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规训 第二章 规训的手段
17世纪初，沃尔蒙森（Walhausen）就论述了作为一种规训艺术的“严格纪律”。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而不是挑选和征用，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更好地挑选和征用而训练。它不是为了减弱各种力量而把它们联系起来。它用这种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是为了增强和使用它们。它不是把所有的对象变成整齐划一的会答众生，而是进行分类、解析、区分，其分解程序的目标是必要而充足的独立单位。它要通过“训练”把大量混杂、无用、盲目流动的肉体和力量变成多样性的个别因素——小的独立细胞、有机的自治体、原生的连续统一体、结合性片断。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这种权力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与君权的威严仪式或国家的重大机构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然而，它们正在逐渐侵蚀那些重大形式，改变后者的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法律机构也不能避免这种几乎毫不掩饰的侵蚀。规训权力的成功无疑应归因于使用了简单的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它们在该权力特有的程序——检查——中的组合。
[[层级监视]]
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反之，强制手段能使对象历历在目。慢慢地，在古典时代，我们看到了这些观察人群的“监视站”的形成。而关于这一点，科学史很少论及。望远镜，透镜和射线是新的物理学和宇宙学的一部分。与这些重大技术平行发展的是不那么重要的复合交叉观察的技术，既能观察而又不被发现的技术。由于使用了征服技术和剥削方法，一种关于光线和可见物的模糊艺术便悄悄地酝酿了一种关于人的新知识。
这些“监视站”有一个近乎理想的模式，即军营——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建造和改造的临时性人造城市。这是一个权力活动中心。在这里，权力应极其强大，但也应极其周密、极其有效，而且因为其实施对象是军人，所以应极其警觉。在完美的军营里，一切权力都将通过严格的监视来实施；任何一个目光都将成为权力整体运作的一部分。无数新设计方案对传统的营区图案进行了重大修改。通道的几何规范、帐篷的数目和分布、帐篷入口的方向、士兵的安排等都有严格的规定。相互监视的网络也有规定：“在阅兵场上画出五条线，第一条与第二条相隔16英尺，其余各线彼此相距8英尺，最后一条线与军械库相距8英尺。军械库与军士长的帐篷相隔10英尺，正对着营区第一根柱子。每条连队大道宽51英尺。……
所有的帐篷彼此相隔二英尺。副官的帐篷在其连队的小通道对面，营区后柱与最后一个士兵帐篷相隔八英尺。营区门对着连长的帐篷。……连长的帐篷建在连队大道的对面。其入口对着连队。”门）军营是一个借助把一切变得明显可见来行使权力的范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军营模式，至少是它的基本原则——层级监视的空间“筑巢”——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体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医院、收容所、监狱和学校的建设中。这是一种“嵌入”（encastrement）原则。军营是十分可耻的监视技巧的一种运用，正如暗室是伟大的光学的一种运用。
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如宫殿的浮华）或是为了观看外面的空间（如堡垒的设计），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用更一般的语言说，一个建筑物应该能改造人：对居住者发生作用，有助于控制他们的行为，便于对他们恰当地发挥权力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他们，改变他们。砖石能够使人变得驯顺并易于了解。旧式监禁和封闭的简单设计——限制出入的高墙大门——开始被关于开口，关于被填充的和空旷的空间、通道和透明物的精心计算所取代。按照这种方式，医院建筑就逐渐被安排成医疗活动的工具：有助于更好地观察病人，从而更好地调整对他们的治疗；医院建筑在结构上将病人精心地隔离开，旨在预防传染病；改善通风条件和注意每个病床周围的空气流通，旨在防止污浊气体损害病人情绪和传染疾病。医院是在该世纪后半期建立的。在主官医院（HotelDieu）第二次焚毁后人们拟定了许多关于医院的方案。医院不再仅仅是贫困无助和奄奄待毙者的收容所。就其性质本身而言，它是一个治疗所。
与之相似的是，学校建筑也将成为一个训练机构。帕里斯一杜维内（Paris－Duverney）”所设想的军事学院就是一个教育机构。他把自己设想的每一个细节都强加给建筑师加布里埃尔（Gabriel）。训练强健的身体，这是健康要求；造就精干的军官，这是资格要求；造就唯命是从的士兵，这是政治要求；防止淫逸和同性恋，这是道德要求。根据这四种理由，必须建造学生的隔离房间，但是为了持续不断地监视，也需要有孔眼。学院的建筑应成为一个监视机构。各个房间沿着一个走廊排开，宛如一系列小囚室。每隔一定的距离设置一个官员宿舍，“每十名学生两边各有一个官员”。晚上，学生只许待在自己的小屋里。帕里斯还主张“每个房间靠走廊的墙上从齐胸高的位置到距天花板一、二英尺的位置开一个窗户，有了这种窗户不仅令人心旷神怕，而且可以说，除了决定这种安排的规训I原因外，它还有若干方面的实际用途”（转引自I。aulan，117一118）。在各餐厅里有“一个设置教官桌子的稍高的平台，使他们能够看到所有分组用餐的学生餐桌”。厕所装设半截门，值班学监可以看到学生的头和腿，但侧板较高，“厕所里的人不能彼此窥视”。［2）这种关于监视的良苦用心体现在建筑的无数细小机制中。如果人们忘却了这种工具化的意义，这些机制只能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工具化在使个人行为不断被对象化、愈益被细密划分的过程中是次要的但也是无懈可击的。规训；机构里暗含着一种类似用于观察行为的显微镜的控制机制。这些机构所创造的分工精细的部门围绕着人形成了一个观察、记录和训练的机构。人们为什么要在这些观察机制中再细分观察功能？人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些观察机制的交流网？人们为什么要把一切安排得细密复杂从而能造成一种单一的持久的权力？
完美的规训机构应能使一切都一目了然。中心点应该既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的事情的汇聚点，应该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个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里的中心。这就是勒杜（I－edoux）”在建造阿尔克·塞南（Arc－et－Senans）盐城时所设想的东西。所有的建筑物被排列成一个环形，门窗对着里面。中心点是一个高大建筑物。这里行使着行政管理职能，治安监视职能，经济控制职能，宗教安抚职能。这里发号施令，记录各种活动，察觉和裁决一切过错。而做到这一切仅仅需要一种精密的几何学的直接帮助。在18世纪后半期，这种环形建筑声名卓著，在众多原因中，无疑应包括一个事实，即它体现了某种政治乌托邦。
然而，规训监视其实是需要中继站的。金字塔形能够比环形更有效地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完整地形成一个不间断的网络，从而能够增加层次，并把各层次散布在需要监视的整个平面上。二是结构合理，不会将一种惰性力量压在需要规训的活动上，不会成为这种活动的制动器或障碍。总之，它应能被纳入规训机制，并能增加其可能的效力。它必须被分解成较小的因素，但其目的在于增大其生产功能：使监视具体化并切实可行。
这正是当时大工场和工厂的情况，在这些工场（厂）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监视方式。它不同于手工工场时期的监视方式。后者是由负责实施规章的巡视员从外面进行的监视。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强化的连续的监视。它应贯穿劳动过程。它不是或不仅仅是针对生产（原材料的性质和数量、工具的类型、产品的尺寸和质量）；它也考虑人的活动、技能，完成任务的方式，敏捷程度，工作热情以及他们的表现。但是，它也不同于师傅在工人和学徒身边进行的家内监视，因为它是由职员、监工和工头来进行的。由于生产机制日益扩大和日益复杂，工人数量增多，劳动分工细密，监视就变得更加必要，也更加困难。它变成了一项专门职能，成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与整个生产过程并行。经常在场但又不同于工人的专门人员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在大工厂中，一切按时钟行事。工人受到严厉粗暴的对待。职员习惯于对他们颐指气使，刻薄挖苦，因此，工人不是付出更多，就是很快离开”（《百科全书》，《手工工场》条）。尽管工人宁愿要行会制度也不要这种新的监视制度，雇主却认为后者是与工业生产、私有财产和利润体制密不可分的。在一个工厂、大铁厂或矿山里，“支出的项目不胜繁杂。在每一项上稍有弄虚作假，合计起来就是巨大的欺诈。这不仅会吞噬利润，而且会流失资本。……任何漏洞若被疏忽而每日重复，就可能成为企业的致命问题，甚至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能毁灭企业。”因此，唯有直接从属于老板斧仅仅负有此项任务的代理人才能监督看“不使每一分钱白白花掉，不使每一时刻被浪费掉”。他们的作用就是“监督工人，巡视各工作地点，向经理报告各种情况”（Cournol）。这样，监视就变成一个决定性的经济活动因素，既是生产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规训权力的一个特殊机制。“一旦受到资本控制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管理、监督和调节的工作就变成资本的一个职能。一旦成为资本的职能，它就获得了特殊的性质”（Marx，《资本论》，Vol，I，313）。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初等教育的改造中：监督的细节被明文规定，监督进入教学关系中。由于教区学校的发展，学生人数增多，再加上缺乏同时管理整班学生活动的方法，从而产生了混乱，因此亟需制定一种监督体制。为了帮助教师，巴坦库（Batencour）从优秀学生中选任了一批“干事”——班长、观察员、课代表、辅导员、祈祷文诵读员、书写员、墨水保管员、施赈员和探访员。