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一些过去的中老年疾病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今天的年轻白领身上。
光学研究者蒋筑英（左）、文学作家梁左（中）、
王小波（右）等一部分人才由于“过劳”而英年早逝。
你有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但身体已经无力，这种状况令人悲伤。
在中国，新近公布的一组数据表明，知识分子平均比常人要早死10年，历史上偶尔出现的英才早逝现象到今日竟趋于普遍。
于是，我们看到：当你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准备大干一场时，发现自己已是未老先衰；当你的学术成果几乎是伸手可摘时，你已经卧床不起；当你觉得还有许多事没有做呢，你已经轰然倒地。总之，当你的生活还是夏天，而你已经倒在了秋天的荒原。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情立刻成了窗外的风景，仿佛就是你的，却与你无关。
出师未捷身先衰，长使英雄泪满襟。人生的悲剧莫过于：有力量却使不上，心有余而力不从。
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脊梁。所以，如果真如公布的死亡数字所言，那么，我们目前迫切需要帮助知识分子做的一件事就是：拯救身体。
本版内容摘自《新闻周刊》2004年第14期，李径宇文。 知识分子：面临身体转型
今天的中年知识分子同时遭遇了两个致命的转型期：社会转型和身体转型。社会转型使他们焦虑，身体转型让他们多病。如果不能及早克服转型期所带来的问题，他们就随时可能累倒。
事实上，关于知识分子过劳死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蒋筑英、罗健夫等人英年早逝后，就曾让人们议论纷纷。而不幸的是，时隔20年后，这类现象不但没有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要严肃面对的社会问题了。
我国“英年早逝”悲剧大都发生在45岁－55岁年龄段的中年知识分子之中。
过劳死和亚健康已经成为他们这一代人的两大共性问题。可以说，他们是累倒的一代。
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五十八九岁降到调查时期的五十三四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1964年）时北京人平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岁。
知识分子的中国式早逝
“过劳死”的共同特点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以致精疲力竭，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而丧命。
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劳死问题，是在蒋筑英事件后真正为社会所注意到的。
蒋筑英，一位出色的光学研究者。20世纪70年代，他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而这只是蒋筑英在光学领域内做出的诸多贡献之一。
在去世前，人们看到的蒋筑英，是一个有旺盛干劲和饱满激情的人。1982年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于次日下午去世，终年43岁。
当年，蒋筑英的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和国家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讲，蒋筑英的去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待遇得到提高的一个分水岭。然而，时隔20多年后，另一个科学家的早逝却给我们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思考：在物质生活很大改善后的今天，知识分子早逝问题为什么还是没有解决？
青年科学家胡可心。2001年38岁去世时，已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助理。
熟悉胡可心的人，如此评价他平时的工作状态：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比如，他所在的声学所为照顾科研人员的身体，规定晚11点以后办公室必须熄灯。但如果没有人催，胡可心时常是一个通宵接一个通宵地工作。
他去世后，媒体援引医生的话说：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最终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胡可心去世时的遗言是：“如果再给我3年时间，我就能和同志们一起把项目做完，那将死而无憾。眼下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还不该走，不能走。”
“如果再给我3年时间……”如此朴素的想法，成为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人们注意到，20年来，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都在50岁上下撒手人寰。有人曾凭记忆随意罗列了一下这些中年早逝者：数学家张广厚、罗健夫、洪崇威，气象学家曾再顺、电力专家陈安乐，船舶专家华怡，物理学家蔡诗东、崔长庚、陈杨，力学家卓克聪，世界宗教学家张跃，语言学家杨顺安、廖秋思，作家路遥、周克芹、莫应非、邵志安、祝兴义、余树森、王小波、梁左，艺术家施光南等。
最近国家体改委公布的一个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仅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而在上海地区，1994年调查的科技人员平均死亡年龄为67岁，较全市职业人群的平均寿命短3.26岁，其中15.6％是发生在35岁－54岁的早逝。
“过劳死”成了中年知识分子早逝的主要原因。而大量早逝的知识分子，都是由于工作积劳成疾时，我们必须有所警醒、反思和行动。
为什么偏偏是中年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寿命问题，在眼下的中国颇为奇怪：许多早些年退休的六七十岁、甚至80多岁的老知识分子还健在，而在职的50岁左右的中年人却有人已先走一步了。
