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 　
　　 陈嘉映
　　
　　 海德格尔哲学的哲学背景：在黑格尔之后，黑格尔的哲学逐渐衰落。德国在哲学上，有一批哲学家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他们特别关心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因为康德要解决世界的必然性的问题（休谟），即认识主体方面的必然性。到了十九世纪末尾，人们对哲学心理学提出了不满，主要是胡塞尔和弗雷格。海德格尔是胡塞尔这一系。
　　 胡塞尔1900年推出一套《逻辑研究》，是对心理主义的一种反驳。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的学生，是从现象学入手的。海德格尔亲近于引进历史的观念。特别的关注个体（性），认为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更注意于先验的整体的观念，他本人更关注于个体的生存／存在处境。即从个人的处境入手。
　　 《存在与时间》是为了任聘教授而匆匆出版的一本书。实际上，它在思想史的地位是不受挑战的。
　　 首先，西方哲学的重要问题就是存在问题（Being）。用汉语说就是“其实是什么的问题”。或是“巨人之间的存在之争”——关于这个世界究竟／实际是什么的问题。这样一个争论，我们就把它叫做存在论或存在主义（Ontology），就是关于“是”或“存在”的学说。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关于存在的问题却被遗忘了。究竟我们怎么入手去研究“是”和“存在”。“此在”，在这本书里就是指的是人，即当下的存在。因为这个世界始终不可以离开人的存在而谈，这个世界的显现总是为人而显现。
　　 海德格尔认为，这个世界最早不是作为一个事物的集合显现出来的，世界是作为器具／用具显现出来的。不是作为一种稳定的、独立的形式显现出来的。此在是存在论的核心，物是作为此在的附属而存在的。
　　
　　 1935年《艺术作品的本源》是一部对他自己的一些在《存在于时间》中没有深入考察的问题的重新阐述。他把物分为三种：用具、自然物、艺术作品。
　　 自然物：独立的物，与人无关。
　　 用具：不独立的物，与人有关的。
　　 艺术作品：兼有两者的品质，人造的／独立的。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他把艺术作品也常被叫做“此在”。“敞开之地”，是林中的开阔的地方，是世界得以呈现的所在。艺术作品就是一种此在，使得世界上其他事物得以呈现的此在。这是和一般的看法不一样的。
　　 就一部艺术作品本身，海德格尔就一座希腊神殿来进行描述。
　　 1．神殿是一种拢集：日光和海涛、动物和人、把种种事物拢集到神之中。这种拢集，就是真理／本真。是什么意义是神殿使它的本真呈现出来？恰恰是神殿周围的事物使神殿作为一种艺术作品而呈现出来。
　　 2．传统的认为艺术作品的各个部分使艺术作品成为一个整体的说法，海德格尔是反对的。认为这种说法只能适用于器具。比如一双鞋。而艺术作品，颜料在一幅画中，才构成一幅画，语词在一首诗中，才成为一首作品。一个艺术作品的整体是为部分而存在的。这样一种呈现，在海德格尔的定义中就是美。希腊思想中，认为任一事物就其本性的纯净地呈现出来，就是美。由此，艺术作品最重要之处，不是它的欣赏性，而是它的揭示。恰恰是通过艺术作品，它的本真才得以呈现出来。比如：《红楼梦》这样一本小说，它和一些家长里短的故事不同在于，他给与我们一些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一些事情。通过艺术作品，它使我们用一些新的眼光来看待一些人，使我们摆脱了日常使用的功利来看待生活，从本质的纯净性来看待事物。这种纯净不是一种崇高之类的概念，它是一种中性的词，即为干干净净地就其本质来看待。艺术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揭示性，使我们摆脱寻常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之本真存在。
　　 3．作品一旦创造出来，作者本身就消隐了。尽管是人造出来的，艺术作品具有完全的独立性，艺术作品是一种敞开的世界。我们是附属于艺术作品的世界，而不是艺术附属于我们的世界。在用具那里，它是附属于人的；在艺术作品这里，人是附属于作品的。人被作品所吸引，海德格尔强烈的反对用审美和鉴赏来讨论作品和观赏者的关系。认为这不是一种我们和艺术作品之间的一种本真的关系。我们被作品本身所震撼，作品提供了一种标准，使我们来批判我们自己的庸怠的眼光。
