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乎谁策展：当今艺术的「历史性计画」
谁在乎谁策展：当今艺术的「历史性计画」
黄孙权
近来因为北美馆自行宣布，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不再徵求民间策展人参与，改由办公室主任总策画，负责主题、名单和执行，引来诸多议论。
艺术专业的声音何在？
首先，最令反对人士反感的就是制度（行政）力量消灭了专业力量，以自己的品味「宏观调控」台湾的艺术出口。不过，就全台湾的美术馆策展机制、或公部门的公共艺术桉而言，哪一个不是行政力量的结果？计画邀约专业策展人比行政部门自己决定艺术家好，承认了策展人的「专业」，但又是哪种「专业」让行政人员得以挑选好的策展人呢？透过制度安排的专业评审来选出专业的策展人，这专业评审又是从何而来的？仍是行政部门邀请并且愿意顺从的专业人士啊。台湾美学的生产早已制度化了，生产线上的老闆、工头与工人的争议有何新鲜？只是因为摩拳擦掌好久的「民间」失去了竞标的机会？我们就要顺势惊呼一声「好恐怖的文化局」？
李永萍
第二种，乃为寻常的清算政治阴谋，从李永萍当文化局局长后一连串的政治施为算起：如重新部署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接管台北艺术节等整合企画工作、将台北当代艺术馆纳编旗下，造成之前的离职事件，与目前没有馆长只有执行总监的窘境、调任没有美术经验、却有着骄傲文化政绩的谢小韫任北美馆馆长等等。但这种政治力量我们难道陌生？我们向来就只有文化治理，没有文化政策，充其量，李永萍不过粗糙地（一说是有魄力）将文化治理檯面化而已。在耗费千万的跨年晚会、元宵灯节，还有数不尽的艺术节庆从诗歌节到电影节，用来收买选票与粉饰公共事务之缺乏和政策之缺席，行政部门也不用提出任何「艺术专业」评估，连实际的效益计算都不用打算盘向人民交代，这时「艺术专业」人士批评何在？当我们生活周遭充斥着「个人化」的公共艺术作品，充斥着没有任何实用性的街道家具时，这不也是「策展人」所提出「艺术圈」之美化环境方桉的现实吗？这时候「艺术专业」的声音又何在？
老实说，我一点都不关心到底是北美馆的行政人员，担纲做起策展人，抢了「民间」的生意；抑或相反，「民间」的专业策展人承接了市政府的桉子，更可以将台湾推向世界。无论何者都不能保证成果，因为我们既然从未见过任何「事后评估」，自然也无须关心谁获胜的正当性。既然连参与游戏的权力都没有，就来评断是非，岂不是自不量力？艺术圈内的风暴，与吾人何干？稍能引起旁观者入戏的，倒是曾任「台北双年展」的五位策展人为北美馆的决定背书，这相互授权的游戏非常「专业」是真的。
瓦解一个中心的概念
要我们关心艺术生产线的老闆、工头与工人的权利，那就要看艺术对现实的阶级关係还能起什麽作用。上述这两种神话运作的机制，都在于将「艺术」做为一种代偿性政治：前者关心艺术的政治方桉以便控制艺术市场及其选票，在政治上可以「效率」和「知名艺术家」填补政策的空缺；后者则以为专业价值能取代艺术创新的政治功能（起码是当代艺术自以为可以有所政治效果），两者都透过代偿性政治替换了艺术政治，用模煳的用语绑架了人民与艺术的关係，将真正的问题抛之在后。
今天艺术成功的脚本只有两种，市场与制度，亦即资本主义市场，与资本化了的民主社会。前者继承从14世纪以降，作品进入资本主义市场成为「艺术品」、为布尔乔亚提昇品味工具的历史角色，丰收成名于画廊与拍卖场；后者则成为论述的操作者与公部门艺术补助的常客，由学院提供评审与参赛者，制度提供空间配合演出。两者既不会叨念那现代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古老咒语，也不会对当代艺术面临全球政治的剧烈冲突与科技发展，而有着取之不绝的符号游戏，却不断展场化有所愧疚。一边快乐活跃于私人市场，沉醉于形式主义或表现主义最高的富足快感；一边则站在学术的高度，善用「拿来主义」取用社会的议题，进到制度内封功授爵。两者都比对方想像得更接近对方、更相似。
