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顺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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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的牛年战争
陈新焱 发自深圳、东莞、韶关
时针早已指向了11点，张全收还没到公司。等侯在大厅里的工人们站得累了，便蹲了下来。
这是元宵节后第二天，农民工返城的第二波高峰将从这天开始。大厅里便是刚从河南颠簸了10多个小时返回的农民工，他们正在等着张全收训话。张的司机吴勇说，往年的这个时候，老板五六点就到了公司，“这么晚没来，还是头一遭。”
张实在太累了。就在前一天，他从深圳出发，去河源，东莞和两家工厂的老板谈判，晚上八点才回到深圳平湖。顾不上吃饭，张又赶到东莞塘沥——春节后陆续返回的1300多名工人集聚在这里，他们在等着和老板一起过元宵。
张是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的老板，人称农民工“司令”，曾创下有名的“全顺模式”：先将工人招进来，哪个工厂要人，再将工人“打包”过去。没活干的时候，免费为工人提供吃住，并且照付工资。
从去年11月份开始，张就开始不间断地失眠：工厂退人，来的新工人又送不出去，“屯兵场”上人越积越多，张第一次感受到了大洋西岸袭来的阵阵寒意。
9年河东，3个月河西
双方最后达成一致：男女工1：9搭配；吃饭问题由张解决，他派河南厨师过来，但日方需每人每月补贴200元。
张的公司成立于2000年，而今已进入第九个年头。过去的9年里，张虽吃了不少苦头，但更多的是顺利。特别是自2004年后，珠三角出现“民工荒”，劳动力市场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逆转。张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他手下的工人由几百人变成了几千人，几千人变成了上万人。
“以前老板都来我们这抢啊，这个说我先来的，那个说他先来的。”忆起辉煌岁月，张全收的脸上满是留恋。到企业谈判，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牛气，“叫你们董事长来，厂长、经理我不会和他说。”
但是现在，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
2月12日，记者扮成张的秘书，随其到韶关一日资电子厂谈判。
在飞驰了四个小时后，下午1：30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安静的街道上半天看不到一个行人，侯客的摩的司机聚在路边打牌，“又是个鸟不下蛋的地方，不知工人愿不愿意来。”张嘟哝道。
谈判约定在4点钟，张给对方接待人员挂了个电话，“我们提前到了，如果方便的话，可否先见面？”
对方婉拒了张的要求。
张的心情本来就不好，来的路上，他和福州一电子厂打了不下15个电话，对方开始要250人，在张的游说下，又追加了350人，但条件一再压缩，张被迫一再妥协——在去年，这家工厂要了1700人，现在连一半都不到，张的心情当然更差了。
看看还有两个多小时，张决定找个旅馆休息一下。这几天一直睡不好，他需要补觉。
谈判在四点钟准时进行，日方经理抱着笔记本电脑进来，连寒暄都没有，“我们的要求相当苛刻，这次我们只要16—23岁的女工。”
这家工厂隶属于日本一家超大规模的跨国电子企业，主要生产电子马达。新年刚过，总部就对产品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决定不再生产原来的主要产品：DVD马达，转而生产微型马达。
日方经理解释说，这种马达只有黄豆粒般大小，必须在显微镜下才能做出来。“年轻女工视力好，有耐心，比较适合。”
张一听头就大了，工人们最怕的就是这种活，不但要穿着厚厚的防尘服，还要目不转睛地盯着显微镜。一天下来，头晕眼花。去年送出去的工人，有的做了不到几天就跑了回来。
但张不能一口拒绝。他提出招8个女工，必须招2个男工，而且必须解决工人的吃饭问题——张的“兵”几乎全部来自河南，她们吃不习惯南方的米饭。
听完翻译，日方经理沉凝片刻，“男工女工1：9，只能提供中餐，早餐和晚餐自己解决。”
谈判开始胶着，好不容易谈好这个问题，在另一个问题上又说不拢了。在管理费问题上，对方一降再降，差点谈崩。整个过程中，日方经理面无表情，一直在埋头敲击键盘，而张全收则始终陪着微笑。
