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三十年
来源：新民周刊 何映宇(记者)
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虽然他们仍然像少年时代的恋人那样不能忘却。不能忘却的，还有永远被记录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中的这场艺术运动。
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陈丹青对查建英谈起“文革”结束后的一系列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事件中，就有一件事是星星画展。他说：“我出国时被看成是个准官方画家。其实我就是个顽固的老知青，在社会上混，要不我不会对星星画展那么认同。他们五个画展领袖被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会请来学校讲演：马德升、王克平、曲磊磊、黄锐、钟阿城。这帮家伙坐在台上，介于流氓和社会青年之间，我羡慕他们那股子野性，我发现和他们根本就是一类动物嘛！夜里送他们到校门口，曲磊磊—— 据说他爹就是写《林海雪原》的作者——对我说：我××真羡慕你们啊，你们考上啦！”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十年浩劫的中国发生了观念上的松动，改革开放初露锋芒，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现代艺术在北京形成了一股民间的涌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现代艺术团体“星星画会”就成立于1 979年的北京。
1979年的年初，黄锐、马德升等人开始筹划成立“星星画会”。1979年9月27日，严力等人将他们的画作贴在中国美术馆的外面，立即引来众多行人的围观。两个月后，因为这一事件而延后的星星画展也终于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 ”里举行，在当时的美术界和学术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历史是多么奇特，从1979年到今天，三十年，求新求变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几乎将西方艺术一百多年的革新历程一网打尽，现在回头来看，星星画展作为中国前卫艺术的源头，它那星星之火，如今已成燎原之势。
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在上海见到星星画会当年的成员严力，严力家的墙上挂满了他自己画的油画，看上去就像一家小型的画廊。最近的一段时间，他迷上了砖头和墙，用砖头和墙这种形象符号构筑起他的美术世界。
严力很热情地送了记者两本书，一本是他的画册，一本是他的诗集，代表了他的双重身份。“我是先写作(1973 年)后画画(1979年)。”他对记者说。“文革”中，他父母被下放到五七干校，1970年夏天，他从湖南独自回到北京，按照初中毕业的年龄等待北京社会路中学的分配。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他和诗人芒克经常在一起。受芒克的影响，加上那个时代的压抑感，严力又是孤独一个人在北京，就发现诗歌能够发泄心中的郁闷，直到他发现绘画是另一种可以抒发自己情绪的手段，严力才把另一半的精力狂热地投入到绘画中去。
回忆起自己参加星星美展的往事，严力努力要克制住激动的情绪，仿佛现在仍然是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只是灰白的双鬓记录着时光的流逝。他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喜欢上画画的：“我在北京第二机床厂的哥们郑振信是六十年代初从印尼归国的华侨，比我大五六岁，喜欢画画，为工厂画些板报什么的，他与我一样，北京没有家，住在工厂宿舍里，他骨子里是很人性的，浪漫的，有时候我会让他在我的笔记本里画上一些插图。”这也许是他最初受到美术的影响。1974年后严力的父母从五七干校回来，有一段时间他就在家和工厂宿舍两头住。1978年他认识了在北京青年艺术剧团做舞台美术的李爽，后者后来也成为星星画会的成员。同年也通过北岛认识了黄锐，因为他为“今天”文学刊物设计封面，而且也写诗。“李爽在我家里画画，黄锐组织星星画会的时候跑到我家来看李爽的画，结果看见我画的画，很惊讶，马上邀请我和李爽一起参加星星画展。”他有些得意地说，因为他从开始画第一张画到参加星星美展，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在画展上，严力认识了马德升、阿城、艾未未、曲磊磊、刘继先、杨益平、张伟、唐平刚等一大批文艺青年，从此成为风风雨雨三十年的朋友。他们常在一起举办沙龙性质的聚会，不仅发泄情绪，也谈论理想。虽然时隔近三十年，但严力对星星画展展出的作品还是记忆犹新。他说，阿城，时任某文化机构小职员，因其父钟惦棐牵连，童年、少年颇为不顺，那时，他用极美的线描画插图。阿城在星星第二届展览上展出的是线描，很干净的线条，形象把握很准确，他认为非常出色。马德升现在居住在法国巴黎，他是个残疾人，从小拄双拐，当时在工厂办公室里工作，很要强，比正常人还能干，他参加星星展览的版画很有力度，也有自己专注的题材。
