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这样读：旧中国的葬礼，新中华的胎动日
最近海外侨刊约谈“五四”，客观的说，已无近三十年前团系干部的那种热情，正如去岁为大陆媒体所写回望“五四”，终于学会了独立思考：感慨良多以至成篇但终又不通过，或许是“人到中年”陷入了“往事随想”！找不到“青春飞杨”的“大话语境”。然，既然是鲜血做墨水，近代中国文人的骨气，那，也只好再次免为其难了。
好在最近读到罗家伦女儿罗久芳对父母的纪念文集。罗久芳提到，编辑高艳华女士建议：把纪念文字和传主遗作合而为一，合成一本“从多个角度出发的传记”。罗久芳希望，这样安排，能使得“读者不仅能从中认识我父母亲的生平，也能够体会出他们那个时代的沧桑”。
罗家伦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从一个半旧半新的学堂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大学，罗家伦是最初的推手。除了教育家，罗家伦又是外交家和著名学者。可是，正因为他和胡适一般，曾居于海峡另一端，一个出色前辈，或许相对不被此岸的故国后人们有所了解。这里权且打此起头。
罗家伦眼中的“五四”
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游行集会抗议都不在话下。最后的高潮是发生了火烧曹府和“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事件。为了反对中日密约，“五四”一年前的1918年，已经有了一次新华门总统府请愿的学生运动。这两次运动罗家伦都是发起人之一。大家都知道，那一天群情激奋，在走出北大校门前的一次集会上，四年级学生许德珩慷慨激昂地发言。他后来成为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他不仅后来一直是九三学社的领导人，还坚持申请加入共产党达五十三年之久，在九十岁才如愿以偿。他长期作为大陆政治人物中的“五四”先驱，为我们传承这段历史。
罗家伦后来去了海峡的另一边，他当时也在场。他非常中性仔细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章宗祥先被群众痛打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章已经不能起来，对一个被认为错打重伤的无辜者，在场学生无人救助。而是由在场的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佣人把他抬出曹府抬到一个杂货店。“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就“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唯有那个日本人冒死试图保护他。罗家伦看到高等师范的学生从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开始放火。罗家伦在回忆中问道：“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在如此混乱的民众运动中，发生这样的暴力刑事案件，古今中外都难避免，不割出血来才是奇怪事情。问题是割出血以后怎么办？
两天后，章宗祥还没脱离危险，曹宅当然已经烧光。记得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没有罗家伦这样的细节，历史书也在暗示和引导我们：痛打、火烧的对象既然是卖国贼，也就是无可厚非之正义行为。就在当时，大多人怕也是持这样看法，否则事情不会如此发生。
“无处发泄的愤怒”
“五四”有多名学生在曹府现场被捉，蔡元培主动联系所有大学校长，商讨如何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这类事情的处理是桥归桥，路归路。抗议集会在法律容许范围，政府不可以不批准；发生违法暴乱行为，独立的司法不可以不惩治，政府行政分支干涉都无用，行政干预司法乃宪政法治之大忌，休提。当然再往前推一步，是政治透明。而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很容易一步错而步步错，或者说一步偏差而步步偏差，整个思路逻辑都对不上。政治是不透明的，民众抗议是容易失控的，司法不是独立的，所以被捕学生事情是政府行政说了算，这样歪打正着，倒也就有交易可做。
罗家伦估计的政府思路大致不会错：“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地罢课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国耻日，更容易出事。”所以北京政府刚刚听到学生决定罢课的消息，就把“明天全体复课，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的交换条件提交给大学校长。罗家伦向校长们确认妥协交易的可靠性。其余学生领袖一致反对，可是既然罗家伦说出来了，他们居然也都勉强照办，可见当年二十二岁的罗家伦在学生中也确是最有威望的领袖。第二天北京各大学先后复课。
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学生们显然还在担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问罪，“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订下个策略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虽然这一“策略”不是罗家伦提出，他显然在当时也接受了。所不同的是他不掩盖事实，还在事后反省这样做的正当性。