“金融危机”成了谈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日方劝说张全收：今非昔比，先活下来为好；张也毫不相让：危机总会过去的，订单回流，到时找我再要工人可不容易。
双方最后达成一致：男女工1：9搭配；吃饭问题由张自行解决，他派河南厨师过来，但日方需每人每月补贴200元。
全收不再“全收”
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张的第一句话就是：“男的女的？”如果是男的，就让他们在家缓缓；要是女的，还要问问年纪，“16—23的要，年纪大的就算了。”
张的老家在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拐子扬村，他只上过小学五年级，十几岁便出来讨生活。他卖过冰棒，跑过运输，搞过建筑，修过铁路，对农民工的遭遇有着切身的感受。
小有积蓄后，他在深圳平湖开了个加工厂。加工厂要招人，他就在深圳平湖汽车站挂了个大牌子：“河南人找工作，张全收与你搞合作。张全收的公司，将一流的服务为你承诺：内厂外厂任你挑，不欺不诈信誉高，若是骗了家乡妹，怎对家乡众父老。”
彼时，对河南人的歧视如病毒一般在珠三角蔓延，许多工厂打出“不招河南人”的招牌。张的公司吸引了许多同乡，张几乎来者不拒，照单全收。
自己的工厂消化不了，张就借给缺工的工厂使用，张的名气越来越大，找他的企业也越来越多，2000年之后，张开始专职“招人给别人使”，而他则从企业缴纳的管理费中赚钱。
为了更好地组织民工，张的弟弟张来收驻点河南，有人戏称“来了就收”。他们甚至开通了河南到平湖的直达大巴。一车一车的河南人就这样被拉到张的公司所在地——深圳市平湖镇大草浦一路27号，然后再从这里发往各地工厂。
张的服务范围遍及外资，港资，台资，跨越深圳、东莞、福州、厦门等地，涉及食品、玩具、电子等十几个行业。2008年，张因此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他位于深圳平湖的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奖杯举目皆是。
与张全收一起打拼多年的副总胡军付说，去年10月份，张甚至放出豪言，要将今年的用工规模扩大一倍，达到2.5万人。但还没等张全收反应过来，金融海啸的寒流就已经越过了大西洋，将他杀了个措手不及。
张首先遭遇的是退工。
08年12月5日下午，河源一家工厂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说，要退回400名工人，工人们的饭卡没钱，已经没法吃饭了。张全收一听就火了，几乎吼着说：“×的，没饭吃怎么行。我明天过去。”
但第二天，张全收首先要赶到的是东莞石龙镇。那里有一家日资电机厂，用了他们900名农民工，厂方刚刚通知，要退回600名工人，剩下的300名工人，也要看情况决定去留。
凌晨4时，张全收就起床出发，窗外闪过的车灯，将张全收凝重的面孔映在玻璃上。他这一天的行程是：去了东莞、河源之后，还要折回东莞长安。一日连跑四地，事情都是同一件：工厂退工人，他要亲自处理善后。
9年的河东，转眼就成了河西。2008年，与张合作的企业有20余家，但是春节过后，减少了将近一半。
形势的变化逼迫张全收对公司策略进行调整。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张的第一句话就是：“男的女的？”如果是男的，就让他们在家缓缓；要是女的，还要问问年纪，“16—23的要，年纪大的就算了。”
女尊男卑
女孩却要优待得多，她们不用接受这样的检查。人多没地睡的时候，女孩睡床，男孩就睡地上。副总胡军付说，女工吃得少，又勤快，坐的住，做事还认真，又不喜闹事，“工厂都喜欢”。
张喜欢别人喊他“司令”，遇到正式场合，他的开场白都是，“我就是那个农民工司令，我的名字叫张全收。”
张没当过兵，但是带“兵”却很有一套。每有新工人来，他都要举起他那个著名的小喇叭，从河南文化讲到上工注意事项，短则一二十分钟，长则一两个小时。
元宵节后，每天都有人来，但人数比去年少了大半，张也就很少像以前一样训话。新人的培训主要由副总朱安伟和胡军付负责，他的培训讲话被制作成了DVD，在胡和朱讲完之后播放。
但有一件事，张却始终不让别人做，那就是验看每个男生的身份证。每有新人来，他就拿着一沓登记表，让男生一个一个走到他面前，他看看身份证，又看看对方，长头发的要剪掉，染了黄毛的让站一边，过去在工厂犯过事的，不听话的，他都要叮嘱几句——只有拿到他的亲笔签名，男孩子才能登记注册。
“现在工厂对工人很挑剔，尤其是男孩，不收拾整齐一点，就不容易送出去。”张说。
张的脾气火爆，有时已不是叮嘱，是男孩子们熟悉的“乡骂”，所以走到他面前时，每个男孩都颤颤兢兢。
