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汶川大地震死难学生数字时，四川省政府负责人给出的答复是，迄今仍不能确定。不能确定的原因，则是难度太大，“涉及到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

难当然难，要不难，还要政府干什么。但是不是难到了如此地步，竟至三百多个日日夜夜过去，竟至祭日将临，仍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却是大可玩味。


多亏公民艾未未站出来，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事的难度远没有那么夸张。他通过网络信息线索，对地震重灾区域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到今天即2009年3月28日止，他查证的死难学生名单，已多达3309人，学生姓名，所属学校班级，家长姓名，家庭住址，所有关键信息一应俱全。


公民艾未未能做到的事情，堂堂地方政府做起来能有多难？已经不需要太多逻辑，从这一事实本身，足可见地方政府到底有几分诚意。


那么，地方政府都干什么去了？最近一则报道，可以给我们提示思考的方向。新华网成都3月27日电，“倍受各界关注的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整体设计方案已经出炉，最快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工建设。”


这是一个气势恢弘的工程，占地27平方公里，投资23亿元。“届时，游客可通过地面交通、水上游线及空中索道前往唐家山堰塞湖。”去年6月6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宣布地震遗址博物馆已两度论证的消息时，特别强调：地震遗址博物馆不是旅游场所，它是保持历史记录的文物，也是供人们凭吊、寄托哀思的一处纪念地。但现在的整个方案设计，基本上就是以旅游为主题，说得再白一点，打的就是孔方兄的主意。


方案理直气壮地指出：地震遗址博物馆景观是由点、线、面组成的山、水城景观系统，具体可分为周边山体景观面、县城遗址景观带、龙尾山景观带、堰塞湖景观带等。


方案明确宣布：“考虑遗址博物馆对地区发展带动作用，建议拓展遗址博物馆的直接影响区。”为此，专门设计了东南西北4个入口、东西两条“蝴蝶状”的环线，以融入四川旅游网络。所谓“2小时游线，4小时游线，6小时游线”的宏图，亦联翩展开。


如此，则博物馆落成之日，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清明灾区图揭彩之日，应不难想象。


遗址博物馆某种程度的异化，已是显而易见。600万犹太人死于奥斯维辛，这样的人道灾难，难道不比汶川大地震更震撼？但世上何来奥斯维辛景观带？无论以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为主体的殉难者纪念馆，还是耶路撒冷的哭墙，都那么简朴，那么内敛，然而丝毫无损庄严和神圣，足以寄托后人哀思。


且不谈23亿工程投入中会有多少跑冒漏滴，就算都用到遗址博物馆上，其铺张其浮华其轻佻，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把苦难商业化，娱乐化，遗址博物馆的这种异化趋势，本质上是对生命尊严的轻忽。


从这种对生命尊严的轻忽，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死难学生统计迄今仍遥遥无期。我们姑且同意，统计工作确有一定难度，但学生都是成建制的，各级学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有完整的学生花名册。以现代化的统计手段，稍加重视，从头查起，何至于始终只能含糊其辞？何况，即便现在没有最后结果，也应该告诉公众到底进展到了何种程度吧？为此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已经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近期中期还打算做哪些工作，到底哪天给公众一个郑重的交代，这方面有没有规划？它们不应该是国家秘密，在强调政府信息公开之当下，它们都应该及时通报公众吧？如果连这些起码的程序都一律阙如，只抽象地强调一个难字，而利用地震灾难开发观光旅游却搞得轰轰烈烈，要人相信地方政府确实对生命负责，而不是只对孔方兄负责，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