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化"只会让国人越来越孤独
江南草
面对依然严峻的人口形势，程恩富提出了继续坚持和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3月23日《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的人口是很多，并且也没有显示出人多的优势来，于是，我们放弃了"人多力量大"的观点，转而走上了计划生育之路，独生子女政策从诞生之初到今天，从未停止过争论，在争论中，中国的人口政策还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于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说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来。站在不同的角度，经济学专家会说：人口减少了，我们的人均收入和人均国力会上升；社会和人权专家会说：独生子女政策违背人权，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和谐。那么千千万万的中国老百姓在怎么想呢？
对于完全执行了只生一个政策的家庭来说，这些家庭不管是小孩刚刚出生还是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结婚，父母都有自己的深切感受，独生子女家庭最大的问题在于孩子的心里孤独和不好教育。人的一生谁也不能保证不出意外平安度过，从孩子的降生那一天起，独生子女带给父母的不安全感就将伴随一生，这种精神上的担忧和折磨，带来的结果往往就是对孩子的生活谨小慎微，百般宠爱，孩子在家庭宠爱的真空下，走向自私自利，唯我独尊。从古至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姑表亲戚，都是百姓家庭的天伦之乐，然而在独生子女的政策下，我们的这种天伦之乐开始面临断层。如果按照我们的专家程恩富提出的严格"一胎化"政策，到2100年，我们的人口可能是完全控制住了，人均收入大幅提升了，然而，失去的将会更多。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姑妈姨妈等等称谓也将成为概念停留在书本上，留下的能够让人感受到的就只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个时候，除了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说的只生一个带来的"六大风险"完全爆发外，亲情的流失，还会让我们羡慕那些发达国家的家庭组成，也会看到一个国家人文文化逐渐湮灭。
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很多，但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学上归结为人口多的原因，想想日本，他们的人口密度远远超过我们，经济还是同样的发达。所谓资源不足，就业压力，其实不过是给人口扣上的莫须有罪名。我们不能只为了经济而强调绝对"一胎化"，有钱是买不来亲情的，也买不来人的幸福指数，即使是再好的社会保障，也保障不了亲情的流失后造成的人格缺失。没有从小到大的那种亲情氛围的耳濡目染，停留书本上的概念化亲情永远也是虚幻的，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对于亲情的需求将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里走上孤独，独生子女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将会日益显现。
只生一个是政策的无奈带给百姓的无奈选择。虽然我们的人口是需要控制，但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么多年只生一个政策的执行情况，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不在于严格一胎，在于政策的执行，我们的政策还只是局限于罚款，其结果就是现在没钱的人和有钱的人都在超生，三胎四胎的也大量存在，而真正被限制住的更多的是城市工薪一簇。农村人在超生，有钱人在超生，甚至有人二奶三奶都在生，此外还有人改变国籍去生。所以，无论从经济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看，"一胎化"绝不是长远之计，实行"两胎化"政策，严格政策执行，大幅提高超生的成本，才是我们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才是国家的正确选择。
江南草
面对依然严峻的人口形势，程恩富提出了继续坚持和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3月23日《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的人口是很多，并且也没有显示出人多的优势来，于是，我们放弃了"人多力量大"的观点，转而走上了计划生育之路，独生子女政策从诞生之初到今天，从未停止过争论，在争论中，中国的人口政策还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于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说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来。站在不同的角度，经济学专家会说：人口减少了，我们的人均收入和人均国力会上升；社会和人权专家会说：独生子女政策违背人权，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和谐。那么千千万万的中国老百姓在怎么想呢？
对于完全执行了只生一个政策的家庭来说，这些家庭不管是小孩刚刚出生还是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结婚，父母都有自己的深切感受，独生子女家庭最大的问题在于孩子的心里孤独和不好教育。人的一生谁也不能保证不出意外平安度过，从孩子的降生那一天起，独生子女带给父母的不安全感就将伴随一生，这种精神上的担忧和折磨，带来的结果往往就是对孩子的生活谨小慎微，百般宠爱，孩子在家庭宠爱的真空下，走向自私自利，唯我独尊。从古至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姑表亲戚，都是百姓家庭的天伦之乐，然而在独生子女的政策下，我们的这种天伦之乐开始面临断层。如果按照我们的专家程恩富提出的严格"一胎化"政策，到2100年，我们的人口可能是完全控制住了，人均收入大幅提升了，然而，失去的将会更多。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姑妈姨妈等等称谓也将成为概念停留在书本上，留下的能够让人感受到的就只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个时候，除了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说的只生一个带来的"六大风险"完全爆发外，亲情的流失，还会让我们羡慕那些发达国家的家庭组成，也会看到一个国家人文文化逐渐湮灭。