但女孩却要优待得多，她们不用接受这样的检查。人多没地睡的时候，女孩睡床，男孩就睡地上。副总胡军付说，女工吃得少，又勤快，坐得住，做事还认真，又不喜闹事，“工厂都喜欢”。
因为总有人来，同时又有人走，张始终无法给出个准确的员工数，但他心里有着大概的数字。春节过后，来了5000多人——差不多是去年的一半——送进厂了3000多，余下的1000多就被送到了位于东莞塘沥镇芦竹田村的培训基地。
站在门口的保安感觉，今年只见人进，少见人出，基地成了明符其实的“屯兵场”。
事实也确实如此，张去年只租北楼，但今年将南楼也租了过来。铁架床已经不够用了，新来的男生只能睡在地上。30多平米的宿舍里，挤住着60多个女生，床底下，角落里到处是箱子和摞起的盆桶，女生们需要相互贴身而过。
由于男女严重失衡，集合的时候，女生先站队，呼啦啦地占了大半个操场。而男生则被放在操场的一角，等女生全部集合完毕，他们再站到队伍的最后。
有男生和记者开玩笑说，“在这里是典型的“女尊男卑’，不悠着点还真不行。”
胜利在五月？
张期望五月之后再将价格涨上去，“就像你买白菜，现在吃的人少，卖的人多。等到五月，大家都想吃白菜又没得吃的时候，白菜自然就贵了。”
往年将工人送到工厂，张和老板们一签就是一年，但是今年，所有的合同都只签到4月30日。
“工厂在看，我也在看。”由于控制了民工的流入，张全收由“司令”陡降成了“旅长”。但他并不喜欢这样的调侃，“你说，谁不想做司令？”
张将他目前所做的一切，看成是对抗金融危机的战争。至于这一仗要打到什么时候，他心里也没底。但他知道，节点在五月。
五月是国外下订单的高峰，一旦订单回暖，工厂就会开足马力，“到时肯定会闹民工荒。”
张全收对自己的推理很自信：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待工一天两天可以，如果待工一个月，两个月就肯定不行了。他预计不久就会有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返乡，五月将会出形成一个新的用工缺口。
张期望五月之后再将价格涨上去，“就像你买白菜，现在吃的人少，卖的人多。等到五月，大家都想吃白菜又没得吃的时候，白菜自然就贵了。”
至于“吃白菜”的人到时会不会真的多起来，张心里也没有答案。
但张眼前所面临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的。
基地里1000多号人，张开都是嘴。厨房的师傅说，光干面，一顿就要下150斤。一到吃饭时间，蜿蜒的队伍就如长蛇一般扭动。以前张全收看着他们会满心欢喜，现在却有种说不出的忧愁。
2月9号上午，张决定自己去买钢材，再焊200张铁架床。火花在厨房边的空地上飞溅，无所事事的男孩女孩们围在一起，看着师傅们干活。
围墙之外，就是双向四车道，白天不敢放孩子们出去。这些80，90后，正是荷尔蒙大量分泌的时候，为了释放孩子们的过剩精力，张决定在操场上搭个舞台，整个晚会只有一个节目：露天的卡拉OK。
白天，张四处谈判，电话平均两三分钟一个，他已经不敢用听筒了，改用耳机——他不得不这样拼命，他算了笔账，一个人在这里平均要吃6元钱，加上水费、电费和房租，一人一天就得花去10元，再加上承诺给每个人的，待工一天，发工资40元，“如果没有5000人在工厂上班，根本养不起。”
而到了晚上，张也不敢松懈。张的声音嘶哑，但会唱很多流行歌曲，兴致来了，还能哼几段豫剧。2月12号晚上，基地决定举行一场盛大的晚会。张特意剪了个头发，上台点了首豫剧《朝阳沟》。他唱，副总胡军付就在旁边做动作，又是挖地，又是除草，逗得底下的人群哈哈大笑。
农民工“司令”张全收将滞留的工人放在东莞塘沥的基地里，元宵节当晚，张给工人唱歌解闷。
基地厨房，师傅们说，一顿饭，光干面就要煮150斤
张在前面又唱又跳，孩子们看起来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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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的牛年战争
陈新焱 发自深圳、东莞、韶关
时针早已指向了11点，张全收还没到公司。等侯在大厅里的工人们站得累了，便蹲了下来。
这是元宵节后第二天，农民工返城的第二波高峰将从这天开始。大厅里便是刚从河南颠簸了10多个小时返回的农民工，他们正在等着张全收训话。张的司机吴勇说，往年的这个时候，老板五六点就到了公司，“这么晚没来，还是头一遭。”
张实在太累了。就在前一天，他从深圳出发，去河源，东莞和两家工厂的老板谈判，晚上八点才回到深圳平湖。顾不上吃饭，张又赶到东莞塘沥——春节后陆续返回的1300多名工人集聚在这里，他们在等着和老板一起过元宵。