　　 4．真理不是一种现成的状态，被做成了就永恒的放在那里。本真一旦呈现，海德格尔认为，不是象2＋2＝4一样，永恒地放在那里。艺术作品给我们了一种眼光，让我们来批判自己。世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是一种在光照之中呈现的那种状态，艺术作品正是为我们呈现了这种评判。
　　 5．海德格尔认为，艺术家首先无法从寻常事物中创造出艺术作品，因为那些是被“磨平”的东西。他集中的研究赫尔德林的诗的产生，因为要说艺术作品是通过作品产生的，但是，海德格尔认为其中没有常理可循，所以不得不一首诗一首诗地进行描述。海德格尔把艺术作品提到这样一个高度，以至于它不受任何一种标准评判。我们要在一种艺术作品打开的新的世界中进行评判，而不是在旧的世界中去评判什么。
　　 6．艺术家是把艺术作品“抛向”这个世界。“抛向”这个词是海德格尔重要的一个概念。艺术作品始终是以它的“起作用”（work）刷新我们的眼光，在新的光照中呈现来起作用。
　　
　　 海德格尔对艺术、自然物和世界做了一个总体的思考。他本人所关心的，不仅是艺术作品的问题，他所关心的是跟当代世界有关的事情。
　　 1．20世纪是一个科学不断发展壮大，乃至统治这个世界的一个时代。海德格尔认为，希腊的最高的精神追求就是知识，只是能够形成对世界的整体的关照。而艺术，在希腊人看起来是一种活动和实践，有意无意中希腊人把知识看作是一种高于实践的活动。在中世纪、17、18世纪，人们希望有一种完整的正确的知识体系来描述这个世界。西方的科学倾向于把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还原到一些基本的基质，比如原子、分子、夸克等等。而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还原论”，是和世界的本源背道而驰的。他推重艺术是与其他的一些哲学家不一样，他把真正的哲学看作一种与艺术作品的呼应，或者诠释。为什么需要这种诠释呢？艺术作品敞开了一个世界，我们究竟怎样理解这个世界，我们却不是很知道。思想家被这个世界所吸引，并希望从这个世界中找出一些尺度／规则。思想家从很大程度上颠倒了从希腊一直到近代的对艺术作品和哲学的关系，人们评判艺术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海德格尔使艺术作品思想与艺术完全处于一种对等的关系。
　　 2．对象／对象化，西方哲学希望把世界的任何事物（甚至要包括人）对象化，对象化的目的是能有所用。对象化的方法，就是分析。世界最后变成了一种巨大的机械。任何一个存在者，都可能被一个其他的存在者替代，实际上，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存在者存在下来。整体是为部分而服务的，在诗中，每一个词就是它本身，每一个音符，在适当的放在乐曲中的时候，就是它本身。对材料的任何分解，都是不可行的。
　　 3．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提出来一个“大地”的概念。是一个愚顽的、不可分解的东西。一个色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不可能被分解成一个光谱。任何分解都使事物本身都消失了。
　　 4．在海德格尔晚期的思想中，“物”的概念。一个陶罐，在海德格尔看来，它作为一个器具用来盛水，这个陶罐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按照科学来看，这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就海德格尔来看，这个陶罐根本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器物存在的。如果打碎了这个陶罐，这个存在就永远的消失了，在一个生存的世界中，一个物或者独立的存在者互相联系的世界，而不是一些概念／对象联系着的世界。一个艺术作品刻画了一个独特的、不可取代的存在者的存在。什么事物呢？小桥流水、老鹰、蛇、人都是存在者，然而今天，他们几乎都被淹没在浩瀚的对象之中。
　　 5．艺术作品本身是一种发生，而不是一种有前因后果的产生。“产生”更多的是按照规则和技术生产出来的意思。这个世界是一个发生着的世界，而自我生成的存在者构成了“发生”。