旧军装、工作服或者中山装是他们这一代年轻人的经典服装。当时的中国大地，百废待兴，除了红色和灰蓝色以及军绿色没有其他颜色，严力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对记者说：“把我能调出来的颜色全部画了一遍。我画画的时候没有看过西方的现代流派的画！这是我必须强调的。能看到的也就到印象派。所以我画画就是画自己想画的，也没有技术的压力，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星星是一种状态
1979年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当时二十岁以上的人而言，无异于一次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人们从西方思想、西方文化中寻找着新的价值观、新的生活目标，以对抗桎梏了人们几十年的僵化的、官本位的、令人窒息的“单位文化”。高名潞说：星星展现的，是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的一种状态。不仅是艺术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社会的问题。
艾未未因为父亲艾青早年学画、家里收藏了许多画册的关系，从小就接触到了西方的现代派艺术，尽管艾未未、钟阿城、曲磊磊等人或多或少有点家学渊源，但当时他们都还没有在大学里接受教育的机会。现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的薄云( 原名李永存)是当时星星画展主要成员中唯一的科班出身。1980年9月，他在北京《新观察》杂志发表了题为《街头美展的积蓄——记第二届星星美展》的文章。那时的《新观察》，每期都有一篇黄永玉令人捧腹的文章，北岛、艾端午那时是《新观察》的编辑，朝气、敏感、锐利，就像星星和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
星星画会的成员们有着不同的生平际遇，但对艺术和自由都有着强烈的渴望。诗人芒克回忆起他和马德升的交往。他们初次见面是在1978年。那时的马德升虽然身体有残疾，却是个劳动模范，厂内还有句口号是“远学王进喜，近学马德升 ”。直到他迷上美术。芒克记得，他每回到《今天》帮忙，在他家一屁股坐下一干就是一整天，芒克每回对他说，天黑天冷该早点回去，他却总是将工作做完才走，有好几次，芒克看到他因为天黑，摔倒在雪地里，每次都让芒克觉得非常心疼。
在这个人数众多的组织中，还有原云南军区话剧团演员、后转业到电视台任编剧的王克平。因为王克平楼下有个劈柴厂，于是买破木头，自雕木雕。
薄云在参加星星时，已经画了十几年画了。从少年宫美术班开始，后来上美院附中。“我参加星星时正在美院美术史系上学。”薄云对记者说，“我的问题是，我厌恶画画了。因为我目光所及的绘画全是肉麻的粉饰现实。歌颂子虚乌有的—— 例如‘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画面上全是红彤彤的革命领袖率领着红彤彤的工农兵。而你想在美术界混出头来，就得去画这类东西。如果放在十年前，我会发自内心地去画。但在我已经知道这一切就是一场超级大闹剧，一场几亿人不得不出演的，身不由己的，不可说破谜底的闹剧之后，我厌恶画画了。如果不能表达我自己的精神，我宁肯不画。而我参加星星的原因之一便是，在星星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画我想画的东西，不但没人指责你，还有一伙志趣相投的同道。是星星使我成为一个画家，一直到今天。”
自由创作风潮
在星星画展举办之前，一个名为“无名画展”的现代艺术展1979年6月在北京展出，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无名画会是第一个民间通过北京市美协解决展览场地的画展。因为无名画会的张伟是严力的朋友，他也去看了。严力说这次画展对他的冲击不大，因为他们主要是静物和风景写生，与正统的绘画还是很接近。
星星画会的组织者黄锐和马德升也联系过美协，但是得到的答复是还要等，至于等到什么时候，等多久就完全不知道了。这件事可能就此无限地拖延下去。于是他们想到了户外展览的可能性，既然是户外，中国美术馆外面有那么一块空地很理想，而且和美术馆沾点关系。更主要的是他们的作品本身，它们是日常的、人性的、多年来不能张扬的爱情或者个性的声音。当时观众的反应非常热烈，因为多年来作为个人没有这样表达的空间和可能性，现在终于有一群人跳出来用另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可以说是第一次，从这一点讲就获得很多观众的支持。
