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落差”与艺术创作
“精神落差”与艺术创作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9-03-17 14:46:42 | 文章来源： 人民网
艺术创作是一项复杂的精神活动，艺术家创作兴奋点能否形成和出现，是他们创作优秀作品的关键所在。而艺术家生活中的“精神落差”则常常是作家创作兴奋点形成的至为重要的原因。所谓“精神落差”，就是指创作主体在其生活历程中经历的两种或多种富有变化的、甚至截然不同的文化或生活方式。这变异了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就必然在创作主题内心发生情感激荡，必然会碰撞出艺术与思想的火花，因此也就较容易形成创作主体的兴奋。特别是当创作主体从文明程度较高的环境降入到一个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环境时，这样的精神落差会使创作主体可能获得一个非常特别的观察视角，获得比在同一环境中世代生息繁衍的人们对自身更为深刻的认识。
首先，地域环境反差与艺术创作兴奋。艺术创作一般是离不开风俗叙事的，这不仅源于艺术家自己曾经的生活记忆或审美情趣，还与社会氛围、流派品格、个人境遇有种种联系。作家艺术家都应该主动拓宽自己的生活经历版图，开阔视野和胸襟，使自己的审美神经更加趋于灵敏。似乎可以形成这样的看法，对某一地域风情中美的发现，须有对另一种地域风情的了解为参照，也就是说，在此地域生活过的创作主体到另一地域更容易触发其创作灵感；或曰在新的地域中生活着的艺术主体更容易唤起对原来生活之地的最新发现和认识。
当年作家沈从文远离湘西来到北平，身陷城市而神驰乡村，地域环境的强烈反差无疑引发了他无穷的感慨，乡村宁静深邃的意象同城市中躁动暴烈的气氛常常形成一个极有意味的文化反差，这意味着现代人对城市文明的一种挑战。所以，他更愿意也更擅长遥想湘西，描写乡村的生活并且佳作频出，形成了一种“在都市里想象乡村”的文学景观。沈从文用审美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对风俗有诗意的感觉和把握，使得其文本创造不从属于社会批判的立场。沈从文常常将那些地域风俗嵌入一个活跃的灵魂，构成了诸如回忆之味、新奇之趣、生命之悟、超越之境等等的美感形态。
再如以当下盛行的“打工诗歌”为例。许多乡村知识青年从乡村的质朴进入都市的斑驳，强烈的文化反差使他们惘然。高楼里的盛宴、街上流行的时装、歌舞厅里迷离的灯光不属于他们。于是，他们便有了“别人的城市”的慨叹。流水线上机械的操作，使他们握惯锄把的手下班后会神经质的颤抖。没完没了的加班使他们身心疲惫，而监工的呵斥与城里人的鄙视更使他们感到人格的受扭曲。于是，他们需要倾诉，更需要理解。因而，在他们的诗中，既有对鲜活的生活细节的叙述，又有对某一历史阶段人的生存状态的体悟、审视和忧虑，在开掘日常经验的过程中，产生出强烈的时代感、当下性。在诗人描写客观现实的叙述之中，我们分明感到了某种阴郁低沉的东西，甚至是尖锐的刺痛与无边的苍凉。
其次，身份命运反差与艺术创造激情。人的一生中有花开花落，有升降沉浮，有盛衰荣辱，在文学史上因人生际遇的变化而可能造成诗人心态的强烈“反差”，常常使得他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从而更有效地激发他们的创作欲望，如屈原、苏轼、曹雪芹等。几乎共同的身世命运，几乎共同的身心磨难，造就了他们那“吞天吐地”的博大情怀。在强烈的身份命运的反差中，他们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机遇去反思历史、反思社会、反思现实、反思自己，从而使精神获得接近极限的可能，从而使他们在艺术才情的释放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以当代文学史两个创作高峰为例：一是以王蒙、张贤亮、李国文、高晓声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上世纪50年代本是他们风华正茂、才华初现的时候，一场政治旋风将他们打入社会最底层，生活际遇的骤然生变，特别是沉入边疆、农村、劳改农场长达20年之久的“炼狱”生涯，使他们身心备受磨难，大起大落的人生命运催生了他们的无限感慨。20年后“重新归来”的这一代作家群，以各自卓异的创作实绩化为当代文学史上特别迷人耀眼的“重放的鲜花”。二是以梁晓声、韩少功、王安忆、叶辛等为代表的知识青年，“文革”前人多在城市里念中学，是“祖国的花朵”，上山下乡的风潮一下子把他们席卷到穷乡僻壤，他们亲自体验到没有温饱的生活，原始繁重的体力劳动，乡民的善良淳朴与“地头蛇”的愚昧专横，不能不让他们心潮翻滚，思绪万千，他们不能不从现实追索到历史深处，发掘这种种现象萌生的根源，从而激发出强烈的创作欲望，他们纷纷从自身的坎坷命运中获得思想和创作材料，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知青”作家群。
“噩梦醒来是早晨”，他们在动乱结束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人潮中，吸收到了当代世界的众多文化思想信息和成果，这就使他们一方面具有同底层大众同样的艰难体验，与人民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能超越闭塞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用现代的眼光观察底层的大众，更深刻地理解他们的处境，超越反省他们的历史局限，从而写出具有较强历史深度的作品。