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很多，但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学上归结为人口多的原因，想想日本，他们的人口密度远远超过我们，经济还是同样的发达。所谓资源不足，就业压力，其实不过是给人口扣上的莫须有罪名。我们不能只为了经济而强调绝对"一胎化"，有钱是买不来亲情的，也买不来人的幸福指数，即使是再好的社会保障，也保障不了亲情的流失后造成的人格缺失。没有从小到大的那种亲情氛围的耳濡目染，停留书本上的概念化亲情永远也是虚幻的，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对于亲情的需求将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里走上孤独，独生子女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将会日益显现。
只生一个是政策的无奈带给百姓的无奈选择。虽然我们的人口是需要控制，但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么多年只生一个政策的执行情况，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不在于严格一胎，在于政策的执行，我们的政策还只是局限于罚款，其结果就是现在没钱的人和有钱的人都在超生，三胎四胎的也大量存在，而真正被限制住的更多的是城市工薪一簇。农村人在超生，有钱人在超生，甚至有人二奶三奶都在生，此外还有人改变国籍去生。所以，无论从经济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看，"一胎化"绝不是长远之计，实行"两胎化"政策，严格政策执行，大幅提高超生的成本，才是我们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才是国家的正确选择。
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不可取
09年03月28日 00:47经济观察报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代初严格实施 “一胎化”。30年中，生育政策逐渐出现松动，从当初严格的“一胎化”逐步过渡到部分人群和地区允许生育二胎。近几年来，是否应该实行更广泛的二胎政策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提出应实施严格的 “一胎化”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方式，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从而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进而解决中国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该观点引起反对声一片。面对质疑，程恩富说： “这个问题引起大的探讨是件好事，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大问题，任何形式的放松都是不可取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除少数民族外，只有少数农村、乡镇执行 “间隔两胎化”政策，城市基本还都保持着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 “一胎化”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一胎”政策已经实施30年，你认为效果如何？抑制人口暴涨、减轻社会负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是否达成？
程恩富：30年来， “一胎化”政策大约少生3.5亿人，效果很好，值得高度肯定和评价。否则，今天我国的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会比现在少得多，而失业、城镇化、环境、资源等问题会比现在严重得多。但抑制人口增长、减轻社会负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只是部分达到，因而需要继续而不是改变 “一胎化”政策。
经济观察报：在刚刚结束的 “两会”上，你曾建议中国应实行更严格的一胎化，以抑制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程恩富：理论界有关 “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争论早在这一政策还没有实行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启动和深入而不断激烈起来。早期争论的焦点是我国的人口控制力度要不要提升到 “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程度，接着是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去贯彻落实这一国策，再后来是对国策推行情况的评价及其正负面影响的估计。
21世纪初，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人口的发展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来自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是一件关系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重大事项。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以至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分歧不仅仅来自于对现实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因的不同判断，也来自对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不同选择。