露天展览还吸引了不少美术界的专业人士，之后，北京市美协决定为他们提供展览的场地，而不再是一场露天的展览。由于当时现有场地已排定其他展览，星星画会的展览被安排在稍后的11月底。就因为往后拖了两个月，星星画会的成员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准备，他们总结了露天展时候的观众回馈，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加紧创作，加上一些新成员的加入，参加第一届延后展的作品比在露天展的时候应该说更加多元与个性化。于是，延后展在北海公园里面专属北京市美协的展览场所“画舫斋”顺利进行，并延长了三天。这个艺术事件在中国国内的影响是巨大的。展览获得空前成功，最多的一天参观人数上万，观众留下了许许多多褒贬的意见，气氛相当热烈。于是，从1979年9月的露天展，至11月“画舫斋”的延后展，再至1 980年8月中国美术馆的展览，星星画会的两届三次展览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一股个性化的自由创作风潮，其影响波及全国各地。
1980年春天，当时中国美术协会的会长江丰被星星画会请到黄锐的家里看他们准备展览的新作品，后来他的秘书通知黄锐给他们安排了在中国美术馆8月份的展览。严力觉得，从这一点讲，江丰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另类决定。因为他们的作品相比当时的主旋律距离很大，像他这种职位这样年龄的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令人感佩。严力觉得不需要别的评论，只有一句话：“他必须是有魄力的。”
他们依然无怨无悔
经历了三十年，中国新时期第一场先锋艺术运动的参与者已经各奔东西，马德升定居巴黎(经历了严重的车祸)，曲磊磊在伦敦，严力在纽约、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游走，艾未未成为北京艺术界的大腕……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虽然他们仍然像少年时代的恋人那样不能忘却。不能忘却的，还有永远被记录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中的这场艺术运动。
回忆起三十年前的往事，虽然因为前卫艺术运动，薄云没少遭遇麻烦，但他依然无怨无悔：“星星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和星星的兄弟们在一起，我不再是孤独的另类。我周围不再全是庸俗的营营苟苟之辈。我们都是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人，我第一次有了可以随心所欲交谈的对象。你可能不了解那种不被理解的痛苦。星星又让我重新爱上了绘画，因为星星让我找到了正确的艺术原则。我循着这个原则一直走到今天。
“星星在那个时代受到了很多的责难，我们受到的麻烦可想而知。从星星之后，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但我从不后悔。我的选择只能如此。再选择一次，也是如此。”
来源：新民周刊 何映宇(记者)
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虽然他们仍然像少年时代的恋人那样不能忘却。不能忘却的，还有永远被记录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中的这场艺术运动。
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陈丹青对查建英谈起“文革”结束后的一系列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事件中，就有一件事是星星画展。他说：“我出国时被看成是个准官方画家。其实我就是个顽固的老知青，在社会上混，要不我不会对星星画展那么认同。他们五个画展领袖被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会请来学校讲演：马德升、王克平、曲磊磊、黄锐、钟阿城。这帮家伙坐在台上，介于流氓和社会青年之间，我羡慕他们那股子野性，我发现和他们根本就是一类动物嘛！夜里送他们到校门口，曲磊磊—— 据说他爹就是写《林海雪原》的作者——对我说：我××真羡慕你们啊，你们考上啦！”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十年浩劫的中国发生了观念上的松动，改革开放初露锋芒，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现代艺术在北京形成了一股民间的涌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现代艺术团体“星星画会”就成立于1 979年的北京。
1979年的年初，黄锐、马德升等人开始筹划成立“星星画会”。1979年9月27日，严力等人将他们的画作贴在中国美术馆的外面，立即引来众多行人的围观。两个月后，因为这一事件而延后的星星画展也终于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 ”里举行，在当时的美术界和学术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历史是多么奇特，从1979年到今天，三十年，求新求变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几乎将西方艺术一百多年的革新历程一网打尽，现在回头来看，星星画展作为中国前卫艺术的源头，它那星星之火，如今已成燎原之势。