再者，文化观念反差与艺术诗性升华。地域的反差与命运的反差，势必引起创作主体一种更深层的反差，那就是文化观念和思想观念的反差。
文艺作品中的“怀旧”是艺术审美活动，而在个体基础上形成的集体性“怀旧”则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东方民族的心理和文化积淀。正如审美具有“距离性”一样，怀旧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审美力量。
中国历代诗人都有一种“怀旧”情结。从显意识来讲，记住的一般是生命里比较重大的事件或不同寻常的景象，忘记的是很多琐碎的小事。但也有另一种情形：一些看来很不起眼的事物，像草地上似曾相识的一树繁花，一首平常的老歌，一种熟悉的香味，在某个瞬间突然出现时，可能使我们怦然心动。这往往是无意识选择的记忆，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偏偏会对这些景象动情，但在潜意识中，这类小小的细节，一定与旧日我们的某种情愫、某种意念有关。虽然人事已非，那明显昭示的人与事已经记不清了，但当时情景里的一片疏影、一缕暗香，却常留心中。因此，诗性回忆与一般回忆有着显著的不同，它是带着强烈的主体意识沉浸到往昔的经历中去。
一般说来，“文化反差”不仅具有民族范围内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性的含义。在实际生活中，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不同、自身文化素养不同、甚或民族意识不同，都会造成民族间文化上的差异。这种“跨文化意识”对文学创作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使人们具有较强的文化敏感性，能够敏锐地感觉并客观地观察、评估和理解不同的文化差异。
对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新一代文艺家来说，无疑需要拓宽新的文化层面，既能自如地掌握和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遗产，又能广泛地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这既是优秀艺术家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修养，也是成就文艺大师必不可少的环节。
（作者单位：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9-03-17 14:46:42 | 文章来源： 人民网
艺术创作是一项复杂的精神活动，艺术家创作兴奋点能否形成和出现，是他们创作优秀作品的关键所在。而艺术家生活中的“精神落差”则常常是作家创作兴奋点形成的至为重要的原因。所谓“精神落差”，就是指创作主体在其生活历程中经历的两种或多种富有变化的、甚至截然不同的文化或生活方式。这变异了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就必然在创作主题内心发生情感激荡，必然会碰撞出艺术与思想的火花，因此也就较容易形成创作主体的兴奋。特别是当创作主体从文明程度较高的环境降入到一个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环境时，这样的精神落差会使创作主体可能获得一个非常特别的观察视角，获得比在同一环境中世代生息繁衍的人们对自身更为深刻的认识。
首先，地域环境反差与艺术创作兴奋。艺术创作一般是离不开风俗叙事的，这不仅源于艺术家自己曾经的生活记忆或审美情趣，还与社会氛围、流派品格、个人境遇有种种联系。作家艺术家都应该主动拓宽自己的生活经历版图，开阔视野和胸襟，使自己的审美神经更加趋于灵敏。似乎可以形成这样的看法，对某一地域风情中美的发现，须有对另一种地域风情的了解为参照，也就是说，在此地域生活过的创作主体到另一地域更容易触发其创作灵感；或曰在新的地域中生活着的艺术主体更容易唤起对原来生活之地的最新发现和认识。
当年作家沈从文远离湘西来到北平，身陷城市而神驰乡村，地域环境的强烈反差无疑引发了他无穷的感慨，乡村宁静深邃的意象同城市中躁动暴烈的气氛常常形成一个极有意味的文化反差，这意味着现代人对城市文明的一种挑战。所以，他更愿意也更擅长遥想湘西，描写乡村的生活并且佳作频出，形成了一种“在都市里想象乡村”的文学景观。沈从文用审美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对风俗有诗意的感觉和把握，使得其文本创造不从属于社会批判的立场。沈从文常常将那些地域风俗嵌入一个活跃的灵魂，构成了诸如回忆之味、新奇之趣、生命之悟、超越之境等等的美感形态。
再如以当下盛行的“打工诗歌”为例。许多乡村知识青年从乡村的质朴进入都市的斑驳，强烈的文化反差使他们惘然。高楼里的盛宴、街上流行的时装、歌舞厅里迷离的灯光不属于他们。于是，他们便有了“别人的城市”的慨叹。流水线上机械的操作，使他们握惯锄把的手下班后会神经质的颤抖。没完没了的加班使他们身心疲惫，而监工的呵斥与城里人的鄙视更使他们感到人格的受扭曲。于是，他们需要倾诉，更需要理解。因而，在他们的诗中，既有对鲜活的生活细节的叙述，又有对某一历史阶段人的生存状态的体悟、审视和忧虑，在开掘日常经验的过程中，产生出强烈的时代感、当下性。在诗人描写客观现实的叙述之中，我们分明感到了某种阴郁低沉的东西，甚至是尖锐的刺痛与无边的苍凉。