张是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的老板，人称农民工“司令”，曾创下有名的“全顺模式”：先将工人招进来，哪个工厂要人，再将工人“打包”过去。没活干的时候，免费为工人提供吃住，并且照付工资。
从去年11月份开始，张就开始不间断地失眠：工厂退人，来的新工人又送不出去，“屯兵场”上人越积越多，张第一次感受到了大洋西岸袭来的阵阵寒意。
9年河东，3个月河西
双方最后达成一致：男女工1：9搭配；吃饭问题由张解决，他派河南厨师过来，但日方需每人每月补贴200元。
张的公司成立于2000年，而今已进入第九个年头。过去的9年里，张虽吃了不少苦头，但更多的是顺利。特别是自2004年后，珠三角出现“民工荒”，劳动力市场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逆转。张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他手下的工人由几百人变成了几千人，几千人变成了上万人。
“以前老板都来我们这抢啊，这个说我先来的，那个说他先来的。”忆起辉煌岁月，张全收的脸上满是留恋。到企业谈判，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牛气，“叫你们董事长来，厂长、经理我不会和他说。”
但是现在，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
2月12日，记者扮成张的秘书，随其到韶关一日资电子厂谈判。
在飞驰了四个小时后，下午1：30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安静的街道上半天看不到一个行人，侯客的摩的司机聚在路边打牌，“又是个鸟不下蛋的地方，不知工人愿不愿意来。”张嘟哝道。
谈判约定在4点钟，张给对方接待人员挂了个电话，“我们提前到了，如果方便的话，可否先见面？”
对方婉拒了张的要求。
张的心情本来就不好，来的路上，他和福州一电子厂打了不下15个电话，对方开始要250人，在张的游说下，又追加了350人，但条件一再压缩，张被迫一再妥协——在去年，这家工厂要了1700人，现在连一半都不到，张的心情当然更差了。
看看还有两个多小时，张决定找个旅馆休息一下。这几天一直睡不好，他需要补觉。
谈判在四点钟准时进行，日方经理抱着笔记本电脑进来，连寒暄都没有，“我们的要求相当苛刻，这次我们只要16—23岁的女工。”
这家工厂隶属于日本一家超大规模的跨国电子企业，主要生产电子马达。新年刚过，总部就对产品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决定不再生产原来的主要产品：DVD马达，转而生产微型马达。
日方经理解释说，这种马达只有黄豆粒般大小，必须在显微镜下才能做出来。“年轻女工视力好，有耐心，比较适合。”
张一听头就大了，工人们最怕的就是这种活，不但要穿着厚厚的防尘服，还要目不转睛地盯着显微镜。一天下来，头晕眼花。去年送出去的工人，有的做了不到几天就跑了回来。
但张不能一口拒绝。他提出招8个女工，必须招2个男工，而且必须解决工人的吃饭问题——张的“兵”几乎全部来自河南，她们吃不习惯南方的米饭。
听完翻译，日方经理沉凝片刻，“男工女工1：9，只能提供中餐，早餐和晚餐自己解决。”
谈判开始胶着，好不容易谈好这个问题，在另一个问题上又说不拢了。在管理费问题上，对方一降再降，差点谈崩。整个过程中，日方经理面无表情，一直在埋头敲击键盘，而张全收则始终陪着微笑。
“金融危机”成了谈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日方劝说张全收：今非昔比，先活下来为好；张也毫不相让：危机总会过去的，订单回流，到时找我再要工人可不容易。
双方最后达成一致：男女工1：9搭配；吃饭问题由张自行解决，他派河南厨师过来，但日方需每人每月补贴200元。
全收不再“全收”
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张的第一句话就是：“男的女的？”如果是男的，就让他们在家缓缓；要是女的，还要问问年纪，“16—23的要，年纪大的就算了。”
张的老家在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拐子扬村，他只上过小学五年级，十几岁便出来讨生活。他卖过冰棒，跑过运输，搞过建筑，修过铁路，对农民工的遭遇有着切身的感受。
小有积蓄后，他在深圳平湖开了个加工厂。加工厂要招人，他就在深圳平湖汽车站挂了个大牌子：“河南人找工作，张全收与你搞合作。张全收的公司，将一流的服务为你承诺：内厂外厂任你挑，不欺不诈信誉高，若是骗了家乡妹，怎对家乡众父老。”