这里有两种角色，一种负责具体工作（分发墨水和纸张，向穷人发放救济品，在节日诵读经文等）；另一种负责监督：“观察员应记录下谁离开座位，谁在说话，谁没带念珠或祈祷书，谁在做弥撒时举止不端，谁有不轨行为，谁总在闲谈或在街上不守规矩”；“课代表”负责监管“在学习时说话或哼曲的人，不写作业而把时间浪费在玩耍上的人”。“探访员”拜访缺勤或犯下严重错误的学生的家长。“班长”监督所有的干事。只有“辅导员”是一个教学角色。他们的任务是两人一组小声地教学生诵读（M．1．D．B，68一83）。数十年后，德米亚提倡与之相似的分层管理，而几乎所有的监督职能都因有了一种教学意义而加强：一个助教教学生握笔姿势，纠正书写错误，同时“记录调皮者”；另一个助教在阅读课中负有同样的任务。班长负责监督其他干事和全班的表现，并负责“使新生习惯学校的规矩”。组长让学生背诵课文，并记下不会背的人名。［对在此我们看到了“互教”机构的轮廓，其中三种程序结合为单一的机制：教学本身，通过教学活动实践获得知识，层层监督。一种明确而有规则的监督关系被纳入教学实践的核心。这种关系不是一个附加的部分，而是一种内在的、能够提高其效能的机制。分层的、持续的、切实的监督，也许不是18世纪的重大技术“发明”，但是它的暗中扩展使与之相关的权力机制变得重要。通过这种监督，规训权力变成一种“内在”体系，与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种机制的经济目标有了内在联系。它也被安排成一种复杂的、自动的和匿名的权力。因为虽然监督要依赖人实现，但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的作用。这个网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下而上的与横向的。这个网络“控制”着整体，完全覆盖着整体，并从监督者和被不断监督者之间获得权力效应。在对纪律实行层层监督时，权力并不是一个被占有的物或一个可转让的财产。它是作为机制的一部分起作用。诚然，它的金字塔组织使它有一个“头”，但是，在这持久连续的领域里产生“权力”和分配人员的是整个机构。这样就使得规训权力既是毫不掩饰的，又是绝对“审慎”的。说它“不掩饰”是因为它无所不在，无时不警醒着，因为它没有留下任何晦暗不明之处，而且它无时不监视着负有监督任务的人员。说它“审慎”则是因为它始终基本上是在沉默中发挥作用。纪律使一种关系权力（relationalPower）得以运作。这种关系权力是自我维系的。它用不间断的精心策划的监视游戏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由于有了这种监督技术，权力“物理学”对肉体的控制遵循着光学和力学法则而运作，即玩弄一整套空间、线条、格网、波段、程度的游戏，绝不或在原则上不诉诸滥施淫威和暴力。这是一种更微妙的“物理”权力，因此似乎是不那么“肉体性”的权力。规范化裁决
17世纪初，沃尔蒙森（Walhausen）就论述了作为一种规训艺术的“严格纪律”。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而不是挑选和征用，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更好地挑选和征用而训练。它不是为了减弱各种力量而把它们联系起来。它用这种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是为了增强和使用它们。它不是把所有的对象变成整齐划一的会答众生，而是进行分类、解析、区分，其分解程序的目标是必要而充足的独立单位。它要通过“训练”把大量混杂、无用、盲目流动的肉体和力量变成多样性的个别因素——小的独立细胞、有机的自治体、原生的连续统一体、结合性片断。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这种权力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与君权的威严仪式或国家的重大机构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然而，它们正在逐渐侵蚀那些重大形式，改变后者的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法律机构也不能避免这种几乎毫不掩饰的侵蚀。规训权力的成功无疑应归因于使用了简单的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它们在该权力特有的程序——检查——中的组合。
[[层级监视]]
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反之，强制手段能使对象历历在目。慢慢地，在古典时代，我们看到了这些观察人群的“监视站”的形成。而关于这一点，科学史很少论及。望远镜，透镜和射线是新的物理学和宇宙学的一部分。与这些重大技术平行发展的是不那么重要的复合交叉观察的技术，既能观察而又不被发现的技术。由于使用了征服技术和剥削方法，一种关于光线和可见物的模糊艺术便悄悄地酝酿了一种关于人的新知识。
这些“监视站”有一个近乎理想的模式，即军营——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建造和改造的临时性人造城市。这是一个权力活动中心。在这里，权力应极其强大，但也应极其周密、极其有效，而且因为其实施对象是军人，所以应极其警觉。在完美的军营里，一切权力都将通过严格的监视来实施；任何一个目光都将成为权力整体运作的一部分。无数新设计方案对传统的营区图案进行了重大修改。通道的几何规范、帐篷的数目和分布、帐篷入口的方向、士兵的安排等都有严格的规定。相互监视的网络也有规定：“在阅兵场上画出五条线，第一条与第二条相隔16英尺，其余各线彼此相距8英尺，最后一条线与军械库相距8英尺。军械库与军士长的帐篷相隔10英尺，正对着营区第一根柱子。每条连队大道宽51英尺。……
所有的帐篷彼此相隔二英尺。副官的帐篷在其连队的小通道对面，营区后柱与最后一个士兵帐篷相隔八英尺。营区门对着连长的帐篷。……连长的帐篷建在连队大道的对面。其入口对着连队。”门）军营是一个借助把一切变得明显可见来行使权力的范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军营模式，至少是它的基本原则——层级监视的空间“筑巢”——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体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医院、收容所、监狱和学校的建设中。这是一种“嵌入”（encastrement）原则。军营是十分可耻的监视技巧的一种运用，正如暗室是伟大的光学的一种运用。
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如宫殿的浮华）或是为了观看外面的空间（如堡垒的设计），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用更一般的语言说，一个建筑物应该能改造人：对居住者发生作用，有助于控制他们的行为，便于对他们恰当地发挥权力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他们，改变他们。砖石能够使人变得驯顺并易于了解。旧式监禁和封闭的简单设计——限制出入的高墙大门——开始被关于开口，关于被填充的和空旷的空间、通道和透明物的精心计算所取代。按照这种方式，医院建筑就逐渐被安排成医疗活动的工具：有助于更好地观察病人，从而更好地调整对他们的治疗；医院建筑在结构上将病人精心地隔离开，旨在预防传染病；改善通风条件和注意每个病床周围的空气流通，旨在防止污浊气体损害病人情绪和传染疾病。医院是在该世纪后半期建立的。在主官医院（HotelDieu）第二次焚毁后人们拟定了许多关于医院的方案。医院不再仅仅是贫困无助和奄奄待毙者的收容所。就其性质本身而言，它是一个治疗所。
与之相似的是，学校建筑也将成为一个训练机构。帕里斯一杜维内（Paris－Duverney）”所设想的军事学院就是一个教育机构。他把自己设想的每一个细节都强加给建筑师加布里埃尔（Gabriel）。训练强健的身体，这是健康要求；造就精干的军官，这是资格要求；造就唯命是从的士兵，这是政治要求；防止淫逸和同性恋，这是道德要求。根据这四种理由，必须建造学生的隔离房间，但是为了持续不断地监视，也需要有孔眼。学院的建筑应成为一个监视机构。各个房间沿着一个走廊排开，宛如一系列小囚室。每隔一定的距离设置一个官员宿舍，“每十名学生两边各有一个官员”。晚上，学生只许待在自己的小屋里。帕里斯还主张“每个房间靠走廊的墙上从齐胸高的位置到距天花板一、二英尺的位置开一个窗户，有了这种窗户不仅令人心旷神怕，而且可以说，除了决定这种安排的规训I原因外，它还有若干方面的实际用途”（转引自I。aulan，117一118）。在各餐厅里有“一个设置教官桌子的稍高的平台，使他们能够看到所有分组用餐的学生餐桌”。厕所装设半截门，值班学监可以看到学生的头和腿，但侧板较高，“厕所里的人不能彼此窥视”。［2）这种关于监视的良苦用心体现在建筑的无数细小机制中。如果人们忘却了这种工具化的意义，这些机制只能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工具化在使个人行为不断被对象化、愈益被细密划分的过程中是次要的但也是无懈可击的。规训；机构里暗含着一种类似用于观察行为的显微镜的控制机制。这些机构所创造的分工精细的部门围绕着人形成了一个观察、记录和训练的机构。人们为什么要在这些观察机制中再细分观察功能？人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些观察机制的交流网？人们为什么要把一切安排得细密复杂从而能造成一种单一的持久的权力？
完美的规训机构应能使一切都一目了然。中心点应该既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的事情的汇聚点，应该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个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里的中心。这就是勒杜（I－edoux）”在建造阿尔克·塞南（Arc－et－Senans）盐城时所设想的东西。所有的建筑物被排列成一个环形，门窗对着里面。中心点是一个高大建筑物。这里行使着行政管理职能，治安监视职能，经济控制职能，宗教安抚职能。这里发号施令，记录各种活动，察觉和裁决一切过错。而做到这一切仅仅需要一种精密的几何学的直接帮助。在18世纪后半期，这种环形建筑声名卓著，在众多原因中，无疑应包括一个事实，即它体现了某种政治乌托邦。
然而，规训监视其实是需要中继站的。金字塔形能够比环形更有效地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完整地形成一个不间断的网络，从而能够增加层次，并把各层次散布在需要监视的整个平面上。二是结构合理，不会将一种惰性力量压在需要规训的活动上，不会成为这种活动的制动器或障碍。总之，它应能被纳入规训机制，并能增加其可能的效力。它必须被分解成较小的因素，但其目的在于增大其生产功能：使监视具体化并切实可行。