这让我想起以前看到的“五四”前后的梁实秋。清华学生梁实秋也跟着同学去前门外珠市口演讲，聚集的民众阻碍了交通，有汽车按喇叭，激怒的民众顿时捣毁了一部汽车。梁实秋反思道：“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接下来，是天津、上海向政府提要求，要求“罢免卖国贼”和“不签巴黎和约”。要求的前提，就是释放学生。这时，北大临时拘留所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要减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却派人来道歉，“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到年底，已经到了罗家伦和学生们看到“学生运动也就衰落下去”的时候了。
罗家伦曾总结衰落原因，认为：一是“青年作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二是“第一次学生运动”都是用功学生负责，“但是到后来久动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三是“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精神，不是为了出风头”，而他们的“名声较大，大家知道得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快捷方式，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式，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四是后来的各种政治成分加入，“往往起于内部的破裂”。
不断挣扎的独特思考
当然“五四”包括了前前后后的文化运动，不是一个简单学潮。罗家伦清楚地看到，没有蔡元培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发动“五四”的北大学生，他们对国家问题有了意识，可是在这样的意识下做什么和怎么做，又是另一件需要探讨的事情。至少这样的学生运动，并非是蔡元培所希望看到的景象。梁实秋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探求新知”都不宜“过于热心”，以致“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然而有能力给自己内心安排出空间、去深入探讨这样问题的人并不多。因为运动大前提的爱国重量压倒一切，其余探讨也就复杂困扰而“渺小”到难以启齿的地步。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不能走出历史所规定的局限。还是有少数身陷其中的人，有能力自己拔出脚步来，甚至走出喝彩声以及五色光环。二十三岁的罗家伦，就已经有了反省自己的能力，“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济之地。”反省的还有“五四”时才十六岁的梁实秋。他说：“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清华学生在短短的时期内驱逐了三位校长。“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
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状态下，人们被不断的学生运动、民众运动的大潮所裹挟，看似积极主动参与，其实不论情绪、精神状态还是身躯，都是被动地被局势推着走的，休谈“独立”。几乎很少有人能够置身事外。那是有人喝彩的游戏。有许多人更是一经运动，终生无以摆脱动态，再也静不下来。爱国以民众运动为主要形式，形成滚滚不息的潮流，诉求越正当，越是迷人，越会卷入一代代优秀青年。归根结底，这不是冷静审慎坚实的制度改革，虽披以现代外衣，它仍然轻而易举就可能潜移默化为中国式的政治权术操作。
身为校长，蔡元培当然第一个预料到“五四”对学生的修养、志趣与品性的改变。接任校长的蒋梦麟回忆道，蔡元培说，学生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蔡元培、罗家伦和胡适属师生三代，此后维持了长久的特殊友谊。他们对“五四”的不同寻常的那点推敲，是这段友谊的一个重要纽带。他们不能完全在局势推动下随波逐流，在动与静、破坏与建设的局势之间，他们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不断挣扎。这种挣扎来自于他们能够穿透动荡局势，看到不论作为个人还是民族，当有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他们相信，这种东西沉淀下来，才是个人和民族立足的坚实基础。
寻找“中国梦”的作者
如今，“五四”的狂欢，渐渐地化为记忆了。然而，“五四”的余音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90年，它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些身体的动作、标语的狂欢、思想的盛宴与青年的呐喊，渐渐汇流而成今天的世界。或可这样来解读，1919年的这一天是旧中国的葬礼，新中华的胎动日。
最后，回到前文，用晚清一代宗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作为结语：“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王氏与齐克果、尼采的描述相比，其论述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是诗意的凝聚，是精神的贯注。它包蕴了一种纯粹的生命体验，使人突破自身生活的惰性；它设定了生命气息充盈的坐标，引导人达到一种永恒的自由之境。
时至今日，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人”终极价值，从罗家伦之师蔡元培所倡导的“教之以公民道德：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要旨，尽于是矣。” 到罗家伦之生胡适所述“中国人与中国心：你莫忘记，爱国如何主义”？难怪已观察中国百年的美刊还要发问：我问中国人，何为中国及中国人？