为什么偏偏是这一代人？有人企图在他们的共同经历上找原因：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在身体发育时期，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普遍身体素质不够好，后来又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磨难。在以后的返城、求学、工作中，他们较其他城里人付出过更多的努力——然而，这些似乎还不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因为说到底，生活比他们更苦的农民，平均寿命却比他们还要长，另外，老知识分子们的生活景况也很苦但却大都长寿。
事实上，中年知识分子的早逝，与他们同时遭遇两个“转型期”有很大的关系：当中国社会处在转轨过程中时，这一代知识分子也适逢人体的转轨阶段——一方面，随着改革和就业压力的增大，知识分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他们这个年龄层，是具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背景疾病发生的危险时期。而从青年时期就开始积累的疾病在此时开始产生影响。
医生指出，这一时期，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只要遇到过度疲劳等诱因，就容易产生严重的后果。而造成猝死的前5位原因——冠状动脉疾病、主动脉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脑出血，都是中年人常携带的隐蔽性很强的疾病。疾病的隐蔽性蒙蔽了过劳者，酿成恶果。
在这一代中受过高等教育者相对是少数人。所以，一定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比起同代人来说，更像是社会精英，而不是泛知识分子。人们注意到，这一代知识分子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往往是单位的领导和业务骨干，承担着最重的任务。而由于年轻时受社会环境的耽误，他们都有强烈的“时不我待”感，养成了在事业上对自己过分苛求，拼命三郎般的生活方式。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中年知识分子，即使在物质生活比较富足之后，仍然不能抽身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家庭里，这些人不懂得或不舍得雇用保姆来减轻生活负担，不会享受“小私生活”，往往事必躬亲；他们很多人平时几乎不上医院，上医院也只是例行公事；他们连轴转地工作，体力透支从不当一回事，经常面露疲态，随时都会从口袋里摸一把药扔进嘴里，而药多半是好几年还吃着同一种。
结果是，他们走得很突然，连只言片语都来不及留下。
立法防止过劳死
今年4月8日晚，54岁的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杨迈由于连日超负荷地工作让心脏不能承受，猝死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当晚，刚刚从上海出差回北京的杨迈，在接连忙碌了几个星期之后终于给自己安排了健身的时间，然而没想到的是，连日来超负荷的工作压力使他的心脏已经不能承受如此剧烈的运动。
杨迈是外籍在华工作者。他生前的同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在中国工作数年来早已经融入了中国的社会节奏中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的身体不幸“中弹”。他的突然离世再次敲响了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警钟。
年前，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广州，有政协委员建议，要用立法的方式来抵制亚健康以防止“过劳死”的发生，而且防治亚健康的经费应列入市财政计划，广州地区各大医院将开设亚健康门诊，以防治亚健康及心理疾病。
国内一些单位也开始注意到了过劳死问题。最近，上海的复旦大学就为舍不得花七八天时间参加暑期休养活动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创建周末度假制度，复旦大学工会靠“跑断腿、磨破嘴”来“强制”这些知识分子关注自身健康，减轻心理压力。 新知青旧疾病
新一代知识青年，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几乎成了被压垮的一代。
和中年知识分子一样，新一代知识青年也同样面临着社会的转型期，所幸的是，他们几乎从大学时代起就开始感受到了转型之痛，因此适应社会比已经定型的上代人要容易一些，加之他们的身体正值旺盛期，所以，过劳死并没有在他们身上出现。
然而，过去的一些中老年疾病以越来越“年轻化、知识（分子）化”的态势告诉人们，很多新知青已经成为潜在的过劳死病人。
如果说，上一代知识分子是累倒的一代的话，新知青很可能成为被压垮的一代。
重压之下的新知青生活
他们正值青春，属于那种“身体倍儿棒，吃吗吗香”的年龄。但很不幸的，他们病了，在不经意间。
新知青们，通常在早上8点钟以后起床，不吃早饭，就赶去上班。他们成天对着电脑工作，吃饭不按点，饥一顿饱一顿。晚上要么加班要么应酬，是熬到很晚的都市夜归人。
他们的双休日，要么充电，要么加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由于没时间，或感觉自己没时间，许多人三过父母家门而不进；许多人简化了生活程序，比如不谈恋爱直接上床，迅速结婚飞快离婚等等。
新知青多半生活在城市的中上流社会，无论从年龄优势还是经济实力上讲，他们是最有资格享受生活的人。
下班了，时尚的白领们三三两两邀约去过夜生活，歌舞升平，纵酒狂欢，通宵达旦徜徉在诱人的夜色里。不知不觉中，许多人的胃甚至整个身体都在慢慢受到疾病侵蚀。
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不健康，更重要的方面是——生活压力的无法排遣。由于就业压力的增大，新知青们首先需要过关斩将争夺好的工作机遇。好不容易上岗后，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工作的不牢固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唯有拼命工作，以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在没日没夜的苦战中，稍微放几天假他们就恍如隔世，无比失落。两天不看新闻，一周不学习专业，就会痛<