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在上海见到星星画会当年的成员严力，严力家的墙上挂满了他自己画的油画，看上去就像一家小型的画廊。最近的一段时间，他迷上了砖头和墙，用砖头和墙这种形象符号构筑起他的美术世界。
严力很热情地送了记者两本书，一本是他的画册，一本是他的诗集，代表了他的双重身份。“我是先写作(1973 年)后画画(1979年)。”他对记者说。“文革”中，他父母被下放到五七干校，1970年夏天，他从湖南独自回到北京，按照初中毕业的年龄等待北京社会路中学的分配。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他和诗人芒克经常在一起。受芒克的影响，加上那个时代的压抑感，严力又是孤独一个人在北京，就发现诗歌能够发泄心中的郁闷，直到他发现绘画是另一种可以抒发自己情绪的手段，严力才把另一半的精力狂热地投入到绘画中去。
回忆起自己参加星星美展的往事，严力努力要克制住激动的情绪，仿佛现在仍然是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只是灰白的双鬓记录着时光的流逝。他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喜欢上画画的：“我在北京第二机床厂的哥们郑振信是六十年代初从印尼归国的华侨，比我大五六岁，喜欢画画，为工厂画些板报什么的，他与我一样，北京没有家，住在工厂宿舍里，他骨子里是很人性的，浪漫的，有时候我会让他在我的笔记本里画上一些插图。”这也许是他最初受到美术的影响。1974年后严力的父母从五七干校回来，有一段时间他就在家和工厂宿舍两头住。1978年他认识了在北京青年艺术剧团做舞台美术的李爽，后者后来也成为星星画会的成员。同年也通过北岛认识了黄锐，因为他为“今天”文学刊物设计封面，而且也写诗。“李爽在我家里画画，黄锐组织星星画会的时候跑到我家来看李爽的画，结果看见我画的画，很惊讶，马上邀请我和李爽一起参加星星画展。”他有些得意地说，因为他从开始画第一张画到参加星星美展，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在画展上，严力认识了马德升、阿城、艾未未、曲磊磊、刘继先、杨益平、张伟、唐平刚等一大批文艺青年，从此成为风风雨雨三十年的朋友。他们常在一起举办沙龙性质的聚会，不仅发泄情绪，也谈论理想。虽然时隔近三十年，但严力对星星画展展出的作品还是记忆犹新。他说，阿城，时任某文化机构小职员，因其父钟惦棐牵连，童年、少年颇为不顺，那时，他用极美的线描画插图。阿城在星星第二届展览上展出的是线描，很干净的线条，形象把握很准确，他认为非常出色。马德升现在居住在法国巴黎，他是个残疾人，从小拄双拐，当时在工厂办公室里工作，很要强，比正常人还能干，他参加星星展览的版画很有力度，也有自己专注的题材。
旧军装、工作服或者中山装是他们这一代年轻人的经典服装。当时的中国大地，百废待兴，除了红色和灰蓝色以及军绿色没有其他颜色，严力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对记者说：“把我能调出来的颜色全部画了一遍。我画画的时候没有看过西方的现代流派的画！这是我必须强调的。能看到的也就到印象派。所以我画画就是画自己想画的，也没有技术的压力，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星星是一种状态
1979年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当时二十岁以上的人而言，无异于一次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人们从西方思想、西方文化中寻找着新的价值观、新的生活目标，以对抗桎梏了人们几十年的僵化的、官本位的、令人窒息的“单位文化”。高名潞说：星星展现的，是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的一种状态。不仅是艺术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社会的问题。
艾未未因为父亲艾青早年学画、家里收藏了许多画册的关系，从小就接触到了西方的现代派艺术，尽管艾未未、钟阿城、曲磊磊等人或多或少有点家学渊源，但当时他们都还没有在大学里接受教育的机会。现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的薄云( 原名李永存)是当时星星画展主要成员中唯一的科班出身。1980年9月，他在北京《新观察》杂志发表了题为《街头美展的积蓄——记第二届星星美展》的文章。那时的《新观察》，每期都有一篇黄永玉令人捧腹的文章，北岛、艾端午那时是《新观察》的编辑，朝气、敏感、锐利，就像星星和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
星星画会的成员们有着不同的生平际遇，但对艺术和自由都有着强烈的渴望。诗人芒克回忆起他和马德升的交往。他们初次见面是在1978年。那时的马德升虽然身体有残疾，却是个劳动模范，厂内还有句口号是“远学王进喜，近学马德升 ”。直到他迷上美术。芒克记得，他每回到《今天》帮忙，在他家一屁股坐下一干就是一整天，芒克每回对他说，天黑天冷该早点回去，他却总是将工作做完才走，有好几次，芒克看到他因为天黑，摔倒在雪地里，每次都让芒克觉得非常心疼。
在这个人数众多的组织中，还有原云南军区话剧团演员、后转业到电视台任编剧的王克平。因为王克平楼下有个劈柴厂，于是买破木头，自雕木雕。
