到处可以见到“底层”的影子。可以说，“底层叙述”不但已经从一种“冷门叙述”，变为一种“热门叙述”，也开始从一种“异质性叙述”，变成为一种“主流性叙述”。也正因为如此，如何讲述“底层的故事”，随之变为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基本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上，已经有一些需要警惕的苗头倾向暴露出来。
比如，有的作家在表现苦难时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将之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同时也推向极端化。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有的作家以简单的“城乡对立”、“肉食者鄙”等线性逻辑理解复杂的“底层问题”，以苦大仇深作为推动故事的情绪动力，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隐含的“仇恨叙述”；还有的作家既无底层经验，又少底层关怀，只因题材热门、“政治正确”，也来分一杯羹，寻求“入场”的捷径，这样的“底层叙述”已经是一种“功利叙述”，变“为底层说话”为“拿底层说事儿”，令人对整个“底层叙述”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如果说这些年来因文学离开“底层”太远，以致于“底层问题”刚刚提出时，“文学如何底层”曾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更需要面对的则是“底层如何文学”的问题。由于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具有着天然的联系，“底层如何文学”其实也是现实主义如何在今天的创作环境中重续优秀传统、获得新的思想和艺术发展动力的问题，其基本途径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尝试。
首先，重建知识分子立场、重温人道主义价值关怀。
中国当代的现实主义创作陷入困境已非一日，其根本原因在于创作者思想价值系统的瘫痪，面对社会的重大转型，作家们普遍缺乏有效的思想资源来廓清层出不穷的新现实，更不用说进行有力的批判。这样的精神贫困也不是作家单独具有的，而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精神危机写照。
近几年来，随着“底层问题”的提出，中国知识界被再度激活。“底层问题”不是只关乎一些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作为一个中国最广大的弱势群体，他们长期受到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关涉到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公正、公平性问题。对于他们合法权利的捍卫，也是对人类基本生存权利的捍卫。生活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对他们平时“看不见的底层”投以关注，绝不止是吃饱喝足后大发善心，而是麻痹良久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在“天理良心”的刺激下宝贵的复活。因而，虽然知识界仍然存在着诸如“自由主义”、“新左派”等不同观点的争论，文学界也存在着“人民性”与“新人民性”的诸多辨异，但在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上，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聚集在一起，发出社会良心的呼声。
在迄今出现的有关“底层”的文学创作中，那些有力度的作品无一不贯注着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除少数作品更明显地继承“左翼”传统（如曹征路《那儿》）外，更多的作品是上承“五四”文学“写真实”的传统，本着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这说明，人道主义——这种早被认为过时的价值系统仍是中国作家最普遍也最深厚的精神资源，虽然以之面对复杂的社会现状必然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文学的任务毕竟不是“找出路”、“给说法”，而是写伤痛。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初期的价值立场在中国的当下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仍然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说到底，与社会民主、平等、公正等原则相关的“底层写作”首先需要的是朴素和诚恳，朴素和诚恳未必能成就多么伟大的作品，却可以保障“底层写作”沿着一条健康的途径发展。
第二，重倡作家“下生活”的创作传统。
在近年“底层写作”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作者不是一些一直都不太“著名”的老作家，就是还没有“著名”起来的新作家，当今文坛上的那些“著名”的“乡土作家”竞几乎“集体缺席”。这些“著名作家”其实也一直在写乡土、写苦难，但是他们笔下的苦难越来越具有魔幻寓言的色彩，只具有供批评家阐释的哲学、美学意义，他们笔下的乡土也越来越遥远神秘，只具备任作家挥洒想象的“叙述容器”功能。“著名作家”们以这样的“纯文学”写作修名山胜业，却与正在这片土地上大面积发生的真实苦难擦肩而过。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现有的作家体制中，作家与社会生活脱离太远。中国的“基层作者”一旦通过写作成为“专业作家”或“职业作家”，在生活上就进入了另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不但远离广大农村的“底层”，即使在城市里也是居于“中层”、“上层”。过去的“工农兵文学”中一直强调“下生活”的传统，但随着“工农兵文学”被摈弃，其中一些具有真正革命意义的可贵传统被一同摒弃了。现实中往往是越“著名”的作家生活范围越是狭小封闭，偶有回乡，恐怕也是“省亲”式的荣归故里。这样“高居云端”的写作，怎么可能触及到底层“新的现实”和“深的现实”？
在“著名作家”中，近两年关注“底层问题”并拿出最突出创作实绩的当属刘庆邦。2005年初他集中推出了一系列令人震撼、感动的作品，如《卧底》、《福利》、《车倌儿》等，全部是有关矿工题材。这股如岩浆般喷发出来的热量，正是他多年的积累和2004年一年深访的爆发。刘庆邦走的本是一条最老实普通的路，但如今这样“老实普通”的作家已是凤毛麟角。可见如何使作家保持“下生活”的传统，不能光凭道德自觉，而是要有制度上的保障——这恐怕不是作协多举办几次“下生活”的活动可以解决的，还是要有一些更切实的动力，比如调整目前具有明显偏颇的文学评价体系，使那些深入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得到更充足的关注和更公正的评价。
第三，重续从基层培养作者、严格把关的编辑传统。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体制形成之初，本来有一套很完整的新人培养机制，如《萌芽》、《青年文学》、《鸭绿江》等期刊都是专门发表新人作品的，各大期刊的编辑也向以发现、培养新人为责、为能、为荣。然而，正像“下生活”的传统已经被不少“著名作家”放弃了一样，这一项优秀的“伯乐传统”也已被不少杂志编辑放弃了。在他们眼中，所谓“新人”，就只有被市场催生出来的“80后”（当然以后还有“90后”）。如此追随书商的后果，不仅使今天的文坛充满泡沫，更将使明天的文坛一片荒芜。
在众多的期刊中，依然能较好地坚持从基层培养作者、筛选自然来稿的，当首推素有“现实主义重镇”之称的《当代》。2005年该杂志发表的两部长篇《苦楝树》（楚荷）和《桥溪庄》（王华）都出于“基层作者”之手。正因为如此，该杂志不但率先发表了有关“底层”的文学作品，而且总能提供流行叙述中未见的“新质”。编辑这样的稿件，改稿往往是一大工程，从立意到细节，反反复复。因此，过去很多作家管编辑叫“老师”是诚心诚意的，这也曾被人认为是编辑“权力”过大。如今的编辑倒是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甚至错字、病句都照发，结果是新作家的写作基本功普遍不过关。然而，就像作家“下生活”一样，“砂里淘金”、“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总是“费力不讨好”，这样的编辑传统再优秀也很难被长久坚持，制度上的保障仍然是必须的。
如果“底层”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底层写作”也可称当代文学的地基。借“底层写作”广受关注的契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应修复一些基础设施，培养一些新的土壤，其功效也将超出“底层写作”本身。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当代文学如果写不好“底层”，也照样写不好“中层”和“上层”，搞不好现实主义，也别想搞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谁能指望连苦菜花都生长不出来的土地上，能够培育出真正芳香的玫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