近年来，有人主张扩大推行“二胎政策”，即允许所有农村户口的家庭在第一胎是女孩的情况下可以生二胎。我不赞同这个政策，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城镇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在现有的生产资料和经济条件下，社会总劳动力相对过剩，是中国一系列问题的两个总根源之一 (一个是体制机制问题，另一个是人口问题)。
经济观察报：此前曾有专家发出质疑，认为我国目前日益严重的老龄化现象是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后果，你怎么看？
程恩富： 这些年来，人口老龄化的呼声很大，似乎 “老龄化社会来了”就是 “狼来了”，可怕得很。我认为，老龄化社会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现在出现老龄化，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我国20多年来实行计划生育少生了3亿多人口，否则，那当然还是年轻化，那中国的问题就更多、更难解决了。人的寿命延长了，老龄和老龄化社会的标准该提高了，联合国有关组织不是使用老年和次老年等新概念了吗？人的平均寿命还要继续延长，还套用传统指标？那当然慢慢都是老龄化城市了。如果哪天中国城乡真的都进入了传统指标设定的老龄化社会，那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医疗水平高了，寿命长了，这是大好事。传统指标设定的老龄化状态到来，也标志着计划生育工作搞的好，当然年轻人比例就少了。
现在，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这一主张是不可取的。我认为，解决老龄化问题，应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农村社会保障。比如说，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违纪生二胎的家庭实行不保，变处罚为奖励。要知道，现在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享受20多年来少生3亿多人口的 “人口红利”，否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生活水平会有现在这么高，提高会有这么快？在妇幼保健、教育、就业、生活等一系列问题上，国家对新增人口都要花费大量资金。如果把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所省下的大量的钱，来立即解决老龄人口的生活等问题，那么经济上肯定更为合算。如果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与人口的比例，中国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出现劳动力总量上的供不应求，因而必须坚持严格的一胎政策。
经济观察报：1985年8月，山西翼城经批准试点 “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生育政策。经过20多年的试点试验，全县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平均下降近4个百分点，男女出生比趋于正常。以此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翼城试点的成功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宽松的生育政策奠定了实践基础，你怎么看？
程恩富：不赞成。一是因为太晚婚晚育，不符合医学界关于男女最佳生育年龄，从而不利于中华民族妇女和后代的身体健康和身体素质；二是推迟几年结婚或生育，只对这几年的人口增长率指标及相应的工作有作用，从10年等长期来看，结果没有太大差别。
经济观察报：有人指出 “一胎化”造成了独生子女负担过重，社会结构不合理等现象，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程恩富：我认为“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这些都是可以正确认识和科学解释的。
如果生育模式选择得当，可以将独生子女家庭的家庭负担降至与“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大致相当的程度，而“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却不能将宏观的人口压力减轻到独生子女生育政策所能减轻的程度，因此，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
而相反的，“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但就目前来看，持“一胎”生育观点的学者还为数不多，政策声势相对比较弱小。
经济观察报：有学者提出，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正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保持和发展时期，在当前基础上按照人群适当给予宽松的生育政策是大势所趋。你是否赞成这种观点？在你的研究中，新时期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式和特点是什么？人口控制问题是否依然严峻？
程恩富：呵呵，我当然不赞成这种观点。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实行“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认为这种方案虽然使人口总量提高，人口零增长的时间推后，但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优化人口结构。一直以来对于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争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应该尽量扩大一孩家庭比例；第二种观点是坚持全面放开二胎；第三种是适当放宽二胎的生育政策。现在第一种和第三种都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应用。