这正是当时大工场和工厂的情况，在这些工场（厂）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监视方式。它不同于手工工场时期的监视方式。后者是由负责实施规章的巡视员从外面进行的监视。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强化的连续的监视。它应贯穿劳动过程。它不是或不仅仅是针对生产（原材料的性质和数量、工具的类型、产品的尺寸和质量）；它也考虑人的活动、技能，完成任务的方式，敏捷程度，工作热情以及他们的表现。但是，它也不同于师傅在工人和学徒身边进行的家内监视，因为它是由职员、监工和工头来进行的。由于生产机制日益扩大和日益复杂，工人数量增多，劳动分工细密，监视就变得更加必要，也更加困难。它变成了一项专门职能，成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与整个生产过程并行。经常在场但又不同于工人的专门人员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在大工厂中，一切按时钟行事。工人受到严厉粗暴的对待。职员习惯于对他们颐指气使，刻薄挖苦，因此，工人不是付出更多，就是很快离开”（《百科全书》，《手工工场》条）。尽管工人宁愿要行会制度也不要这种新的监视制度，雇主却认为后者是与工业生产、私有财产和利润体制密不可分的。在一个工厂、大铁厂或矿山里，“支出的项目不胜繁杂。在每一项上稍有弄虚作假，合计起来就是巨大的欺诈。这不仅会吞噬利润，而且会流失资本。……任何漏洞若被疏忽而每日重复，就可能成为企业的致命问题，甚至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能毁灭企业。”因此，唯有直接从属于老板斧仅仅负有此项任务的代理人才能监督看“不使每一分钱白白花掉，不使每一时刻被浪费掉”。他们的作用就是“监督工人，巡视各工作地点，向经理报告各种情况”（Cournol）。这样，监视就变成一个决定性的经济活动因素，既是生产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规训权力的一个特殊机制。“一旦受到资本控制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管理、监督和调节的工作就变成资本的一个职能。一旦成为资本的职能，它就获得了特殊的性质”（Marx，《资本论》，Vol，I，313）。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初等教育的改造中：监督的细节被明文规定，监督进入教学关系中。由于教区学校的发展，学生人数增多，再加上缺乏同时管理整班学生活动的方法，从而产生了混乱，因此亟需制定一种监督体制。为了帮助教师，巴坦库（Batencour）从优秀学生中选任了一批“干事”——班长、观察员、课代表、辅导员、祈祷文诵读员、书写员、墨水保管员、施赈员和探访员。这里有两种角色，一种负责具体工作（分发墨水和纸张，向穷人发放救济品，在节日诵读经文等）；另一种负责监督：“观察员应记录下谁离开座位，谁在说话，谁没带念珠或祈祷书，谁在做弥撒时举止不端，谁有不轨行为，谁总在闲谈或在街上不守规矩”；“课代表”负责监管“在学习时说话或哼曲的人，不写作业而把时间浪费在玩耍上的人”。“探访员”拜访缺勤或犯下严重错误的学生的家长。“班长”监督所有的干事。只有“辅导员”是一个教学角色。他们的任务是两人一组小声地教学生诵读（M．1．D．B，68一83）。数十年后，德米亚提倡与之相似的分层管理，而几乎所有的监督职能都因有了一种教学意义而加强：一个助教教学生握笔姿势，纠正书写错误，同时“记录调皮者”；另一个助教在阅读课中负有同样的任务。班长负责监督其他干事和全班的表现，并负责“使新生习惯学校的规矩”。组长让学生背诵课文，并记下不会背的人名。［对在此我们看到了“互教”机构的轮廓，其中三种程序结合为单一的机制：教学本身，通过教学活动实践获得知识，层层监督。一种明确而有规则的监督关系被纳入教学实践的核心。这种关系不是一个附加的部分，而是一种内在的、能够提高其效能的机制。分层的、持续的、切实的监督，也许不是18世纪的重大技术“发明”，但是它的暗中扩展使与之相关的权力机制变得重要。通过这种监督，规训权力变成一种“内在”体系，与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种机制的经济目标有了内在联系。它也被安排成一种复杂的、自动的和匿名的权力。因为虽然监督要依赖人实现，但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的作用。这个网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下而上的与横向的。这个网络“控制”着整体，完全覆盖着整体，并从监督者和被不断监督者之间获得权力效应。在对纪律实行层层监督时，权力并不是一个被占有的物或一个可转让的财产。它是作为机制的一部分起作用。诚然，它的金字塔组织使它有一个“头”，但是，在这持久连续的领域里产生“权力”和分配人员的是整个机构。这样就使得规训权力既是毫不掩饰的，又是绝对“审慎”的。说它“不掩饰”是因为它无所不在，无时不警醒着，因为它没有留下任何晦暗不明之处，而且它无时不监视着负有监督任务的人员。说它“审慎”则是因为它始终基本上是在沉默中发挥作用。纪律使一种关系权力（relationalPower）得以运作。这种关系权力是自我维系的。它用不间断的精心策划的监视游戏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由于有了这种监督技术，权力“物理学”对肉体的控制遵循着光学和力学法则而运作，即玩弄一整套空间、线条、格网、波段、程度的游戏，绝不或在原则上不诉诸滥施淫威和暴力。这是一种更微妙的“物理”权力，因此似乎是不那么“肉体性”的权力。规范化裁决
1．在波莱骑士（ChevalierPaulet）孤儿院，每天早晨举行的审判会产生了一整套仪式：“我们发现所有的学生都排队站立，整齐肃穆，似乎准备投入战斗。军令长是一位十六岁的年轻绅士，他手握剑，站在队伍外。在他的指挥下，队伍在跑动中改变队形，组成一个环形。军官会议在中心点举行。军官报告过去24小时内各自队伍的情况。被告可以为自己辩护，证人当场作证，军官会议进行磋商，在达成一致意见后，由军令长宣布犯错者人数，错误性质和惩罚命令。然后队伍便井然有序地出发”（Pictet）。在一切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个小型处罚机制。它享有某种司法特权，有自己的法律、自己规定的罪行、特殊的审判形式。纪律确立了一种“内部处罚”。纪律分割了法律所不染指的领域。它们规定和压制着重大惩罚制度不那么关心因而抬手放过的许多行为。“进来时，工友应彼此问候，……离开时，他们应该锁好他们使用的材料与工具，并查看是否关了灯”；“明确禁止用身体姿势或其它方式运工友谊笑”；他们应该“表现得诚实庄重”；凡未向奥本海姆（M．PPenheim）请假而缺席超过五分钟者将“按缺勤半天记录下来”；为了确保在这种精细的刑事司法中不会有任何遗漏，禁止做“任何可能伤害奥本海姆及其同事的事情”（ppenheim，1809年9月29日）。工厂、学校、军队都实行一整套微观处罚制度，其中涉及时间（迟到、缺席、中断）、活动（心不在焉、疏忽、缺乏热情）、行为（失礼、不服从）、言语（聊天、傲慢）、肉体（“不正确的”姿势、不规范的体态、不整洁）、性（不道德、不庄重）。与此同时，在惩罚时，人们使用了一系列微妙的做法，从光线的物质惩罚到轻微剥夺和羞辱。这样即使最微小的行为不端受到惩罚，又使规训机构的表面上无关紧要的因素具有一种惩罚功能。因此，在必要时任何东西都可用于惩罚微不足道的小事。每个人都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动辄得咎的惩罚罗网中。“人们应该把惩罚这个词理解为能够使儿童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的任何东西，能够使他们感到羞辱和窘迫的任何东西：……一种严厉态度，一种冷淡，一个质问，一个羞辱，一项罢免”（I。aSalle
《管理》，204一205）。
2．纪律也带有一种特殊的惩罚方式。它不仅仅是一个小型法庭模式。规训处罚所特有的一个惩罚理由是不规范，即不符合准则，偏离准则。整个边际模糊的不规范领域都属于惩罚之列：士兵未达到要求便是犯了“错误”；学生的“错误”不仅仅包括轻微的违纪，而且包括未能完成功课。普鲁土步兵条例规定，凡未学会正确使用步枪者都应受到“最严厉”的对待。同样，“凡在前一天没有记住功课的学生，必须背下功课，不得有任何差错，在第二天要重背。他将被迫站着或跪着听课，双手合握。或者，他将受到其他处罚。”
这种由规训惩罚所维持的秩序具有复杂的性质。这是一种“人为”的秩序，是由法律、计划、条例所明确规定的。但它也是由可观察到的自然进程规定的。学徒期限，完成某项作业的时间，能力的水准，这些都涉及到某种规律，而这种规律也是一种准则。公教学校（ChristianSchool）的孩子不应上他们还不能领会的“日课”，否则将使他们有可能什么也学不会。但是，每个阶段的期限应在条例中加以规定，凡是经过三次考试不能升级的学生应该安排在明显可见的“笨学生”座位上。在规训制度中，惩罚具有司法一自然的双重参照。
3．规训惩罚具有缩小差距的功能。因此它实质上应该是矫正性的。除了直接借鉴于司法模式的惩罚（罚款、鞭答、单人禁闭）外，规训体制偏爱操练惩罚——强化的、加倍的、反复多次的训练。1766年步兵条例规定，“凡有某种疏忽表现或精神不振作的一等兵应降为二等兵”，只有经过重新操练和重新考核之后，他们才能晋升到原来的军阶。拉萨勒指出：“在各种补救性惩罚中，罚做作业在教师看来是最正当的，在家长看来是最有利的。”这样就能“使孩子从错误本身得到改过自新、不断提高的手段”。譬如，对那些“没有完成全部书写作业或没有尽力做好书写作业的学生，可以罚他们写或背某些补充作业”（I－aSalle管理》，205）。规训惩罚基本上与义务属于同一类型。它与其说是一种被践踏的法律的报复，不如说是对该法律的重申，而且是加倍地重申，以致于它可能产生的矫正效应不仅包括附带的赎罪和忏悔。这种矫正效应可以直接通过一种训练机制而获得。惩罚就是操练。
4，在纪律中，惩罚仅仅是奖一罚二元体制的一个因素。此外，这种体制是在训练和矫正过程中运作的。教师“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使用惩罚，相反，他应该多奖励少惩罚。懒惰的学生与勤奋的学生一样，希望获得奖励比畏惧惩罚更能使他振奋。因此，当教师被迫使用惩罚时，如果他能先赢得孩子的心，是大有助益的”（Demia，17）。这种二元机制使得规训处罚具有某些特殊的做法。首先，关于行为和表现的定义是基于善与恶这两个对立的价值。在这里不是采用诸如刑事司法实践中简单地划出禁区的做法，而是讲究在正负两极之间的分配。一切行为都纳入介于好与坏两个等级之间的领域。其次，对这个领域进行量化，并据此制定一种计算方法，也是能够做到的。有了一种沿用至今的处罚计算，就可以做出每个人的处罚平衡表。学校的“司法”源于军队和工厂，但学校把这项制度大大地发展了。公教学校兄弟会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奖励和补罚的体系：“学生可以使用奖励来免除补罚。……
譬如，一个学生被要求完成作为一种补罚作业的四个或六个问题。他可以通过积累一定数量的奖励点数来免除这种补罚。教师可以规定每道题的点数。……因为奖励相当于一定数量的点数，教师也有另外一些价值较小的点数，来给前一种点数找零头。譬如，一个孩子需要用六个点来免除一项补罚。他挣得一个有十个点的奖励。把这个交给教师，教师找给他四个点。其它以此类推”（I－aSalle《管理》，自156页起）。在此我们看到的是赦免制度的移植。通过这种奖励与借支的量化与循环，借助正负点的连续计算，规训机构排列出“好的”与“坏的”对象的等级顺序。由此，一种无休止惩罚的微观管理就造成了一种分殊化。这种分殊化不仅仅是对行为的区分，而且是对人员本身及其种类、潜力、水准或价值的区分。通过对行为进行精确的评估，纪律就能“实事求是”地裁决每个人。它所实施的处罚也被整合进对每个人的认识循环中。