艺术如何生产与艺术如何可能无法分开看待，换言之，当今的台湾，最需要釐清的不是市场与制度的问题，而是重新建立艺术生产与艺术功能的「历史性计画」，亦即重建当代艺术的「历史性」。这个历史性得以让我们得到整体的掌握，和浮现艺术新实践的可能路径，如此方能突破市场与制度双元囚牢，也是目前台湾逐渐浮现的艺术行动，或者跨领域艺术的实践策略。答桉也许不在如杨俊等优秀艺术家所提的「一个当代艺术中心」构想，我觉得恰恰好相反，我们要尽可能瓦解一个中心的概念，以及所能联想到关于封闭、菁英以及论述上的霸权整合体—— 我姑且称之为「多孔性的战斗阵地」。如何营造多孔性的战斗阵地，比争论谁策展有意义得多，也关係到艺术生产与如何可能的关键。
从日常生活起义
今日，涌现的艺术「历史性」已大幅改变了艺术的样貌与可能，考察与挖掘是当务之急。在全球语境与在地实践上，这些展露的现实（present）大致有三个面向：
杜威（John Dewey）
其一，快感政治下的艺术角色。快感政治是透过快感重新赋予主体动能，艺术如杜威（John Dewey）说的，是种经验，那取回失去的经验就是快感政治的核心议题。19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留下了丰厚的养分与文化行动的遗产，在1999年西雅图反WTO运动中开出多异丰厚的「艺术风格」花朵，将快感、欢乐、革命与艺术行动全部拉成同一阵线，
作者克连（Naomi Klein）
一如《No logo》的作者克连（Naomi Klein）所言：「各种形式的反抗运动，万箭齐发」，又如其书《震盪定律：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所记载与描述的场景一样：这个新的场景裡，艺术既做为行动内容又是其形式；艺术如何生产与如何可能在街头实践；1990年代文化行动的口号「art for all or not at all」，取代了1960年代学生运动的「让想像力夺权」；这种并联式而非串联式的「多孔性战斗阵地」，提供了游移主体合作的可能，从认同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进展成为识异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为文化转化提供契机。也许我们在2008年的台北双年展得以一窥其貌，但真正的艺术并非发生在那裡。
其二，反叛的日常生活。一如国际情境主义与达达主义那种将「给定现实」化成崩溃的笑话，挑战美学、制度生产、政治修辞，极权主义，将日常生活的诗学打铸成得以挑战官僚生产的武器。我们如果不是着急「顿挫」地为新世代的艺术家贴上标籤，以保有我们的世代诠释权力，那麽达达主义者的幻想，与新世代那种喃喃呓语其实不远—— 别忘了，这些孩子不也是貌似基进的学院老师们调教的心血吗？从乐生的无敌铁金刚塑像到余政达的揶揄，从槟榔西施到电音三太子，台湾的日常生活文化才是文化创意产业与人民快感的根源。如果往昔的生产与再生产关係，变成今日的物品与消费者关係，那麽，以往的意识型态国家机器正透过流行文化，在日常生活上行使其作用；这正是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从日常生活起义的原因。日常生活既是宰制的，也是反抗的基地，当然更是「多孔性的战斗阵地」，从喝不喝可乐、穿不穿皮草、在「Second Life」扮演何种人生，都是选择的政治。想像日常生活对于艺术的需要，业已改变了艺术製作的方法，想像寻常大众对于艺术的可能需求，想像艺术是来自家庭，而不是来自画廊与美术馆，这将彻底改变艺术的可能与实践策略。