彼时，对河南人的歧视如病毒一般在珠三角蔓延，许多工厂打出“不招河南人”的招牌。张的公司吸引了许多同乡，张几乎来者不拒，照单全收。
自己的工厂消化不了，张就借给缺工的工厂使用，张的名气越来越大，找他的企业也越来越多，2000年之后，张开始专职“招人给别人使”，而他则从企业缴纳的管理费中赚钱。
为了更好地组织民工，张的弟弟张来收驻点河南，有人戏称“来了就收”。他们甚至开通了河南到平湖的直达大巴。一车一车的河南人就这样被拉到张的公司所在地——深圳市平湖镇大草浦一路27号，然后再从这里发往各地工厂。
张的服务范围遍及外资，港资，台资，跨越深圳、东莞、福州、厦门等地，涉及食品、玩具、电子等十几个行业。2008年，张因此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他位于深圳平湖的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奖杯举目皆是。
与张全收一起打拼多年的副总胡军付说，去年10月份，张甚至放出豪言，要将今年的用工规模扩大一倍，达到2.5万人。但还没等张全收反应过来，金融海啸的寒流就已经越过了大西洋，将他杀了个措手不及。
张首先遭遇的是退工。
08年12月5日下午，河源一家工厂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说，要退回400名工人，工人们的饭卡没钱，已经没法吃饭了。张全收一听就火了，几乎吼着说：“×的，没饭吃怎么行。我明天过去。”
但第二天，张全收首先要赶到的是东莞石龙镇。那里有一家日资电机厂，用了他们900名农民工，厂方刚刚通知，要退回600名工人，剩下的300名工人，也要看情况决定去留。
凌晨4时，张全收就起床出发，窗外闪过的车灯，将张全收凝重的面孔映在玻璃上。他这一天的行程是：去了东莞、河源之后，还要折回东莞长安。一日连跑四地，事情都是同一件：工厂退工人，他要亲自处理善后。
9年的河东，转眼就成了河西。2008年，与张合作的企业有20余家，但是春节过后，减少了将近一半。
形势的变化逼迫张全收对公司策略进行调整。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张的第一句话就是：“男的女的？”如果是男的，就让他们在家缓缓；要是女的，还要问问年纪，“16—23的要，年纪大的就算了。”
女尊男卑
女孩却要优待得多，她们不用接受这样的检查。人多没地睡的时候，女孩睡床，男孩就睡地上。副总胡军付说，女工吃得少，又勤快，坐的住，做事还认真，又不喜闹事，“工厂都喜欢”。
张喜欢别人喊他“司令”，遇到正式场合，他的开场白都是，“我就是那个农民工司令，我的名字叫张全收。”
张没当过兵，但是带“兵”却很有一套。每有新工人来，他都要举起他那个著名的小喇叭，从河南文化讲到上工注意事项，短则一二十分钟，长则一两个小时。
元宵节后，每天都有人来，但人数比去年少了大半，张也就很少像以前一样训话。新人的培训主要由副总朱安伟和胡军付负责，他的培训讲话被制作成了DVD，在胡和朱讲完之后播放。
但有一件事，张却始终不让别人做，那就是验看每个男生的身份证。每有新人来，他就拿着一沓登记表，让男生一个一个走到他面前，他看看身份证，又看看对方，长头发的要剪掉，染了黄毛的让站一边，过去在工厂犯过事的，不听话的，他都要叮嘱几句——只有拿到他的亲笔签名，男孩子才能登记注册。
“现在工厂对工人很挑剔，尤其是男孩，不收拾整齐一点，就不容易送出去。”张说。
张的脾气火爆，有时已不是叮嘱，是男孩子们熟悉的“乡骂”，所以走到他面前时，每个男孩都颤颤兢兢。
但女孩却要优待得多，她们不用接受这样的检查。人多没地睡的时候，女孩睡床，男孩就睡地上。副总胡军付说，女工吃得少，又勤快，坐得住，做事还认真，又不喜闹事，“工厂都喜欢”。
因为总有人来，同时又有人走，张始终无法给出个准确的员工数，但他心里有着大概的数字。春节过后，来了5000多人——差不多是去年的一半——送进厂了3000多，余下的1000多就被送到了位于东莞塘沥镇芦竹田村的培训基地。
站在门口的保安感觉，今年只见人进，少见人出，基地成了明符其实的“屯兵场”。
事实也确实如此，张去年只租北楼，但今年将南楼也租了过来。铁架床已经不够用了，新来的男生只能睡在地上。30多平米的宿舍里，挤住着60多个女生，床底下，角落里到处是箱子和摞起的盆桶，女生们需要相互贴身而过。
由于男女严重失衡，集合的时候，女生先站队，呼啦啦地占了大半个操场。而男生则被放在操场的一角，等女生全部集合完毕，他们再站到队伍的最后。
有男生和记者开玩笑说，“在这里是典型的“女尊男卑’，不悠着点还真不行。”
胜利在五月？