此前，我们也和一些机构合作做了相关调查，对调查结果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的生育水平下，通过生育政策控制、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文化进步的综合作用使生育率逐渐下降到1.2的水平 (即基本实现“一胎化”政策)，与全国城市农村普遍允许双方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二孩的方式相比，中国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时规模差异很大，达到峰值人口时的最小规模为13.93，最大规模为15.50亿，相差1.57亿人；人口实现零增长的时间也差异很大，推行“一胎化”，达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是2024年，放开“二胎”最晚达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是2045年，相差21年。由此可见，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是不可取的。
09年03月28日 00:47经济观察报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代初严格实施 “一胎化”。30年中，生育政策逐渐出现松动，从当初严格的“一胎化”逐步过渡到部分人群和地区允许生育二胎。近几年来，是否应该实行更广泛的二胎政策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提出应实施严格的 “一胎化”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方式，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从而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进而解决中国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该观点引起反对声一片。面对质疑，程恩富说： “这个问题引起大的探讨是件好事，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大问题，任何形式的放松都是不可取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除少数民族外，只有少数农村、乡镇执行 “间隔两胎化”政策，城市基本还都保持着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 “一胎化”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一胎”政策已经实施30年，你认为效果如何？抑制人口暴涨、减轻社会负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是否达成？
程恩富：30年来， “一胎化”政策大约少生3.5亿人，效果很好，值得高度肯定和评价。否则，今天我国的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会比现在少得多，而失业、城镇化、环境、资源等问题会比现在严重得多。但抑制人口增长、减轻社会负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只是部分达到，因而需要继续而不是改变 “一胎化”政策。
经济观察报：在刚刚结束的 “两会”上，你曾建议中国应实行更严格的一胎化，以抑制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程恩富：理论界有关 “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争论早在这一政策还没有实行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启动和深入而不断激烈起来。早期争论的焦点是我国的人口控制力度要不要提升到 “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程度，接着是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去贯彻落实这一国策，再后来是对国策推行情况的评价及其正负面影响的估计。
21世纪初，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人口的发展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来自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是一件关系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重大事项。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以至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分歧不仅仅来自于对现实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因的不同判断，也来自对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不同选择。
近年来，有人主张扩大推行“二胎政策”，即允许所有农村户口的家庭在第一胎是女孩的情况下可以生二胎。我不赞同这个政策，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城镇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在现有的生产资料和经济条件下，社会总劳动力相对过剩，是中国一系列问题的两个总根源之一 (一个是体制机制问题，另一个是人口问题)。
经济观察报：此前曾有专家发出质疑，认为我国目前日益严重的老龄化现象是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后果，你怎么看？
程恩富： 这些年来，人口老龄化的呼声很大，似乎 “老龄化社会来了”就是 “狼来了”，可怕得很。我认为，老龄化社会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现在出现老龄化，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我国20多年来实行计划生育少生了3亿多人口，否则，那当然还是年轻化，那中国的问题就更多、更难解决了。人的寿命延长了，老龄和老龄化社会的标准该提高了，联合国有关组织不是使用老年和次老年等新概念了吗？人的平均寿命还要继续延长，还套用传统指标？那当然慢慢都是老龄化城市了。如果哪天中国城乡真的都进入了传统指标设定的老龄化社会，那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医疗水平高了，寿命长了，这是大好事。传统指标设定的老龄化状态到来，也标志着计划生育工作搞的好，当然年轻人比例就少了。