5．按等级分配具有两个作用：一是标示出差距，划分出品质、技巧和能力的等级；二是惩罚和奖励。这正是整顿秩序时惩罚的作用与裁决的特性。纪律仅仅用奖励给予回报，因而使人能得到晋升。它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作为惩罚。在“军事学院”，人们制定了一套复杂的“荣誉”级别体系。这种级别明显地表现在制服的细微变化上。体面或不体面的惩罚，是享有特权或丢脸的标志。与这种等级相联系，这种分等级的惩罚定期频繁地进行。官员、教师及其助手不考虑年龄或年级，就“学生的道德品质”与“他们的公认的表现”做出报告。第一等是“优秀生”，其标志是银肩章。他们享有被视为“真正军人”的荣誉。他们也因此享有受军事惩罚（逮捕甚至监禁）的权利。第二等是“良好生”，其标志是红绸银肩章。他们可以被逮捕和送进监狱，但也可以被关在囚笼里和罚跪。“中等生”有权佩带红色木肩章，除了上述刑罚，在必要时还要穿麻布丧服。最后一等是“劣等生”。其标志是一个褐色木肩章。“该等级学生将受到学院内使用的一切惩罚或被认为必要的一切惩罚甚至包括被单独囚禁在一间黑牢里。”此外，有时这个“耻辱”的等级还受到特殊条例的管理，“以致该等级学生将被与其他学生隔离开，总是穿着麻布丧服”。因为功过和优劣表现就能决定学生的地位，“后两个等级的学生将会以为，当别人承认他们的行为有变化和进步时，他们就能升入前两个等级和佩带其标志。同样，如果优良等级的学生松懈了，如果各种汇集起来的报告对他们不利，证明他们不配得到较高等级的奖励和特权，那么他们将被降级。……”惩罚级别应该趋向于消亡。“耻辱”等级的设立仅仅是为了消灭这个等级：“为了判断耻辱等级中表现好的学生改过自新的性质”，应该让他们重新进入较高等级，发还他们的制服，但是，在用餐和娱乐时，依然让他们与劣等生在一起。如果他们不能保持良好的表现，他们就被留在差生中。“如果他们在这个等级中和在这种混合中表现得令人满意，那么他们就完全脱离差生”（《国家档案》，MM658，1758年3月30日；MM666，1763年9月15日）。这样，这种等级惩罚就具有两种效果：一是根据能力和表现即根据毕业后的使用前途来编排学生；二是对学生施加经常性的压力，使之符合同一模式，使他们学会“服从、驯顺、学习与操练时专心致志，正确地履行职责和遵守各种纪律”。这样，他们就会变得大同小异，相差无几。
总之，在规训权力的体制中，惩罚艺术的目的既不是将功补过，也不是仅仅为了压制。它进行五个阶段的运作。它把个人行动纳入一个整体，后者既是一个比较领域，又是一个区分空间，还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准则。它根据一个通用的准则来区分个人，该准则应该是一个最低限度，一个必须考虑的平均标准或一个必须努力达到的适当标准。它从数量上度量，从价值上排列每个人的能力、水准和“性质”。它通过这种“赋予价值”的度量，造成一种必须整齐划一的压力。最后，它划出能确定各种不同差异的界限，不规范者（军事学院的“耻辱”等级）的外在边界。在规训机构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无休止惩戒具有比较、区分、排列、同化、排斥的功能。总之，它具有规范功能。
因此，它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司法刑罚。后者的基本功能不是考虑一系列可观察的现象，而是诉诸必须记住的法律和条文。它不是区分每个人，而是根据一些普遍范畴来确定行为；不是排列等级，而仅仅是玩弄允许与禁止的二元对立；不是加以同化，而是对罪名做出一劳永逸的划分。规训机制掩藏着一种“规范处罚”。就其原则和功用而言，它不能划归法律刑罚。在规训建筑物中似乎永远设立着的小法庭，有时具有重大司法机构的戏剧形式。但我们不要因此产生误解。除了形式上的个别痕迹外，它并不把刑事司法机制加于日常存在的网络上，至少这不是它的基本作用。纪律吸收了一系列古老的做法，创造出一种新的惩罚功能。表面上看，小法庭似乎是重大司法机构的简陋的或讽刺性的复制品，但实际上却是新的惩罚功能在逐渐介入那个重大的外部机制。整个现代刑罚历史所显示的司法一人本主义功能并不是起源于人文科学对刑事司法的介入，不是起源于这种新的合理性所特有的或似乎与之俱来的人道主义所特有的要求。它起源于运用这些规范化裁决新机制的规训技术。规范（norm）的力量似乎贯穿在纪律之中。这是现代社会的新法则吗？我们可以说，自18世纪以来，它已与其它力量——律法、圣经、传统结合起来，并给它们划定新的界限。“规范的”被确定为教学中的强制原则，与此同时引出了一种标准化教育和建立了“师范学院”（ecolesnormales）。在组织一种全国性医生职业和一种能够贯彻统一的健康规范的医院系统的努力中，它得到确立。在使工业生产过程和产品标准化的努力中，它得到确立（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Cangu比em的重要论述，171一191）。与监督一样并且与监督一起，规范化在古典时代末期成为重要的权力手段之一，因为曾经表示地位、特权和依附关系的标志正逐渐被一整套规范级别所取代，至少是以后者为补充。后者不仅表示在一个同质社会体中的成员资格，而且也在分类、建立等级制和分配等级中起一定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规范化力量是强求一律的。但由于它能够度量差距，决定水准，确定特点，通过将各种差异相互对应而使之变得有用，它也有分殊的作用。人们很容易理解规范力量是如何在一种形式平等的体系中起作用的，因为在一种同质状态中（这种状态就是一种准则），规范导致了各种个体差异的显现。这既是实用的要求，也是度量的结果。检查
检查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规训的各种机制中检查被高度仪式化的原因。检查把权力的仪式、试验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在规训程序的核心，检查显示了被视为客体对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化。权力关系和认识关系的强行介入在检查中异常醒目。这是被科学史研究者所冷落的古典时期的另一项革新。人们撰写有关对先天盲人、狼孩和受催眠者的实验的历史。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撰写更普遍、更富于变化、但也更有决定意义的检查（考试）的历史——它的仪式、方法、特点、作用、问答游戏、评定和分类体系？要知道，在这种微不足道的技术中可以发现一个完整的知识领域、一种完整的权力类型。人们常常谈论人文“科学”轻率地或画蛇添足地带有意识形态。然而，它们的这种技术手段，这种细微的操作模式（已经得到广泛传播——从精神病学到教育学，从疾病诊断到劳动雇用），这种司空见惯的检查方法，难道不是在一种机制中贯彻能够提取和建构知识的权力关系吗？这不仅发生在意识、观念的层面上和人们自以为了解的事物中，而且发生在能够造就知识，使知识变为政治干预的事物的层面上。
18世纪末，造成医学的认识“解冻”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作为“检查”机构的医院组织起来了。巡诊仪式是其最明显的形式。17世纪，医院除了宗教、行政等管理外，又增加了来自外面的医生的视查。医生几乎不参与医院的日常管理。渐渐地，巡诊变得更有规律，更严格，特别是范围更大了。它变成医院功能中一个愈益重要的部分。1661年，巴黎主官医院要求医生每日巡诊。1687年，一名“预定”的医生每天午后检查一些重病人。18世纪的条例规定了巡诊的钟点和持续时间（至少2个小时），要求实行医生轮流巡诊制，以保证每天“甚至复活节”都有人巡诊。1771年，任命了一名医院医生，负责“在外来医生巡诊的间隔，日夜提供一切服务”（《主宫医院决议汇编》）。旧的不定期的走马观花变成了常规性的观察，从而使病人处于一种几乎无休止的受检查状态。这有两个后果：在内部等级系统中，原来作为一种外在因素的医生，开始超过宗教人员的地位，把后者排挤到检查技术中一个明确而次要的地位；“护士”类型出现了；与此同时，原来形同贫民院的医院，将要变成一个训练所，与知识相关的场所；它因此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的颠覆和一种知识系统的建构。“纪律严明”的医院变成医疗“规训”的物质样本。这种规训能够立刻抛弃其文本性，不是从作者一权威的传统，而是从不断受检查的对象的领域中找依据。
与之类似的是，学校变成一种不断考试的机构。考试自始至终伴随着教学活动。它越来越不是学生之间的较量，而是每个人与全体的比较。这就有可能进行度量和判断。公教学校兄弟会希望在一周里每天对学生进行考试：第一天考拼写，第二天考算术，第三天上午考教义问答，下午考书写，等等。此外，每月应举行一次考试，以挑选出有资格让督察员考核的学生（I－aSalle，《管理》，160）。自1775年起，桥梁堤坝学院（EcoledesPoutsetChaussees）每年有16次考试：数学、建筑学和绘图各考三次，写作考两次，石工、建筑风格、勘测、水平测量、建筑估算各考一次。考试不仅仅标志着一个学徒期的结束，而且成为一个永久的因素。通过一种不断重复的权力仪式，考试被编织在学习过程中。考试使教师在传授自己的知识的同时，把学生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领域。在行会传统中，学徒期以考试为结束，考试证明了一种已获得的能力——“出师”证明知识的传授已经完成。与此相反，学校中的考试是一个永恒的知识交换器。它确保知识从教师流向学生，但它也从学生那里取得一种供教师用的知识。学校变成为发展教育学的地方。正如医院检查的程序使得医学认识“解冻”，“考试型”学校的时代标志着一种科学的教育学的开端。军队历史上的检阅和不停的反复运动的时期，标志着一种庞大的战术知识的发展。这种知识在拿破仑战争时代发挥了作用。
《管理》，204一205）。
2．纪律也带有一种特殊的惩罚方式。它不仅仅是一个小型法庭模式。规训处罚所特有的一个惩罚理由是不规范，即不符合准则，偏离准则。整个边际模糊的不规范领域都属于惩罚之列：士兵未达到要求便是犯了“错误”；学生的“错误”不仅仅包括轻微的违纪，而且包括未能完成功课。普鲁土步兵条例规定，凡未学会正确使用步枪者都应受到“最严厉”的对待。同样，“凡在前一天没有记住功课的学生，必须背下功课，不得有任何差错，在第二天要重背。他将被迫站着或跪着听课，双手合握。或者，他将受到其他处罚。”
这种由规训惩罚所维持的秩序具有复杂的性质。这是一种“人为”的秩序，是由法律、计划、条例所明确规定的。但它也是由可观察到的自然进程规定的。学徒期限，完成某项作业的时间，能力的水准，这些都涉及到某种规律，而这种规律也是一种准则。公教学校（ChristianSchool）的孩子不应上他们还不能领会的“日课”，否则将使他们有可能什么也学不会。但是，每个阶段的期限应在条例中加以规定，凡是经过三次考试不能升级的学生应该安排在明显可见的“笨学生”座位上。在规训制度中，惩罚具有司法一自然的双重参照。
3．规训惩罚具有缩小差距的功能。因此它实质上应该是矫正性的。除了直接借鉴于司法模式的惩罚（罚款、鞭答、单人禁闭）外，规训体制偏爱操练惩罚——强化的、加倍的、反复多次的训练。1766年步兵条例规定，“凡有某种疏忽表现或精神不振作的一等兵应降为二等兵”，只有经过重新操练和重新考核之后，他们才能晋升到原来的军阶。拉萨勒指出：“在各种补救性惩罚中，罚做作业在教师看来是最正当的，在家长看来是最有利的。”这样就能“使孩子从错误本身得到改过自新、不断提高的手段”。譬如，对那些“没有完成全部书写作业或没有尽力做好书写作业的学生，可以罚他们写或背某些补充作业”（I－aSalle管理》，205）。规训惩罚基本上与义务属于同一类型。它与其说是一种被践踏的法律的报复，不如说是对该法律的重申，而且是加倍地重申，以致于它可能产生的矫正效应不仅包括附带的赎罪和忏悔。这种矫正效应可以直接通过一种训练机制而获得。惩罚就是操练。