文章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屈辱世纪’，但未能恢复持久的自信和国家性格。改革开放以来，对宏大计划的热情经常受挫于经济和政治变化，资本主义的引入模糊了意识形态路线，导致许多人丢弃集体主义理想转而追逐自我利益。令人吃惊的是，当他们列举许多影响和因素时，他们并不想尝试定义何为中国及中国人。他们不谈论集体权益和个人和社会责任。但是，围绕奥运会、四川地震以及西藏问题而流露的国家自豪感表明，中国人有着一种强烈的中国身份的集体意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北京奥运会口号，但中国梦似乎仍在寻找作者。”
是这样的，中国人、中国心和“中国梦”，在近代民族主义发轫之际，中国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置身于看似极端荒谬的民族定位之中。现代中国人究竟该怎样，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华之名词, 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 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 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 无论同姓之鲁卫, 异姓之齐宋, 非种之楚越， 中国可以退为夷狄, 夷狄可以进为中国, 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西周晚期开始,“夷狄”与“华夏”的分野已然清晰，并非在于人种学，而是在于“礼”——文化和道德，“诸夏用夷礼则夷之, 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在这种观念下，中国便成为天下，中外关系也成为天朝与蛮夷、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代名词。
这一点，正如我在是权利还是权力，言论自由从焚烧国旗谈起与网友易圭的对话。他说“呵呵，照你说的，让你来治理国家好了。只是指出常人都能指出的那不叫本事，关键是解决问题。现在是问题大家都看到了，不过我想任何人也不是从孩子就直接成年了吧，总的有个过程的积累。”我答“关于修身、齐家、治国中国人讲了二千多年了，从历史上看成年与否，二百年的美国对于中国而言，恐怕连孩子都算不上。所以，所谓过程的积累不过是个伪命题。”他亦或是其他网友回答“让一个小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很容易，让一个老人改变一个坏习惯很难”。精彩之至！假若以五千年历史作为“知天命”的标签倒推，那近百年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梦”可不就是刚从“胎动”到出生前后吗？
好在最近读到罗家伦女儿罗久芳对父母的纪念文集。罗久芳提到，编辑高艳华女士建议：把纪念文字和传主遗作合而为一，合成一本“从多个角度出发的传记”。罗久芳希望，这样安排，能使得“读者不仅能从中认识我父母亲的生平，也能够体会出他们那个时代的沧桑”。
罗家伦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从一个半旧半新的学堂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大学，罗家伦是最初的推手。除了教育家，罗家伦又是外交家和著名学者。可是，正因为他和胡适一般，曾居于海峡另一端，一个出色前辈，或许相对不被此岸的故国后人们有所了解。这里权且打此起头。
罗家伦眼中的“五四”
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游行集会抗议都不在话下。最后的高潮是发生了火烧曹府和“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事件。为了反对中日密约，“五四”一年前的1918年，已经有了一次新华门总统府请愿的学生运动。这两次运动罗家伦都是发起人之一。大家都知道，那一天群情激奋，在走出北大校门前的一次集会上，四年级学生许德珩慷慨激昂地发言。他后来成为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他不仅后来一直是九三学社的领导人，还坚持申请加入共产党达五十三年之久，在九十岁才如愿以偿。他长期作为大陆政治人物中的“五四”先驱，为我们传承这段历史。
罗家伦后来去了海峡的另一边，他当时也在场。他非常中性仔细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章宗祥先被群众痛打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章已经不能起来，对一个被认为错打重伤的无辜者，在场学生无人救助。而是由在场的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佣人把他抬出曹府抬到一个杂货店。“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就“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唯有那个日本人冒死试图保护他。罗家伦看到高等师范的学生从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开始放火。罗家伦在回忆中问道：“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在如此混乱的民众运动中，发生这样的暴力刑事案件，古今中外都难避免，不割出血来才是奇怪事情。问题是割出血以后怎么办？