张期望五月之后再将价格涨上去，“就像你买白菜，现在吃的人少，卖的人多。等到五月，大家都想吃白菜又没得吃的时候，白菜自然就贵了。”
往年将工人送到工厂，张和老板们一签就是一年，但是今年，所有的合同都只签到4月30日。
“工厂在看，我也在看。”由于控制了民工的流入，张全收由“司令”陡降成了“旅长”。但他并不喜欢这样的调侃，“你说，谁不想做司令？”
张将他目前所做的一切，看成是对抗金融危机的战争。至于这一仗要打到什么时候，他心里也没底。但他知道，节点在五月。
五月是国外下订单的高峰，一旦订单回暖，工厂就会开足马力，“到时肯定会闹民工荒。”
张全收对自己的推理很自信：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待工一天两天可以，如果待工一个月，两个月就肯定不行了。他预计不久就会有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返乡，五月将会出形成一个新的用工缺口。
张期望五月之后再将价格涨上去，“就像你买白菜，现在吃的人少，卖的人多。等到五月，大家都想吃白菜又没得吃的时候，白菜自然就贵了。”
至于“吃白菜”的人到时会不会真的多起来，张心里也没有答案。
但张眼前所面临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的。
基地里1000多号人，张开都是嘴。厨房的师傅说，光干面，一顿就要下150斤。一到吃饭时间，蜿蜒的队伍就如长蛇一般扭动。以前张全收看着他们会满心欢喜，现在却有种说不出的忧愁。
2月9号上午，张决定自己去买钢材，再焊200张铁架床。火花在厨房边的空地上飞溅，无所事事的男孩女孩们围在一起，看着师傅们干活。
围墙之外，就是双向四车道，白天不敢放孩子们出去。这些80，90后，正是荷尔蒙大量分泌的时候，为了释放孩子们的过剩精力，张决定在操场上搭个舞台，整个晚会只有一个节目：露天的卡拉OK。
白天，张四处谈判，电话平均两三分钟一个，他已经不敢用听筒了，改用耳机——他不得不这样拼命，他算了笔账，一个人在这里平均要吃6元钱，加上水费、电费和房租，一人一天就得花去10元，再加上承诺给每个人的，待工一天，发工资40元，“如果没有5000人在工厂上班，根本养不起。”
而到了晚上，张也不敢松懈。张的声音嘶哑，但会唱很多流行歌曲，兴致来了，还能哼几段豫剧。2月12号晚上，基地决定举行一场盛大的晚会。张特意剪了个头发，上台点了首豫剧《朝阳沟》。他唱，副总胡军付就在旁边做动作，又是挖地，又是除草，逗得底下的人群哈哈大笑。
农民工“司令”张全收将滞留的工人放在东莞塘沥的基地里，元宵节当晚，张给工人唱歌解闷。
基地厨房，师傅们说，一顿饭，光干面就要煮150斤
张在前面又唱又跳，孩子们看起来很开心，
以前的张全收
“司令”张全收
《南方人物周刊》 2007年第29期
他的企业像个“屯兵场”，而他则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农民工“司令”
11月11日早晨7点，深圳平湖，太阳刚刚升起，400多名穿着蓝色厂服的河南农民工在一片空地上整齐站立，张全收拿着小喇叭开始用河南话讲话：
“立正……稍息……蹲下。”
“同志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件事……今后有谁敲诈我们的人，马上汇报……妈了个×，这里是我打的天下。只要有我在，由我来顶住，我们的队伍这么大，我们还怕什么？！”
……张全收夹杂着粗言粗语的讲话引起员工们阵阵笑声。
讲话结束，张全收问记者：老弟，我这队伍大不大？我这司令当得怎么样？
“司令”是他自封的，只在私下说。他真正的身份是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板。
一名全顺公司合作厂的保安说：全顺公司是“人力厂”，“你要问他生产什么，他说不出来。”
深圳的企业多是从事外贸加工，订单来了找工人干活，没订单的时候又赶工人走。这潮涨潮落的规律谁也掌握不准。
张全收的企业则像个“囤兵场”，他调兵遣将，哪个厂要人，他就调人过去，这个厂干完了，就调到另外一个厂。要是碰到没活干，工人就免费吃住在他租的两个大的培训基地。
厂方需要张全收的人，则须为此支付比正常工资更多的费用。张全收赚的就是厂方除工人工资外多支付的费用。
今天，他手下有1.3万多员工，公司资产过千万。
偶然的发现
发现这个模式，张全收却是偶然。
2002年，张全收来深圳有点积蓄后，跟人一起办了个加工厂。
加工厂要招人，他就在平湖汽车站门口挂了一个大牌子：“河南人找工作，张全收与你搞合作。张全收的公司，将一流的服务为你承诺：内厂外厂任你挑，不欺不诈信誉高。若是骗了家乡妹，怎对家乡众父老。”
这时，他一边为自己招人，一边也把多余的人“送”到缺工人的厂里。