　　 6．既然艺术作品都是自行发生的，那么人还能做什么？海德格尔把这个世界定义为“技术井架”的世界，认为世界处于没落。他把对艺术、自然和世界的思考，都和与人类命运的思考相联系在一起。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是，我们能够做的是准备等待一个神的来临。
　　 海德格尔几乎是全面地反对西方关于人和世界的关系，他认为我们那种要做点什么的想法几乎导致了我们所面临的“技术井架”的来由。比如，坐着飞机到处讨论全球化的问题。海德格尔说的做点准备和我们所谓的要做点什么要区别开来。
　　 7．此外，如果命运使然的那种东西，我们需要清理出场地，看它发生不发生。如果我们迫使它发生，就是我们造成的一个神的到来，仍不是我们所等待的那个神的到来，而是我们造出的。

艺术作为真理－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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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哲学家从来没有自己的哲学,最多是哲学的阐释者

[quote]引用第2楼guest于2009-3-19 23:30:30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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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能力太差啦！根本不适合翻译海德格尔

你这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老陈的语言能力在中国没有几个

旧文新读

于天人之际，求自由之真谛
——忆熊伟先生
王 炜


今天是先生的百日祭。捧了一束鲜花到先生像前，与先生平和而慈祥的面容默默相对，良久无言，却恍如往日与先生促膝，谈笑风生。
先生去得很平静，平静得让人难以相信他已然离我们而去了。病中的先生也仍然那么平静，虽日日与病魔苦斗，却从不显出一幅挣扎的苦相。每次去看他，他总是和往常那样和我们谈天说地，没有几句，便又说到学问上。学生不免要说些安慰宽解的话，他却总是说，他早就有了准备。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活着，就要做事，做不了事了，还不如死。随后他还会数出一大串他想要做的事，说，总之他是不会只为了活着而活着的。言语之间，神态始终安然。
先生这一辈的学者，大概都没有过真正平静的生活。先是战争，国耻，无宁日的颠沛流离；后来便是没完没了的运动：洗澡，脱裤子，割尾巴、进牛棚、坐“飞机”。也许，正是这种生活炼就了先生那种平静而坦然的心态。或许也可以反过来说，要是没有那样一种处世不惊的心态，大概是熬不过来的。记得是几年前的一个早秋，秋风煞紧，学生因先生不久前的一个发言而为他担心，去看他时，他却风趣地说，那就像是赛跑，我这把年纪，离八宝山不远了 ,也不知他们赶得上我不？走在落满黄叶的小路上，先生讲一个故事：六六年的一个仲夏夜，孩子跑回家来通报，说是红卫兵要来抄家，先生坦然地说，来吧；孩子说，会打人的，先生说，那怕什么，不就是死嘛。确实，对先生来说，死又何惧？那倒不是因先生从他老师那里学得了一套“在到死中去”的说法，死神的影子幼时就光临过了。先生儿时，因父亲参加了地方自治政府，半夜叛军来家要满门抄斩，他在床上惊醒来，只见挑开了账子的明恍恍的刺刀已抵在前。不知为什么，刺刀没有刺下来，侥幸留了条性命。那年先生只有九岁。也许因了这番经历，“生死”二字，先生读来也淡然。正如先生晚年所说，“我在世乃由天命抛入时间之流中，方此一瞬，我自不知何自来与何所往，双向看去，皆为空无”。从这样的原始处来体验人生在世的对“死”之“畏”，原无异于“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秉此精神，先生一世，心态常是十分的平静坦然。依先生之见，人的一生犹如世间划了一道浅浅的痕。然而，他划这痕却又极认真。并不是因为划这一道痕是什么了不得的功业，只因为系于生死之间的全为“活的历史”，划出的都是亲在世间的心迹。不汲汲于功利，已不寻常；不汲汲于功利而又极认真地作人做事，就更鲜见了。我们说“长者风”，此之谓欤？不了解先生的人很难识得这浅淡却又认真的痕，更难识得这痕中透出的思的力度。