现在，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这一主张是不可取的。我认为，解决老龄化问题，应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农村社会保障。比如说，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违纪生二胎的家庭实行不保，变处罚为奖励。要知道，现在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享受20多年来少生3亿多人口的 “人口红利”，否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生活水平会有现在这么高，提高会有这么快？在妇幼保健、教育、就业、生活等一系列问题上，国家对新增人口都要花费大量资金。如果把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所省下的大量的钱，来立即解决老龄人口的生活等问题，那么经济上肯定更为合算。如果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与人口的比例，中国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出现劳动力总量上的供不应求，因而必须坚持严格的一胎政策。
经济观察报：1985年8月，山西翼城经批准试点 “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生育政策。经过20多年的试点试验，全县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平均下降近4个百分点，男女出生比趋于正常。以此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翼城试点的成功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宽松的生育政策奠定了实践基础，你怎么看？
程恩富：不赞成。一是因为太晚婚晚育，不符合医学界关于男女最佳生育年龄，从而不利于中华民族妇女和后代的身体健康和身体素质；二是推迟几年结婚或生育，只对这几年的人口增长率指标及相应的工作有作用，从10年等长期来看，结果没有太大差别。
经济观察报：有人指出 “一胎化”造成了独生子女负担过重，社会结构不合理等现象，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程恩富：我认为“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这些都是可以正确认识和科学解释的。
如果生育模式选择得当，可以将独生子女家庭的家庭负担降至与“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大致相当的程度，而“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却不能将宏观的人口压力减轻到独生子女生育政策所能减轻的程度，因此，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
而相反的，“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但就目前来看，持“一胎”生育观点的学者还为数不多，政策声势相对比较弱小。
经济观察报：有学者提出，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正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保持和发展时期，在当前基础上按照人群适当给予宽松的生育政策是大势所趋。你是否赞成这种观点？在你的研究中，新时期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式和特点是什么？人口控制问题是否依然严峻？
程恩富：呵呵，我当然不赞成这种观点。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实行“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认为这种方案虽然使人口总量提高，人口零增长的时间推后，但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优化人口结构。一直以来对于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争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应该尽量扩大一孩家庭比例；第二种观点是坚持全面放开二胎；第三种是适当放宽二胎的生育政策。现在第一种和第三种都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应用。
此前，我们也和一些机构合作做了相关调查，对调查结果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的生育水平下，通过生育政策控制、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文化进步的综合作用使生育率逐渐下降到1.2的水平 (即基本实现“一胎化”政策)，与全国城市农村普遍允许双方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二孩的方式相比，中国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时规模差异很大，达到峰值人口时的最小规模为13.93，最大规模为15.50亿，相差1.57亿人；人口实现零增长的时间也差异很大，推行“一胎化”，达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是2024年，放开“二胎”最晚达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是2045年，相差21年。由此可见，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是不可取的。
24年的——山西省翼城县开展二胎政策试点
2009年03月28日 00:49经济观察报
24年的政策试点，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试点工程。
1985年8月，山西省翼城县开始试点“晚婚晚育加间隔”(以下简称“两晚一间隔”)的生育政策。超长的经历和广泛的争议让以往并不知名的翼城县在近年备受关注。