4，在纪律中，惩罚仅仅是奖一罚二元体制的一个因素。此外，这种体制是在训练和矫正过程中运作的。教师“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使用惩罚，相反，他应该多奖励少惩罚。懒惰的学生与勤奋的学生一样，希望获得奖励比畏惧惩罚更能使他振奋。因此，当教师被迫使用惩罚时，如果他能先赢得孩子的心，是大有助益的”（Demia，17）。这种二元机制使得规训处罚具有某些特殊的做法。首先，关于行为和表现的定义是基于善与恶这两个对立的价值。在这里不是采用诸如刑事司法实践中简单地划出禁区的做法，而是讲究在正负两极之间的分配。一切行为都纳入介于好与坏两个等级之间的领域。其次，对这个领域进行量化，并据此制定一种计算方法，也是能够做到的。有了一种沿用至今的处罚计算，就可以做出每个人的处罚平衡表。学校的“司法”源于军队和工厂，但学校把这项制度大大地发展了。公教学校兄弟会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奖励和补罚的体系：“学生可以使用奖励来免除补罚。……
譬如，一个学生被要求完成作为一种补罚作业的四个或六个问题。他可以通过积累一定数量的奖励点数来免除这种补罚。教师可以规定每道题的点数。……因为奖励相当于一定数量的点数，教师也有另外一些价值较小的点数，来给前一种点数找零头。譬如，一个孩子需要用六个点来免除一项补罚。他挣得一个有十个点的奖励。把这个交给教师，教师找给他四个点。其它以此类推”（I－aSalle《管理》，自156页起）。在此我们看到的是赦免制度的移植。通过这种奖励与借支的量化与循环，借助正负点的连续计算，规训机构排列出“好的”与“坏的”对象的等级顺序。由此，一种无休止惩罚的微观管理就造成了一种分殊化。这种分殊化不仅仅是对行为的区分，而且是对人员本身及其种类、潜力、水准或价值的区分。通过对行为进行精确的评估，纪律就能“实事求是”地裁决每个人。它所实施的处罚也被整合进对每个人的认识循环中。
5．按等级分配具有两个作用：一是标示出差距，划分出品质、技巧和能力的等级；二是惩罚和奖励。这正是整顿秩序时惩罚的作用与裁决的特性。纪律仅仅用奖励给予回报，因而使人能得到晋升。它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作为惩罚。在“军事学院”，人们制定了一套复杂的“荣誉”级别体系。这种级别明显地表现在制服的细微变化上。体面或不体面的惩罚，是享有特权或丢脸的标志。与这种等级相联系，这种分等级的惩罚定期频繁地进行。官员、教师及其助手不考虑年龄或年级，就“学生的道德品质”与“他们的公认的表现”做出报告。第一等是“优秀生”，其标志是银肩章。他们享有被视为“真正军人”的荣誉。他们也因此享有受军事惩罚（逮捕甚至监禁）的权利。第二等是“良好生”，其标志是红绸银肩章。他们可以被逮捕和送进监狱，但也可以被关在囚笼里和罚跪。“中等生”有权佩带红色木肩章，除了上述刑罚，在必要时还要穿麻布丧服。最后一等是“劣等生”。其标志是一个褐色木肩章。“该等级学生将受到学院内使用的一切惩罚或被认为必要的一切惩罚甚至包括被单独囚禁在一间黑牢里。”此外，有时这个“耻辱”的等级还受到特殊条例的管理，“以致该等级学生将被与其他学生隔离开，总是穿着麻布丧服”。因为功过和优劣表现就能决定学生的地位，“后两个等级的学生将会以为，当别人承认他们的行为有变化和进步时，他们就能升入前两个等级和佩带其标志。同样，如果优良等级的学生松懈了，如果各种汇集起来的报告对他们不利，证明他们不配得到较高等级的奖励和特权，那么他们将被降级。……”惩罚级别应该趋向于消亡。“耻辱”等级的设立仅仅是为了消灭这个等级：“为了判断耻辱等级中表现好的学生改过自新的性质”，应该让他们重新进入较高等级，发还他们的制服，但是，在用餐和娱乐时，依然让他们与劣等生在一起。如果他们不能保持良好的表现，他们就被留在差生中。“如果他们在这个等级中和在这种混合中表现得令人满意，那么他们就完全脱离差生”（《国家档案》，MM658，1758年3月30日；MM666，1763年9月15日）。这样，这种等级惩罚就具有两种效果：一是根据能力和表现即根据毕业后的使用前途来编排学生；二是对学生施加经常性的压力，使之符合同一模式，使他们学会“服从、驯顺、学习与操练时专心致志，正确地履行职责和遵守各种纪律”。这样，他们就会变得大同小异，相差无几。
总之，在规训权力的体制中，惩罚艺术的目的既不是将功补过，也不是仅仅为了压制。它进行五个阶段的运作。它把个人行动纳入一个整体，后者既是一个比较领域，又是一个区分空间，还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准则。它根据一个通用的准则来区分个人，该准则应该是一个最低限度，一个必须考虑的平均标准或一个必须努力达到的适当标准。它从数量上度量，从价值上排列每个人的能力、水准和“性质”。它通过这种“赋予价值”的度量，造成一种必须整齐划一的压力。最后，它划出能确定各种不同差异的界限，不规范者（军事学院的“耻辱”等级）的外在边界。在规训机构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无休止惩戒具有比较、区分、排列、同化、排斥的功能。总之，它具有规范功能。
因此，它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司法刑罚。后者的基本功能不是考虑一系列可观察的现象，而是诉诸必须记住的法律和条文。它不是区分每个人，而是根据一些普遍范畴来确定行为；不是排列等级，而仅仅是玩弄允许与禁止的二元对立；不是加以同化，而是对罪名做出一劳永逸的划分。规训机制掩藏着一种“规范处罚”。就其原则和功用而言，它不能划归法律刑罚。在规训建筑物中似乎永远设立着的小法庭，有时具有重大司法机构的戏剧形式。但我们不要因此产生误解。除了形式上的个别痕迹外，它并不把刑事司法机制加于日常存在的网络上，至少这不是它的基本作用。纪律吸收了一系列古老的做法，创造出一种新的惩罚功能。表面上看，小法庭似乎是重大司法机构的简陋的或讽刺性的复制品，但实际上却是新的惩罚功能在逐渐介入那个重大的外部机制。整个现代刑罚历史所显示的司法一人本主义功能并不是起源于人文科学对刑事司法的介入，不是起源于这种新的合理性所特有的或似乎与之俱来的人道主义所特有的要求。它起源于运用这些规范化裁决新机制的规训技术。规范（norm）的力量似乎贯穿在纪律之中。这是现代社会的新法则吗？我们可以说，自18世纪以来，它已与其它力量——律法、圣经、传统结合起来，并给它们划定新的界限。“规范的”被确定为教学中的强制原则，与此同时引出了一种标准化教育和建立了“师范学院”（ecolesnormales）。在组织一种全国性医生职业和一种能够贯彻统一的健康规范的医院系统的努力中，它得到确立。在使工业生产过程和产品标准化的努力中，它得到确立（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Cangu比em的重要论述，171一191）。与监督一样并且与监督一起，规范化在古典时代末期成为重要的权力手段之一，因为曾经表示地位、特权和依附关系的标志正逐渐被一整套规范级别所取代，至少是以后者为补充。后者不仅表示在一个同质社会体中的成员资格，而且也在分类、建立等级制和分配等级中起一定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规范化力量是强求一律的。但由于它能够度量差距，决定水准，确定特点，通过将各种差异相互对应而使之变得有用，它也有分殊的作用。人们很容易理解规范力量是如何在一种形式平等的体系中起作用的，因为在一种同质状态中（这种状态就是一种准则），规范导致了各种个体差异的显现。这既是实用的要求，也是度量的结果。检查
检查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规训的各种机制中检查被高度仪式化的原因。检查把权力的仪式、试验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在规训程序的核心，检查显示了被视为客体对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化。权力关系和认识关系的强行介入在检查中异常醒目。这是被科学史研究者所冷落的古典时期的另一项革新。人们撰写有关对先天盲人、狼孩和受催眠者的实验的历史。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撰写更普遍、更富于变化、但也更有决定意义的检查（考试）的历史——它的仪式、方法、特点、作用、问答游戏、评定和分类体系？要知道，在这种微不足道的技术中可以发现一个完整的知识领域、一种完整的权力类型。人们常常谈论人文“科学”轻率地或画蛇添足地带有意识形态。然而，它们的这种技术手段，这种细微的操作模式（已经得到广泛传播——从精神病学到教育学，从疾病诊断到劳动雇用），这种司空见惯的检查方法，难道不是在一种机制中贯彻能够提取和建构知识的权力关系吗？这不仅发生在意识、观念的层面上和人们自以为了解的事物中，而且发生在能够造就知识，使知识变为政治干预的事物的层面上。
18世纪末，造成医学的认识“解冻”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作为“检查”机构的医院组织起来了。巡诊仪式是其最明显的形式。17世纪，医院除了宗教、行政等管理外，又增加了来自外面的医生的视查。医生几乎不参与医院的日常管理。渐渐地，巡诊变得更有规律，更严格，特别是范围更大了。它变成医院功能中一个愈益重要的部分。1661年，巴黎主官医院要求医生每日巡诊。1687年，一名“预定”的医生每天午后检查一些重病人。18世纪的条例规定了巡诊的钟点和持续时间（至少2个小时），要求实行医生轮流巡诊制，以保证每天“甚至复活节”都有人巡诊。1771年，任命了一名医院医生，负责“在外来医生巡诊的间隔，日夜提供一切服务”（《主宫医院决议汇编》）。旧的不定期的走马观花变成了常规性的观察，从而使病人处于一种几乎无休止的受检查状态。这有两个后果：在内部等级系统中，原来作为一种外在因素的医生，开始超过宗教人员的地位，把后者排挤到检查技术中一个明确而次要的地位；“护士”类型出现了；与此同时，原来形同贫民院的医院，将要变成一个训练所，与知识相关的场所；它因此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的颠覆和一种知识系统的建构。“纪律严明”的医院变成医疗“规训”的物质样本。这种规训能够立刻抛弃其文本性，不是从作者一权威的传统，而是从不断受检查的对象的领域中找依据。
与之类似的是，学校变成一种不断考试的机构。考试自始至终伴随着教学活动。它越来越不是学生之间的较量，而是每个人与全体的比较。这就有可能进行度量和判断。公教学校兄弟会希望在一周里每天对学生进行考试：第一天考拼写，第二天考算术，第三天上午考教义问答，下午考书写，等等。此外，每月应举行一次考试，以挑选出有资格让督察员考核的学生（I－aSalle，《管理》，160）。自1775年起，桥梁堤坝学院（EcoledesPoutsetChaussees）每年有16次考试：数学、建筑学和绘图各考三次，写作考两次，石工、建筑风格、勘测、水平测量、建筑估算各考一次。考试不仅仅标志着一个学徒期的结束，而且成为一个永久的因素。通过一种不断重复的权力仪式，考试被编织在学习过程中。考试使教师在传授自己的知识的同时，把学生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领域。在行会传统中，学徒期以考试为结束，考试证明了一种已获得的能力——“出师”证明知识的传授已经完成。与此相反，学校中的考试是一个永恒的知识交换器。它确保知识从教师流向学生，但它也从学生那里取得一种供教师用的知识。学校变成为发展教育学的地方。正如医院检查的程序使得医学认识“解冻”，“考试型”学校的时代标志着一种科学的教育学的开端。军队历史上的检阅和不停的反复运动的时期，标志着一种庞大的战术知识的发展。这种知识在拿破仑战争时代发挥了作用。