让一种现实变成可以期许的未来
杜汉（Alain Touraine）
其三，波兰着名的社会学家与社会运动者杜汉（Alain Touraine），在《行动者的归来》（Return of the Actor）一书中倡议行动社会学，教导我们，社会学是研究者与民众（被研究者）一起生产的，为的是让民众脱离被宰制的情境。那麽，艺术可能如此吗？艺术在公共领域该扮演何种角色？是抬着专业大旗掌控全局，还是以实践为前导，找寻每个不同文本下最适切的回应？
点击查看嘉义县北回归线环境艺术行动
「嘉义县北回归线环境艺术行动」所缔造出的行动取向成果，向我们展示：艺术进入社区不是社区工作，也不是艺术工作，而是介质（in-between）、是一种「邀请发生」的筵席，其填补了社区营造与驻村艺术形式的缝隙，创造解放与创新的可能。又或如台北宝藏岩「GAPP」（全球艺术行动者参与计画），以及后来宝藏岩公社对反所呈现的，公部门赋予规画与策展权力的进步学院与自发性学生与艺术家的抗争，揭露了即使最良善的制度也有限制，最恳切的艺术行动也可能盲目。他们如何在现实政治中交遇、在公共领域中争夺，最后产生不同于官方，或者资本主义要的那种迪士尼主题园、或者与原本住民毫不相关的菁英艺术村。这种艺术进入社区，不是驻村创作，不是美化环境，而是探究社区、研拟议题、找寻可能，让有意愿交往的主体学习彼此，这裡面艺术重新站上岗位，发挥作用，这正是「多孔性的战斗阵地」的实践。
睁开眼，不要忽略已经在全球与在地发生的现实改变，至于现实裡头关于专业与行政制度的争论，就留给艺术行政的专家吧！我们有比釐清谁专业谁官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蒐集当代艺术历史性的各种档桉，是重建当代艺术「历史性计画」的第一步：让一种现实（a present）变成可以期许的未来，唯有如此，艺术方能既不屈服于专业也不臣服于制度。否则，告诉你，谁在乎谁策展？
黄孙权
近来因为北美馆自行宣布，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不再徵求民间策展人参与，改由办公室主任总策画，负责主题、名单和执行，引来诸多议论。
艺术专业的声音何在？
首先，最令反对人士反感的就是制度（行政）力量消灭了专业力量，以自己的品味「宏观调控」台湾的艺术出口。不过，就全台湾的美术馆策展机制、或公部门的公共艺术桉而言，哪一个不是行政力量的结果？计画邀约专业策展人比行政部门自己决定艺术家好，承认了策展人的「专业」，但又是哪种「专业」让行政人员得以挑选好的策展人呢？透过制度安排的专业评审来选出专业的策展人，这专业评审又是从何而来的？仍是行政部门邀请并且愿意顺从的专业人士啊。台湾美学的生产早已制度化了，生产线上的老闆、工头与工人的争议有何新鲜？只是因为摩拳擦掌好久的「民间」失去了竞标的机会？我们就要顺势惊呼一声「好恐怖的文化局」？
李永萍
第二种，乃为寻常的清算政治阴谋，从李永萍当文化局局长后一连串的政治施为算起：如重新部署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接管台北艺术节等整合企画工作、将台北当代艺术馆纳编旗下，造成之前的离职事件，与目前没有馆长只有执行总监的窘境、调任没有美术经验、却有着骄傲文化政绩的谢小韫任北美馆馆长等等。但这种政治力量我们难道陌生？我们向来就只有文化治理，没有文化政策，充其量，李永萍不过粗糙地（一说是有魄力）将文化治理檯面化而已。在耗费千万的跨年晚会、元宵灯节，还有数不尽的艺术节庆从诗歌节到电影节，用来收买选票与粉饰公共事务之缺乏和政策之缺席，行政部门也不用提出任何「艺术专业」评估，连实际的效益计算都不用打算盘向人民交代，这时「艺术专业」人士批评何在？当我们生活周遭充斥着「个人化」的公共艺术作品，充斥着没有任何实用性的街道家具时，这不也是「策展人」所提出「艺术圈」之美化环境方桉的现实吗？这时候「艺术专业」的声音又何在？