薄云在参加星星时，已经画了十几年画了。从少年宫美术班开始，后来上美院附中。“我参加星星时正在美院美术史系上学。”薄云对记者说，“我的问题是，我厌恶画画了。因为我目光所及的绘画全是肉麻的粉饰现实。歌颂子虚乌有的—— 例如‘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画面上全是红彤彤的革命领袖率领着红彤彤的工农兵。而你想在美术界混出头来，就得去画这类东西。如果放在十年前，我会发自内心地去画。但在我已经知道这一切就是一场超级大闹剧，一场几亿人不得不出演的，身不由己的，不可说破谜底的闹剧之后，我厌恶画画了。如果不能表达我自己的精神，我宁肯不画。而我参加星星的原因之一便是，在星星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画我想画的东西，不但没人指责你，还有一伙志趣相投的同道。是星星使我成为一个画家，一直到今天。”
自由创作风潮
在星星画展举办之前，一个名为“无名画展”的现代艺术展1979年6月在北京展出，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无名画会是第一个民间通过北京市美协解决展览场地的画展。因为无名画会的张伟是严力的朋友，他也去看了。严力说这次画展对他的冲击不大，因为他们主要是静物和风景写生，与正统的绘画还是很接近。
星星画会的组织者黄锐和马德升也联系过美协，但是得到的答复是还要等，至于等到什么时候，等多久就完全不知道了。这件事可能就此无限地拖延下去。于是他们想到了户外展览的可能性，既然是户外，中国美术馆外面有那么一块空地很理想，而且和美术馆沾点关系。更主要的是他们的作品本身，它们是日常的、人性的、多年来不能张扬的爱情或者个性的声音。当时观众的反应非常热烈，因为多年来作为个人没有这样表达的空间和可能性，现在终于有一群人跳出来用另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可以说是第一次，从这一点讲就获得很多观众的支持。
露天展览还吸引了不少美术界的专业人士，之后，北京市美协决定为他们提供展览的场地，而不再是一场露天的展览。由于当时现有场地已排定其他展览，星星画会的展览被安排在稍后的11月底。就因为往后拖了两个月，星星画会的成员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准备，他们总结了露天展时候的观众回馈，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加紧创作，加上一些新成员的加入，参加第一届延后展的作品比在露天展的时候应该说更加多元与个性化。于是，延后展在北海公园里面专属北京市美协的展览场所“画舫斋”顺利进行，并延长了三天。这个艺术事件在中国国内的影响是巨大的。展览获得空前成功，最多的一天参观人数上万，观众留下了许许多多褒贬的意见，气氛相当热烈。于是，从1979年9月的露天展，至11月“画舫斋”的延后展，再至1 980年8月中国美术馆的展览，星星画会的两届三次展览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一股个性化的自由创作风潮，其影响波及全国各地。
1980年春天，当时中国美术协会的会长江丰被星星画会请到黄锐的家里看他们准备展览的新作品，后来他的秘书通知黄锐给他们安排了在中国美术馆8月份的展览。严力觉得，从这一点讲，江丰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另类决定。因为他们的作品相比当时的主旋律距离很大，像他这种职位这样年龄的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令人感佩。严力觉得不需要别的评论，只有一句话：“他必须是有魄力的。”
他们依然无怨无悔
经历了三十年，中国新时期第一场先锋艺术运动的参与者已经各奔东西，马德升定居巴黎(经历了严重的车祸)，曲磊磊在伦敦，严力在纽约、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游走，艾未未成为北京艺术界的大腕……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虽然他们仍然像少年时代的恋人那样不能忘却。不能忘却的，还有永远被记录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中的这场艺术运动。
回忆起三十年前的往事，虽然因为前卫艺术运动，薄云没少遭遇麻烦，但他依然无怨无悔：“星星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和星星的兄弟们在一起，我不再是孤独的另类。我周围不再全是庸俗的营营苟苟之辈。我们都是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人，我第一次有了可以随心所欲交谈的对象。你可能不了解那种不被理解的痛苦。星星又让我重新爱上了绘画，因为星星让我找到了正确的艺术原则。我循着这个原则一直走到今天。
“星星在那个时代受到了很多的责难，我们受到的麻烦可想而知。从星星之后，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但我从不后悔。我的选择只能如此。再选择一次，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