检查导入了一个完整的机制。这种机制把一种知识形成类型与一种权力行使方式联系起来。
1．检查把可见状态转换为权力的行使。在传统中，权力是可见、可展示之物，而且很矛盾的是，它是在调动自己力量的运动中发现自己力量的本原。受权力支配的人只能留在阴影之中。他们只能从被让与的部分权力或者从他的暂时拥有的部分权力的折光中获得光亮。但是，规训权力是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同时，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原则强加给它的对象。在规训中，这些对象必须是可见的。他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治。正是被规训的人经常被看见和能够被随时看见这一事实，使他们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此外，检查是这样一种技术，权力借助于它不是发出表示自己权势的符号，不是把自己的标志强加于对象，而是在一种使对象客体化的机制中控制他们。在这种支配空间中，规训权力主要是通过整理编排对象来显示自己的权势。考试可以说是这种客体化的仪式。
在此之前，政治仪式的作用一直是造成过分的但也受到控制的权力表现。这是一种权势的炫耀、一种夸大的和符号化的“消费”。权力通过它而焕发活力。它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庆祝胜利相联系。君主的庄严出场总是带有献祭、加冕和凯旋的某种因素。甚至葬礼也伴有展示权力的全部场面。但是，规训有自己的仪式。它不是凯旋仪式，而是检阅、“阅兵”。这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检查形式。在这种仪式中，受检阅者作为“客体对象”而呈现，供仅仅表现为凝视的权力来观看。他们并非直接感受到君主权力的形象，而是仅仅感受到它对他们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驯顺的肉体的影响，而且还是通过复制品。1666年3月15日，路易十四举行第一次军事检阅。受阅者有18000人。这是“路易十四在位年间最壮观的行动之一”。据说，它“使整个欧洲都惴惴不安”。几年后，制作了一个徽章来纪念这个事情（见JllCquot，50一54）。纪念章上有“振兴军纪”的文字和“迎胜利演习”的图形。在图的右方，国王右腿向前，持杖指挥操练。在左方，几行士兵眉眼清晰，纵深排列。他们的右手平举与肩部同高，手持直立的步枪，右腿稍稍向前，左脚向外。在地面上，有几条线垂直相交，构成几个长方形，指示操练的不同阶段和位置。纪念章背景是一幅古典主义建筑图。宫殿的圆柱是士兵队列和直立步枪的延伸，地面是操练线的延伸。但是，在建筑物顶部的横杆上面是舞蹈造型：线条曲折，姿势匀称，衣裙细致。大理石云纹是统一而和谐的运动线条，但是人物则被凝固为整齐划一的队列与线条。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对比统一体。建筑物和构图在顶端释放出自由的舞蹈造型，但对地面上被规训的人则用秩序的准则和几何学来加以限制。这是权力的圆柱。米哈伊尔大公（GrandDukeMikhail）在让一支团队举手站立一个小时后，评论道：“很好，只是他们还在呼吸”（KroPotkin，8．转引自G．Cauguilhcm）。
让我们把这个徽章当作一个时期的证据。在这个时期，既矛盾又意味深长的是，君主权力的最耀眼的形象正在与规训权力的仪式的出现结合起来。君主难得的可见状态变成臣民必不可免的可见状态。正是在规训；运作中的这种可见状态的转化，将会保证权力的行使，即使权力以最低级的形式出现。我们正在进入无穷尽的检查和被迫客体化的时期。
2．检查也把个体引入文件领域。检查留下了一大批按人头、按时间汇集的详细档案。检查不仅使人置于监视领域，也使人置于书写的网络中。它使人们陷入一大批文件中。这些文件俘获了人们，限定了人们。检查的程序总是同时伴有一个集中登记和文件汇集的制度。一种“书写权力”作为规训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建立起来。在许多方面它都仿照了传统的文版方法，但它也有独特的技巧和重大革新，其中涉及到识别、通知或描述的方法。这是军队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军队里需要杜绝逃兵，避免重复注册，纠正军官上报的虚假“信息”，了解每一个人的表现和价值，确定失踪者或死亡者的减员数额。这也是医院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医院里需要辨认病人，驱逐装病者，跟踪疾病的变化，研究治疗效果，确定类似的病例和流行病的起源。这也是教学机构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那里必须确定每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及其可能利用的因素：“名册能使任何一个人了解孩子们在学校期间的品行，在信仰、教义和知识方面的进步”（M．1．0．B，64）。
于是，一系列有关规训个体的符码形成了，从而有可能通过同质化来录泽由检查所确定的个人特征，如信号的物理符码，病症的医学符码，行为和表现的教育或军事符码（法典）。这些符码不论在质还是在量上都是简陋的。但是，它们标志着个人在权力关系中“形式化”的第一阶段。
规训书写的其它革新涉及到这些因素的相互关联，文件的积累和序列化以及比较领域的建立。通过比较，进行分类、形成范畴、确定平均水准和规范。18世纪的医院尤其成为文版方法的大实验室。记录的保管、归纳整理及在巡诊时的流通，医生与行政人员例会上的比较核对，数据的上报（向医院的中心机构或贫民院总署），一个医院、一个城镇甚至全国的疾病、治疗和死亡情况的统计，这些都成为使医院纳入规训喇度的过程的一个部分。在一个良好的医疗“规训”（在这个词的双关意义上，即纪律和学科）所应具备的各种基本条件中，应该包括书写程序。后者应使个人资料得以纳入各种累积系统，而不致遗失，应使个人纳入总的记录中并且使每个人的检查数据都会影响总的计算。
由于检查伴有一套书写机制，检查就造成了两种相互关联的可能性：首先是把个人当作一个可描述、可分析的对象，这样做不是为了像博物学家对待生物那样把人简化为“种”的特征，而是为了在一种稳定的知识体系的监视下，强调人的个人特征、个人发育、个人能力；其次是建构一个比较体系，从而能够度量总体现象，描述各种群体，确定累积情况的特点，计算个人之间的差异及这些人在某一片“居民”中的分布。
这些有关记录、登记、建立档案、分类制表的琐碎技术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但在当时关于个人的科学的认识“解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们无疑会提出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问题：一种研究个人的科学能够合理而合法地成立吗？重大的问题或许需要有重大的解决办法。然而，这里涉及的是一个较小的历史问题，即在接近18世纪末时一般可称为“临床”科学的事物的出现问题。这是有关个别描述、交叉检查、既往病历、“档案”如何进入科学话语的一般运作的问题。对于这个简单的事实问题，人们无疑必须给予一个不那么“高雅”的回答：人们应该探究这些书写和登记的程序，人们应该探究检查的机制，探究规训机制与一种新的支配肉体的权力的构成。关于人的科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吗？这一点或许可以在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档案中得到解答。对肉体、姿势和行为进行强制的现代方式就源出于此。
3．由各种文陵技术所包围的检查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个案”。这种个案同时既成为一门知识的对象，又成为一种权力的支点。个案不再是决疑法或法理学中的那种确定一种行为并能修改对某一准则的运用的一组证据。它就是那个可描述、判断、度量及与他人比较的具有个性的人。而且，它也是那个必须加以训练、教养、分类、规范化、排斥等等的个人。
长期以来，普通的个性——每个人的日常个性——一直是不能进入描述领域的。被注视、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一种不间断的书写逐日地跟踪，是一种特权。一个人的编年史、生话报道、死后的历史研究，是他的权力象征仪式的一部分。规训方法颠倒了这种关系，降低了可描述个性的标准，并从这种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手段和一种支配方法。描述不再是供未来回忆的纪念碑，而是供不备之需的文件。而且，这种新的描述是最鲜明的，因为规训结构是很严格的。自18世纪起，与规训机制的发展曲线相一致，儿童、病人、疯人、囚徒都愈益容易成为个别描述和生平记载的对象。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是把人英雄化，而是一种客观化和征服。如同国王的编年史或绿林好汉的传奇一样，精神病人或罪犯的经过仔细核对的生平也属于具有某种政治功能的书写内容，但是所使用的权力技巧截然不同。
由于检查是同时从仪式上和“科学”上对个人差异的确定，是用每个人的特点来确定这个人（与典礼不同，典礼是用具有各种标志的场面展示地位、门第、特权和职务），检查就清晰地标示了一种新的权力运行方式的出现。在这种方式中，每个人都获得自己的个性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标志，他通过这种身份与表现他和使他成为“个案”的特征、计量、差距、“标志”联系起来。
最后，检查处于使个人成为权力的后果与对象，知识的后果与对象的程序的中心位置。由于检查将层级监视与规范化裁决结合起来，就确保了重大的规训功能：分配和分类，最大限度地榨取力量与时间，连续的生成积累，最佳的能力组合，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具有单元性、有机性、创生性和组合性的个性的制作。由于有了它，那些纪律也被仪式化了。可以说，这些纪律是一种针对个人差异的权力运作方式。