然而有的时候，他的加工厂没活干，有的厂却等着要人，“他们有场地，又有工作台，什么都有，吃饭吃他们的，借我的人，跟他们干，我说这样行。”
后来，张全收的加工厂倒闭了，他就专职招人，“借人给别人使”。
开始，情况并不乐观。2004年，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劳动力供需市场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逆转迹象。从此之后，张全收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他手下的工人数量由几百人、几千人到上万人，一年上一个台阶。
张全收慢慢出名了，现在去找合作企业，他一般说：“叫你们董事长跟我谈话，厂长、经理我不会跟他说的，因为跟你们说，越说越糊涂。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很正规的公司……”张全收解释说，“你到哪都是‘低低’的，人家会把你看成什么？”
而且，现在他不再是免费推销工人。首先要问厂里的工资有多高。“你们给你们自己招的工人发到一千，我们的人也要发到一千，另外，我们还要收管理费。”
张全收的工人好用，“他们听话、勤奋，比较少与其他人发生冲突。”
这与张全收善于“带兵”分不开。张全收对工人好，工人也对张全收好。
一个工人胃穿孔，副总给张全收打电话问：怎么办？张全收就急：什么怎么办？赶紧送医院，拿钱交押金，赶快进行手术。
副总告诉他，小孩他爹说还在公司办公室，要把人拉走。张全收电话中就骂：他爹是神经病啊？！让他在那，我去跟他说。
张全收问他爹：哪儿来的？孩子在这干了多长时间？这里包年薪包月薪知道吧？小病公司看、大病送医院的制度知道吧？小孩爹说：他都知道，就怕这边医院看不好，想让老婆打钱过来，把人拉到有一个亲戚在的深圳市区一个医院。
张问他：你们家的钱是不是用不完？你怎么知道这里治不好，送的是这里最好的医院。
小孩他爹知道公司会出所有治疗费，他不敢相信真有这样好的老板。
类似的故事有很多：床上掉下来的、溜冰折断腿的、河里淹死的……各种各样的事故，张全收的公司对工人的治病求助从不含糊。
一家玩具厂的行政总监于枫则讲了一个更有意思的故事。有一次，一个工人肚子疼，张听说后马上开车赶到，二话不说，一个箭步把工人抱上车，送医院。于枫当时想：这个老板是不是想把工人拉走丢到野外的路边去？
当然，这些保护不仅仅依靠张个人的感情，而靠一套制度。
张全收公司分四级；张全收、副总、各厂主管和小组长。工人有问题报告给主管，主管解决不了汇报给副总，再解决不了，就找张全收。而主管的产生则有一套民主制度。
11日早晨，一个厂训话结束，他又到另一个厂。这个厂要进行民主表决，小组长站成一排背对着员工，张全收拿着扩音器站在凳上喊：
“跟王继红的兵站起来！”
……
“赞成王继红的举手。”
……
“哎呀，坐下…坐下，还没李亚伟的多呢。看样子这个月工资涨不了了。”
这次表决将决定这些组长和主管们的命运：停职检查、涨工资或维持不变。
这些主管和部分组长不用从事生产，专门负责工人的生活：谁生病了？谁情绪不对了？等等。
全顺公司有铁的纪律：组长（主管）不能向工人借钱，不允许让工人买水买烟，工人随时可以投诉。张全收在对员工讲话时说：“要工人买一根烟我都‘枪毙’你，有问题反映到我这里来，我就是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
如果是工厂的老总对工人不好，“我们工人全部走人，我们老板（即张全收）不再与这个厂往来。”一位主管说。
一个与张全收合作过的老板把张的“队伍”比作当年的红军，“每个人都自觉维护集体的荣誉，都觉得自己的奋斗给集体争光。”著名三农学者于建嵘在对张全收的工人多次调研后说，张全收的公司好比是一艘船，他保护了船上千万个农民工。
流浪少年
张全收出生于“文革”开始那年，老家是现在以艾滋病而闻名的上蔡县。
张全收小时候，患了脑膜炎，到7岁的时候，还经常一走路就摔倒，后来慢慢好了。他小学毕业，碰上村里的初中停办，他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身体又差，又要去邻村上学，张全收干脆就不读了。
从此，他再也没有跨进过学校门，开始了闯荡生涯。
我小学毕业后，卖过冰棍，去山西搞过建筑，还跟一个师傅当学徒，搞油漆。
但让我永生难忘的是河南义马市渑池县的一个砖瓦厂，那年我十四五岁，跟同村人去做工，坐火车去，到郑州转车，晚上就在火车站睡。那天晚上，小偷把我身上仅有的15块钱偷走了，把我衣服上的口袋都割了一个洞。