其次，身份命运反差与艺术创造激情。人的一生中有花开花落，有升降沉浮，有盛衰荣辱，在文学史上因人生际遇的变化而可能造成诗人心态的强烈“反差”，常常使得他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从而更有效地激发他们的创作欲望，如屈原、苏轼、曹雪芹等。几乎共同的身世命运，几乎共同的身心磨难，造就了他们那“吞天吐地”的博大情怀。在强烈的身份命运的反差中，他们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机遇去反思历史、反思社会、反思现实、反思自己，从而使精神获得接近极限的可能，从而使他们在艺术才情的释放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以当代文学史两个创作高峰为例：一是以王蒙、张贤亮、李国文、高晓声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上世纪50年代本是他们风华正茂、才华初现的时候，一场政治旋风将他们打入社会最底层，生活际遇的骤然生变，特别是沉入边疆、农村、劳改农场长达20年之久的“炼狱”生涯，使他们身心备受磨难，大起大落的人生命运催生了他们的无限感慨。20年后“重新归来”的这一代作家群，以各自卓异的创作实绩化为当代文学史上特别迷人耀眼的“重放的鲜花”。二是以梁晓声、韩少功、王安忆、叶辛等为代表的知识青年，“文革”前人多在城市里念中学，是“祖国的花朵”，上山下乡的风潮一下子把他们席卷到穷乡僻壤，他们亲自体验到没有温饱的生活，原始繁重的体力劳动，乡民的善良淳朴与“地头蛇”的愚昧专横，不能不让他们心潮翻滚，思绪万千，他们不能不从现实追索到历史深处，发掘这种种现象萌生的根源，从而激发出强烈的创作欲望，他们纷纷从自身的坎坷命运中获得思想和创作材料，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知青”作家群。
“噩梦醒来是早晨”，他们在动乱结束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人潮中，吸收到了当代世界的众多文化思想信息和成果，这就使他们一方面具有同底层大众同样的艰难体验，与人民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能超越闭塞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用现代的眼光观察底层的大众，更深刻地理解他们的处境，超越反省他们的历史局限，从而写出具有较强历史深度的作品。
再者，文化观念反差与艺术诗性升华。地域的反差与命运的反差，势必引起创作主体一种更深层的反差，那就是文化观念和思想观念的反差。
文艺作品中的“怀旧”是艺术审美活动，而在个体基础上形成的集体性“怀旧”则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东方民族的心理和文化积淀。正如审美具有“距离性”一样，怀旧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审美力量。
中国历代诗人都有一种“怀旧”情结。从显意识来讲，记住的一般是生命里比较重大的事件或不同寻常的景象，忘记的是很多琐碎的小事。但也有另一种情形：一些看来很不起眼的事物，像草地上似曾相识的一树繁花，一首平常的老歌，一种熟悉的香味，在某个瞬间突然出现时，可能使我们怦然心动。这往往是无意识选择的记忆，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偏偏会对这些景象动情，但在潜意识中，这类小小的细节，一定与旧日我们的某种情愫、某种意念有关。虽然人事已非，那明显昭示的人与事已经记不清了，但当时情景里的一片疏影、一缕暗香，却常留心中。因此，诗性回忆与一般回忆有着显著的不同，它是带着强烈的主体意识沉浸到往昔的经历中去。
一般说来，“文化反差”不仅具有民族范围内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性的含义。在实际生活中，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不同、自身文化素养不同、甚或民族意识不同，都会造成民族间文化上的差异。这种“跨文化意识”对文学创作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使人们具有较强的文化敏感性，能够敏锐地感觉并客观地观察、评估和理解不同的文化差异。
对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新一代文艺家来说，无疑需要拓宽新的文化层面，既能自如地掌握和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遗产，又能广泛地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这既是优秀艺术家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修养，也是成就文艺大师必不可少的环节。
（作者单位：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