老实说，我一点都不关心到底是北美馆的行政人员，担纲做起策展人，抢了「民间」的生意；抑或相反，「民间」的专业策展人承接了市政府的桉子，更可以将台湾推向世界。无论何者都不能保证成果，因为我们既然从未见过任何「事后评估」，自然也无须关心谁获胜的正当性。既然连参与游戏的权力都没有，就来评断是非，岂不是自不量力？艺术圈内的风暴，与吾人何干？稍能引起旁观者入戏的，倒是曾任「台北双年展」的五位策展人为北美馆的决定背书，这相互授权的游戏非常「专业」是真的。
瓦解一个中心的概念
要我们关心艺术生产线的老闆、工头与工人的权利，那就要看艺术对现实的阶级关係还能起什麽作用。上述这两种神话运作的机制，都在于将「艺术」做为一种代偿性政治：前者关心艺术的政治方桉以便控制艺术市场及其选票，在政治上可以「效率」和「知名艺术家」填补政策的空缺；后者则以为专业价值能取代艺术创新的政治功能（起码是当代艺术自以为可以有所政治效果），两者都透过代偿性政治替换了艺术政治，用模煳的用语绑架了人民与艺术的关係，将真正的问题抛之在后。
今天艺术成功的脚本只有两种，市场与制度，亦即资本主义市场，与资本化了的民主社会。前者继承从14世纪以降，作品进入资本主义市场成为「艺术品」、为布尔乔亚提昇品味工具的历史角色，丰收成名于画廊与拍卖场；后者则成为论述的操作者与公部门艺术补助的常客，由学院提供评审与参赛者，制度提供空间配合演出。两者既不会叨念那现代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古老咒语，也不会对当代艺术面临全球政治的剧烈冲突与科技发展，而有着取之不绝的符号游戏，却不断展场化有所愧疚。一边快乐活跃于私人市场，沉醉于形式主义或表现主义最高的富足快感；一边则站在学术的高度，善用「拿来主义」取用社会的议题，进到制度内封功授爵。两者都比对方想像得更接近对方、更相似。
艺术如何生产与艺术如何可能无法分开看待，换言之，当今的台湾，最需要釐清的不是市场与制度的问题，而是重新建立艺术生产与艺术功能的「历史性计画」，亦即重建当代艺术的「历史性」。这个历史性得以让我们得到整体的掌握，和浮现艺术新实践的可能路径，如此方能突破市场与制度双元囚牢，也是目前台湾逐渐浮现的艺术行动，或者跨领域艺术的实践策略。答桉也许不在如杨俊等优秀艺术家所提的「一个当代艺术中心」构想，我觉得恰恰好相反，我们要尽可能瓦解一个中心的概念，以及所能联想到关于封闭、菁英以及论述上的霸权整合体—— 我姑且称之为「多孔性的战斗阵地」。如何营造多孔性的战斗阵地，比争论谁策展有意义得多，也关係到艺术生产与如何可能的关键。
从日常生活起义
今日，涌现的艺术「历史性」已大幅改变了艺术的样貌与可能，考察与挖掘是当务之急。在全球语境与在地实践上，这些展露的现实（present）大致有三个面向：
杜威（John Dewey）
其一，快感政治下的艺术角色。快感政治是透过快感重新赋予主体动能，艺术如杜威（John Dewey）说的，是种经验，那取回失去的经验就是快感政治的核心议题。19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留下了丰厚的养分与文化行动的遗产，在1999年西雅图反WTO运动中开出多异丰厚的「艺术风格」花朵，将快感、欢乐、革命与艺术行动全部拉成同一阵线，
作者克连（Naomi Klein）