翼城是山西省晋东南隅的农业县，31.6万总人口中有24.4万农业人口。上世纪80年代，山西省委党校的青年教师梁中堂针对国家的 “一胎化”政策，在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提出 “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生育二胎的方案：在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允许农村每对夫妇在晚婚晚育的条件下，经过一定时间间隔生育两个孩子。经过多次“上书”中央，这一设想在翼城得以实现。
不过，梁中堂未曾想到，这一试点会持续长达24年。
计划生育难
翼城县里寨镇吉北村是一个拥有300户人家的村子，与中国北方黄土丘陵地带诸多村子一样，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矿产资源，家家户户务农为生。相比周边几个村庄，吉北村更为贫穷。
3月17日，吃过早饭的史玉萍，身着一件枣红毛线衣，两眼眯眯地坐在村卫生所门口晒太阳。作为计划生育村级服务员，史玉萍经历了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两晚一间隔”政策的演变。56岁的史玉萍担任计划生育服务员之初被村民视为仇人，整个村子没有几个人愿意跟她交谈。她回忆说：“那个时候，搞计划生育工作比任何工作都难，尤其是村级计生服务员，我一进村就跟强盗进村一样，家家户户关门闭户，工作很难开展。”
站在一旁的里寨镇负责计生的张玉慧突然笑起来。“上世纪80年代，搞计划生育的人是不敢独自进村的，但凡进村都要公安人员陪着，不然人身安全就会有危险。曾经就发生过村民与计生工作人员冲突的事情，原因都是因为结扎手术。”
刚开始搞计划生育，计生人员经常假扮路人来村暗访，一旦发现超生人家，罚款、搬粮食、拉家具，生拉硬磨地叫妇女们去做结扎手术，村民们因此编了句顺口溜叫“计划生育猛如虎，前怕狼后怕虎”，这里的狼和虎就是指计生人员。
村民高秀英仍然清楚地记得，育龄妇女做结扎手术的，每人可以分到100个工分，到年底再把工分换成钱或粮票，以此奖励。即使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反对。
“生不生孩子是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别人来管，这是当时村民的普遍看法。计划生育工作在社会上难以铺开，在农村更是举步维艰。”翼城县计生局办公室主任吴宝堂说。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执行力得不到保障，地方官员压力重重。“直到‘两晚一间隔’试点的出现，局面才有所好转。”张玉慧说。
要求只生一个，人们心理上无法接受，这也使“两晚一间隔”的政策落实起来比较快，两个比一个总还是多了一个。”虽然仍有部分人抵制，但人们已经开始逐渐接受了。“翼城县计生局高翔副局长介绍说。
1985年8月开始实施“两晚一间隔”政策后，育龄妇女接受结扎和上环的比例有了明显提高。史玉萍说，当时根据政策，计生局要求育龄妇女第一胎之后必须上环，隔5年后准备继续生育第二胎的情况下摘环生育，之后再做结扎。
做了结扎术的妇女要求计生服务员到家里为其做家务带孩子成了常有的事情。高秀英回忆说：“我听你们的做了结扎，需要休息，家里的活就应该计生员来做，因为妇女配合了你们的工作。”
史玉萍在那个年代，就身兼计划生育服务员与家庭保姆双职角色。
“驸马村”
杨春香和史玉萍有着相同的经历，杨春香从1987年起担任中卫乡人望村的计生服务员，至今也已22个年头。现年50岁的杨春香曾被村民视作恶人，也曾在数九寒天到“结扎户”家里洗衣做饭。
与史玉萍所在的吉北村有所不同的是，人望村是当地有名的“驸马村”。据杨春香介绍，全村206户家庭中双女户超过四成，独女户比例虽然较小却也在30户以上，招上门女婿逐渐成了村子里的风气。
“没有‘两晚一间隔’的政策，这里也不可能出现这样多的多女户。”吴宝堂笑着说。
据翼城县计生局提供的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翼城县出生婴儿性别比相较全国更趋正常(婴儿性别比，即是指每100个女性中所对应的男性数目，性别比越大，表明男性所占比例越大。理论上，性别比是100时最好)。
高翔副局长认为，随着试点政策的运行，全县育龄群众的性别偏好不再强烈，生男生女顺其自然。
“‘驸马村’的出现是件好事，说明了两个问题，婴儿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了，人们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也改变了。”高翔说。
“以前招上门女婿人家看不起，女婿也抬不起头来。现在情况大不相同，家中有两个女孩的至少会招一个上门女婿，只有一个女孩的更是如此。”中卫乡计生服务所所长冯庆坤说。
这种观念的改变缘于 “两晚一间隔”试点政策的实施。另外，2003年开始实施新的奖励政策，也加速了人们重男轻女传统意识的改变。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给予选择不再生育的独女户家庭一次性发放5000元奖金，除此之外每月仍有50元奖金直至寿终，双女户同样可以享受永久的每月50元的奖金。
继续试点
史玉萍说：“(严厉的)政策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已经没有实质意义，即使不搞计划生育，农民大多也不会多生孩子了，都很自觉地做结扎。人们的生育观念已经不一样了。”
走在吉北村的小路上，村民庄大姐告诉记者，她们家只有一个女儿，前年招来女婿，家里20亩地已经承包出去，如今全家在村口开了个百货超市，女婿跑运输，一家人生活安逸富足。
翼城县村庄绝大多数家庭是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是福气”是大多村民的想法。“但只有女孩也没啥，政府还给奖励。”高秀英说。
翼城县计生局副局长宋公谦告诉记者，从2008年开始，独女户、双女户的奖励标准在原基础上提高了四倍，即2008年之前的独女户一次性发放奖金为1000元的奖励标准提高到了5000元，包括双女户在内每月10元的奖金也提高到50元。实行晚婚晚育的家庭(即，男25周岁，女23周岁结婚为晚婚，已婚妇女年满24岁为晚育)，每人奖励200元，60岁后人均每年奖励600元。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梁中堂认为，此项放开二胎的试点之所以选择翼城，最重要的是翼城自计划生育开始便是山西省内的计划生育红旗县，又是农业县，便于长期跟踪观察。
当时国家计生委一直对“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两胎理论有些怀疑，生怕一旦放开后，人口会出现反弹。“经过多次讨论后才决定在全国13个县市先行试点，但后来因种种原因部分试点地区在几年后被收回了。”梁中堂说。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甘肃酒泉又加入试点，至今仍在效仿翼城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