先生是当代西哲大家海德格尔的亲炙弟子，也是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海德格尔思想的人。据先生说，当年和他一起听海德格尔讲课的，还有两位中国学生，一位是后来的逻辑学家沈有鼎先生，沈先生回国后虽一直在哲学界工作，却一生未对海德格尔发过一言；另一位是学工的居伯强，当时每次从外地乘火车赶到弗莱堡来听海德格尔讲课，慕名而来，极认真地听，极认真地记，却只是好奇，自那以后也再不曾就海德格尔讲过一字。只有先生，自四十年代初回国起便孜孜不倦地向国人翻译、介绍海德格尔的思想。在中国，不少的人都是在看了先生的文章或译文后，才了解海德格尔，喜欢海德格尔哲学，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的。至今还有些学人，甚至在文风上也显出先生的影响。但是先生从不挟师以自重，更不以中国的海德格尔权威自居。先生只是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于当今诸种究天人之际形而上理论中，见解尤为精到，且启人深思，确值得国人一阅，便几十年辛勤笔译海氏著作几十万字，直至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于此。
然而，先生却又不像他的老师，逝后有著述等身，流传于世，反倒有点儿像中国的古之贤哲，述而不作，写的不多，发表的更少；文章不多，更不说书。他从来是把海德格尔哲学当做一种人生哲学来理解，来实践的，同时他又是把人生当作一本大书来看，来写，来做的。人生的一行一动，都是他深思着的“说”，他深思着的“写”。以先生的性情，那一行一动，不作金戈铁马的铿锵，叱咤风云的轰烈。那思的“说”与“写”，好似入夜时分的滴滴细雨，润物无声。
先生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解，自有独到之处，不仅充满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也体现出先生个人的敏锐和力度。几年前，读到先生赠的早年文稿，发现早在三十年代末，先生就已在题为《说，可说，不可说，不说》的博士论文中对当时海德格尔思想中刚刚显露出来的“语言转向”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和深刻的理解。后来先生据此论文用中文写了一篇同名的文章，写在一九三七年，发表于一九四二年。文章本欲对冯友兰先生区分哲学与神秘经验之论作一商讨，落笔下去，却一发不可收，对形而上学之“说”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用独特之言，说出了独特的看法。在先生看来，宇宙间的一切“在者”皆因其“有”而成为“可说”的，“不可说”的则是“无”。然而“‘可说’，要‘有’‘可说’； ‘有’‘可说’又要‘无’‘不可说’乃成其‘有’‘可说’。是‘可说’要以其‘不可说’乃成其‘可说’。又正以其‘可说’反成其‘不可说’。……‘可说’与‘不可说’都是‘说’。……‘不可说’乃其‘说’为‘不可’已耳，非‘不说’也。”先生所言之“说”，即语言，无论可形诸人的语言的（可说）还是不可形诸人的语言的（不可说），都已进入语言（说）。语文中之“不”（沉默）是使语言之“说”（朗朗上口）成为可能的东西，默默无语常是语言中更有力量者。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篇论文中，海氏前后期的思想，海氏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皆两相照映熔于一炉。它把《形而上学是什么》关于“有”与“无”的思想和“可说”与“不可说”联系在一起，海德格尔后期提出的“语言自己在言说”，在先生这篇三十年代写就的文章里也已经初露端倪。
先生的文章是对着冯友兰先生的观点而发的。当时冯先生的新理学一出，便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同代学人认真地发表各自的见解，空气之自由，学风之端正，常使后来的学人心向往之。先生生前每每忆起，亦十分怀念。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冯先生的新理学当时引起刚回国的西学少壮的诘难，不仅有熊先生，后来还有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洪谦先生，两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对冯先生的理论发出了攻击，其言凿凿，亦可见当时西学对国学冲击之一斑了。