两天后，章宗祥还没脱离危险，曹宅当然已经烧光。记得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没有罗家伦这样的细节，历史书也在暗示和引导我们：痛打、火烧的对象既然是卖国贼，也就是无可厚非之正义行为。就在当时，大多人怕也是持这样看法，否则事情不会如此发生。
“无处发泄的愤怒”
“五四”有多名学生在曹府现场被捉，蔡元培主动联系所有大学校长，商讨如何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这类事情的处理是桥归桥，路归路。抗议集会在法律容许范围，政府不可以不批准；发生违法暴乱行为，独立的司法不可以不惩治，政府行政分支干涉都无用，行政干预司法乃宪政法治之大忌，休提。当然再往前推一步，是政治透明。而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很容易一步错而步步错，或者说一步偏差而步步偏差，整个思路逻辑都对不上。政治是不透明的，民众抗议是容易失控的，司法不是独立的，所以被捕学生事情是政府行政说了算，这样歪打正着，倒也就有交易可做。
罗家伦估计的政府思路大致不会错：“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地罢课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国耻日，更容易出事。”所以北京政府刚刚听到学生决定罢课的消息，就把“明天全体复课，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的交换条件提交给大学校长。罗家伦向校长们确认妥协交易的可靠性。其余学生领袖一致反对，可是既然罗家伦说出来了，他们居然也都勉强照办，可见当年二十二岁的罗家伦在学生中也确是最有威望的领袖。第二天北京各大学先后复课。
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学生们显然还在担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问罪，“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订下个策略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虽然这一“策略”不是罗家伦提出，他显然在当时也接受了。所不同的是他不掩盖事实，还在事后反省这样做的正当性。
这让我想起以前看到的“五四”前后的梁实秋。清华学生梁实秋也跟着同学去前门外珠市口演讲，聚集的民众阻碍了交通，有汽车按喇叭，激怒的民众顿时捣毁了一部汽车。梁实秋反思道：“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接下来，是天津、上海向政府提要求，要求“罢免卖国贼”和“不签巴黎和约”。要求的前提，就是释放学生。这时，北大临时拘留所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要减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却派人来道歉，“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到年底，已经到了罗家伦和学生们看到“学生运动也就衰落下去”的时候了。
罗家伦曾总结衰落原因，认为：一是“青年作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二是“第一次学生运动”都是用功学生负责，“但是到后来久动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三是“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精神，不是为了出风头”，而他们的“名声较大，大家知道得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快捷方式，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式，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四是后来的各种政治成分加入，“往往起于内部的破裂”。
不断挣扎的独特思考
当然“五四”包括了前前后后的文化运动，不是一个简单学潮。罗家伦清楚地看到，没有蔡元培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发动“五四”的北大学生，他们对国家问题有了意识，可是在这样的意识下做什么和怎么做，又是另一件需要探讨的事情。至少这样的学生运动，并非是蔡元培所希望看到的景象。梁实秋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探求新知”都不宜“过于热心”，以致“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然而有能力给自己内心安排出空间、去深入探讨这样问题的人并不多。因为运动大前提的爱国重量压倒一切，其余探讨也就复杂困扰而“渺小”到难以启齿的地步。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不能走出历史所规定的局限。还是有少数身陷其中的人，有能力自己拔出脚步来，甚至走出喝彩声以及五色光环。二十三岁的罗家伦，就已经有了反省自己的能力，“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济之地。”反省的还有“五四”时才十六岁的梁实秋。他说：“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清华学生在短短的时期内驱逐了三位校长。“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