各种纪律的出现，标志着个人化的政治轴心被颠倒的时代。在某些社会里，即在封建制度是唯一样板的社会里，可以说，在君权得以施展的地方和权力的较高等级中，个人化的程度最高。一个人拥有的权力或特权越多，就越能通过礼仪、文字报道或形象化的复制品标示出他个人。表明某人属于某种血缘集团的“姓氏”和家谱，展示非凡能力并被文学记载所传扬的丰功伟绩，标志着行之有效的权力关系的典礼，留芳百代的纪念碑或捐赠，奢侈铺张的开销，错综复杂的效忠与宗主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导致“上升”的个人化的方式。相反，在一个规训制度里，个人化是一种“下降”。随着权力变得愈益隐蔽、愈益有效，受其影响的人趋向于更强烈的个人化。权力的行使所借助的是监视而不是盛大仪式，是观察而不是纪念性文字，是以“规范”为参照物的比较度量而不是以祖先为参照物的家谱，是“差距”而不是功绩。在一个规训制度中，儿童比成年人更个人化，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人化，疯人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个人化。在上述的每一种情况中，我们文明中的个人化机制更偏向于前一种人。当人们想使健康、正常和守法的成年人个人化时，总是要问他身上有多少童心，潜藏着何种秘密的疯癫，他曾想犯下什么重大罪行。所有使用“PSyCh。－”（精神或心理）这一词根的科学、分析和实践，都起源于这种个人化程序的历史性颠倒。当个性形成的历史一仪式机制转变为科学一规训机制、规范取代了血统、度量取代了身份、从而用可计量的人的个性取代了值得纪念的人的个性时，也正是一种新的权力技巧和一种新的肉体政治解剖学被应用的时候。此外，如果说从中世纪早期到现在，“冒险”是一种对个性的记载，是从史诗到小说、从高贵的行为到隐秘的特立独行、从漫长的离乡背井到对童年的内心探索、从战场厮杀到沉迷幻想的过渡，那么它也记录了一个规训社会的形成。我们童年的冒险不再体现在《可爱的小亨利｝）中，而是表现为“小汉斯”的不幸遭遇。今天的《玫瑰传奇》（RomanceVtheRose）”是由玛丽·巴恩斯（M。ryB。me）”撰写的；朗斯洛（L。nc1。）”已被施赖贝尔法官OudgeSc5re5er）”所取代。
人们常说，以个人为构成元素的社会模式是从契约与交换的抽象法律形式中借鉴而来的。按照这种观点，商业社会被说成是孤立的合法主体的契约结合。情况或许如此。诚然，17世纪和18世纪的政治学说往往似乎遵循着这种公式。但是，不应忘记，当时还存在着一种将个人建构成与权力和知识相关的因素的技术。个人无疑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原子。但是他也是我称之为“规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及从他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从规训的小诡计中谋取这种权力，难道不是做得有些过分吗？这些诡计怎么会产生这么大范围的影响呢？
1．检查把可见状态转换为权力的行使。在传统中，权力是可见、可展示之物，而且很矛盾的是，它是在调动自己力量的运动中发现自己力量的本原。受权力支配的人只能留在阴影之中。他们只能从被让与的部分权力或者从他的暂时拥有的部分权力的折光中获得光亮。但是，规训权力是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同时，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原则强加给它的对象。在规训中，这些对象必须是可见的。他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治。正是被规训的人经常被看见和能够被随时看见这一事实，使他们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此外，检查是这样一种技术，权力借助于它不是发出表示自己权势的符号，不是把自己的标志强加于对象，而是在一种使对象客体化的机制中控制他们。在这种支配空间中，规训权力主要是通过整理编排对象来显示自己的权势。考试可以说是这种客体化的仪式。
在此之前，政治仪式的作用一直是造成过分的但也受到控制的权力表现。这是一种权势的炫耀、一种夸大的和符号化的“消费”。权力通过它而焕发活力。它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庆祝胜利相联系。君主的庄严出场总是带有献祭、加冕和凯旋的某种因素。甚至葬礼也伴有展示权力的全部场面。但是，规训有自己的仪式。它不是凯旋仪式，而是检阅、“阅兵”。这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检查形式。在这种仪式中，受检阅者作为“客体对象”而呈现，供仅仅表现为凝视的权力来观看。他们并非直接感受到君主权力的形象，而是仅仅感受到它对他们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驯顺的肉体的影响，而且还是通过复制品。1666年3月15日，路易十四举行第一次军事检阅。受阅者有18000人。这是“路易十四在位年间最壮观的行动之一”。据说，它“使整个欧洲都惴惴不安”。几年后，制作了一个徽章来纪念这个事情（见JllCquot，50一54）。纪念章上有“振兴军纪”的文字和“迎胜利演习”的图形。在图的右方，国王右腿向前，持杖指挥操练。在左方，几行士兵眉眼清晰，纵深排列。他们的右手平举与肩部同高，手持直立的步枪，右腿稍稍向前，左脚向外。在地面上，有几条线垂直相交，构成几个长方形，指示操练的不同阶段和位置。纪念章背景是一幅古典主义建筑图。宫殿的圆柱是士兵队列和直立步枪的延伸，地面是操练线的延伸。但是，在建筑物顶部的横杆上面是舞蹈造型：线条曲折，姿势匀称，衣裙细致。大理石云纹是统一而和谐的运动线条，但是人物则被凝固为整齐划一的队列与线条。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对比统一体。建筑物和构图在顶端释放出自由的舞蹈造型，但对地面上被规训的人则用秩序的准则和几何学来加以限制。这是权力的圆柱。米哈伊尔大公（GrandDukeMikhail）在让一支团队举手站立一个小时后，评论道：“很好，只是他们还在呼吸”（KroPotkin，8．转引自G．Cauguilhcm）。
让我们把这个徽章当作一个时期的证据。在这个时期，既矛盾又意味深长的是，君主权力的最耀眼的形象正在与规训权力的仪式的出现结合起来。君主难得的可见状态变成臣民必不可免的可见状态。正是在规训；运作中的这种可见状态的转化，将会保证权力的行使，即使权力以最低级的形式出现。我们正在进入无穷尽的检查和被迫客体化的时期。
2．检查也把个体引入文件领域。检查留下了一大批按人头、按时间汇集的详细档案。检查不仅使人置于监视领域，也使人置于书写的网络中。它使人们陷入一大批文件中。这些文件俘获了人们，限定了人们。检查的程序总是同时伴有一个集中登记和文件汇集的制度。一种“书写权力”作为规训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建立起来。在许多方面它都仿照了传统的文版方法，但它也有独特的技巧和重大革新，其中涉及到识别、通知或描述的方法。这是军队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军队里需要杜绝逃兵，避免重复注册，纠正军官上报的虚假“信息”，了解每一个人的表现和价值，确定失踪者或死亡者的减员数额。这也是医院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医院里需要辨认病人，驱逐装病者，跟踪疾病的变化，研究治疗效果，确定类似的病例和流行病的起源。这也是教学机构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那里必须确定每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及其可能利用的因素：“名册能使任何一个人了解孩子们在学校期间的品行，在信仰、教义和知识方面的进步”（M．1．0．B，64）。
于是，一系列有关规训个体的符码形成了，从而有可能通过同质化来录泽由检查所确定的个人特征，如信号的物理符码，病症的医学符码，行为和表现的教育或军事符码（法典）。这些符码不论在质还是在量上都是简陋的。但是，它们标志着个人在权力关系中“形式化”的第一阶段。
规训书写的其它革新涉及到这些因素的相互关联，文件的积累和序列化以及比较领域的建立。通过比较，进行分类、形成范畴、确定平均水准和规范。18世纪的医院尤其成为文版方法的大实验室。记录的保管、归纳整理及在巡诊时的流通，医生与行政人员例会上的比较核对，数据的上报（向医院的中心机构或贫民院总署），一个医院、一个城镇甚至全国的疾病、治疗和死亡情况的统计，这些都成为使医院纳入规训喇度的过程的一个部分。在一个良好的医疗“规训”（在这个词的双关意义上，即纪律和学科）所应具备的各种基本条件中，应该包括书写程序。后者应使个人资料得以纳入各种累积系统，而不致遗失，应使个人纳入总的记录中并且使每个人的检查数据都会影响总的计算。
由于检查伴有一套书写机制，检查就造成了两种相互关联的可能性：首先是把个人当作一个可描述、可分析的对象，这样做不是为了像博物学家对待生物那样把人简化为“种”的特征，而是为了在一种稳定的知识体系的监视下，强调人的个人特征、个人发育、个人能力；其次是建构一个比较体系，从而能够度量总体现象，描述各种群体，确定累积情况的特点，计算个人之间的差异及这些人在某一片“居民”中的分布。
这些有关记录、登记、建立档案、分类制表的琐碎技术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但在当时关于个人的科学的认识“解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们无疑会提出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问题：一种研究个人的科学能够合理而合法地成立吗？重大的问题或许需要有重大的解决办法。然而，这里涉及的是一个较小的历史问题，即在接近18世纪末时一般可称为“临床”科学的事物的出现问题。这是有关个别描述、交叉检查、既往病历、“档案”如何进入科学话语的一般运作的问题。对于这个简单的事实问题，人们无疑必须给予一个不那么“高雅”的回答：人们应该探究这些书写和登记的程序，人们应该探究检查的机制，探究规训机制与一种新的支配肉体的权力的构成。关于人的科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吗？这一点或许可以在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档案中得到解答。对肉体、姿势和行为进行强制的现代方式就源出于此。
3．由各种文陵技术所包围的检查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个案”。这种个案同时既成为一门知识的对象，又成为一种权力的支点。个案不再是决疑法或法理学中的那种确定一种行为并能修改对某一准则的运用的一组证据。它就是那个可描述、判断、度量及与他人比较的具有个性的人。而且，它也是那个必须加以训练、教养、分类、规范化、排斥等等的个人。
长期以来，普通的个性——每个人的日常个性——一直是不能进入描述领域的。被注视、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一种不间断的书写逐日地跟踪，是一种特权。一个人的编年史、生话报道、死后的历史研究，是他的权力象征仪式的一部分。规训方法颠倒了这种关系，降低了可描述个性的标准，并从这种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手段和一种支配方法。描述不再是供未来回忆的纪念碑，而是供不备之需的文件。而且，这种新的描述是最鲜明的，因为规训结构是很严格的。自18世纪起，与规训机制的发展曲线相一致，儿童、病人、疯人、囚徒都愈益容易成为个别描述和生平记载的对象。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是把人英雄化，而是一种客观化和征服。如同国王的编年史或绿林好汉的传奇一样，精神病人或罪犯的经过仔细核对的生平也属于具有某种政治功能的书写内容，但是所使用的权力技巧截然不同。