先生的文章，为当时的国内哲学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然而，当时国内学人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对先生的文路还相当陌生，以至先生四十年代初回国路过昆明以此文章之题发表讲演时，听讲的人大多不甚了了。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海德格尔的思想已为相当多的中国学者所知，再读此文应可解其一二了。
先生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沉默着。为了人们的不理解，更为了那个时期的他所面对的人力无法抗拒的形势。然而，沉默并不曾阻滞深思，反使思更其深沉了。不被接纳，也要积极地投入新生活；遭受无理批判，那就洁身自好。在那个时代，即使先生，难免有时也有些茫然。先生从未放弃他对人生意义的执着追求，时时自省，直到晚年。再次有机会带研究生，先生已经年逾古稀，这时他曾认真地对学生说：“过去，也许我是独善其身多了些，而少兼善天下。今后似应在这方面更多努力才是。”自那时起，先生几乎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在了他的学生身上。
先生生性本就淡泊，晚年更视名誉地位如草芥。不带博士研究生，他就多带硕士研究生。直至八十高龄，他仍年年为研究生开课，即使身患绝症动了大手术，身体刚刚有所恢复，他又为研究生开哲学德语课。这课一直开到他第二次入院动手术才停下，课上的学生无不感动。真的，只有亲身受过他教诲的学生，才能体会到先生每次上课所付出的代价。二次手术后，他仍念念不忘地对前去看望他的人说，只要他还能够，他一定还会为学生讲课的。他总是说，和学生在一起是一种乐趣。先生从来不为自己的福利求人力争，但为学生入学、毕业、出书、留学，他总肯抽出时间写信写证明找领导。但他所作的评语，从无溢美之辞，自然更无妄语；求他的学生拿到手里，有的会生出一点失望。但了解先生的人，不论中国人外国人，读到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介绍信，就知道先生笔下每一个字的分量。很多事情，就因为这种信任，顺利地办成了。
先生德高望重，但在学生面前，从来不拿架子。在学术问题上，也从不因为自己是真正的老前辈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任何人。讲课的时候临时想起引用一段材料，恐怕自己记错了出处，就会当场向自己的学生询问。读学生的文章和翻译，发现错处作了改正，仍要问清学生何以这样写这样译，看看学生的写法译法有没有一些道理。海德格尔常用的Dasein这个词，他本来是译成“亲在”的。有一个学生把它译成“此在”，先生觉得好，自己以后就这样译。另一些学生觉得还是译成“亲在”好些，先生反过来为“此在”这个译法辩护。先生常说，你们在治学方面，一定要争取超过老师，学生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那是老师没有当好，是老师最大的悲哀了。在先生眼里，果然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不是由地位尊卑来定优劣的。惟其虚怀若此，在学生眼里，先生的地位始终是最尊贵的。
先生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却并不纵容学生妄语。有一次谈学问时谈到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区别，先生对萨特的某种提法提出异议。有学生语快，接话说，萨特哲学其实很浅。先生正色，沉吟说，这样一语断下来，是说过头了。话不重，却让那位学生觉得羞愧，从此以好大言好断语的流风自警。先生教学问，首先是教人，育人以德，又如此顶真，先生之德，可谓大矣。先生也常常告诫我们这些后学，为师先要为人。这一点，先生是做到了的。
先生教书育人，从来是有教无类的，他不但教他名下的研究生，外系外校的学生只要有问题去找他，他都极认真地回答他们。有些问题当时没有把握，他从不当面敷衍，往往是回来几经查找或想好之后亲自找上门去答复，直到问者满意为止。十几年来，全国各地的教师学生工人农民来信向先生求教的至少也在两百人以上，先生都亲笔一一回复。其中有不少人与先生保持书信往来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他从无厌烦或轻疏。先生为人持之以恒，日月可鉴，此一例也。