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状态下，人们被不断的学生运动、民众运动的大潮所裹挟，看似积极主动参与，其实不论情绪、精神状态还是身躯，都是被动地被局势推着走的，休谈“独立”。几乎很少有人能够置身事外。那是有人喝彩的游戏。有许多人更是一经运动，终生无以摆脱动态，再也静不下来。爱国以民众运动为主要形式，形成滚滚不息的潮流，诉求越正当，越是迷人，越会卷入一代代优秀青年。归根结底，这不是冷静审慎坚实的制度改革，虽披以现代外衣，它仍然轻而易举就可能潜移默化为中国式的政治权术操作。
身为校长，蔡元培当然第一个预料到“五四”对学生的修养、志趣与品性的改变。接任校长的蒋梦麟回忆道，蔡元培说，学生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蔡元培、罗家伦和胡适属师生三代，此后维持了长久的特殊友谊。他们对“五四”的不同寻常的那点推敲，是这段友谊的一个重要纽带。他们不能完全在局势推动下随波逐流，在动与静、破坏与建设的局势之间，他们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不断挣扎。这种挣扎来自于他们能够穿透动荡局势，看到不论作为个人还是民族，当有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他们相信，这种东西沉淀下来，才是个人和民族立足的坚实基础。
寻找“中国梦”的作者
如今，“五四”的狂欢，渐渐地化为记忆了。然而，“五四”的余音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90年，它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些身体的动作、标语的狂欢、思想的盛宴与青年的呐喊，渐渐汇流而成今天的世界。或可这样来解读，1919年的这一天是旧中国的葬礼，新中华的胎动日。
最后，回到前文，用晚清一代宗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作为结语：“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王氏与齐克果、尼采的描述相比，其论述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是诗意的凝聚，是精神的贯注。它包蕴了一种纯粹的生命体验，使人突破自身生活的惰性；它设定了生命气息充盈的坐标，引导人达到一种永恒的自由之境。
时至今日，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人”终极价值，从罗家伦之师蔡元培所倡导的“教之以公民道德：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要旨，尽于是矣。” 到罗家伦之生胡适所述“中国人与中国心：你莫忘记，爱国如何主义”？难怪已观察中国百年的美刊还要发问：我问中国人，何为中国及中国人？
文章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屈辱世纪’，但未能恢复持久的自信和国家性格。改革开放以来，对宏大计划的热情经常受挫于经济和政治变化，资本主义的引入模糊了意识形态路线，导致许多人丢弃集体主义理想转而追逐自我利益。令人吃惊的是，当他们列举许多影响和因素时，他们并不想尝试定义何为中国及中国人。他们不谈论集体权益和个人和社会责任。但是，围绕奥运会、四川地震以及西藏问题而流露的国家自豪感表明，中国人有着一种强烈的中国身份的集体意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北京奥运会口号，但中国梦似乎仍在寻找作者。”
是这样的，中国人、中国心和“中国梦”，在近代民族主义发轫之际，中国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置身于看似极端荒谬的民族定位之中。现代中国人究竟该怎样，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华之名词, 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 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 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 无论同姓之鲁卫, 异姓之齐宋, 非种之楚越， 中国可以退为夷狄, 夷狄可以进为中国, 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西周晚期开始,“夷狄”与“华夏”的分野已然清晰，并非在于人种学，而是在于“礼”——文化和道德，“诸夏用夷礼则夷之, 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在这种观念下，中国便成为天下，中外关系也成为天朝与蛮夷、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代名词。
这一点，正如我在是权利还是权力，言论自由从焚烧国旗谈起与网友易圭的对话。他说“呵呵，照你说的，让你来治理国家好了。只是指出常人都能指出的那不叫本事，关键是解决问题。现在是问题大家都看到了，不过我想任何人也不是从孩子就直接成年了吧，总的有个过程的积累。”我答“关于修身、齐家、治国中国人讲了二千多年了，从历史上看成年与否，二百年的美国对于中国而言，恐怕连孩子都算不上。所以，所谓过程的积累不过是个伪命题。”他亦或是其他网友回答“让一个小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很容易，让一个老人改变一个坏习惯很难”。精彩之至！假若以五千年历史作为“知天命”的标签倒推，那近百年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梦”可不就是刚从“胎动”到出生前后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