由于检查是同时从仪式上和“科学”上对个人差异的确定，是用每个人的特点来确定这个人（与典礼不同，典礼是用具有各种标志的场面展示地位、门第、特权和职务），检查就清晰地标示了一种新的权力运行方式的出现。在这种方式中，每个人都获得自己的个性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标志，他通过这种身份与表现他和使他成为“个案”的特征、计量、差距、“标志”联系起来。
最后，检查处于使个人成为权力的后果与对象，知识的后果与对象的程序的中心位置。由于检查将层级监视与规范化裁决结合起来，就确保了重大的规训功能：分配和分类，最大限度地榨取力量与时间，连续的生成积累，最佳的能力组合，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具有单元性、有机性、创生性和组合性的个性的制作。由于有了它，那些纪律也被仪式化了。可以说，这些纪律是一种针对个人差异的权力运作方式。
各种纪律的出现，标志着个人化的政治轴心被颠倒的时代。在某些社会里，即在封建制度是唯一样板的社会里，可以说，在君权得以施展的地方和权力的较高等级中，个人化的程度最高。一个人拥有的权力或特权越多，就越能通过礼仪、文字报道或形象化的复制品标示出他个人。表明某人属于某种血缘集团的“姓氏”和家谱，展示非凡能力并被文学记载所传扬的丰功伟绩，标志着行之有效的权力关系的典礼，留芳百代的纪念碑或捐赠，奢侈铺张的开销，错综复杂的效忠与宗主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导致“上升”的个人化的方式。相反，在一个规训制度里，个人化是一种“下降”。随着权力变得愈益隐蔽、愈益有效，受其影响的人趋向于更强烈的个人化。权力的行使所借助的是监视而不是盛大仪式，是观察而不是纪念性文字，是以“规范”为参照物的比较度量而不是以祖先为参照物的家谱，是“差距”而不是功绩。在一个规训制度中，儿童比成年人更个人化，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人化，疯人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个人化。在上述的每一种情况中，我们文明中的个人化机制更偏向于前一种人。当人们想使健康、正常和守法的成年人个人化时，总是要问他身上有多少童心，潜藏着何种秘密的疯癫，他曾想犯下什么重大罪行。所有使用“PSyCh。－”（精神或心理）这一词根的科学、分析和实践，都起源于这种个人化程序的历史性颠倒。当个性形成的历史一仪式机制转变为科学一规训机制、规范取代了血统、度量取代了身份、从而用可计量的人的个性取代了值得纪念的人的个性时，也正是一种新的权力技巧和一种新的肉体政治解剖学被应用的时候。此外，如果说从中世纪早期到现在，“冒险”是一种对个性的记载，是从史诗到小说、从高贵的行为到隐秘的特立独行、从漫长的离乡背井到对童年的内心探索、从战场厮杀到沉迷幻想的过渡，那么它也记录了一个规训社会的形成。我们童年的冒险不再体现在《可爱的小亨利｝）中，而是表现为“小汉斯”的不幸遭遇。今天的《玫瑰传奇》（RomanceVtheRose）”是由玛丽·巴恩斯（M。ryB。me）”撰写的；朗斯洛（L。nc1。）”已被施赖贝尔法官OudgeSc5re5er）”所取代。
人们常说，以个人为构成元素的社会模式是从契约与交换的抽象法律形式中借鉴而来的。按照这种观点，商业社会被说成是孤立的合法主体的契约结合。情况或许如此。诚然，17世纪和18世纪的政治学说往往似乎遵循着这种公式。但是，不应忘记，当时还存在着一种将个人建构成与权力和知识相关的因素的技术。个人无疑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原子。但是他也是我称之为“规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及从他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从规训的小诡计中谋取这种权力，难道不是做得有些过分吗？这些诡计怎么会产生这么大范围的影响呢？
总之，在规训权力的体制中，惩罚艺术的目的既不是将功补过，也不是仅仅为了压制。它进行五个阶段的运作。它把个人行动纳入一个整体，后者既是一个比较领域，又是一个区分空间，还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准则。它根据一个通用的准则来区分个人，该准则应该是一个最低限度，一个必须考虑的平均标准或一个必须努力达到的西服适当标准。它从数量上度量，从价值上排列每个人的能力、水准和“性质”。它通过这种“赋予价值”的度量，造成一种必须整齐划一的压力。最后，它划出能确定各种不同差异的界限，不规范者（军事学院的“耻辱”等级）的外在边界。在规训机构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无休止惩戒具有比较、区分、排列、同化、排斥的功能。总之，它具有规范功能。
因此，它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司法刑罚。后者的基本功能不是考虑一系列可观察的现象，而是诉诸必须记住的法律和条文。它不是工作服区分每个人，而是根据一些普遍范畴来确定行为；不是排列等级，而仅仅是玩弄允许与禁止的二元对立；不是加以同化，而是对罪名做出一劳永逸的划分。规训机制掩藏着一种“规范处罚”。就其原则和功用而言，它不能划归法律刑罚。在规训建筑物中似乎永远设立着的小法庭，有时具有重大司法机构的戏剧形式。但我们不要因此产生误解。除了形式上的个别痕迹外，它并不把刑事司法机制加于日常存在的网络上，至少这不是它的基本作用。纪律吸收了一系列古老的做法，创造出一种新的惩罚功能。表面上看，小法庭似乎是重大司法机构的简陋的或讽刺性的复制品，但实际上却是新的惩罚功能在逐渐介入那个重大的外部机制。整个现代刑罚历制服生产厂家 史所显示的司法一人本主义功能并不是起源于人文科学对刑事司法的介入，不是起源于这种新的合理性所特有的或似乎与之俱来的人道主义所特有的要求。它起源于运用这些规范化裁决新机制的规训技术。规范（norm）的力量似乎贯穿在纪律之中。这是现代社会的新法则吗？我们可以说，自18世纪以来，它已与其它力量——律法、圣经、传统结合起来，并给它们划定新的界限。“规范的”被确定为教学中的强制原则，与此同时引出了一种标准化教育和建立了“师范学院”（ecolesnormales）。在组织一种全国性医生职业和一种能够贯彻统一的健康规范的医院系统的努力中，它得到确立。在使工业生产过程和产品标准化的努力中，它得到确立（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Cangu比em的重要论述，171一191）。与监督一样并且与监督一起，规范化在古典时代末期成为重要的权力手段之一，因为曾经表示地位、特权和依附关系的标志正逐渐被一整套规范级别所取代，至少是以后者为补充。后者不仅表示在一个同质社会体中衬衫 的成员资格，而且也在分类、建立等级制和分配等级中起一定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规范化力量是强求一律的。但由于它能够度量差距，决定水准，确定特点，通过将各种差异相互对应而使之变得有用，它也有分殊的作用。人们很容易理解规范力量是如何在一种形式平等的体系中起作用的，因为在一种同质状态中（这种状态就是一种准则），规范导致了各种个体差异的显现。这既是实用的要求，也是度量的结果。检查
检查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规训的各种机制中检查被高度仪式化的原因。检查把权力的仪式、试验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在规训程序的核心，检查显示了被视为客体对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化。权力关系和认识关系的强行介入在检查中异常醒目。这是被科学史研究者所冷落的古典时期的另一项革新。人们撰写有关对先天盲人、狼孩和受催眠者的实验的历史。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撰写更普遍、更富于变化、但也更有决定意义的检查（考试）的历史——它的仪式、方法、特点、作用、问答游戏、评定和分类体系？要知道，在这种微不足道的技术中可以发现一个完整的知识领域、一种完整的权力类型。人们常常谈论人文“科学”轻率地或画蛇添足地带有意识形态。然而，它们的这种技术手段，这种细微的操作模式（已经得到广泛传播——从精神病学到教育学，从疾病诊断到劳动雇用），这种司空见惯的检查方法，难道不是在一种机制中贯彻能够提取和建构知识的权力关系吗？这不仅发生在意识、观念的层面上和人们自以为了解的事物中，而且发生在能够造就知识，使知识变为政治干预的事物的层面上。
18世纪末，造成医学的认识“解冻”的一个基本条件是 短袖工作服，作为“检查”机构的医院组织起来了。巡诊仪式是其最明显的形式。17世纪，医院除了宗教、行政等管理外，又增加了来自外面的医生的视查。医生几乎不参与医院的日常管理。渐渐地，巡诊变得更有规律，更严格，特别是范围更大了。它变成医院功能中一个愈益重要的部分。1661年，巴黎主官医院要求医生每日巡诊。1687年，一名“预定”的医生每天午后检查一些重病人。18世纪的条例规定了巡诊的钟点和持续时间（至少2个小时），要求实行医生轮流巡诊制，以保证每天“甚至复活节”都有人巡诊。1771年，任命了一名医院医生，负责“在外来医生巡诊的间隔，日夜提供一切服务”（《主宫医院决议汇编》）。旧的不定期的走马观花变成了常规性的观察，从而使病人处于一种几乎无休止的受检查状态。这有两个后果：在内部等级系统中，原来作为一种外在因素的医生，开始超过宗教人员的地位，把后者排挤到检查技术中一个明确而次要的地位；“护士”类型出现了；与此同时，原来形同贫民院的医院，将要变成一个训练所，与知识相关的场所；它因此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的颠覆和一种知识系统的建构。“纪律严明”的医院变成医疗“规训”的物质样本。这种规训能够立刻抛弃其文本性，不是从作者一权威的传统，而是从不断受检查的对象的领域中找依据。
与之类似的是，学校变成一种不断考试的机构。考试自始至终伴随着教学活动。它越来越不是学生之间的较量，而是每个人与全体的比较。这定做西服 就有可能进行度量和判断。公教学校兄弟会希望在一周里每天对学生进行考试：第一天考拼写，第二天考算术，第三天上午考教义问答，下午考书写，等等。此外，每月应举行一次考试，以挑选出有资格让督察员考核的学生（I－aSalle，《管理》，160）。自1775年起，桥梁堤坝学院（EcoledesPoutsetChaussees）每年有16次考试：数学、建筑学和绘图各考三次，写作考两次，石工、建筑风格、勘测、水平测量、建筑估算各考一次。考试不仅仅标志着一个学徒期的结束，而且成为一个永久的因素。通过一种不断重复的权力仪式，考试被编织在学习过程中。考试使教师在传授自己的知识的同时，把学生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领域。在行会传统中，学徒期以考试为结束，考试证明了一种已获得的能力——“出师”证明知识的传授已经完成。与此相反，学校中的考试是一个永恒的知识交换器。它确保知识从教师流向学生，但它也从学生那里取得一种供教师用的知识。学校变成为发展教育学的地方。正如医院检查的程序使得医学认识“解冻”，“考试型”学校的时代标志着一种科学的教育学的开端。军队历史上的检阅和不停的反复运动的时期，标志着一种庞大的战术知识的发展。这种知识在拿破仑战争时代发挥了作用。