先生为师如此认真，做学问也极其认真。记得几年前的一个仲夏，先生为了写一篇为《莱布尼茨与康熙》的论文，曾顶着烈日酷暑，三次从北大进城去故宫查实材料。每次回来，先生都已疲惫不堪，但只要有所收获，先生便显得十分高兴，挤公共汽车、在故宫里问人寻物步行几个小时的劳累便都忘了，如此一直到他本人对论文满意为止。那时先生已年近八十。先生留德十年，刚一毕业就被柏林大学聘为讲师。他的德文是第一流的，一生译作也不算少，但先生对自己所译之文从不疏忽，即使多年前已发表过的译作，如要重新发表，先生也都要亲自校过。先生在病中仍以极大的毅力校订了自己几年前所译的几十万字，才放心让人拿去发表。每当他校出译文中的错处或不妥的地方，改过之后，他会高兴地告诉我们，好象是小学生改正了错误那般天真。
先生为人教书作学问都是极认真的。在先生看来，人生在世求的就是这个在世之在的“真”。有了这个“真”，就有了人生在世的自由。 存在之真理的本质就是自由。自由却不是无法无度、任性妄为。先生说，自由是要“选择最适当的可能性以适应之，善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成其善”，亦即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那才是真正的自由了。人生一世，总是想作大鹏，抟扶摇直上九万里，在茫茫天海之间，去寻自由的空气与空间。人容易忘记的，是去思存在的基本真理，去保护人生在世的根基。先生一生就象是农夫，总是以他诚恳的德性以他辛勤的思索在人类精神的大地上，在学生的心田里不断地耕犁。人们行于田野，赏心悦目的是鲜花和果实。农夫却不同，他更关心的是那生出花和果的树木，是那树木的根基，那不为人见的扎向土地深处的根，那树木立脚扎根汲取营养的土地。先生耕耘，浇灌，施肥，他的眼睛一直向下看，看得很深，却又不着痕迹。看过先生所译的海德格尔那封著名的“论人道主义”的信的人大都会记得那极富诗意的末尾一句：“语言是在的语言，正如云是天上的云一样。这思正以它的说把不显眼的沟犁到语言中去。这些沟比农夫用缓慢的步子犁在地里的那些沟还更不显眼。”六合之内，万物芸芸，这诸多存在者是显眼的，存在却极难寻，存在之真便更不显眼，更难把捉。
78年以后，中西文化思想第二次大碰撞，西方当代思想最重要的一支以存在主义为名汹汹涌入。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介绍进来，难免泥沙俱下。但谁来正本清源呢？熊伟先生是存在哲学宗师海德格尔的亲炙弟子，且几十年来未辍研究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发展。他已经沉默了几十年，这时却并没有逢其时而大发议论。他默默地在书桌前译着，淡淡地在燕园里走着，缓缓地在课堂上讲着。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就这样，一批青年学者渐渐从学理上了解到了海德格尔的哲学，一步一步深入到现象学──存在哲学──解释学传统之中。本世纪最重要的一个西方思想传统，从学界几无所知，到毫无所知却大批判，再到如今，海德格尔哲学在中国学界几成“显学”，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熊伟先生。海学一线单传，先生之功可谓伟矣，但从不见先生有矜功之色。这也是自然的事。太上者立德，立言立功，都在其次。
先生一生都在求在之真理，究天人之际，求自由之真谛。求到了吗？先生相信他偶有所得。因而在晚年，先生想要写书了，书名都早就起好了：《夕死记》，取自孔夫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然而仍是忙，忙着教书，译书，校稿，一直没能腾出手来。在病中，先生似更有所悟。临终前的几天，他总说，如果他还能复原，他要写的书就不是小小的《夕死记》了，那将是本大书。那正是苏梅克慧星与土星相撞的那几天，先生天天关注着，也还思着，虽然身体状况日益不堪。从慧星与地球相撞的历史资料中，先生联想到，原来我们总是把自然史与人类史分开来，现在看来也许那仍是人类中心论的。似乎应该这样设想：人类史与自然史是一致的，不可分的。人与自然，分享着共同的命运，是为天命。先生很费力地说着，还说这就是他的遗书。先生躺在病床上，气力已经不支，形容却依然高贵，坦然。他一次也没有问过自己的死生之事，所问所究都在天人之际。这样的思，已经神游于生死大限之外了吧？但我们现在却再不可能知道那原应写进他书里去的思想了。但先生用他的生活写下的，我们还不断读着，从中汲取性情和智慧。这也是先生最要我们读的吧──
先生思真得真，因为他生活得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