光学研究者蒋筑英（左）、文学作家梁左（中）、
王小波（右）等一部分人才由于“过劳”而英年早逝。
你有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但身体已经无力，这种状况令人悲伤。
在中国，新近公布的一组数据表明，知识分子平均比常人要早死10年，历史上偶尔出现的英才早逝现象到今日竟趋于普遍。
于是，我们看到：当你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准备大干一场时，发现自己已是未老先衰；当你的学术成果几乎是伸手可摘时，你已经卧床不起；当你觉得还有许多事没有做呢，你已经轰然倒地。总之，当你的生活还是夏天，而你已经倒在了秋天的荒原。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情立刻成了窗外的风景，仿佛就是你的，却与你无关。
出师未捷身先衰，长使英雄泪满襟。人生的悲剧莫过于：有力量却使不上，心有余而力不从。
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脊梁。所以，如果真如公布的死亡数字所言，那么，我们目前迫切需要帮助知识分子做的一件事就是：拯救身体。
本版内容摘自《新闻周刊》2004年第14期，李径宇文。 知识分子：面临身体转型
今天的中年知识分子同时遭遇了两个致命的转型期：社会转型和身体转型。社会转型使他们焦虑，身体转型让他们多病。如果不能及早克服转型期所带来的问题，他们就随时可能累倒。
事实上，关于知识分子过劳死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蒋筑英、罗健夫等人英年早逝后，就曾让人们议论纷纷。而不幸的是，时隔20年后，这类现象不但没有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要严肃面对的社会问题了。
我国“英年早逝”悲剧大都发生在45岁－55岁年龄段的中年知识分子之中。
过劳死和亚健康已经成为他们这一代人的两大共性问题。可以说，他们是累倒的一代。
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五十八九岁降到调查时期的五十三四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1964年）时北京人平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岁。
知识分子的中国式早逝
“过劳死”的共同特点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以致精疲力竭，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而丧命。
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劳死问题，是在蒋筑英事件后真正为社会所注意到的。
蒋筑英，一位出色的光学研究者。20世纪70年代，他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而这只是蒋筑英在光学领域内做出的诸多贡献之一。
在去世前，人们看到的蒋筑英，是一个有旺盛干劲和饱满激情的人。1982年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于次日下午去世，终年43岁。
当年，蒋筑英的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和国家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讲，蒋筑英的去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待遇得到提高的一个分水岭。然而，时隔20多年后，另一个科学家的早逝却给我们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思考：在物质生活很大改善后的今天，知识分子早逝问题为什么还是没有解决？
青年科学家胡可心。2001年38岁去世时，已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助理。
熟悉胡可心的人，如此评价他平时的工作状态：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比如，他所在的声学所为照顾科研人员的身体，规定晚11点以后办公室必须熄灯。但如果没有人催，胡可心时常是一个通宵接一个通宵地工作。
他去世后，媒体援引医生的话说：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最终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胡可心去世时的遗言是：“如果再给我3年时间，我就能和同志们一起把项目做完，那将死而无憾。眼下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还不该走，不能走。”
“如果再给我3年时间……”如此朴素的想法，成为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人们注意到，20年来，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都在50岁上下撒手人寰。有人曾凭记忆随意罗列了一下这些中年早逝者：数学家张广厚、罗健夫、洪崇威，气象学家曾再顺、电力专家陈安乐，船舶专家华怡，物理学家蔡诗东、崔长庚、陈杨，力学家卓克聪，世界宗教学家张跃，语言学家杨顺安、廖秋思，作家路遥、周克芹、莫应非、邵志安、祝兴义、余树森、王小波、梁左，艺术家施光南等。
最近国家体改委公布的一个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仅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而在上海地区，1994年调查的科技人员平均死亡年龄为67岁，较全市职业人群的平均寿命短3.26岁，其中15.6％是发生在35岁－54岁的早逝。
“过劳死”成了中年知识分子早逝的主要原因。而大量早逝的知识分子，都是由于工作积劳成疾时，我们必须有所警醒、反思和行动。
为什么偏偏是中年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寿命问题，在眼下的中国颇为奇怪：许多早些年退休的六七十岁、甚至80多岁的老知识分子还健在，而在职的50岁左右的中年人却有人已先走一步了。