一如《No logo》的作者克连（Naomi Klein）所言：「各种形式的反抗运动，万箭齐发」，又如其书《震盪定律：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所记载与描述的场景一样：这个新的场景裡，艺术既做为行动内容又是其形式；艺术如何生产与如何可能在街头实践；1990年代文化行动的口号「art for all or not at all」，取代了1960年代学生运动的「让想像力夺权」；这种并联式而非串联式的「多孔性战斗阵地」，提供了游移主体合作的可能，从认同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进展成为识异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为文化转化提供契机。也许我们在2008年的台北双年展得以一窥其貌，但真正的艺术并非发生在那裡。
其二，反叛的日常生活。一如国际情境主义与达达主义那种将「给定现实」化成崩溃的笑话，挑战美学、制度生产、政治修辞，极权主义，将日常生活的诗学打铸成得以挑战官僚生产的武器。我们如果不是着急「顿挫」地为新世代的艺术家贴上标籤，以保有我们的世代诠释权力，那麽达达主义者的幻想，与新世代那种喃喃呓语其实不远—— 别忘了，这些孩子不也是貌似基进的学院老师们调教的心血吗？从乐生的无敌铁金刚塑像到余政达的揶揄，从槟榔西施到电音三太子，台湾的日常生活文化才是文化创意产业与人民快感的根源。如果往昔的生产与再生产关係，变成今日的物品与消费者关係，那麽，以往的意识型态国家机器正透过流行文化，在日常生活上行使其作用；这正是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从日常生活起义的原因。日常生活既是宰制的，也是反抗的基地，当然更是「多孔性的战斗阵地」，从喝不喝可乐、穿不穿皮草、在「Second Life」扮演何种人生，都是选择的政治。想像日常生活对于艺术的需要，业已改变了艺术製作的方法，想像寻常大众对于艺术的可能需求，想像艺术是来自家庭，而不是来自画廊与美术馆，这将彻底改变艺术的可能与实践策略。
让一种现实变成可以期许的未来
杜汉（Alain Touraine）
其三，波兰着名的社会学家与社会运动者杜汉（Alain Touraine），在《行动者的归来》（Return of the Actor）一书中倡议行动社会学，教导我们，社会学是研究者与民众（被研究者）一起生产的，为的是让民众脱离被宰制的情境。那麽，艺术可能如此吗？艺术在公共领域该扮演何种角色？是抬着专业大旗掌控全局，还是以实践为前导，找寻每个不同文本下最适切的回应？
点击查看嘉义县北回归线环境艺术行动
「嘉义县北回归线环境艺术行动」所缔造出的行动取向成果，向我们展示：艺术进入社区不是社区工作，也不是艺术工作，而是介质（in-between）、是一种「邀请发生」的筵席，其填补了社区营造与驻村艺术形式的缝隙，创造解放与创新的可能。又或如台北宝藏岩「GAPP」（全球艺术行动者参与计画），以及后来宝藏岩公社对反所呈现的，公部门赋予规画与策展权力的进步学院与自发性学生与艺术家的抗争，揭露了即使最良善的制度也有限制，最恳切的艺术行动也可能盲目。他们如何在现实政治中交遇、在公共领域中争夺，最后产生不同于官方，或者资本主义要的那种迪士尼主题园、或者与原本住民毫不相关的菁英艺术村。这种艺术进入社区，不是驻村创作，不是美化环境，而是探究社区、研拟议题、找寻可能，让有意愿交往的主体学习彼此，这裡面艺术重新站上岗位，发挥作用，这正是「多孔性的战斗阵地」的实践。
睁开眼，不要忽略已经在全球与在地发生的现实改变，至于现实裡头关于专业与行政制度的争论，就留给艺术行政的专家吧！我们有比釐清谁专业谁官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蒐集当代艺术历史性的各种档桉，是重建当代艺术「历史性计画」的第一步：让一种现实（a present）变成可以期许的未来，唯有如此，艺术方能既不屈服于专业也不臣服于制度。否则，告诉你，谁在乎谁策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