我们白天出去干活，晚上就睡在砖头盖的那个房子里面，下面铺稻草，也没有凉席，大被子一裹就睡。有的时候，晚上蹬被子了，冻坏了。后来，我就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走路的时候脖子都歪着，胳膊也抬不起来。
只有去看病，当地人告诉我，只能吃中药。我没地方熬药，但我认识一个老妈妈。当时45岁，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她聊聊天。她就用她家吃饭的锅帮我熬药，熬了几次，但我却不辞而别了。
一天半夜，我正在睡觉，有人说：“快、快、快，跑！”我说：“怎么了？”他说：“赶紧走，你要不走，人家就把你扣了。”我说，我去跟那个老妈妈打个招呼。他说：“不行，得快走。”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们砖窑的人都跑了。我走的时候，腿还一拐一拐的，扛着被子跑，跑着、跑着，我“扑通”一下就掉到坑里去了，被子全湿了。掉到水里，捡起来还要跑，跑得可费劲了。要搁到现在，那被子不要，我什么都不要了。
后来知道，原来是窑主借了人家的煤，却没给人家钱，人家把路给断了，那天不走就走不了。
跑到县城后，我们就坐车离开了那里，但我一直惦记着那位老妈妈，记了25年。
去年，我也找到了那个老妈妈。前几天，我去她家了，终于圆了我的梦，我还是见到那个老妈妈了。……
卖冰棍，做学徒、搞建筑、打砖、修铁路、卖馒头、开饭店，跑客运……这些年轻时的事，说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我走的路坎坎坷坷，几起几落，村里人都说我是学习邓小平。
烦恼
他讲起往事，绘声绘色。讲到在砖厂干活累的时候，他在椅子上作倒下呼呼大睡的样子，讲到趟水的故事，他站起来把双脚裤管往上托；讲到悄悄话，他贴近记者的耳朵说。
现在，他的事业越做越大，不过烦恼也越来越多了。
张全收父亲患脑溢血，母亲时而精神失常，老婆也患脑溢血后遗症，家庭压力不小。他买了栋别墅，但却住不习惯，仍经常独自去那300元月租金的旧房里住。
他说，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做一个祈祷：让老天爷保佑家人及全公司员工平平安安，都能顺利地挣钱，让千家万户的孩子有活干、工资能拿到手。
1.3万多人，每进一批新人，张全收都要发表讲话，必须亲自去，一次起码一个小时，顶不住也得顶，像打仗一样往前冲。前几年，他每天5点准时起来，6点准时到厂里发表讲话。现在，则改为6点或6点半起来，但每天坐下来，就会不停地打哈欠，“现在就想多休息一会，睡个三天三夜。”
他不抽烟，基本不喝酒，最喜欢的饮食是“早晨一碗小米粥，中午一碗刀削面，两个馒头” 。
他不打麻将，也很少看书，也不知道有“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
他也不会用电脑，办公桌上有一台，都是人家打开给他看。
当然，他也很少在办公室，一个月也不到三五回，没事就往企业跑，到车间里去问工人的情况，到企业老板的办公室问他们的人力资源计划。
现在，他的公司在平湖已经很有名，“假如他把人撤了，很多厂都会受影响”。
树大招风。他的“全顺”公司名在另外的城市被抢注，有人打着他的牌子在坑蒙拐骗。
还有人说他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原因是他的公司有那么多工人，而且是这么忠诚于他。但他辩解说，他是在建设和谐社会，因为与他合作的厂，员工都很听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工伤或劳资纠纷。
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源源不断地把孩子交给他，他也在河南获得了巨大的荣誉：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十大杰出务工有为青年等等。有时出席正式会议，他会带上各级政府颁发的奖章，像一个立了赫赫战功的老战士一样，挂满上衣。
然而，在深圳他几乎没有获得荣誉，他只不过是千百万农民工中的一员。
他说他有一个愿望，就是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去见温总理。
“我给千家万户的孩子，带来了一个温暖的家，挣到了钱，给企业带来了方便，社会也更和谐了，但一些人却天天来查我，查得我没法开门。我没有营业执照，他说我无证经营；我办了营业执照，他说我超范围经营、说我不合法经营；我让他给我批证，他不给我批。我找谁？我只有找温总理，我不找温总理解决不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