为什么偏偏是这一代人？有人企图在他们的共同经历上找原因：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在身体发育时期，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普遍身体素质不够好，后来又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磨难。在以后的返城、求学、工作中，他们较其他城里人付出过更多的努力——然而，这些似乎还不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因为说到底，生活比他们更苦的农民，平均寿命却比他们还要长，另外，老知识分子们的生活景况也很苦但却大都长寿。
事实上，中年知识分子的早逝，与他们同时遭遇两个“转型期”有很大的关系：当中国社会处在转轨过程中时，这一代知识分子也适逢人体的转轨阶段——一方面，随着改革和就业压力的增大，知识分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他们这个年龄层，是具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背景疾病发生的危险时期。而从青年时期就开始积累的疾病在此时开始产生影响。
医生指出，这一时期，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只要遇到过度疲劳等诱因，就容易产生严重的后果。而造成猝死的前5位原因——冠状动脉疾病、主动脉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脑出血，都是中年人常携带的隐蔽性很强的疾病。疾病的隐蔽性蒙蔽了过劳者，酿成恶果。
在这一代中受过高等教育者相对是少数人。所以，一定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比起同代人来说，更像是社会精英，而不是泛知识分子。人们注意到，这一代知识分子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往往是单位的领导和业务骨干，承担着最重的任务。而由于年轻时受社会环境的耽误，他们都有强烈的“时不我待”感，养成了在事业上对自己过分苛求，拼命三郎般的生活方式。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中年知识分子，即使在物质生活比较富足之后，仍然不能抽身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家庭里，这些人不懂得或不舍得雇用保姆来减轻生活负担，不会享受“小私生活”，往往事必躬亲；他们很多人平时几乎不上医院，上医院也只是例行公事；他们连轴转地工作，体力透支从不当一回事，经常面露疲态，随时都会从口袋里摸一把药扔进嘴里，而药多半是好几年还吃着同一种。
结果是，他们走得很突然，连只言片语都来不及留下。
立法防止过劳死
今年4月8日晚，54岁的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杨迈由于连日超负荷地工作让心脏不能承受，猝死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当晚，刚刚从上海出差回北京的杨迈，在接连忙碌了几个星期之后终于给自己安排了健身的时间，然而没想到的是，连日来超负荷的工作压力使他的心脏已经不能承受如此剧烈的运动。
杨迈是外籍在华工作者。他生前的同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在中国工作数年来早已经融入了中国的社会节奏中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的身体不幸“中弹”。他的突然离世再次敲响了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警钟。
年前，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广州，有政协委员建议，要用立法的方式来抵制亚健康以防止“过劳死”的发生，而且防治亚健康的经费应列入市财政计划，广州地区各大医院将开设亚健康门诊，以防治亚健康及心理疾病。
国内一些单位也开始注意到了过劳死问题。最近，上海的复旦大学就为舍不得花七八天时间参加暑期休养活动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创建周末度假制度，复旦大学工会靠“跑断腿、磨破嘴”来“强制”这些知识分子关注自身健康，减轻心理压力。 新知青旧疾病
新一代知识青年，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几乎成了被压垮的一代。
和中年知识分子一样，新一代知识青年也同样面临着社会的转型期，所幸的是，他们几乎从大学时代起就开始感受到了转型之痛，因此适应社会比已经定型的上代人要容易一些，加之他们的身体正值旺盛期，所以，过劳死并没有在他们身上出现。
然而，过去的一些中老年疾病以越来越“年轻化、知识（分子）化”的态势告诉人们，很多新知青已经成为潜在的过劳死病人。
如果说，上一代知识分子是累倒的一代的话，新知青很可能成为被压垮的一代。
重压之下的新知青生活
他们正值青春，属于那种“身体倍儿棒，吃吗吗香”的年龄。但很不幸的，他们病了，在不经意间。
新知青们，通常在早上8点钟以后起床，不吃早饭，就赶去上班。他们成天对着电脑工作，吃饭不按点，饥一顿饱一顿。晚上要么加班要么应酬，是熬到很晚的都市夜归人。
他们的双休日，要么充电，要么加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由于没时间，或感觉自己没时间，许多人三过父母家门而不进；许多人简化了生活程序，比如不谈恋爱直接上床，迅速结婚飞快离婚等等。
新知青多半生活在城市的中上流社会，无论从年龄优势还是经济实力上讲，他们是最有资格享受生活的人。
下班了，时尚的白领们三三两两邀约去过夜生活，歌舞升平，纵酒狂欢，通宵达旦徜徉在诱人的夜色里。不知不觉中，许多人的胃甚至整个身体都在慢慢受到疾病侵蚀。
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不健康，更重要的方面是——生活压力的无法排遣。由于就业压力的增大，新知青们首先需要过关斩将争夺好的工作机遇。好不容易上岗后，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工作的不牢固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唯有拼命工作，以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在没日没夜的苦战中，稍微放几天假他们就恍如隔世，无比失落。两天不看新闻，一周不学习专业，就会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